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悟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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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曆史充滿這種自殺的記錄。
1840年7月英國艦隊攻陷定海，揭開了鴉片戰争的序幕。
與此同時也是中國的文武官員、民間人士大量“連續自殺”序幕的開始。
由于定海失陷，首先知縣姚懷祥投河自殺。
“在英國人心目中，這是贊美、尊敬、欺辱交織在一起的感情，也是那個漫長系列序曲的開端。
……” 關于知縣自殺，西歐史學家這麼記述。
由于觀點不同，他們認為：關天培、陳化成等戰死諸将也是一種自殺。
提督關天培手下數千名士兵潰逃，在他周圍戰死者不滿20人。
他要是想逃的話，是能夠逃脫的。
兩江總督裕謙、金門總兵江繼藝、乍浦副都統長喜等人投河，定海知縣舒恭壽(前面跳河的姚懷祥繼任者)服毒，鎮江副都統海齡在放火燒毀自家後自殺。
民間人士投河自殺、缢死者的名單更長。
英國方面也有人認為：中國人的自殺有法律苛酷的原因，即使活下來，也會受到軍法處罰，不如自殺為好。
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在鴉片戰争中逃跑的将軍大有人在，被處死刑的卻隻有浙江提督餘步雲一個人。
就連将香港拱手獻給英國的琦善也隻受到譴責程度的處罰，後來被再次錄用，可以說處罰絕不嚴厲。
自殺成為形式化的傳統，也是挽救相同形式“面子”的最後方法。
據《史記·酷吏列傳》記載，漢武帝的使者趙禹在勸說禦史大夫張湯自殺時說道：“天子重緻君獄，欲令君自為計。
” “自為計”涉及到生命，這對基督教徒來說似乎難以理解。
日本的剖腹被贊美為幹脆利索，而中國式自殺則不同，中國式自殺似乎更帶有某種執著。
例如，吳國重臣伍子胥用賜予的劍自殺時說道：“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
” 他說得如此惡毒。
下面的例子可不是自殺。
在《孫吳兵法》中與孫子并駕齊驅的吳起，因作威作福，在其後台楚悼王死後，被王族和大臣圍攻，吳起跑着撲倒在悼王的屍體上。
受命追殺吳起的追兵一起向他射亂箭，吳起被亂箭射死，當然同時會有幾支箭射中悼王的屍體。
太子一登基，向吳起射箭的一夥就被新王滿門抄斬，理由是他們向先王的屍體射箭。
吳起不愧為兵法家，他在臨死的緊要關頭也想利用兵法向殺害自己的家夥們報仇。
武帝時代的禦史大夫張湯也在自殺時說道：“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
” 這麼道出了陷害自己的人名，其内容在《史記·酷吏列傳》中可見。
三長史與他人共謀陷害張湯一事果然敗露，三長史被處刑。
武帝在被立為皇太子之前，栗姬所生的榮是皇太子，這在前面已叙述過。
被廢的皇太子榮降為臨江王。
在景帝時代，他因拆除祖廟的牆修建王宮之罪而受審。
臨江王想向父親寫悔過書，但衙役不給他刀筆。
窦嬰可憐臨江王，悄悄遞給他書寫用具。
臨江王寫完悔過書後自殺。
臨死之前想得到刀筆不是為了辯解，寫完後立刻自殺，故成為遺書。
他最後隻想将自己的想法留下來。
自殺的人們也想在生死緊要關頭了卻人事。
換個角度來說，這種方法的确不幹脆。
在臨終時，信神者會将自己的一切委托給神。
可站在人本主義的立場上，人類最後隻能相信自己。
“如果連天道都不信，人還能相信什麼？司馬遷相信什麼好呢？他相信自己，自己的曆史，即《史記》。
” 上面是武田淳氏的名著《司馬遷》中的片段。
綜上所述，在中國能夠相信的“人”是什麼呢？這種“人”也隻是一種形式，即隻能看成空洞的外形。
也就是說，是人完成的事業。
司馬遷的事業是《史記》，司馬光的事業是《資治通鑒》，而采桑羅敷的事業則是與官吏之間所展開的那種舌戰。
不管多麼傑出的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事業，他們終将被埋沒，不被人們承認。
