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社會和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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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被試的憤怒是不同的。
憤怒的表情也許未出現，但這不是由于沒有憤怒，而是由于社會情境要求自我控制。
實際上，在這些實驗中，憤怒要比前述的實驗強烈得多，這可由後效的持續時間來證明。
一般說來，被試難以在實驗結束時記錄他們的内省，而對第一組實驗的被試來說，該任務并沒有任何困難。
在被試能夠談論這些實驗之前，在被試将他們的體驗（這些體驗常常由被實驗者激怒的報複欲望所組成）與實驗聯系起來之前，有時要花上幾星期甚至數月的時間。
因為在這個團體中，憤怒主要指向引起一切麻煩的個人。
我認為，解釋那些對強度、方向、後效以及由于自我改變的動力學而引起的感情表現所施加的巨大影響是公正的（這裡所謂的自我改變的動力學是一種壓力，被試的自我由于屈從于實驗者的意志和擾亂而被置于這種壓力之下）。
這種應力清楚地指出一種力的存在，這種力提高了&ldquo自我&rdquo，并與這種特定社會情境的應力完全相反。
登博博士的實驗包含了更多的與社會動力學有關的材料，但是我不準備提供更多的詳情，因為作者尚無時間去系統地撰寫她的實驗結果。
團體形成的結果 文明的産物 現在，我們來讨論第三個問題，也就是最後一個問題：團體形成的結果是什麼，這些結果如何影響進一步的行為？事實上，我們已經讨論了某些或多或少暫時性的結果，但是，現在我們要轉向更為持久的結果上去，這些結果可以典型地稱為團體活動或社會活動的産物。
當然，我正在考慮我們的風俗和時尚，我們的風氣和常規，這些東西在反映它們自身的行為類型中都是可以感覺到的，我還考慮了那些更加&ldquo堅固的&rdquo産物，例如建築物、書籍、藝術作品，以及我們的日常生活用品。
總之，社會活動産物的聚集就是我們所謂的文明（civilization）。
這些産物起源于社會活動，并決定了未來的社會活動，正如一種痕迹起源于心物過程，反過來又決定未來的心物過程一樣。
把我們關于痕迹的問題應用于社會活動的産物，這将是一項誘人的任務，但是，對這些問題的探讨，除了完全超出了作者的能力所及之外，還将需要單獨出書。
作為一種格局的文明 我們把自己限于一些評論上。
文明的産物并非偶然地與産生它們的社會團體聯系着的，而是始終在某種程度上與這些團體的動力特征内在地聯結着，純粹偶發的因素（像某些材料的可得性而不是其他材料的可得性一樣）可能決定這些産物的某些方面。
其次，這些産物，由于它們的起源是社會的，因此，如果認為它們是個體活動，将會産生誤解和誤釋。
即使産生這些産物的行為類型不再發生，産物仍保留着，甚至影響行為。
&ldquo我們可以合理地談論風俗、傳統、制度、技術秘密、系統闡述的和未經闡述的理想，以及其他無數的事實，它們是直接決定社會行為的團體的特性&hellip&hellip實際上，它們像直接制約任何其他東西那樣制約人類的活動&rdquo（巴和萊特，p．254）。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文明的産物形成了一種格局（framework）&mdash&mdash這個術語也為巴特萊特所運用&mdash&mdash在這個格局内，實際上所有的行為都發生了，正如所有的空間定位發生在一個空間格局裡并依賴空間格局一樣。
由此可見，表面看來完全是個體的活動和态度，經過仔細的檢查，可以發現它們是由社會框架決定的。
