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子的推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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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飯後我稍睡了一會兒，現在已經兩點了。
我又打開了日記，開始寫起來。
是誰殺死村越的呢？作為姬田事件的繼續，不用說，隻能考慮是同一兇手所為。
也就是說，村越也是我的丈夫大河原義明親手殺害的。
其動機不言而喻，是對情敵的複仇。
加上村越還是他前次殺人陰謀的幫兇，他知道村越已經被刑警跟蹤上了，不幹掉就可能壞事。
為保住秘密，隻有殺人滅口。
村越曾說“我可能被殺”，這是因為他有了某種預感。
曾先後兩次發給姬田的那白色羽毛也插在了村越的屍體上，我想這似乎是要造成秘密結社的犯罪假象。
但這更是在魔術上常常虛設的附屬品的。
丈夫是魔術名師，他是需要些附屬品的。
這種用舞台魔術的殺人法進行殺人的手段，是符合丈夫那種喜歡誇耀的性格的。
和姬田事件不同，這次我們首先知道了兇手，并得出了結論。
現在來分析一下他是怎樣進行策劃的就可以了。
在村越事件中，他也同樣為自己制造了天衣無縫的證據，證明他不可能是殺人兇手。
十二月十三日的晚上，神南莊公寓裡級口十三郎的小提琴演奏結束後，九點報時剛過的一刹那，槍聲響了。
村越鄰室的人聽到聲響，馬上出來看是怎麼回事，發現村越被人用手槍擊中緻死。
而正在這時，丈夫。
我、莊司都在家裡的客廳收聽廣播，聽到了相同的場四十三郎的小提琴演奏和九點報時。
村越的公寓在澀谷站附近，我們的宅院位于港區的青山高樹街。
一個人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是絕對不可能的。
姬田事件有距離上的不可能，而村越事件有着時間上的不可能。
乍一看，這證據實在是再确鑿不過了。
兇手憑着他那精彩的魔術手法，使這種不可能成為了現實。
如果說姬田事件中具有距離上的不可能，兇手使之成為了可能的話，那麼材越事件中存在的時間上的不可能，兇手也一定能使之成為可育自。
那麼，他究竟是靠什麼樣的魔術手法使“不可能”成為現實的呢？ 我的大腦病态一樣的靈敏，腦海裡不由得浮現出那個帶皮套的小箱——錄音機。
錄音機剛剛開始流行的時候，我們買了這台美國制的小型手提式錄音機。
當時隻高興了一陣，不久就玩膩了，後來一直放在丈夫書房的書架上，大約有二年沒有聽過了。
我仍有一種直感，盡管前後的時間順序還搞不太清，但錄音機在我的頭腦裡産生了疑問，我就要立刻進行核實。
我悄悄地下了床，來到隔壁的丈夫書房。
我們住的卧室和書房之間，隔着一層很厚的牆壁，即使弄出一點聲音，也不用擔。
心丈夫會在卧室裡聽見。
我打開書房的燈，拉開書架上的拉門，看到手提式錄音機仍在原來的位置上放着。
我把眼睛貼近，仔細察看着錄音機所放的位置。
台架上原有一層薄薄的灰塵，錄音機也已經放在那兒近兩年。
我發現現在錄音機所放的位置和沒有灰塵的地方不能完全吻合上，也就是說，似乎有人動過錄音機，後來沒有完全放回原來的位置。
錯位有二公分左右，這是在最近有人拿下過錄音機的證據。