即便是遺書也行，一定要留下什麼。
——這也許與中國人喜好記錄有關。
為了防止記錄為零，隻能寫下東西來，這也是人們保護尊嚴的手段。
1840年7月英國艦隊攻陷定海，揭開了鴉片戰争的序幕。
與此同時也是中國的文武官員、民間人士大量“連續自殺”序幕的開始。
由于定海失陷，首先知縣姚懷祥投河自殺。
“在英國人心目中，這是贊美、尊敬、欺辱交織在一起的感情，也是那個漫長系列序曲的開端。
……” 關于知縣自殺，西歐史學家這麼記述。
由于觀點不同，他們認為：關天培、陳化成等戰死諸将也是一種自殺。
提督關天培手下數千名士兵潰逃，在他周圍戰死者不滿20人。
他要是想逃的話，是能夠逃脫的。
兩江總督裕謙、金門總兵江繼藝、乍浦副都統長喜等人投河，定海知縣舒恭壽(前面跳河的姚懷祥繼任者)服毒，鎮江副都統海齡在放火燒毀自家後自殺。
民間人士投河自殺、缢死者的名單更長。
英國方面也有人認為：中國人的自殺有法律苛酷的原因，即使活下來，也會受到軍法處罰，不如自殺為好。
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在鴉片戰争中逃跑的将軍大有人在，被處死刑的卻隻有浙江提督餘步雲一個人。
就連将香港拱手獻給英國的琦善也隻受到譴責程度的處罰，後來被再次錄用，可以說處罰絕不嚴厲。
自殺成為形式化的傳統，也是挽救相同形式“面子”的最後方法。
據《史記·酷吏列傳》記載，漢武帝的使者趙禹在勸說禦史大夫張湯自殺時說道：“天子重緻君獄，欲令君自為計。
” “自為計”涉及到生命，這對基督教徒來說似乎難以理解。
日本的剖腹被贊美為幹脆利索，而中國式自殺則不同，中國式自殺似乎更帶有某種執著。
例如，吳國重臣伍子胥用賜予的劍自殺時說道：“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
” 他說得如此惡毒。
下面的例子可不是自殺。
在《孫吳兵法》中與孫子并駕齊驅的吳起，因作威作福，在其後台楚悼王死後，被王族和大臣圍攻，吳起跑着撲倒在悼王的屍體上。
受命追殺吳起的追兵一起向他射亂箭，吳起被亂箭射死，當然同時會有幾支箭射中悼王的屍體。
太子一登基，向吳起射箭的一夥就被新王滿門抄斬，理由是他們向先王的屍體射箭。
吳起不愧為兵法家，他在臨死的緊要關頭也想利用兵法向殺害自己的家夥們報仇。
武帝時代的禦史大夫張湯也在自殺時說道：“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
” 這麼道出了陷害自己的人名，其内容在《史記·酷吏列傳》中可見。
三長史與他人共謀陷害張湯一事果然敗露，三長史被處刑。
武帝在被立為皇太子之前，栗姬所生的榮是皇太子，這在前面已叙述過。
被廢的皇太子榮降為臨江王。
在景帝時代，他因拆除祖廟的牆修建王宮之罪而受審。
臨江王想向父親寫悔過書，但衙役不給他刀筆。
窦嬰可憐臨江王，悄悄遞給他書寫用具。
臨江王寫完悔過書後自殺。
臨死之前想得到刀筆不是為了辯解，寫完後立刻自殺，故成為遺書。
他最後隻想将自己的想法留下來。
自殺的人們也想在生死緊要關頭了卻人事。
換個角度來說，這種方法的确不幹脆。
在臨終時，信神者會将自己的一切委托給神。
可站在人本主義的立場上，人類最後隻能相信自己。
“如果連天道都不信，人還能相信什麼？司馬遷相信什麼好呢？他相信自己，自己的曆史，即《史記》。
” 上面是武田淳氏的名著《司馬遷》中的片段。
綜上所述，在中國能夠相信的“人”是什麼呢？這種“人”也隻是一種形式，即隻能看成空洞的外形。
也就是說，是人完成的事業。
司馬遷的事業是《史記》，司馬光的事業是《
不管多麼傑出的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事業，他們終将被埋沒，不被人們承認。
即便是遺書也行，一定要留下什麼。
——這也許與中國人喜好記錄有關。
為了防止記錄為零，隻能寫下東西來，這也是人們保護尊嚴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