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活動—調節的行為、态度、情緒和意志
關燈
小
中
大
借助手靠在周圍物體上一樣。
我們這樣說毫不誇張。
這使我們想起了哈特根布奇（Hartgenbusch）的一個例子，即重量級運動員未能打破現存的記錄，原因在于他們注視的牆壁缺乏清晰度（參見第二章，邊碼p．45）。
對于我們的平衡得自視覺這一事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證是，當我們試圖直立在一座狹小的山峰上，兩邊是幾百英尺或者幾千英尺的深淵。
我引述一下索利斯（Thouless，1928年）的話，他已經刊布了有關這種情況以及類似問題的論文：&ldquo如果要求一名新手直立在那佩斯尖峰（NapesNeedle）的山頂上，那麼，對他來說，保持身體平衡的困難幾乎是難以克服的。
确實，他本來是毋須攀登那麼高的。
如果他登上一塊孤單聳立的頂部平坦的岩石，離開地面8英尺，那麼，他也會發現，直立于這塊岩石上面是十分困難的&rdquo（p．162）。
在第一種情況下，沒有視覺格局為那位登山者提供支持，在第二種情況下。
格局被這樣的事實給歪曲了，即一個清晰的場存在于站在岩石上的那個人的&ldquo背後&rdquo，而不是存在于他的前面。
因此，這個人存在着從前面掉下去的危險。
索利斯的解釋盡管在細節上稍有不同，卻也推論出了視覺垂直線的錯位（dislocation）。
由于我們把身體的平衡托付給一個凝視的格局上面，因此，格局稍有不穩或者稍有變化，便将對我們的行為産生深刻影響。
華生（Watson）列舉了失去支持引起恐怖反應的兩個主要刺激之一。
這一事實從我們的觀點來看也是可以理解的。
失去支持意味着一種格局的不穩定，正如我們在先前曾經指出的那樣，我們的空間并非完全視覺的（參見第四章，邊碼p．121）。
尤其是當涉及空間格局時，它在相當程度上有賴于我們剛剛提到過的那些因素。
失去支持會影響前庭（vestibular）以及深度感覺因素，這些因素在一名具有很不清晰的視覺空間的嬰兒身上将成為格局的主要基礎。
由此可見，失去物理的運動，對于嬰兒來說，便意味着通過格局的不穩定而失去了行為的支持。
用華生的話來描述，這種格局的不穩定産生了劇烈的影響。
我們可以通過純粹的視覺手段來重複這種體驗。
在鄉村集市上，用來吸引大衆注意的旋轉式房間便是這種例子。
這裡，如果參觀者想要接受一點刺激的話，他便被領到一間外觀極為普通的房間裡面，它的牆壁會突然地高速旋轉起來，緻使參觀者感到頭暈目眩，該情景如同他本人在旋轉一般。
格局的這種轉換效應是十分明顯的。
下面我以爬山為例再舉一個例子。
當一個人爬上一條相當陡峭的山脊時&mdash&mdash這種體驗與我們問題的關系已經由索利斯進行過充分的讨論&mdash&mdash他來到一塊水平方向的休息地帶，盡管他在這塊地方可以相當容易地站立，但在最初的瞬間這個人反而會感到相當地不舒服：約在一秒鐘左右的時間裡，世界失去了它的穩定性，它開始搖晃，而這個人也被誘使着與它一起搖晃。
我們對于這種現象的解釋仍是格局轉換的緣故。
當一個人爬山時，山脊從現象上看是垂直的，或者幾乎是垂直的；它形成了一個人空間格局的主要部分。
現在，當這個人站立起來以後，格局就必須轉換，而這種轉換還沒有很好地得到限定，因為山嶺的兩邊都被空氣包圍着，而最近的物體也相距甚遠。
小結：格局和姿勢 我們已經看到格局對活動是何等的重要。
盡管所有的特定活動都是指向物體的，而不是指向格局的，然而，姿勢和平衡（沒有它們活動是不可能的）卻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格局。
當然，姿勢也是活動，它是由神經支配的不斷的相互作用來保持的。
換言之，姿勢的保持也是執行者（executive）的一項任務，在這任務中，看來執行者主要受制于格局－自我的力量（framework－Egoforces）。
指向的活動&mdash&mdash力的圖解 如果現在我們從姿勢活動轉向指向活動（directedaction），那麼，我們便會發現極其重要的場内之物了。
對于每一個個别情境來說，人們必須試着發現正在運作的力量，以及限制活動自由的場内的強制因素。
勒溫（Lewin）及其學派已經使用了這種方法，通過特定的圖解（從這些特定的圖解中，作為結果而發生的活動可以被推斷出來）呈現各種場。
一個相對來說簡單的例子便是一個孩子遇到一個相當具有吸引力但被禁止的物體，或者這個孩子遇到一個不愉快但卻可以獲得報酬的任務。