例子 上述觀點已由朱利安·海爾希（JulianHirsch）關于厭食方面的研究所證實。
如果人們問一個人，為什麼他對臭蛋碰也不碰，那麼就會得到這樣的回答：&ldquo因為它們令人倒胃口。
&rdquo然而，對布魯尼（Brunt）地方的土人來說，臭蛋則是一種美味佳肴；如果我們要想解釋我們和這些土人之間口味的差異，我們隻需觀察另外一個例子就夠了：信奉東正教的猶太人對于豬肉極為厭惡，這是容易解釋的，因為活豬的肮髒習慣，然而，非猶太教的人和自由思想的猶太人則對豬肉并不厭惡，盡管他們同樣了解豬圈的情況。
海爾希以此事實為基礎得出了他的結論：&ldquo回避某些食物并不是因為對食物的厭惡所造成，厭惡由回避所引起。
&rdquo他用大量的例子證明了回避的社會根源。
今天，這種根源已經被遺忘了，而回避和厭惡則仍然作為社會格局的結果存在着。
薩皮爾（Sapir）對社會格局的結果進行了一般而又明晰的讨論。
該讨論涉及到社會活動的許多不同領域。
由于我迄今為止忽視了語言，而語言也許是文明的最偉大和最有力的産物，因此，我将選擇薩皮爾的某些語言例子。
&ldquo确實，我們處于如此強烈的語音習慣的控制之下，緻使學習語言的學生若要發現與他自己不同的語言中語音的真正結構是什麼成了一個最精細和最困難的任務。
這意味着，人們總是不自覺地通過他自己的語言習慣，用強加在他身上的詞語來解釋其他語言的語音材料。
于是，天真的法國人容易混淆&lsquosick&rsquo中的&lsquos&rsquo和&lsquothich&rsquo中的&lsquoth&rsquo的發音&mdash&mdash這并非因為他不能聽出其中的差異，而是因為建立這樣一種差異擾亂了他對語音必要結構的感覺&rdquo（p．136）。
運用與此稍有不同的術語，我們應當說：鑒于法國人的語言格局，他把&ldquos&rdquo和&ldquoth&rdquo聽作為同一個音的兩種變式，而在英語格局内，它們則像&ldquos&rdquo和&ldquot&rdquo一樣是兩種不同的音。
有鑒于此，對美國人來說，倫敦方言&ldquolygy&rsquo沖的&ldquo廣音，聽起來就像lady一詞中&ldquo。
&rdquo的變式，而對于一個外國人來說，如果他學過英語，并且初來倫敦，則這兩個音是不同的音，結果甚至連&ldquolydy&rdquo這個詞也不懂了。
我們再來舉一個取自薩皮爾的例子：&ldquo根據一種純客觀的觀點，&lsquokill&rsquo一詞中的&lsquo k&rsquo和&lsquoskill&rsquo一詞中的&lsquo k&rsquo之間的差别是容易确定的，對我們來說，就像&lsquokill&rsquo中的&lsquok&rsquo和&lsquogill&rsquo一詞中的&lsquog&rsquo之間的主要差别可以容易地确定一樣。
在某些語言中，&lsquogill&rsquo一詞中的&lsquog&rsquo音被看作（或者被直覺地解釋為）與&lsquoskill&rsquo一詞中的k所典型代表的一個音有着一種相對來說不重要的或個别的偏離，而&lsquokill&rsquo一詞中的k，則由于它更強的清晰度和它可以聽得見的氣息，将構成一個完全與衆不同的語音統一體&rdquo（p．134）。
我們的整個社會格局由大量的特定部分組成，它們在語言、習俗、傳統、法律、思維方式、藝術創作風格、時尚等方面找到它們的表達。
甚至隻要随便羅列一下就可以使人看清，在這些部分中，有些部分比其他一些部分更加穩定，盡管沒有一樣東西是可以永遠不變的。
與此同時，它們又是相互依存的，盡管任何兩者之間的相互依存程度可能會有很大的變化，而且在整個發展過程中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這裡，有些問題将心理學家的研究與語言學家、社會學家和曆史學家的研究聯系起來了。
