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憶①
關燈
小
中
大
１
有人說G．Byron②的詩多為青年所愛讀，我覺得這話很有幾分真。
就自己而論，也還記得怎樣讀了他的詩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見他那花布裹頭，去助希臘獨立時候的肖像。
這像，去年才從《小說月報》傳入中國了③。
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譯本。
聽近今的議論，譯詩是已經不值一文錢，即使譯得并不錯。
但那時大家的眼界還沒有這樣高，所以我看了譯本，倒也覺得好，或者就因為不懂原文之故，于是便将臭草當作芳蘭。
《新羅馬傳奇》中的譯文也曾傳誦一時，雖然用的是詞調，又譯Sappho為“薩芷波”，④證明着是根據日文譯本的重譯。
蘇曼殊⑤先生也譯過幾首，那時他還沒有做詩“寄彈筝人”，因此與Byron也還有緣。
但譯文古奧得很，也許曾經章太炎先生的潤色的罷，所以真像古詩，可是流傳倒并不廣。
後來收入他自印的綠面金簽的《文學因緣》中，現在連這《文學因緣》也少見了。
其實，那時Byron之所以比較的為中國人所知，還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臘獨立。
時當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複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應。
那時我所記得的人，還有波蘭的複仇詩人AdamMickiewicz；匈牙利的愛國詩人PetofiSándor；⑥飛獵濱的文人而為西班牙政府所殺的厘沙路⑦，——他的祖父還是中國人，中國也曾譯過他的絕命詩。
Hauptmann，Su－dermann，Ibsen⑧這些人雖然正負盛名，我們卻不大注意。
别有一部分人，則專意搜集明末遺民的著作，滿人殘暴的記錄，鑽在東京或其他的圖書館裡，抄寫出來，印了，輸入中國，希望使忘卻的舊恨複活，助革命成功。
于是《揚州十日記》⑨，《嘉定屠城記略》⑩，《朱舜水集》⑾，《張蒼水集》⑿都翻印了，還有《黃蕭養回頭》⒀及其他單篇的彙集，我現在已經舉不出那些名目來。
别有一部分人，則改名“撲滿”“打清”之類，算是英雄。
這些大号，自然和實際的革命不甚相關，但也可見那時對于光複的渴望之心，是怎樣的旺盛。
不獨英雄式的名号而已，便是悲壯淋漓的詩文，也不過是紙片上的東西，于後來的武昌起義怕沒有什麼大關系。
倘說影響，則别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⒁。
２ 待到革命起來，就大體而言，複仇思想可是減退了。
我想，這大半是因為大家已經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藥，想給漢人掙一點面子，所以不再有殘酷的報複。
但那時的所謂文明，卻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國粹；所謂共和，也是美國法國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⒂的共和。
革命黨人也大概竭力想給本族增光，所以兵隊倒不大搶掠。
南京的土匪兵小有劫掠，黃興⒃先生便勃然大怒，槍斃了許多，後來因為知道土匪是不怕槍斃而怕枭首的，就從死屍上割下頭來，草繩絡住了挂在樹上。
從此也不再有什麼變故了，雖然我所住的一個機關的衛兵，當我外出時舉槍立正之後，就從窗門洞爬進去取了我的衣服，但究竟手段已經平和得多，也客氣得多了。
南京是革命政府所在地，當然格外文明。
但我去一看先前的滿人的駐在處，卻是一片瓦礫；隻有方孝孺血迹石⒄的亭子總算還在。
這裡本是明的故宮，我做學生時騎馬經過，曾很被頑童罵詈和投石，——猶言你們不配這樣，聽說向來是如此的。
現在卻面目全非了，居民寥寥；即使偶有幾間破屋，也無門窗；若有門，則是爛洋鐵做的。
總之，是毫無一點木料。
那麼，城破之時，漢人大大的發揮了複仇手段了麼？并不然。
知道情形的人告訴我：戰争時候自然有些損壞；革命軍一進城，旗人⒅中間便有些人定要按古法殉難，在明的冷宮的遺址的屋子裡使火藥炸裂，以炸殺自己，恰巧一同炸死了幾個适從近旁經過的騎兵。
革命軍以為埋藏地雷反抗了，便燒了一回，可是燹餘的房子還不少。
此後是他們自己動手，拆屋材出賣，先拆自己的，次拆較多的别人的，待到屋無尺材寸椽，這才大家流散，還給我們一片瓦礫場。
——但這是我耳聞的，保不定可是真話。
看到這樣的情形，即使你将《揚州十日記》挂在眼前，也不至于怎樣憤怒了罷。
據我感得，民國成立以後，漢滿的惡感仿佛很是消除了，各省的界限也比先前更其輕淡了。