讀者可在1931年勒溫的文章中找到各自的圖解。
在這樣一個場内，物體按照自我的行為具有各種特征；有目标物體（goalobjects）、導向目标的路徑、工具、符号和信号、障礙、彎路，等等，其中有些特征已由托爾曼（Tolman）恰當地加以讨論過了，盡管在我看來，這位作者用其符号－格式塔（sign－gestalt）概念把該圖景過分簡單化了。
通過符号－格式塔，他把重要性歸于符号，而在我看來符号不過是許多不同種類的動力事物中的一種而已。
我們在第二章中（見邊碼p．43）關于場行為的描述應當根據我們上述讨論的觀點來重讀一下。
動力特征的可變性 當用這種動力學方式考慮我們的場時，我們必須避免錯誤地高估物體動力特征（dynamiccharacters）的恒常性。
我們已經看到，需求特征（demandcharacters）會随着需要而發生變化。
但是，這僅僅是可能發生的變化中的一種變化而已。
一條彎路可能變成一條直路，一塊絆腳天可能變成一塊墊腳石，一個玩具可能變成一件工具，一個具有吸引力的物體也可能在活動進行過程中變成一個令人厭惡的東西，這全靠瞬間的條件而定。
這些變化将在我們讨論學習問題時進行闡釋，因為它們可能或多或少地具有持久性。
這裡，我們隻想強調對活動來說具有重要性的一個問題。
行為物體的功能特征 讓我們回憶一下第四章和第五章提出的行為環境問題，我們發現一些極重要的東西被遺漏了。
我們探讨的行為環境除了由正方形、圓形、橢圓形和其他一些形狀所組成的之外（它們具有不同的顔色，位于不同的地方），也由立方體、球體和其他一些固體所組成。
但是，由此引伸出來的組織定律（lawsoforganiza-tion）并未解釋為什麼我們看到了椅子和桌子，房子和橋梁，或者郵局、信箱、汽車等等。
組織定律不可能提供這樣的解釋，因為它們僅僅處理心物場的外部，或者說環境部分中的力量，這些力量不可能單憑它們自己産生出我們日常使用的物體。
我們所提到的一切物體的特征（這是我們先前的理論所忽略的）是，它們與我們自己的活動有關。
對一位異鄉客來說，倫敦街道上的紅色柱狀物不過是奇異的柱狀物而已；但是，正是這些紅色柱狀物的用途使它們成為郵箱，同樣，當一名來自澳洲叢林的居民到達紐約港時，還以為他突然進入一個蠻荒多山的鄉間。
相反，對一名藝術家來說，一間房子可能成為一個立方體，一座山可能成為一個圓錐體，而這不僅僅對立體派藝術家來說是這樣。
由此可見，像大多數相貌特征（physiognomiccharacters）一樣，這些&ldquo功能&rdquo特征（&ldquofunctional&rdquocharacters）是物體一自我組織（object－Egoorganization）的産物，與先前的特征不同，因為事實上，它們不是這些組織的主要結果，而是隻有當特定物體在行為活動中發揮作用時才會顯現的特征。
所以，這些特征像需求特征一樣，有賴于先前存在的需要，但是卻以不同方式實施這種依賴。
通常，需求特征将随着需要而來去。
可是，功能特征則不同，它是持久的，隻有當它作為一種特殊力量的結果時才會消失，正像藝術家的特殊态度那樣。
一切需求特征是相貌特征的前提，或者說是功能特征的前提，我認為這樣的觀點是正确的。
正因如此，那邊的那隻綠色箱子不會使我偏離我打算寄信的行走路線，而是郵箱才會使我這樣幹；我也不會用這個T形的東西把一枚釘子敲進牆壁裡面去，而是一把榔頭才會使我這樣做；如此等等。
但是，曾幾何時，這樣一種T形物體由于可以被當作一件工具來使用，因此它也一度成為一把榔頭。
現在，讓我們回到功能特征和需要之間的關系上來。
隻要不産生使用一把榔頭的需要，便不會有任何榔頭，不論周圍可能會存在多少合适的T形物體。
但是，對我們來說，一把榔頭就是一把榔頭，甚至當我們不需要它時也一樣，盡管這時它不會通過它的榔頭特性來決定我們的活動；如果它進入我們的行為之中，它便可能以許多方式這樣做，既可以作為敲擊釘子的工具，又可以作為鎮紙的重物，等等。
它的&ldquo需求&rdquo特征一直在變化着，而它的功能特征卻保持不變。
首先，這意味着，通過它的使用，物體經曆了持久的組織變化，随着這種持久的組織變化，它不再是一種自我一獨立（Ego－inde－pen－dent）的東西（像我們在先前的論證中曾經用過的那些正方形和十字形的東西），而是成為與自我具有一種持久關系的東西。
其次，這意味着，這樣一種重新組織可能會變得持久。
關于這種陳述的一般意義，我們将在記憶一章中加以讨論（見第十一章）；此刻，我們隻須作出這樣的評論便可以了，即生物體在其生命的任何時刻，其行為環境有賴于生物體早期時刻的行為環境。
這種陳述本身是一種陳舊的說法。