人格 我們不準備繼續讨論這些問題，隻想探讨一下我們關于心理團體和社會團體理論的最終結果。
我們已經看到，自我作為&ldquo我們&rdquo的一部分，它的性質有賴于&ldquo我們&rdquo，有賴于它在這個&ldquo我們&rdquo中所占據的位置。
但是，在我們讨論的那個論點中，我們還沒有把文明的産物包括在内，也就是還沒有把社會格局包括在内。
社會格局對于自我的發展來說具有頭等的重要性。
當我們談論人格（Personality）時，我們通常考慮它的文化中的自我，也就是由它的社會格局決定的自我。
幾個世紀以來，通過教育來發展人格主要在于使年輕人了解過去的傑作。
中學和大學的課程主要（如果不是全部的話）以經典著作和數學為基礎，以便把學生引進古老的文化格局中去。
我并不想裝作權威來說話，我承認，對我來說，這些舊的教育思想并不像它們在今天某個時候顯得那麼糟糕或過時，即便我也不準備否認一種特定體系的刻闆延續是容易導緻僵化的。
受過教育或有文化的人是生活在一種格局之中的，這種格局的存在是由于持續的社會創造，而不單單是由于這類社會産物毫無生氣的傳遞。
所謂社會産物是受過教育和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共同擁有的那些行為特征，我們前面讨論中提供的厭惡某種食物就是一例。
人格問題是心理學中最大的問題之一。
無論何處，這是一個比較容易疏忽的問題，人們不是在特質（traits）的盲目統計的調查中遇礁，便是陷入極不科學的抽象讨論的漩渦。
容易理解的是，為什麼一些有文化有知識并對人格研究饒有興趣的人卻對實驗心理學在這個問題上所做的研究不屑一顧，而且聲稱&ldquo解釋心理學&rdquo（explanatoryPsychology）無法把握這個問題，隻有在本質上與此不同的一門心理學，即所謂&ldquo理解心理學&rdquo（under－standingPsychology）才有能力去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曾在第一章中讨論過這一兩難問題，并拒絕接受這個問題。
我們的理由在于我們的一般原理：如果心理學反映組織，也就是說，反映内在的特性聯結，如果這種情況像适用于我們研究過的其他領域一樣适用于人格，那麼，心理學确實應當用一般的方法揭示人格的内涵和意義。
人格是一種格式塔嗎？ 問題可以闡述如下：人格是一種格式塔嗎？如果是的話，那麼人格是哪種格式塔？這些都是具體的問題，可以用科學方法進行研究。
可是，如果人格不是格式塔，那麼這又将意味着什麼？它意味着，它那不同的行為單位或特質是彼此獨立的，而且能夠用任何一種結合方式聯合起來。
另一方面，如果人格是一種格式塔，那麼在其各種表現之間将會出現相互依存，而大量的特質結合将被排斥。
如果我們留在由實驗确立的事實範圍之内，則我們就必須把我們的視界限于相對來說較少的關系上，也就是限于性格特征或人格特質和相貌特征之間的關系上。
奧爾波特（Allport）和弗農（Vernon）在去年刊布了論述表達活動（experssivemovements）的著作，在該書的結尾處，兩位作者以大量的實驗結果為基礎闡述了下列結論：&ldquo這些證據清楚地表明，人格的表達活動不是特定的和不相關的；相反，它們形成了連貫的、令人困惑的模式&hellip&hellip根據我們的結果似乎一個人的姿勢和筆迹都反映了基本上穩定的和不變的個人風格。
他的表達活動看來不是彼此分離和互不相關的，而是組織起來形成良好的模式。
此外，證據還表明，在表達活動與态度、特質、價值觀和&lsquo内在&rsquo人格的其他傾向之間存在着一緻性&rdquo（pp．247－248）。
這一結論并不是輕易得到的，而是在對其他發現和理論進行徹底讨論以後，并對他們自己的結果進行徹底讨論之後才得出的。