而且，錄音機的外套也幹幹淨淨的，沒有一點灰塵。
打開外套，隻見裡面也像在最近被使用過的樣子。
證實了這些情況後，我關上燈，又悄悄地回到卧室的床上。
由于直感的迫使，我的大腦轉得更加靈活了。
丈夫是怎樣利用錄音機的呢？不用說，仍是靠着他的智慧。
讓我來刺探一下這其中的奧秘吧。
那天傍晚，丈夫是五點左右從外面回來的。
他洗了澡，和我們一起用過晚飯之後，大約在七點左右到書房看書去了。
七點半的時候，我去送了紅茶，這已成了慣例。
這之後，一直到八點四十分的級口小提琴廣播演奏開始，将近一個多小時，丈夫都是一個人待着的。
這段時間，我在西洋館盡頭自己的房間裡寫日記，看書了。
傭人們在晚飯店，做完活計都各自回到日本式住宅的自己的房間，很少有到西洋館這邊來的。
晚上單丈夫送紅茶、水果的事就由我來做。
那天晚上，家裡的很多人都不在家。
因為有個重要的事，要到住在世田谷的我哥哥的家裡去一趟，因此富婆婆和五郎坐車去了。
這樣，司機也不在家。
富婆婆他們回來時已過了九點半。
老管家黑岩傍晚就回自家去了。
我的身邊女傭菊花的媽媽病了，她回住在雜司谷的家裡去了。
并說好當晚不回來住的。
家裡剩下的人隻有莊司，另一個貼身女擁、兩個做雜事的女傭，一個廚房女以及看守庭院的老人。
司機的妻子也在家，但她和丈夫在車庫後面的房子裡單住着。
這期間，在西洋館的隻有莊司，他也像是在自己的房間裡看書。
在這種情況下，七點三十分到八點四十分這中間的一個多小時，沒人能證明丈夫是否一直在書房，當然，若從書房出來經過走廊從正門出去，不被人看見也是困難的。
那樣的話莊司可能會發現，而且，當五即不在的時候，庭院看守是要負責照看大門的。
如果丈夫走出去他也會發現的。
但是，不走正門也有辦法從庭院裡出去的。
他預先把鞋子拿進書房，然後從書房的窗戶跳到院子裡。
庭院裡草坪很多，即使沒草的地方，這幾天連續晴天，也不用擔心會留下腳印。
在庭院一面圍牆的頂頭有一個非常出
我又打開了日記，開始寫起來。
是誰殺死村越的呢？作為姬田事件的繼續，不用說，隻能考慮是同一兇手所為。
也就是說，村越也是我的丈夫大河原義明親手殺害的。
其動機不言而喻，是對情敵的複仇。
加上村越還是他前次殺人陰謀的幫兇，他知道村越已經被刑警跟蹤上了，不幹掉就可能壞事。
為保住秘密，隻有殺人滅口。
村越曾說“我可能被殺”，這是因為他有了某種預感。
曾先後兩次發給姬田的那白色羽毛也插在了村越的屍體上，我想這似乎是要造成秘密結社的犯罪假象。
但這更是在魔術上常常虛設的附屬品的。
丈夫是魔術名師，他是需要些附屬品的。
這種用舞台魔術的殺人法進行殺人的手段，是符合丈夫那種喜歡誇耀的性格的。
和姬田事件不同，這次我們首先知道了兇手，并得出了結論。
現在來分析一下他是怎樣進行策劃的就可以了。
在村越事件中，他也同樣為自己制造了天衣無縫的證據，證明他不可能是殺人兇手。
十二月十三日的晚上，神南莊公寓裡級口十三郎的小提琴演奏結束後，九點報時剛過的一刹那，槍聲響了。
村越鄰室的人聽到聲響，馬上出來看是怎麼回事，發現村越被人用手槍擊中緻死。
而正在這時，丈夫。
我、莊司都在家裡的客廳收聽廣播，聽到了相同的場四十三郎的小提琴演奏和九點報時。
村越的公寓在澀谷站附近，我們的宅院位于港區的青山高樹街。
一個人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是絕對不可能的。
