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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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題俱是一全篇，自為起訖，并不相聯貫。
錢曾《也是園書目》⒆（十）著錄的“宋人詞話”十六種中，有《錯斬崔甯》與《馮玉梅團圓》兩種，可知舊刻又有單篇本，而《通俗小說》即是若幹單篇本的結集，并非一手所成。
至于所說故事發生的時代，則多在南宋之初；北宋已少，何況漢唐。
又可知小說取材，須在近時；因為演說古事，範圍即屬講史，雖說小說家亦複“談論古今，如水之流”，但其談古當是引證及裝點，而非小說的本文。
如《拗相公》開首雖說王莽，但主意卻隻在引出王安石，即其例。
七篇中開首即入正文者隻有《菩薩蠻》，其餘六篇則當講說之前，俱先引詩詞或别的事實，就是“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得勝頭回’。
”（本書十五）“頭回”當即冒頭的一回之意，“得勝”是吉語，瓦舍為軍民所聚，自然也不免以利市語說之，未必因為進禦才如此。
“得勝頭回”略有定法，可說者凡四： 1．以略相關涉的詩詞引起本文。
如卷十用《春詞》十一首引起延安郡王遊春；卷十二用士人沈文述的詞逐句解釋，引起遇鬼的士人皆是。
2．以相類之事引起本文。
如卷十四以王莽引起王安石是。
3．以較遜之事引起本文。
如卷十五以魏生因戲言落職，引起劉貴因戲言遇大禍；卷十六以“交互姻緣”轉入“雙鏡重圓”而“有關風化，到還勝似幾倍”皆是。
4．以相反之事引起本文。
如卷十三以王處厚照鏡見白發的詞有知足之意，引起不伏老的張士廉以晚年娶妻破家是。
而這四種定法，也就牢籠了後來的許多拟作了。
在日本還傳有中國舊刻的《大唐三藏取經記》三卷，共十七章，章必有詩；别一小本則題曰《大唐三藏取經詩話》⒇。
《也是園書目》将《錯斬崔甯》及《馮玉梅團圓》歸入“宋人詞話”門，或者此類話本，有時亦稱詞話：就是小說的别名。
《通俗小說》每篇引用詩詞之多，實遠過于講史（《五代史平話》《三國志傳》(22)，《水浒傳》(23)等），開篇引首，中間鋪叙與證明，臨末斷結詠歎，無不征引詩詞，似乎此舉也就是小說的一樣必要條件。
引詩為證，在中國本是起源很古的，漢韓嬰的《詩外傳》(24)，劉向的《列女傳》(25)，皆早經引《詩》以證雜說及故事，但未必與宋小說直接相關；隻是“借古語以為重”的精神，則雖說漢之與宋，學士之與市人，時候學問，皆極相違，而實有一緻的處所。
唐人小說中也多半有詩，即使妖魔鬼怪，也每能互相酬和，或者做幾句即興詩，此等風雅舉動，則與宋市人小說不無關涉，但因為宋小說多是市井間事，人物少有物魅及詩人，于是自不得不由吟詠而變為引證，使事狀雖殊，而詩氣不脫；吳自牧記講史高手，為“講得字真不俗，記問淵源甚廣”（《夢粱錄》二十），即可移來解釋小說之所以多用詩詞的緣故的。
由上文推斷，則宋市人小說的必要條件大約有三： 1．須講近世事； 2．什九須有“得勝頭回”； 3．須引證詩詞。
宋民間之所謂小說的話本，除《京本通俗小說》之外，今尚未見有第二種(26)。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是極拙的拟話本，并且應屬于講史。
《大宋宣和遺事》(27)錢曾雖列入“宋人詞話”中，而其實也是拟作的講史，惟因其系鈔撮十種書籍而成，所以也許含有小說分子在内。
然而在《通俗小說》未經翻刻以前，宋代的市人小說也未嘗斷絕；他間或改了名目，夾雜着後人拟作而流傳。
那些拟作，則大抵出于明朝人，似宋人話本當時留存尚多，所以拟作的精神形式雖然也有變更，而大體仍然無異。
以下是所知道的幾部書： 1．《喻世明言》(28)。
未見。
2．《警世通言》(29)。
未見。
王士禛(30)雲，“《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罷相歸金陵事，極快人意，乃因盧多遜谪嶺南事而稍附益之。
”（《香祖筆記》十）《拗相公》見《通俗小說》卷十四，是《通言》必含有宋市人小說。
3．《醒世恒言》(31)。
四十卷，共三十九事；不題作者姓名。
前有天啟丁卯（1627）隴西可一居士序雲，“六經國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說也，而尚理或病于艱深，修詞或傷于藻繪，則不足以觸裡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所以繼《明言》《通言》而作也。
……”因知三言之内，最後出的是《恒言》。
所說者漢二事，隋三事，唐八事，宋十一事，明十五事。
其中隋唐故事，多采自唐人小說，故唐人小說在元既已侵入雜劇及傳奇，至明又侵入了話本；然而懸想古事，不易了然，所以遜于叙述明朝故事的十餘篇遠甚了。