由于奧爾波特和弗農的著作對文學進行了傑出的研究，所以我在這裡僅僅提及另一個實驗研究；這是由安海姆（Arnheim）在柏林大學所作的一項調查。
他要求被試把人物的不同方面或表現進行匹配&mdash&mdash例如把知名人物與筆法相匹配「知名人物如列奧納多·達·芬奇（Leonardo）、米開朗琪羅（Michelangelo）、拉斐爾（Raphael）等」，或者把筆法與人物肖像相匹配，或者把他們作品中的語錄與人物肖像相匹配，或者把某些行為方式的描繪（如飲酒習慣）與人物肖像相匹配。
結果發現，正确的匹配數始終比偶然的匹配數要高，而且常常高出許多；許多錯誤還是&ldquo良好的&rdquo錯誤；由于匹配對活動不是在不知所措的情況下進行的，而是理解了其中的一個條件&mdash&mdash因此，在以偉大畫家為題材所作的匹配實驗中，被試對米開朗琪羅和拉斐爾這兩位著名畫家極少發生混淆。
在總共779次匹配活動中，隻有36次将米開朗琪羅的作品與拉斐爾的作品混淆起來，或者把拉斐爾的作品與米開朗琪羅的作品混淆起來。
然而，正确的匹配還是占了絕大多數，其中米開朗琪羅、拉斐爾和利奧那多·達·芬奇分别為221、192、175。
上述結果如同前面描述過的實驗中沃爾夫的被試作出一緻判斷那樣，可以用兩個不同的觀點進行解釋。
一方面，它們證明相貌判斷是可能的，相當一緻，而且比偶然的期望正确次數更多。
另一方面，它們也證實了奧爾波特和弗農的結論；如果特質的任何一種結合是同樣可能的話，那麼這些判斷就不可能像它們經常表現的那樣正确。
如果米開朗琪羅的筆法并不具有某些特征，而這些特征如同為判斷者所熟悉那樣起着人物的指示作用，那麼這些判斷者就不會表現得這麼好了！因此，相貌特征的實驗為人格是一種格式塔的觀點提供了有力支持。
人格是哪種格式塔？ 另一個問題，即人格是哪種格式塔的問題，是更加難以作答的，如果人們想繼續留在上述提出的理論格局以内的話。
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必須考慮自我的所有不同的亞系統，關于這種亞系統的豐富性和複雜性我們已經在第八章讨論過了，它們涉及到這些亞系統的組織方式，起支配作用的相對程度，它們的相互交流，以及它們的相對&ldquo深度&rdquo。
通過這些，我們指的是它們的表面一中心定位（surface－centrelocalization），或者是它們與&ldquo自己&rdquo（Self）的聯結，而這正是&ldquo自我&rdquo（Ego）的核心。
此外，整個自我的&ldquo敞開&rdquo（openness）或&ldquo閉合&rdquo（closedness）也必須進行調查，也就是說，它與環境場的關系，尤其是社會場的關系必須進行調查。
自我和環境之間的動力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自我本身的性質。
在這種調查中，文明的産物也必須包括在内。
那麼，它們中哪個對自我産生了深刻影響，它的亞系統中哪個亞系統受到主要影響，這種影響有多強？ 今天的心理學重新發現了人格問題的重要性。
如果沒有人格問題，那麼心理學便是不完整的，許多作者已經為此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威廉·斯特恩（WilliamStern）和麥獨孤（McDougall）。
然而，我不準備報告他們的觀點，因為在我剛才闡述的問題上，我木可能作出任何貢獻。
格式塔理論在其發展中是頗為一緻的。
它首先在最簡單的條件下研究心理學的基本定律，包括相當基本的知覺問題；接着，它涉及到越來越複雜的一組組條件，包括記憶、思維和活動。
它已經開始接近那些使人格本身進入研究範圍的條件。
