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關燈
小
中
大
下鄉勞動時，演變為除掉一棵雜草，也等于除掉一個階級敵人。
反之，若鋤掉了一棵秧苗，自然等于在戰場上走火打死了一個戰友。
我記得很清楚，在一次下鄉勞動中，我們班的一個近視眼女同學，一鋤頭下去，鋤倒了一片苗。
同學們開她的批評會，她讷讷地替自己解釋：“我不是存心的，我注意力一不集中……”同學們聽了個個憤然，七嘴八舌：“你為什麼注意力不集中？你等于打死了一個排的戰友啊！”“你這是犯罪！你的鋤頭上沾滿了戰友的鮮血！”……緻使她接連兩天沒吃飯，捧着那些被她除掉的幹枯的秧苗，淚漣漣如雨地念叨：“我不是存心的，我對不起你們，我不是存心的，我對不起你們……” 基于此種思維方式所導緻的行為，後來“文化大革命”中舉不勝舉。
如今細想，我相信是完全可以“造就”成近乎一個模式的一代人。
謂予不信，重新閉關鎖國，對一九八七年或一九八八出生的嬰兒一律實行“專門”教育，想以什麼主義為教育内容都行，二十年後不“造就”出什麼主義的一代忠實信徒才怪呢！ 慚愧，象我這麼一個非常關心國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中學生，“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信息，竟是從收破爛兒的盧叔那兒獲得的。
“嘿，瞧着吧，又要搞了！” 那一天，盧叔大大咧咧地跨入我家門坎，沒頭沒腦地說了這麼一句。
母親，我和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正圍着小炕桌吃飯。
桌上照例是一人一碗大楂子，一盆新蒸的窩頭，一盤鹹菜，一碟醬，幾根蔥。
母親端着碗，擡頭看了盧叔一眼，反應遲鈍地問：“搞衛生？” 幾天前，精神病院寄來了催交哥哥的醫療費的清單——三百餘元，母親籌借不足這筆錢，連日憂心忡忡，愁眉不展，内心焦急如焚，嘴唇起了泡。
我呢，一方面以一雙中學生的眼睛關注着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正義戰争和蘭考人民在焦裕祿同志逝世後重建家園的艱苦奮鬥，一方面思想處在繼續升學還是畢業後去幹臨時工，早日替家裡掙錢的十字路口猶豫不決。
我知道母親毫無熱情應付街道委員會每年春季都要進行的衛生大檢查運動。
“老嫂子，我說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運動了啊！凡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盧叔振振有詞，語氣十分莊嚴，仿佛一位大政治家。
“别瞎說，讓人聽到該認為你制造政治謠言，擾亂民心了！”母親善良地告誡他。
“嗨，老嫂子，我是個犯過錯誤被開除公職的人，還敢制造政治謠言嗎？我今天收了一卷報紙，其中有一張《北京日報》，登了一大版批判文章！五七年那場運動不就是先從報上搞起來的麼？” “唉……”母親長長地歎了口氣，心不在焉地回答：“就是又要搞，那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應該操心的事兒。
他老人家認為應該搞，就随他老人家搞呗……”話題一轉便問：“他盧叔，你能幫我籌借些錢麼？你大侄子的住院費……” “這……”盧叔沉吟片刻，安慰道：“我幫你想想辦法，想想辦法。
别愁，車到山前必有路……我看三家村是劫數難逃蛙！” “農村又有地方受災了？”母親複歎口氣，用一種憂國憂民的語調說：“中央那麼多大幹部，就沒有一個人對毛主席他老人家提議提議，先别搞運動了，先就災要緊啊！” “不是農村又有地方受災了，我說的三家村是吳南星那個村……”盧叔的唾沫濺了我一臉，我也不好意思擦。
“什麼星？共産黨不是反對迷信麼？還講星相啊？”母親被盧叔的解釋搞得愈發糊塗，如墜五裡霧中，怔怔地瞧着盧叔，以為他又喝醉了。
盧叔确是喝酒了，但我看出他沒醉。
“聽了半天你也沒明白！吳南星是個人，寫了本書叫什麼《燕山夜話》，報上批判說是宣揚資産階級思想的書！……”盧叔努力要使我的沒有文化的母親明白而且相信，一場嚴峻的政治運動就要開始。
“《燕山夜話》不是吳南星寫的，是鄧拓寫的。
”我對盧叔的話加以糾正。
《燕山夜話》我讀過。
《三家村劄記》我也讀過。
這兩本雜文集，繼秦牧的《藝海拾貝》出版後很受喜歡文學的初中生和高中生重視，争相傳閱。
《一個雞蛋的家當》已在我的許多同學之間成為互諷的隽語。
但我當時卻不知道鄧拓是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亦不知“吳南星”是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個人的筆名。
我一直以為鄧拓和“吳南星”是兩位作家。
“你一個小孩子摻什麼言！”盧叔因為我指出他張冠李戴的錯誤，有幾分不高興，訓斥了我一句。
我不跟他争辯，飯也不吃了，放下手中的窩頭，離開家，去到他家屋前，在一堆舊報中翻找到使盧叔對我母親發表了一通預言的那份《北京日報》。