然而“罪孽深重不自殒滅”⒆的中國人，不到一年，情形便又逆轉：有宗社黨
就自己而論，也還記得怎樣讀了他的詩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見他那花布裹頭，去助希臘獨立時候的肖像。
這像，去年才從《小說月報》傳入中國了③。
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譯本。
聽近今的議論，譯詩是已經不值一文錢，即使譯得并不錯。
但那時大家的眼界還沒有這樣高，所以我看了譯本，倒也覺得好，或者就因為不懂原文之故，于是便将臭草當作芳蘭。
《新羅馬傳奇》中的譯文也曾傳誦一時，雖然用的是詞調，又譯Sappho為“薩芷波”，④證明着是根據日文譯本的重譯。
蘇曼殊⑤先生也譯過幾首，那時他還沒有做詩“寄彈筝人”，因此與Byron也還有緣。
但譯文古奧得很，也許曾經章太炎先生的潤色的罷，所以真像古詩，可是流傳倒并不廣。
後來收入他自印的綠面金簽的《文學因緣》中，現在連這《文學因緣》也少見了。
其實，那時Byron之所以比較的為中國人所知，還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臘獨立。
時當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複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應。
那時我所記得的人，還有波蘭的複仇詩人AdamMickiewicz；匈牙利的愛國詩人PetofiSándor；⑥飛獵濱的文人而為西班牙政府所殺的厘沙路⑦，——他的祖父還是中國人，中國也曾譯過他的絕命詩。
Hauptmann，Su－dermann，Ibsen⑧這些人雖然正負盛名，我們卻不大注意。
别有一部分人，則專意搜集明末遺民的著作，滿人殘暴的記錄，鑽在東京或其他的圖書館裡，抄寫出來，印了，輸入中國，希望使忘卻的舊恨複活，助革命成功。
于是《揚州十日記》⑨，《嘉定屠城記略》⑩，《朱舜水集》⑾，《張蒼水集》⑿都翻印了，還有《黃蕭養回頭》⒀及其他單篇的彙集，我現在已經舉不出那些名目來。
别有一部分人，則改名“撲滿”“打清”之類，算是英雄。
這些大号，自然和實際的革命不甚相關，但也可見那時對于光複的渴望之心，是怎樣的旺盛。
不獨英雄式的名号而已，便是悲壯淋漓的詩文，也不過是紙片上的東西，于後來的武昌起義怕沒有什麼大關系。
倘說影響，則别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⒁。
２ 待到革命起來，就大體而言，複仇思想可是減退了。
我想，這大半是因為大家已經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藥，想給漢人掙一點面子，所以不再有殘酷的報複。
但那時的所謂文明，卻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國粹；所謂共和，也是美國法國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⒂的共和。
革命黨人也大概竭力想給本族增光，所以兵隊倒不大搶掠。
南京的土匪兵小有劫掠，黃興⒃先生便勃然大怒，槍斃了許多，後來因為知道土匪是不怕槍斃而怕枭首的，就從死屍上割下頭來，草繩絡住了挂在樹上。
從此也不再有什麼變故了，雖然我所住的一個機關的衛兵，當我外出時舉槍立正之後，就從窗門洞爬進去取了我的衣服，但究竟手段已經平和得多，也客氣得多了。
南京是革命政府所在地，當然格外文明。
但我去一看先前的滿人的駐在處，卻是一片瓦礫；隻有方孝孺血迹石⒄的亭子總算還在。
這裡本是明的故宮，我做學生時騎馬經過，曾很被頑童罵詈和投石，——猶言你們不配這樣，聽說向來是如此的。
現在卻面目全非了，居民寥寥；即使偶有幾間破屋，也無門窗；若有門，則是爛洋鐵做的。
總之，是毫無一點木料。
那麼，城破之時，漢人大大的發揮了複仇手段了麼？并不然。
知道情形的人告訴我：戰争時候自然有些損壞；革命軍一進城，旗人⒅中間便有些人定要按古法殉難，在明的冷宮的遺址的屋子裡使火藥炸裂，以炸殺自己，恰巧一同炸死了幾個适從近旁經過的騎兵。
革命軍以為埋藏地雷反抗了，便燒了一回，可是燹餘的房子還不少。
此後是他們自己動手，拆屋材出賣，先拆自己的，次拆較多的别人的，待到屋無尺材寸椽，這才大家流散，還給我們一片瓦礫場。
——但這是我耳聞的，保不定可是真話。
看到這樣的情形，即使你将《揚州十日記》挂在眼前，也不至于怎樣憤怒了罷。
據我感得，民國成立以後，漢滿的惡感仿佛很是消除了，各省的界限也比先前更其輕淡了。
然而“罪孽深重不自殒滅”⒆的中國人，不到一年，情形便又逆轉：有宗社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