宋事有三篇像拟作，七篇（《賣油郎獨占花魁》，《灌園叟晚逢仙女》，《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勘皮靴單證二郎神》，《鬧樊樓多情周勝仙》，《吳衙内鄰舟赴約》，《鄭節使立功神臂
錢曾《也是園書目》⒆（十）著錄的“宋人詞話”十六種中，有《錯斬崔甯》與《馮玉梅團圓》兩種，可知舊刻又有單篇本，而《通俗小說》即是若幹單篇本的結集，并非一手所成。
至于所說故事發生的時代，則多在南宋之初；北宋已少，何況漢唐。
又可知小說取材，須在近時；因為演說古事，範圍即屬講史，雖說小說家亦複“談論古今，如水之流”，但其談古當是引證及裝點，而非小說的本文。
如《拗相公》開首雖說王莽，但主意卻隻在引出王安石，即其例。
七篇中開首即入正文者隻有《菩薩蠻》，其餘六篇則當講說之前，俱先引詩詞或别的事實，就是“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得勝頭回’。
”（本書十五）“頭回”當即冒頭的一回之意，“得勝”是吉語，瓦舍為軍民所聚，自然也不免以利市語說之，未必因為進禦才如此。
“得勝頭回”略有定法，可說者凡四： 1．以略相關涉的詩詞引起本文。
如卷十用《春詞》十一首引起延安郡王遊春；卷十二用士人沈文述的詞逐句解釋，引起遇鬼的士人皆是。
2．以相類之事引起本文。
如卷十四以王莽引起王安石是。
3．以較遜之事引起本文。
如卷十五以魏生因戲言落職，引起劉貴因戲言遇大禍；卷十六以“交互姻緣”轉入“雙鏡重圓”而“有關風化，到還勝似幾倍”皆是。
4．以相反之事引起本文。
如卷十三以王處厚照鏡見白發的詞有知足之意，引起不伏老的張士廉以晚年娶妻破家是。
而這四種定法，也就牢籠了後來的許多拟作了。
在日本還傳有中國舊刻的《大唐三藏取經記》三卷，共十七章，章必有詩；别一小本則題曰《大唐三藏取經詩話》⒇。
《也是園書目》将《錯斬崔甯》及《馮玉梅團圓》歸入“宋人詞話”門，或者此類話本，有時亦稱詞話：就是小說的别名。
《通俗小說》每篇引用詩詞之多，實遠過于講史（《五代史平話》《三國志傳》(22)，《水浒傳》(23)等），開篇引首，中間鋪叙與證明，臨末斷結詠歎，無不征引詩詞，似乎此舉也就是小說的一樣必要條件。
引詩為證，在中國本是起源很古的，漢韓嬰的《詩外傳》(24)，劉向的《列女傳》(25)，皆早經引《詩》以證雜說及故事，但未必與宋小說直接相關；隻是“借古語以為重”的精神，則雖說漢之與宋，學士之與市人，時候學問，皆極相違，而實有一緻的處所。
唐人小說中也多半有詩，即使妖魔鬼怪，也每能互相酬和，或者做幾句即興詩，此等風雅舉動，則與宋市人小說不無關涉，但因為宋小說多是市井間事，人物少有物魅及詩人，于是自不得不由吟詠而變為引證，使事狀雖殊，而詩氣不脫；吳自牧記講史高手，為“講得字真不俗，記問淵源甚廣”（《夢粱錄》二十），即可移來解釋小說之所以多用詩詞的緣故的。
由上文推斷，則宋市人小說的必要條件大約有三： 1．須講近世事； 2．什九須有“得勝頭回”； 3．須引證詩詞。
宋民間之所謂小說的話本，除《京本通俗小說》之外，今尚未見有第二種(26)。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是極拙的拟話本，并且應屬于講史。
《大宋宣和遺事》(27)錢曾雖列入“宋人詞話”中，而其實也是拟作的講史，惟因其系鈔撮十種書籍而成，所以也許含有小說分子在内。
然而在《通俗小說》未經翻刻以前，宋代的市人小說也未嘗斷絕；他間或改了名目，夾雜着後人拟作而流傳。
那些拟作，則大抵出于明朝人，似宋人話本當時留存尚多，所以拟作的精神形式雖然也有變更，而大體仍然無異。
以下是所知道的幾部書： 1．《喻世明言》(28)。
未見。
2．《警世通言》(29)。
未見。
王士禛(30)雲，“《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罷相歸金陵事，極快人意，乃因盧多遜谪嶺南事而稍附益之。
”（《香祖筆記》十）《拗相公》見《通俗小說》卷十四，是《通言》必含有宋市人小說。
3．《醒世恒言》(31)。
四十卷，共三十九事；不題作者姓名。
前有天啟丁卯（1627）隴西可一居士序雲，“六經國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說也，而尚理或病于艱深，修詞或傷于藻繪，則不足以觸裡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所以繼《明言》《通言》而作也。
……”因知三言之内，最後出的是《恒言》。
所說者漢二事，隋三事，唐八事，宋十一事，明十五事。
其中隋唐故事，多采自唐人小說，故唐人小說在元既已侵入雜劇及傳奇，至明又侵入了話本；然而懸想古事，不易了然，所以遜于叙述明朝故事的十餘篇遠甚了。
宋事有三篇像拟作，七篇（《賣油郎獨占花魁》，《灌園叟晚逢仙女》，《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勘皮靴單證二郎神》，《鬧樊樓多情周勝仙》，《吳衙内鄰舟赴約》，《鄭節使立功神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