但是，由于這方面的研究剛剛開始，看來等待時機是明智之舉。
本節稍微短了些，不是因為我低估了人格問題的重要性，而是因為我對它關注得過了頭，以緻于未能像對待任何其他部分那樣連貫地陳述這個問題。
憤怒的表情也許未出現，但這不是由于沒有憤怒，而是由于社會情境要求自我控制。
實際上，在這些實驗中，憤怒要比前述的實驗強烈得多，這可由後效的持續時間來證明。
一般說來，被試難以在實驗結束時記錄他們的内省，而對第一組實驗的被試來說，該任務并沒有任何困難。
在被試能夠談論這些實驗之前，在被試将他們的體驗（這些體驗常常由被實驗者激怒的報複欲望所組成）與實驗聯系起來之前，有時要花上幾星期甚至數月的時間。
因為在這個團體中，憤怒主要指向引起一切麻煩的個人。
我認為，解釋那些對強度、方向、後效以及由于自我改變的動力學而引起的感情表現所施加的巨大影響是公正的（這裡所謂的自我改變的動力學是一種壓力，被試的自我由于屈從于實驗者的意志和擾亂而被置于這種壓力之下）。
這種應力清楚地指出一種力的存在，這種力提高了&ldquo自我&rdquo，并與這種特定社會情境的應力完全相反。
登博博士的實驗包含了更多的與社會動力學有關的材料，但是我不準備提供更多的詳情，因為作者尚無時間去系統地撰寫她的實驗結果。
團體形成的結果 文明的産物 現在，我們來讨論第三個問題，也就是最後一個問題：團體形成的結果是什麼，這些結果如何影響進一步的行為？事實上，我們已經讨論了某些或多或少暫時性的結果，但是，現在我們要轉向更為持久的結果上去，這些結果可以典型地稱為團體活動或社會活動的産物。
當然，我正在考慮我們的風俗和時尚，我們的風氣和常規，這些東西在反映它們自身的行為類型中都是可以感覺到的，我還考慮了那些更加&ldquo堅固的&rdquo産物，例如建築物、書籍、藝術作品，以及我們的日常生活用品。
總之，社會活動産物的聚集就是我們所謂的文明（civilization）。
這些産物起源于社會活動，并決定了未來的社會活動，正如一種痕迹起源于心物過程，反過來又決定未來的心物過程一樣。
把我們關于痕迹的問題應用于社會活動的産物，這将是一項誘人的任務，但是，對這些問題的探讨，除了完全超出了作者的能力所及之外，還将需要單獨出書。
作為一種格局的文明 我們把自己限于一些評論上。
文明的産物并非偶然地與産生它們的社會團體聯系着的，而是始終在某種程度上與這些團體的動力特征内在地聯結着，純粹偶發的因素（像某些材料的可得性而不是其他材料的可得性一樣）可能決定這些産物的某些方面。
其次，這些産物，由于它們的起源是社會的，因此，如果認為它們是個體活動，将會産生誤解和誤釋。
即使産生這些産物的行為類型不再發生，産物仍保留着，甚至影響行為。
&ldquo我們可以合理地談論風俗、傳統、制度、技術秘密、系統闡述的和未經闡述的理想，以及其他無數的事實，它們是直接決定社會行為的團體的特性&hellip&hellip實際上，它們像直接制約任何其他東西那樣制約人類的活動&rdquo（巴和萊特，p．254）。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文明的産物形成了一種格局（framework）&mdash&mdash這個術語也為巴特萊特所運用&mdash&mdash在這個格局内，實際上所有的行為都發生了，正如所有的空間定位發生在一個空間格局裡并依賴空間格局一樣。
由此可見，表面看來完全是個體的活動和态度，經過仔細的檢查，可以發現它們是由社會框架決定的。
例子 上述觀點已由朱利安·海爾希（JulianHirsch）關于厭食方面的研究所證實。
如果人們問一個人，為什麼他對臭蛋碰也不碰，那麼就會得到這樣的回答：&ldquo因為它們令人倒胃口。