事實上，心理學家都受過這樣的教導，即知覺有賴于經驗和記憶；正如我們在第三章（見邊碼p．85）的讨論中所了解到的那樣，傳統心理學通過記憶的參與來界定知覺，并把它與感覺區分開來。
但是，這種理論與我們在這裡發展的理論是有極大區别的。
一方面，它把恒常性假設（con－stancyhypothesis，見邊碼p．86）用于感覺的解釋；另一方面，它根據同化假設（assimilationhypothesis，見邊碼P．103），通過為這些感覺補充新的要素&mdash&mdash意像（images）來對知覺進行解釋。
我們在第三章中已經對所有這些傳統的假設進行了駁斥，現在，我們用一種新的假設來取代所有這些傳統假設。
盡管這種新的假設此刻有點模糊&mdash&mdash甚至在我們後面的讨論中也不大可能使它變得更加明确&mdash&mdash但卻避免了在反對舊理論的過程中所出現的一切異議，而且與我們的基本假設是完全一緻的。
在這個新理論中，經驗仍然具有它的位置。
如果它沒有位置的話，那麼我們的理論确實夠愚蠢的了。
可是，在我們的理論中，經驗的作用并不是在舊的理論上加一點新的元素，而是改變先前的組織。
然而，在支持我們關于&ldquo功能特征&rdquo的理論方面，我們所掌握的實驗證據還很少。
就人類實驗而言，我們可以引證由阿赫（Ach）于1930年實施的&ldquo能适應性&rdquo（&ldquoqualityofpliancy（&mdash&mdashGefugigkeitsqualitat）方面的研究，在這個研究中，阿赫通過讓被試對無意義音節（nonsensesyllables）作出反應的方式，建立了無意義音節的功能特征。
就我從阿赫的簡短報告中所能見到的而言，其結果是與我們的理論完全一緻的。
但是，若要使這些實驗成為概括的基礎，則實驗的條件過于人為化，材料與其功能特征之間的關系也過于任意化。
自苛勒用黑猩猩進行經典的實驗研究以來，動物實驗已經變得更加合适。
在動物心理學中，讓動物對熟悉的物體予以新的使用也已得到了實施，因此，如果允許我們進行類推的話，則可以認為動物行為環境中新的功能特征已經産生。
遺憾的是，用類推法進行的這種推論無法直接地得到證明，盡管有些足智多謀的實驗人員可以發明一些間接證明它的新方法。
如果我們列舉這些實驗的細節（這些實驗對大多數心理學家來說是頗為熟悉的），也不會為我們的論點增加什麼說服力。
我們不得不等待在人類被試身上開展理想的實驗；根據我們的宗旨，人類被試得到青睐的原因（與動物相比較而言）不僅在他們能說話，能報告行為物體經曆的變化，而且在于人類被試有更多的需求，并能創造一些新的需求，正因如此，與各種需求相一緻的功能特征可被創造出來。
态度及其對行為環境的影響 盡管我們在自我－物體力量所引起的功能特征方面缺乏直接的實驗知識，但是，我們卻在自我是否能夠影響行為場這個一般的問題上處于更為有利的地位。
不僅日常經驗促使我們對這個問題作肯定的回答，而且很好控制的實驗證據也促使我們對這個問題作肯定的回答。
在第四章裡，我們已經提及這樣的事實，即一個點的能見度（visibility）有賴于觀察者的态度（見邊碼P．148）；在實驗心理學的初期産生了這樣的問題，注意究竟能否改變一種感覺的強度（intensityofsensation），而設計用來解決這個問題的實驗結果表明存在這樣一種效應。
在具有注意的特定指向條件下，對樂音（clangs）可以進行分析，它們的陪音能被聽見，這些事實屬于我們科學所擁有的最古老的知識庫存，盡管對這種效應的實際解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幾年才真正作出「埃伯哈特（Eberhardt），1922年」。
組織問題對于舊的心理學來說是個未知數，至少這本書所表現的形式對舊的心理學來說是個未知數。
行為環境的變化，不論這些變化是由于注意、态度，還是由于諸如此類的東西，它們主要是組織的變化。
作為這樣一種組織因素，态度已由戈特沙爾特（Gottschaldt，1926年和1929年）作過徹底的調查，苛勒也在這方面讨論過來自日常生活的許多例子。
态度和注意的界定 在我們描述戈特沙爾特的實驗之前，對我們關于态度和注意的含義進行界定是合适的。
根據我們先前對這兩種概念的讨論，很清楚，我們所謂的态度和注意，意指參與整個動力情境的實際力量（見邊碼p．149和206），也就是存在于場和自我之間的實際力量。
如果我們将更為一般的意義歸之于态度這個術語，而将更為特定的意義歸之于注意這個術語，那麼看來是一種更為合适的用法。
