看鏡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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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敢用洋文的印的麼？
清順治中，時憲書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個字，痛苦流涕來劾洋人湯若望的偏是漢人楊光先。
直到康熙初，争勝了，就教他做欽天監正去，則又叩阍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辭。
不準辭，則又痛哭流涕地來做《不得已》，說道“甯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然而終于連閏月都算錯了，他大約以為好曆法專屬于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學不得，也學不好的。
但他竟論了大辟，可是沒有殺，放歸，死于途中了。
湯若望入中國還在明崇祯初，其法終未見用；後來阮元論之曰：“明季君臣以大統浸疏，開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而訖未施行。
聖朝定鼎，以其法造時憲書，頒行天下。
彼十餘年辯論翻譯之勞，若以備我朝之采用者，斯亦奇矣！……我國家聖聖相傳，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設成心。
即是一端，可以仰見如天之度量矣！”（《疇人傳》四十五） 現在流傳的古鏡們，出自冢者中居多，原是殉葬品。
但我也有一面日用鏡，薄而且大，規撫漢制，也許是唐代的東西。
那證據是：一、鏡鼻已多磨損；二、鏡面的沙眼都用别的銅來補好了。
當時在妝閣中，曾照唐人的額黃和眉綠，現在卻監禁在我的衣箱裡，它或者大有今昔之感罷。
但銅鏡的供用，大約道光鹹豐時候還與玻璃鏡并行；至于窮鄉僻壤，也許至今還用着。
我們那裡，則除了婚喪儀式之外，全被玻璃鏡驅遂了。
然而也還有餘烈可尋，倘街頭遇見一位老翁，肩了長凳似的東西，上面縛著一塊豬肝色石和一塊青色石，試伫聽他的叫喊就是“磨鏡，磨剪刀！” 宋鏡我沒有見過好的，什九并無藻飾，隻有店号或“正其衣冠”等類的迂銘詞，真是“世風日下”。
但是要進步或不退步，總須時時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異域，倘若各種顧忌，各種小心，各種唠叨，這麼做即違了祖宗，那麼做又象了夷狄，終生惴惴如在薄冰上，發抖尚且來不及，怎麼會做出好東西來。
所以事實上“今不如古”者，正因為有許多唠叨着“今不如古”的諸位先生們之故。
現在情形還如此。
倘再不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将新文化盡量地吸收，則楊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瀝陳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時候，大概是不勞久待的罷。
但我向來沒有遇見過一個排斥玻璃鏡子的人。
單知道鹹豐年間，汪曰桢先生卻在他的大著《湖雅》裡攻擊過的。
他加以比較研究之後，終于決定還是銅鏡好。
最不可解的是：他說，照起面貌來，玻璃鏡不如銅鏡之準确。
莫非那時的玻璃鏡當真壞到如此，還是因為他老先生又帶上了國粹眼鏡之故呢？我沒有見過古玻璃鏡。
這一點終于猜不透。
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
直到康熙初，争勝了，就教他做欽天監正去，則又叩阍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辭。
不準辭，則又痛哭流涕地來做《不得已》，說道“甯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然而終于連閏月都算錯了，他大約以為好曆法專屬于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學不得，也學不好的。
但他竟論了大辟，可是沒有殺，放歸，死于途中了。
湯若望入中國還在明崇祯初，其法終未見用；後來阮元論之曰：“明季君臣以大統浸疏，開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而訖未施行。
聖朝定鼎，以其法造時憲書，頒行天下。
彼十餘年辯論翻譯之勞，若以備我朝之采用者，斯亦奇矣！……我國家聖聖相傳，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設成心。
即是一端，可以仰見如天之度量矣！”（《疇人傳》四十五） 現在流傳的古鏡們，出自冢者中居多，原是殉葬品。
但我也有一面日用鏡，薄而且大，規撫漢制，也許是唐代的東西。
那證據是：一、鏡鼻已多磨損；二、鏡面的沙眼都用别的銅來補好了。
當時在妝閣中，曾照唐人的額黃和眉綠，現在卻監禁在我的衣箱裡，它或者大有今昔之感罷。
但銅鏡的供用，大約道光鹹豐時候還與玻璃鏡并行；至于窮鄉僻壤，也許至今還用着。
我們那裡，則除了婚喪儀式之外，全被玻璃鏡驅遂了。
然而也還有餘烈可尋，倘街頭遇見一位老翁，肩了長凳似的東西，上面縛著一塊豬肝色石和一塊青色石，試伫聽他的叫喊就是“磨鏡，磨剪刀！” 宋鏡我沒有見過好的，什九并無藻飾，隻有店号或“正其衣冠”等類的迂銘詞，真是“世風日下”。
但是要進步或不退步，總須時時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異域，倘若各種顧忌，各種小心，各種唠叨，這麼做即違了祖宗，那麼做又象了夷狄，終生惴惴如在薄冰上，發抖尚且來不及，怎麼會做出好東西來。
所以事實上“今不如古”者，正因為有許多唠叨着“今不如古”的諸位先生們之故。
現在情形還如此。
倘再不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将新文化盡量地吸收，則楊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瀝陳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時候，大概是不勞久待的罷。
但我向來沒有遇見過一個排斥玻璃鏡子的人。
單知道鹹豐年間，汪曰桢先生卻在他的大著《湖雅》裡攻擊過的。
他加以比較研究之後，終于決定還是銅鏡好。
最不可解的是：他說，照起面貌來，玻璃鏡不如銅鏡之準确。
莫非那時的玻璃鏡當真壞到如此，還是因為他老先生又帶上了國粹眼鏡之故呢？我沒有見過古玻璃鏡。
這一點終于猜不透。
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