果然，第一版的通欄标題是《關于〈三家村劄記〉和〈燕山夜話〉的批判
反之，若鋤掉了一棵秧苗，自然等于在戰場上走火打死了一個戰友。
我記得很清楚，在一次下鄉勞動中，我們班的一個近視眼女同學，一鋤頭下去，鋤倒了一片苗。
同學們開她的批評會，她讷讷地替自己解釋：“我不是存心的，我注意力一不集中……”同學們聽了個個憤然，七嘴八舌：“你為什麼注意力不集中？你等于打死了一個排的戰友啊！”“你這是犯罪！你的鋤頭上沾滿了戰友的鮮血！”……緻使她接連兩天沒吃飯，捧着那些被她除掉的幹枯的秧苗，淚漣漣如雨地念叨：“我不是存心的，我對不起你們，我不是存心的，我對不起你們……” 基于此種思維方式所導緻的行為，後來“文化大革命”中舉不勝舉。
如今細想，我相信是完全可以“造就”成近乎一個模式的一代人。
謂予不信，重新閉關鎖國，對一九八七年或一九八八出生的嬰兒一律實行“專門”教育，想以什麼主義為教育内容都行，二十年後不“造就”出什麼主義的一代忠實信徒才怪呢！ 慚愧，象我這麼一個非常關心國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中學生，“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信息，竟是從收破爛兒的盧叔那兒獲得的。
“嘿，瞧着吧，又要搞了！” 那一天，盧叔大大咧咧地跨入我家門坎，沒頭沒腦地說了這麼一句。
母親，我和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正圍着小炕桌吃飯。
桌上照例是一人一碗大楂子，一盆新蒸的窩頭，一盤鹹菜，一碟醬，幾根蔥。
母親端着碗，擡頭看了盧叔一眼，反應遲鈍地問：“搞衛生？” 幾天前，精神病院寄來了催交哥哥的醫療費的清單——三百餘元，母親籌借不足這筆錢，連日憂心忡忡，愁眉不展，内心焦急如焚，嘴唇起了泡。
我呢，一方面以一雙中學生的眼睛關注着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正義戰争和蘭考人民在焦裕祿同志逝世後重建家園的艱苦奮鬥，一方面思想處在繼續升學還是畢業後去幹臨時工，早日替家裡掙錢的十字路口猶豫不決。
我知道母親毫無熱情應付街道委員會每年春季都要進行的衛生大檢查運動。
“老嫂子，我說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運動了啊！凡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盧叔振振有詞，語氣十分莊嚴，仿佛一位大政治家。
“别瞎說，讓人聽到該認為你制造政治謠言，擾亂民心了！”母親善良地告誡他。
“嗨，老嫂子，我是個犯過錯誤被開除公職的人，還敢制造政治謠言嗎？我今天收了一卷報紙，其中有一張《北京日報》，登了一大版批判文章！五七年那場運動不就是先從報上搞起來的麼？” “唉……”母親長長地歎了口氣，心不在焉地回答：“就是又要搞，那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應該操心的事兒。
他老人家認為應該搞，就随他老人家搞呗……”話題一轉便問：“他盧叔，你能幫我籌借些錢麼？你大侄子的住院費……” “這……”盧叔沉吟片刻，安慰道：“我幫你想想辦法，想想辦法。
别愁，車到山前必有路……我看三家村是劫數難逃蛙！” “農村又有地方受災了？”母親複歎口氣，用一種憂國憂民的語調說：“中央那麼多大幹部，就沒有一個人對毛主席他老人家提議提議，先别搞運動了，先就災要緊啊！” “不是農村又有地方受災了，我說的三家村是吳南星那個村……”盧叔的唾沫濺了我一臉，我也不好意思擦。
“什麼星？共産黨不是反對迷信麼？還講星相啊？”母親被盧叔的解釋搞得愈發糊塗，如墜五裡霧中，怔怔地瞧着盧叔，以為他又喝醉了。
盧叔确是喝酒了，但我看出他沒醉。
“聽了半天你也沒明白！吳南星是個人，寫了本書叫什麼《燕山夜話》，報上批判說是宣揚資産階級思想的書！……”盧叔努力要使我的沒有文化的母親明白而且相信，一場嚴峻的政治運動就要開始。
“《燕山夜話》不是吳南星寫的，是鄧拓寫的。
”我對盧叔的話加以糾正。
《燕山夜話》我讀過。
《三家村劄記》我也讀過。
這兩本雜文集，繼秦牧的《藝海拾貝》出版後很受喜歡文學的初中生和高中生重視，争相傳閱。
《一個雞蛋的家當》已在我的許多同學之間成為互諷的隽語。
但我當時卻不知道鄧拓是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亦不知“吳南星”是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個人的筆名。
我一直以為鄧拓和“吳南星”是兩位作家。
“你一個小孩子摻什麼言！”盧叔因為我指出他張冠李戴的錯誤，有幾分不高興，訓斥了我一句。
我不跟他争辯，飯也不吃了，放下手中的窩頭，離開家，去到他家屋前，在一堆舊報中翻找到使盧叔對我母親發表了一通預言的那份《北京日報》。
果然，第一版的通欄标題是《關于〈三家村劄記〉和〈燕山夜話〉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