&rdquo然而，對布魯尼（Brunt）地方的土人來說，臭蛋則是一種美味佳肴；如果我們要想解釋我們和這些土人之間口味的差異，我們隻需觀察另外一個例子就夠了：信奉東正教的猶太人對于豬肉極為厭惡，這是容易解釋的，因為活豬的肮髒習慣，然而，非猶太教的人和自由思想的猶太人則對豬肉并不厭惡，盡管他們同樣了解豬圈的情況。
海爾希以此事實為基礎得出了他的結論：&ldquo回避某些食物并不是因為對食物的厭惡所造成，厭惡由回避所引起。
&rdquo他用大量的例子證明了回避的社會根源。
今天，這種根源已經被遺忘了，而回避和厭惡則仍然作為社會格局的結果存在着。
薩皮爾（Sapir）對社會格局的結果進行了一般而又明晰的讨論。
該讨論涉及到社會活動的許多不同領域。
由于我迄今為止忽視了語言，而語言也許是文明的最偉大和最有力的産物，因此，我将選擇薩皮爾的某些語言例子。
&ldquo确實，我們處于如此強烈的語音習慣的控制之下，緻使學習語言的學生若要發現與他自己不同的語言中語音的真正結構是什麼成了一個最精細和最困難的任務。
這意味着，人們總是不自覺地通過他自己的語言習慣，用強加在他身上的詞語來解釋其他語言的語音材料。
于是，天真的法國人容易混淆&lsquosick&rsquo中的&lsquos&rsquo和&lsquothich&rsquo中的&lsquoth&rsquo的發音&mdash&mdash這并非因為他不能聽出其中的差異，而是因為建立這樣一種差異擾亂了他對語音必要結構的感覺&rdquo（p．136）。
運用與此稍有不同的術語，我們應當說：鑒于法國人的語言格局，他把&ldquos&rdquo和&ldquoth&rdquo聽作為同一個音的兩種變式，而在英語格局内，它們則像&ldquos&rdquo和&ldquot&rdquo一樣是兩種不同的音。
有鑒于此，對美國人來說，倫敦方言&ldquolygy&rsquo沖的&ldquo廣音，聽起來就像lady一詞中&ldquo。
&rdquo的變式，而對于一個外國人來說，如果他學過英語，并且初來倫敦，則這兩個音是不同的音，結果甚至連&ldquolydy&rdquo這個詞也不懂了。
我們再來舉一個取自薩皮爾的例子：&ldquo根據一種純客觀的觀點，&lsquokill&rsquo一詞中的&lsquo k&rsquo和&lsquoskill&rsquo一詞中的&lsquo k&rsquo之間的差别是容易确定的，對我們來說，就像&lsquokill&rsquo中的&lsquok&rsquo和&lsquogill&rsquo一詞中的&lsquog&rsquo之間的主要差别可以容易地确定一樣。
在某些語言中，&lsquogill&rsquo一詞中的&lsquog&rsquo音被看作（或者被直覺地解釋為）與&lsquoskill&rsquo一詞中的k所典型代表的一個音有着一種相對來說不重要的或個别的偏離，而&lsquokill&rsquo一詞中的k，則由于它更強的清晰度和它可以聽得見的氣息，将構成一個完全與衆不同的語音統一體&rdquo（p．134）。
我們的整個社會格局由大量的特定部分組成，它們在語言、習俗、傳統、法律、思維方式、藝術創作風格、時尚等方面找到它們的表達。
甚至隻要随便羅列一下就可以使人看清，在這些部分中，有些部分比其他一些部分更加穩定，盡管沒有一樣東西是可以永遠不變的。
與此同時，它們又是相互依存的，盡管任何兩者之間的相互依存程度可能會有很大的變化，而且在整個發展過程中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這裡，有些問題将心理學家的研究與語言學家、社會學家和曆史學家的研究聯系起來了。
人格 我們不準備繼續讨論這些問題，隻想探讨一下我們關于心理團體和社會團體理論的最終結果。
我們已經看到，自我作為&ldquo我們&rdquo的一部分，它的性質有賴于&ldquo我們&rdquo，有賴于它在這個&ldquo我們&rdquo中所占據的位置。