由此，注意便将成為一種特定的态度，也就是朝着一個物體的非特定的指向，而其他一些态度則是更加特定的，例如對或多或少明确的某種東西的期待，将重點放在一個地方而不是另一個地方，表示懷疑，産生好奇，等等。
在讨論注意時，我們對下面兩種情形進行了區分，一種是力量之源在于自我之中，也就是有意注意（voluntaryattention），另一種是力量之源在于物體之中，也就是無意注意（involuntoryattention）。
這樣的區分是否可以應用于其他的态度，這裡将不作決定；可以肯定地說，在許多情形裡，這些态度發源于自我，發源于自我的需要或準需要（needsorquasi－needs）。
這些态度在意識中表現它們自身的程度是可變的。
在戈特沙爾特的實驗中，态度的存在和效應是由它們的結果來證明的，而不是由被試的報告來證明的（被試的态度在積極的探索和被動的信念之間變化着，而所謂被動的信念，是指被試被動地相信将會向他們呈示某種圖樣）。
戈特沙爾特的實驗 我将從戈特沙爾特從事的許多實驗中僅僅報道其中一些實驗。
讓我們從下列一些實驗開始，它們随着我們在第四章中（見邊碼P．156）報道的他的實驗之後發生。
在向被試第一次呈示b圖形以後的一天裡（讀者必須回到第四章裡以尋找有關方法和術語的解釋），先前曾見過a圖形3次的第一組被試，這次再為他們呈示2次，對于第二組被試，他們光前曾見過a圖形520次，現在再為他們呈示20次。
然後，讓兩組被試觀看b圖形，每組呈示時間為2秒，并給以指令，要求他們從中尋找先前看到過的a圖形之一。
我們用像先前一樣的方法來描述其結果（參見表6，邊碼p．157），并在第Ⅰ欄和第Ⅲ欄中補充我們舊表格中的數字。
結果是很有意義的。
如果我們将第Ⅰ欄和第Ⅱ欄作比較，并将第Ⅳ欄和第Ⅲ欄作比較，可以說明新的指令的效應，而第Ⅱ欄和第Ⅳ欄的比較，正像先前第Ⅰ欄和第Ⅲ欄的比較一樣，表明重複的積累是無效的，第Ⅱ欄和Ⅳ第欄中的數字則表明了新指令的成功量。
很顯然，探索的态度是有某些影響的，而單純的重複則根本不會有任何影響，不過，同樣明顯的是，在大多數情況下，與這種探索态度相一緻的力量不足以克服圖形中組織的内力。
然而，态度也可能對組織産生影響，這是一種不能還原為經驗的影響。
在另一篇論文中，戈特沙爾特刊布了一些用來顯示态度影響的新實驗。
在其他一些方法中，他使用了邊碼p．143上描述過的實驗裝置，通過這種實驗裝置，圖形以逐步增加的區分度加以顯示。
一俟被試看到任何一種新東西時，實驗者便停止顯示，然後要求被試把他們已經看到和正在看到的東西畫在紙上。
這樣，便可以對圖形的逐步發展加以研究，而且可以作出決定，如果a圖形和b圖形具有不同的發展順序，那麼b圖形的順序是否可能受到包含在b圖形中的a圖形的體驗的影響。
可是，實驗結果再次表明，隻要特定的态度被排斥在外，結論便是完全否定的，但是，當這些态度被喚起時，更會發生激烈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是由特定的指令所引起，而是由實驗系列的短暫過程所引起。
兩個主要的ab結合得到了應用，如圖94和95所示。
讓我們把圖94稱為十字一正方形，而把圖95稱為箭頭一圓形。
圖94的b圖形以這樣的方式正常地發展着，即正方形首先被看到，而那根垂線直到後來才加到正方形上面去。
與此相似的是，在圖95的b圖中，圓形先于箭頭部分發生。
于是，便安排了一系列顯示，其中，兩幅圖中的a圖交替出現12次。
表12 第Ⅰ組 第Ⅱ組 中立的3次重複，5次重複，92例 探索的520次重複，93例 中立的重複，242例 探索的540次重複，248例 a有影響 6.6 31.2 5.0 28.3 a沒有影響 93.4 68.8 95.0 71.7 Ⅰ Ⅱ Ⅲ Ⅳ 如果我們給每次呈現标上一個數字的話，那麼，開頭的24次顯示将是a圖形的簡單交替，十字形出現在奇數中，而箭頭則出現在偶數中。
這樣的序列隻有一次輕微的中斷，因為在3次交替以後，也就是說，在第7次和第8次顯示時，出現的不是a圖，而是相應的b圖。
所有6名被試看到的是與這些圖形的正常發展順序（即先看到十字形然後看到箭頭）相矛盾的，在他們看到整個圖形之前，實驗就被中斷了，因此，就被試而言，交替的序列并非真正地被打斷。
但是，在第24次顯示以後，又引進了另外一種變化：這時，或者在第25次是一個b圖形，不過，這時圓形代替了十字形，十字形作為第26次而接着出現；或者，第25次仍然是正常的，即呈現簡單的十字形，但是接下來是同一幅圖裡（即十字形－正方形）b圖出現了，這便是第26次顯示，而這個系列以b圖圓形的第27次顯示而告結束。
