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節烈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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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末尾,也總有幾卷“烈女”。

    一行一人,或是一行兩人,趙錢孫李,可是從來無人翻讀。

    就是一生崇拜節烈的道德大家,若問他貴縣志書裡烈女門的前十名是誰?也怕不能說出。

    其實他是生前死後,竟與社會漠不相關的。

    所以我說很苦。

     照這樣說,不節烈便不苦麼?答道,也很苦。

    社會公意,不節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這社會裡,是容不住的。

    社會上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實在無理可講;能用曆史和數目的力量,擠死不合意的人。

    這一類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裡,古來不曉得死了多少人物;節烈的女子,也就死在這裡。

    不過他死後間有一回表彰,寫入志書。

    不節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随便什麼人的唾罵,無主名的虐待。

    所以我說也很苦。

     女子自己願意節烈麼?答道,不願。

    人類總有一種理想,一種希望。

    雖然高下不同,必須有個意義。

    自他兩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

    節烈很難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

    說是本人願意,實在不合人情。

    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誠心祝贊他将來節烈,一定發怒;或者還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

    然而仍舊牢不可破,便是被這曆史和數目的力量擠着。

    可是無論何人,都怕這節烈。

    怕他竟釘到自己和親骨肉的身上。

    所以我說不願。

     我依據以上的事實和理由,要斷定節烈這事是:極難,極苦,不願身受,然而不利自他,無益社會國家,于人生将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為,現在已經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

     臨了還有一層疑問: 節烈這事,現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節烈的女人,豈非白苦一番麼?可以答他說:還有哀悼的價值。

    他們是可憐人;不幸上了曆史和數目的無意識的圈套,做了無主名的犧牲。

    可以開一個追悼大會。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自己和别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

    要除去虛僞的臉譜。

    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除去于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

    要除去制造并賞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還要發願: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一九一八年七月。

     ①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一八年八月北京《新青年》月刊第五卷第二号,署名唐俟。

     ②康有為(1858—1927)字廣廈,号長素,廣東南海人,清末維新運動領袖,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領導者之一。

    變法失敗後逃亡外國,組織保皇黨,反對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一九一七年又和北洋軍閥張勳扶持清廢帝溥儀複辟。

    一九一八年一月,他在上海《不忍》雜志第九、十兩期合刊上發表《共和平議》和《與徐太傅(徐世昌)書》,說中國不宜實行“民主共和”,而應實行“虛君共和”(即君主立憲)。

     ③陳獨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懷甯人。

    原為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雜志的創辦人,“五四”時期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

    中國共産黨成立後,任黨的總書記。

    在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後期,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使革命遭到失敗;以後他成了取消主義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結,成立反黨小組織,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

    一九一八年三月,他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發表《駁康有為共和平議》一文,駁斥“虛君共和”的論調。

     ④靈學派一九一七年十年,俞複、陸費逵等人在上海設盛德壇扶乩,組織靈學會,一九一八年一月刊行《靈學叢志》,提倡迷信與複古。

    在盛德壇成立的當天扶乩中,稱“聖賢仙佛同降”,“推定”孟轲“主壇”;“谕示”有“如此主壇者歸孟聖矣乎”等語。

    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曾刊載陳百年的《辟靈學》,錢玄同、劉半農的《斥靈學叢志》等文章,駁斥他們的荒謬。

    陳百年,名大齊,浙江海鹽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

    錢玄同(1887—1939),名夏,浙江吳興人,曾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劉半農(1891—1934),名複,江蘇江陰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

    後兩人都曾積極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

     ⑤《新青年》綜合性月刊,“五四”時期倡導新文化運動、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刊物。

    一九一五年九月創刊于上海,由陳獨秀主編。

    第一卷名《青年雜志》,第二卷起改名為《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