但是，在我們讨論的那個論點中，我們還沒有把文明的産物包括在内，也就是還沒有把社會格局包括在内。
社會格局對于自我的發展來說具有頭等的重要性。
當我們談論人格（Personality）時，我們通常考慮它的文化中的自我，也就是由它的社會格局決定的自我。
幾個世紀以來，通過教育來發展人格主要在于使年輕人了解過去的傑作。
中學和大學的課程主要（如果不是全部的話）以經典著作和數學為基礎，以便把學生引進古老的文化格局中去。
我并不想裝作權威來說話，我承認，對我來說，這些舊的教育思想并不像它們在今天某個時候顯得那麼糟糕或過時，即便我也不準備否認一種特定體系的刻闆延續是容易導緻僵化的。
受過教育或有文化的人是生活在一種格局之中的，這種格局的存在是由于持續的社會創造，而不單單是由于這類社會産物毫無生氣的傳遞。
所謂社會産物是受過教育和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共同擁有的那些行為特征，我們前面讨論中提供的厭惡某種食物就是一例。
人格問題是心理學中最大的問題之一。
無論何處，這是一個比較容易疏忽的問題，人們不是在特質（traits）的盲目統計的調查中遇礁，便是陷入極不科學的抽象讨論的漩渦。
容易理解的是，為什麼一些有文化有知識并對人格研究饒有興趣的人卻對實驗心理學在這個問題上所做的研究不屑一顧，而且聲稱&ldquo解釋心理學&rdquo（explanatoryPsychology）無法把握這個問題，隻有在本質上與此不同的一門心理學，即所謂&ldquo理解心理學&rdquo（under－standingPsychology）才有能力去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曾在第一章中讨論過這一兩難問題，并拒絕接受這個問題。
我們的理由在于我們的一般原理：如果心理學反映組織，也就是說，反映内在的特性聯結，如果這種情況像适用于我們研究過的其他領域一樣适用于人格，那麼，心理學确實應當用一般的方法揭示人格的内涵和意義。
人格是一種格式塔嗎？ 問題可以闡述如下：人格是一種格式塔嗎？如果是的話，那麼人格是哪種格式塔？這些都是具體的問題，可以用科學方法進行研究。
可是，如果人格不是格式塔，那麼這又将意味着什麼？它意味着，它那不同的行為單位或特質是彼此獨立的，而且能夠用任何一種結合方式聯合起來。
另一方面，如果人格是一種格式塔，那麼在其各種表現之間将會出現相互依存，而大量的特質結合将被排斥。
如果我們留在由實驗确立的事實範圍之内，則我們就必須把我們的視界限于相對來說較少的關系上，也就是限于性格特征或人格特質和相貌特征之間的關系上。
奧爾波特（Allport）和弗農（Vernon）在去年刊布了論述表達活動（experssivemovements）的著作，在該書的結尾處，兩位作者以大量的實驗結果為基礎闡述了下列結論：&ldquo這些證據清楚地表明，人格的表達活動不是特定的和不相關的；相反，它們形成了連貫的、令人困惑的模式&hellip&hellip根據我們的結果似乎一個人的姿勢和筆迹都反映了基本上穩定的和不變的個人風格。
他的表達活動看來不是彼此分離和互不相關的，而是組織起來形成良好的模式。
此外，證據還表明，在表達活動與态度、特質、價值觀和&lsquo内在&rsquo人格的其他傾向之間存在着一緻性&rdquo（pp．247－248）。
這一結論并不是輕易得到的，而是在對其他發現和理論進行徹底讨論以後，并對他們自己的結果進行徹底讨論之後才得出的。
由于奧爾波特和弗農的著作對文學進行了傑出的研究，所以我在這裡僅僅提及另一個實驗研究；這是由安海姆（Arnheim）在柏林大學所作的一項調查。