現在，6名被試中有5名看到這些正常顯示的圖形，即正方形和圓形先出現，它們不受與它們相一緻的a圖形呈現的影響，而a圖形曾經決定了b圖形的出現。
此外，在第二個交替方案中，b正方形（第26次顯示）緊接着a正方形（第25次顯示）而出現，然而，在所有三種情形裡，正方形先出現，而不是十字形先出現。
這個實驗證明，單為重複而重複，在這一實驗條件下（在這一實驗條件下，組織的内力是十分強大的），對知覺組織是不會産生任何影響的，但是，在圖形顯示的瞬間，觀察者的态度具有十分直接的影響。
那麼，b圖形的第一次顯示和第二次顯示之間究竟有何區别呢？在第一次顯示中，b圖形發生在它們與a圖形相對應的地方；這些a圖形是得到期盼的，從而b圖形的組織也發生了改變。
在第二次實驗中，b圖形不是出現在與a圖形相對應的地方，而是出現在另一個被期望的a圖形的地方。
這裡，不會出現a圖形的影響，因為這種期望并不符合由刺激産生的任何一種可能的組織。
在圖96a和b中，描繪了另外兩種顯示系列。
在第一個顯示系列中，系列的時間結構是這樣的，即在十字形第一次顯示（标号為第11次）以後，便期望另一個十字形出現，結果是正方形b開始與十字形一起發展，而不顧及這樣的事實，即一個簡單正方形在十字形第一次顯示之前就已經顯示過5次了。
與此相反的是，在第二個系列中，b十字一正方形圖形在十字a圖形之後直接出現（十字a圖形在該系列中已經顯示過8次），不過以被試期望一個新圖形的方式顯示。
結果，b圖形得到正常發展，是正方形而不是十字形帶了頭。
結論 我們可以因此得出結論，戈特沙爾特的高質量實驗證明，發源于自我的力量可以通過影響自我組織的辦法來對自我的行為環境産生影響。
與此同時，戈特沙爾特證明，這樣一種影響存在着十分明确的範圍。
在以上描述的三種系列中，使用的b圖形都是屬于下列情況的，即a圖形或者是箭頭-圓圈圖形中的實際部分，或者與b組織并不存在很大的沖突。
換言之，在這些條件下産生的a圖形必須與相對較弱的力量作鬥争。
正如戈特沙爾特在特定的實驗中已經表明的那樣&mdash&mdash也正如邊碼p．396上所報道的用探索指令進行的實驗中表明的那樣&mdash&mdash态度無法克服組織的強大内力，也就是說，當圖形a按照結構原理在b圖樣中完全消失時，它們是不會産生一個a組織的。
用于樂音的分析 由于我們曾經提及把樂音分析作為态度對行為環境産生影響的一個經典例子，因此我們現在可以補充說，這種影響還是一種組織變化的例子，正如埃伯哈特博士已用實驗證實了的那樣。
對陪音進行&ldquo分析&rdquo并不使先前存在的音調感覺&ldquo得到注意&rdquo，而是通過用音調體驗的雙重性去替代統一而又豐富的樂音來改變刺激的結果。
非實驗情境中态度的影響 态度對那種可以克服内部組織之相反力量的場組織具有明确的影響。
這些相反力量越弱，場就越為态度所決定。
事實上，在戈特抄爾特研究的一些例子中，組織的内力仍然相當強大的情況，在知覺場裡是十分罕見的，盡管它們可能在思維場裡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實驗室外面，我們極少有機會将一種圖形改變成另一種圖形。
不過，我們先前關于态度對點子知覺的影響的讨論（見邊碼p．148）證明，場通過态度得以重組的情況在實驗室外面起着某種作用，讀者也可以用許多其他的例子來擴充這個例子。
但是，通常說來，我們的态度影響了相反力量根本不存在或者很弱的場組織。
在一個取自苛勒的例子中，我将聚集在桌子周圍的對子分類，或者把他們看作是對立的一對，或者把相鄰的兩個人看作是一對搭擋，這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
如果我把他們視作一對橋牌搭擋，如N和S小姐，E和W小姐，則他們将形成一個亞組（subgroup），如果我們把他們視作歡樂的聚會，則N将與W小姐歸入一類，E将與S小組歸入一類。
在實際的結構中，沒有什麼東西（即使有，也極少）會以犧牲另一種組織的方式來促進一種組織，從而使組織十分容易地遵循态度。
現在，這種情況不斷得到實現，因為我們始終以明确的态度看待我們周圍的事物。
由于态度本身變化很大，因此由态度引起的場内變化的可能性實際上是無限的。
情緒 我們在上面（見邊碼p．395）列舉了不同的态度，而這些态度，像懷疑、好奇甚至期待等等，都明确地暗示着一種情緒（emo－tions）。
換句話說，我們已經接近情緒和情操（sentiments）的範疇，因為正如注意的态度可以影響場一樣，一種憎恨的态度，或者一種極端不信任的态度也可以産生重組（reorganizations），這種重組不僅不同于單由注意引起的變化，而且在程度上大于單由注意引起的變化，憎恨和不信任在其持續的和潛伏的階段稱作情操，而在它們爆發并支配執行者的時候，便稱作強烈的情緒。