姬田事件有距離上的不可能，而村越事件有着時間上的不可能。
乍一看，這證據實在是再确鑿不過了。
兇手憑着他那精彩的魔術手法，使這種不可能成為了現實。
如果說姬田事件中具有距離上的不可能，兇手使之成為了可能的話，那麼材越事件中存在的時間上的不可能，兇手也一定能使之成為可育自。
那麼，他究竟是靠什麼樣的魔術手法使“不可能”成為現實的呢？ 我的大腦病态一樣的靈敏，腦海裡不由得浮現出那個帶皮套的小箱——錄音機。
錄音機剛剛開始流行的時候，我們買了這台美國制的小型手提式錄音機。
當時隻高興了一陣，不久就玩膩了，後來一直放在丈夫書房的書架上，大約有二年沒有聽過了。
我仍有一種直感，盡管前後的時間順序還搞不太清，但錄音機在我的頭腦裡産生了疑問，我就要立刻進行核實。
我悄悄地下了床，來到隔壁的丈夫書房。
我們住的卧室和書房之間，隔着一層很厚的牆壁，即使弄出一點聲音，也不用擔。
心丈夫會在卧室裡聽見。
我打開書房的燈，拉開書架上的拉門，看到手提式錄音機仍在原來的位置上放着。
我把眼睛貼近，仔細察看着錄音機所放的位置。
台架上原有一層薄薄的灰塵，錄音機也已經放在那兒近兩年。
我發現現在錄音機所放的位置和沒有灰塵的地方不能完全吻合上，也就是說，似乎有人動過錄音機，後來沒有完全放回原來的位置。
錯位有二公分左右，這是在最近有人拿下過錄音機的證據。
而且，錄音機的外套也幹幹淨淨的，沒有一點灰塵。
打開外套，隻見裡面也像在最近被使用過的樣子。
證實了這些情況後，我關上燈，又悄悄地回到卧室的床上。
由于直感的迫使，我的大腦轉得更加靈活了。
丈夫是怎樣利用錄音機的呢？不用說，仍是靠着他的智慧。
讓我來刺探一下這其中的奧秘吧。
那天傍晚，丈夫是五點左右從外面回來的。
他洗了澡，和我們一起用過晚飯之後，大約在七點左右到書房看書去了。
七點半的時候，我去送了紅茶，這已成了慣例。
這之後，一直到八點四十分的級口小提琴廣播演奏開始，将近一個多小時，丈夫都是一個人待着的。
這段時間，我在西洋館盡頭自己的房間裡寫日記，看書了。
傭人們在晚飯店，做完活計都各自回到日本式住宅的自己的房間，很少有到西洋館這邊來的。
晚上單丈夫送紅茶、水果的事就由我來做。
那天晚上，家裡的很多人都不在家。
因為有個重要的事，要到住在世田谷的我哥哥的家裡去一趟，因此富婆婆和五郎坐車去了。
這樣，司機也不在家。
富婆婆他們回來時已過了九點半。
老管家黑岩傍晚就回自家去了。
我的身邊女傭菊花的媽媽病了，她回住在雜司谷的家裡去了。
并說好當晚不回來住的。
家裡剩下的人隻有莊司，另一個貼身女擁、兩個做雜事的女傭，一個廚房女以及看守庭院的老人。
司機的妻子也在家，但她和丈夫在車庫後面的房子裡單住着。
這期間，在西洋館的隻有莊司，他也像是在自己的房間裡看書。
在這種情況下，七點三十分到八點四十分這中間的一個多小時，沒人能證明丈夫是否一直在書房，當然，若從書房出來經過走廊從正門出去，不被人看見也是困難的。
那樣的話莊司可能會發現，而且，當五即不在的時候，庭院看守是要負責照看大門的。
如果丈夫走出去他也會發現的。
但是，不走正門也有辦法從庭院裡出去的。
他預先把鞋子拿進書房，然後從書房的窗戶跳到院子裡。
庭院裡草坪很多，即使沒草的地方，這幾天連續晴天，也不用擔心會留下腳印。
在庭院一面圍牆的頂頭有一個非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