他要求被試把人物的不同方面或表現進行匹配&mdash&mdash例如把知名人物與筆法相匹配「知名人物如列奧納多·達·芬奇（Leonardo）、米開朗琪羅（Michelangelo）、拉斐爾（Raphael）等」，或者把筆法與人物肖像相匹配，或者把他們作品中的語錄與人物肖像相匹配，或者把某些行為方式的描繪（如飲酒習慣）與人物肖像相匹配。
結果發現，正确的匹配數始終比偶然的匹配數要高，而且常常高出許多；許多錯誤還是&ldquo良好的&rdquo錯誤；由于匹配對活動不是在不知所措的情況下進行的，而是理解了其中的一個條件&mdash&mdash因此，在以偉大畫家為題材所作的匹配實驗中，被試對米開朗琪羅和拉斐爾這兩位著名畫家極少發生混淆。
在總共779次匹配活動中，隻有36次将米開朗琪羅的作品與拉斐爾的作品混淆起來，或者把拉斐爾的作品與米開朗琪羅的作品混淆起來。
然而，正确的匹配還是占了絕大多數，其中米開朗琪羅、拉斐爾和利奧那多·達·芬奇分别為221、192、175。
上述結果如同前面描述過的實驗中沃爾夫的被試作出一緻判斷那樣，可以用兩個不同的觀點進行解釋。
一方面，它們證明相貌判斷是可能的，相當一緻，而且比偶然的期望正确次數更多。
另一方面，它們也證實了奧爾波特和弗農的結論；如果特質的任何一種結合是同樣可能的話，那麼這些判斷就不可能像它們經常表現的那樣正确。
如果米開朗琪羅的筆法并不具有某些特征，而這些特征如同為判斷者所熟悉那樣起着人物的指示作用，那麼這些判斷者就不會表現得這麼好了！因此，相貌特征的實驗為人格是一種格式塔的觀點提供了有力支持。
人格是哪種格式塔？ 另一個問題，即人格是哪種格式塔的問題，是更加難以作答的，如果人們想繼續留在上述提出的理論格局以内的話。
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必須考慮自我的所有不同的亞系統，關于這種亞系統的豐富性和複雜性我們已經在第八章讨論過了，它們涉及到這些亞系統的組織方式，起支配作用的相對程度，它們的相互交流，以及它們的相對&ldquo深度&rdquo。
通過這些，我們指的是它們的表面一中心定位（surface－centrelocalization），或者是它們與&ldquo自己&rdquo（Self）的聯結，而這正是&ldquo自我&rdquo（Ego）的核心。
此外，整個自我的&ldquo敞開&rdquo（openness）或&ldquo閉合&rdquo（closedness）也必須進行調查，也就是說，它與環境場的關系，尤其是社會場的關系必須進行調查。
自我和環境之間的動力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自我本身的性質。
在這種調查中，文明的産物也必須包括在内。
那麼，它們中哪個對自我産生了深刻影響，它的亞系統中哪個亞系統受到主要影響，這種影響有多強？ 今天的心理學重新發現了人格問題的重要性。
如果沒有人格問題，那麼心理學便是不完整的，許多作者已經為此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威廉·斯特恩（WilliamStern）和麥獨孤（McDougall）。
然而，我不準備報告他們的觀點，因為在我剛才闡述的問題上，我木可能作出任何貢獻。
格式塔理論在其發展中是頗為一緻的。
它首先在最簡單的條件下研究心理學的基本定律，包括相當基本的知覺問題；接着，它涉及到越來越複雜的一組組條件，包括記憶、思維和活動。
它已經開始接近那些使人格本身進入研究範圍的條件。
但是，由于這方面的研究剛剛開始，看來等待時機是明智之舉。
本節稍微短了些，不是因為我低估了人格問題的重要性，而是因為我對它關注得過了頭，以緻于未能像對待任何其他部分那樣連貫地陳述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