因此，我們現在必須轉向情緒和情操的讨論，但是我們把精力集中于前者，因為我們關于實際動力情境的知識還不夠充分，以緻于無法對它們分别陳述。
關于情緒的傳統陳述 關于情緒的心理學理論是十分不能令人滿意的。
讀者可在兩本現代教科書中找到有關情緒領域中業已完成的實驗研究和理論工作的描述，這兩本教科書由惠勒（Wheeler）和伍德沃思（Woodworth）所著，它們證實了我的判斷。
一方面，心理學家緻力于對情緒進行描述、分析和分類；另一方面，他們對情緒的生理學症狀進行研究。
第一種嘗試導緻了簡單情緒和複雜情緒的區分，以及原始情緒和派生情緒（primaryandderivedemotions）的區分；第二種嘗試使一些事實（即關于像呼吸、心跳、内分泌等不同人體功能的事實）得以清楚地顯示，但是卻沒能在這兩種發現之間建立起協調。
當然，長時期來，這一領域中的研究深受著名的詹姆斯一蘭格（James－Lange）理論的影響，該理論盡管有某些優點，但仍然不過是19世紀心理學的典型産物。
我看到該理論在反對抽象的&ldquo組織主義&rdquo（structuralism）中所表現出來的優點，因為組織主義把情緒解釋成特殊的心理元素，或者解釋成特殊的心理元素的獨特複合。
我認為，該理論的真正成就是它始終堅持了這樣的事實，即情緒不僅僅是意識的内容，情緒涉及整個有機體的過程，而且足以涵蓋整個有機體。
但是，這個理論的錯誤在于它過分堅持用來論争的那種觀點，把情緒解釋為有機體過程的感性知識。
盡管詹姆斯是一位偉大的作家，盡管他十分欣賞這樣一種似是而非的論點，說什麼&
我們這樣說毫不誇張。
這使我們想起了哈特根布奇（Hartgenbusch）的一個例子，即重量級運動員未能打破現存的記錄，原因在于他們注視的牆壁缺乏清晰度（參見第二章，邊碼p．45）。
對于我們的平衡得自視覺這一事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證是，當我們試圖直立在一座狹小的山峰上，兩邊是幾百英尺或者幾千英尺的深淵。
我引述一下索利斯（Thouless，1928年）的話，他已經刊布了有關這種情況以及類似問題的論文：&ldquo如果要求一名新手直立在那佩斯尖峰（NapesNeedle）的山頂上，那麼，對他來說，保持身體平衡的困難幾乎是難以克服的。
确實，他本來是毋須攀登那麼高的。
如果他登上一塊孤單聳立的頂部平坦的岩石，離開地面8英尺，那麼，他也會發現，直立于這塊岩石上面是十分困難的&rdquo（p．162）。
在第一種情況下，沒有視覺格局為那位登山者提供支持，在第二種情況下。
格局被這樣的事實給歪曲了，即一個清晰的場存在于站在岩石上的那個人的&ldquo背後&rdquo，而不是存在于他的前面。
因此，這個人存在着從前面掉下去的危險。
索利斯的解釋盡管在細節上稍有不同，卻也推論出了視覺垂直線的錯位（dislocation）。
由于我們把身體的平衡托付給一個凝視的格局上面，因此，格局稍有不穩或者稍有變化，便将對我們的行為産生深刻影響。
華生（Watson）列舉了失去支持引起恐怖反應的兩個主要刺激之一。
這一事實從我們的觀點來看也是可以理解的。
失去支持意味着一種格局的不穩定，正如我們在先前曾經指出的那樣，我們的空間并非完全視覺的（參見第四章，邊碼p．121）。
尤其是當涉及空間格局時，它在相當程度上有賴于我們剛剛提到過的那些因素。
失去支持會影響前庭（vestibular）以及深度感覺因素，這些因素在一名具有很不清晰的視覺空間的嬰兒身上将成為格局的主要基礎。
由此可見，失去物理的運動，對于嬰兒來說，便意味着通過格局的不穩定而失去了行為的支持。
用華生的話來描述，這種格局的不穩定産生了劇烈的影響。
我們可以通過純粹的視覺手段來重複這種體驗。
在鄉村集市上，用來吸引大衆注意的旋轉式房間便是這種例子。
這裡，如果參觀者想要接受一點刺激的話，他便被領到一間外觀極為普通的房間裡面，它的牆壁會突然地高速旋轉起來，緻使參觀者感到頭暈目眩，該情景如同他本人在旋轉一般。
格局的這種轉換效應是十分明顯的。
下面我以爬山為例再舉一個例子。
當一個人爬上一條相當陡峭的山脊時&mdash&mdash這種體驗與我們問題的關系已經由索利斯進行過充分的讨論&mdash&mdash他來到一塊水平方向的休息地帶，盡管他在這塊地方可以相當容易地站立，但在最初的瞬間這個人反而會感到相當地不舒服：約在一秒鐘左右的時間裡，世界失去了它的穩定性，它開始搖晃，而這個人也被誘使着與它一起搖晃。
我們對于這種現象的解釋仍是格局轉換的緣故。
當一個人爬山時，山脊從現象上看是垂直的，或者幾乎是垂直的；它形成了一個人空間格局的主要部分。
現在，當這個人站立起來以後，格局就必須轉換，而這種轉換還沒有很好地得到限定，因為山嶺的兩邊都被空氣包圍着，而最近的物體也相距甚遠。
小結：格局和姿勢 我們已經看到格局對活動是何等的重要。
盡管所有的特定活動都是指向物體的，而不是指向格局的，然而，姿勢和平衡（沒有它們活動是不可能的）卻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格局。
當然，姿勢也是活動，它是由神經支配的不斷的相互作用來保持的。
換言之，姿勢的保持也是執行者（executive）的一項任務，在這任務中，看來執行者主要受制于格局－自我的力量（framework－Egoforces）。
指向的活動&mdash&mdash力的圖解 如果現在我們從姿勢活動轉向指向活動（directedaction），那麼，我們便會發現極其重要的場内之物了。
對于每一個個别情境來說，人們必須試着發現正在運作的力量，以及限制活動自由的場内的強制因素。
勒溫（Lewin）及其學派已經使用了這種方法，通過特定的圖解（從這些特定的圖解中，作為結果而發生的活動可以被推斷出來）呈現各種場。
一個相對來說簡單的例子便是一個孩子遇到一個相當具有吸引力但被禁止的物體，或者這個孩子遇到一個不愉快但卻可以獲得報酬的任務。
讀者可在1931年勒溫的文章中找到各自的圖解。
在這樣一個場内，物體按照自我的行為具有各種特征；有目标物體（goalobjects）、導向目标的路徑、工具、符号和信号、障礙、彎路，等等，其中有些特征已由托爾曼（Tolman）恰當地加以讨論過了，盡管在我看來，這位作者用其符号－格式塔（sign－gestalt）概念把該圖景過分簡單化了。
通過符号－格式塔，他把重要性歸于符号，而在我看來符号不過是許多不同種類的動力事物中的一種而已。
我們在第二章中（見邊碼p．43）關于場行為的描述應當根據我們上述讨論的觀點來重讀一下。
動力特征的可變性 當用這種動力學方式考慮我們的場時，我們必須避免錯誤地高估物體動力特征（dynamiccharacters）的恒常性。
我們已經看到，需求特征（demandcharacters）會随着需要而發生變化。
但是，這僅僅是可能發生的變化中的一種變化而已。
一條彎路可能變成一條直路，一塊絆腳天可能變成一塊墊腳石，一個玩具可能變成一件工具，一個具有吸引力的物體也可能在活動進行過程中變成一個令人厭惡的東西，這全靠瞬間的條件而定。
這些變化将在我們讨論學習問題時進行闡釋，因為它們可能或多或少地具有持久性。
這裡，我們隻想強調對活動來說具有重要性的一個問題。
行為物體的功能特征 讓我們回憶一下第四章和第五章提出的行為環境問題，我們發現一些極重要的東西被遺漏了。
我們探讨的行為環境除了由正方形、圓形、橢圓形和其他一些形狀所組成的之外（它們具有不同的顔色，位于不同的地方），也由立方體、球體和其他一些固體所組成。
但是，由此引伸出來的組織定律（lawsoforganiza-tion）并未解釋為什麼我們看到了椅子和桌子，房子和橋梁，或者郵局、信箱、汽車等等。
組織定律不可能提供這樣的解釋，因為它們僅僅處理心物場的外部，或者說環境部分中的力量，這些力量不可能單憑它們自己産生出我們日常使用的物體。
我們所提到的一切物體的特征（這是我們先前的理論所忽略的）是，它們與我們自己的活動有關。
對一位異鄉客來說，倫敦街道上的紅色柱狀物不過是奇異的柱狀物而已；但是，正是這些紅色柱狀物的用途使它們成為郵箱，同樣，當一名來自澳洲叢林的居民到達紐約港時，還以為他突然進入一個蠻荒多山的鄉間。
相反，對一名藝術家來說，一間房子可能成為一個立方體，一座山可能成為一個圓錐體，而這不僅僅對立體派藝術家來說是這樣。
由此可見，像大多數相貌特征（physiognomiccharacters）一樣，這些&ldquo功能&rdquo特征（&ldquofunctional&rdquocharacters）是物體一自我組織（object－Egoorganization）的産物，與先前的特征不同，因為事實上，它們不是這些組織的主要結果，而是隻有當特定物體在行為活動中發揮作用時才會顯現的特征。
所以，這些特征像需求特征一樣，有賴于先前存在的需要，但是卻以不同方式實施這種依賴。
通常，需求特征将随着需要而來去。
可是，功能特征則不同，它是持久的，隻有當它作為一種特殊力量的結果時才會消失，正像藝術家的特殊态度那樣。
一切需求特征是相貌特征的前提，或者說是功能特征的前提，我認為這樣的觀點是正确的。
正因如此，那邊的那隻綠色箱子不會使我偏離我打算寄信的行走路線，而是郵箱才會使我這樣幹；我也不會用這個T形的東西把一枚釘子敲進牆壁裡面去，而是一把榔頭才會使我這樣做；如此等等。
但是，曾幾何時，這樣一種T形物體由于可以被當作一件工具來使用，因此它也一度成為一把榔頭。
現在，讓我們回到功能特征和需要之間的關系上來。
隻要不産生使用一把榔頭的需要，便不會有任何榔頭，不論周圍可能會存在多少合适的T形物體。
但是，對我們來說，一把榔頭就是一把榔頭，甚至當我們不需要它時也一樣，盡管這時它不會通過它的榔頭特性來決定我們的活動；如果它進入我們的行為之中，它便可能以許多方式這樣做，既可以作為敲擊釘子的工具，又可以作為鎮紙的重物，等等。
它的&ldquo需求&rdquo特征一直在變化着，而它的功能特征卻保持不變。
首先，這意味着，通過它的使用，物體經曆了持久的組織變化，随着這種持久的組織變化，它不再是一種自我一獨立（Ego－inde－pen－dent）的東西（像我們在先前的論證中曾經用過的那些正方形和十字形的東西），而是成為與自我具有一種持久關系的東西。
其次，這意味着，這樣一種重新組織可能會變得持久。
關于這種陳述的一般意義，我們将在記憶一章中加以讨論（見第十一章）；此刻，我們隻須作出這樣的評論便可以了，即生物體在其生命的任何時刻，其行為環境有賴于生物體早期時刻的行為環境。
這種陳述本身是一種陳舊的說法。
事實上，心理學家都受過這樣的教導，即知覺有賴于經驗和記憶；正如我們在第三章（見邊碼p．85）的讨論中所了解到的那樣，傳統心理學通過記憶的參與來界定知覺，并把它與感覺區分開來。
但是，這種理論與我們在這裡發展的理論是有極大區别的。
一方面，它把恒常性假設（con－stancyhypothesis，見邊碼p．86）用于感覺的解釋；另一方面，它根據同化假設（assimilationhypothesis，見邊碼P．103），通過為這些感覺補充新的要素&mdash&mdash意像（images）來對知覺進行解釋。
我們在第三章中已經對所有這些傳統的假設進行了駁斥，現在，我們用一種新的假設來取代所有這些傳統假設。
盡管這種新的假設此刻有點模糊&mdash&mdash甚至在我們後面的讨論中也不大可能使它變得更加明确&mdash&mdash但卻避免了在反對舊理論的過程中所出現的一切異議，而且與我們的基本假設是完全一緻的。
在這個新理論中，經驗仍然具有它的位置。
如果它沒有位置的話，那麼我們的理論确實夠愚蠢的了。
可是，在我們的理論中，經驗的作用并不是在舊的理論上加一點新的元素，而是改變先前的組織。
然而，在支持我們關于&ldquo功能特征&rdquo的理論方面，我們所掌握的實驗證據還很少。
就人類實驗而言，我們可以引證由阿赫（Ach）于1930年實施的&ldquo能适應性&rdquo（&ldquoqualityofpliancy（&mdash&mdashGefugigkeitsqualitat）方面的研究，在這個研究中，阿赫通過讓被試對無意義音節（nonsensesyllables）作出反應的方式，建立了無意義音節的功能特征。
就我從阿赫的簡短報告中所能見到的而言，其結果是與我們的理論完全一緻的。
但是，若要使這些實驗成為概括的基礎，則實驗的條件過于人為化，材料與其功能特征之間的關系也過于任意化。
自苛勒用黑猩猩進行經典的實驗研究以來，動物實驗已經變得更加合适。
在動物心理學中，讓動物對熟悉的物體予以新的使用也已得到了實施，因此，如果允許我們進行類推的話，則可以認為動物行為環境中新的功能特征已經産生。
遺憾的是，用類推法進行的這種推論無法直接地得到證明，盡管有些足智多謀的實驗人員可以發明一些間接證明它的新方法。
如果我們列舉這些實驗的細節（這些實驗對大多數心理學家來說是頗為熟悉的），也不會為我們的論點增加什麼說服力。
我們不得不等待在人類被試身上開展理想的實驗；根據我們的宗旨，人類被試得到青睐的原因（與動物相比較而言）不僅在他們能說話，能報告行為物體經曆的變化，而且在于人類被試有更多的需求，并能創造一些新的需求，正因如此，與各種需求相一緻的功能特征可被創造出來。
态度及其對行為環境的影響 盡管我們在自我－物體力量所引起的功能特征方面缺乏直接的實驗知識，但是，我們卻在自我是否能夠影響行為場這個一般的問題上處于更為有利的地位。
不僅日常經驗促使我們對這個問題作肯定的回答，而且很好控制的實驗證據也促使我們對這個問題作肯定的回答。
在第四章裡，我們已經提及這樣的事實，即一個點的能見度（visibility）有賴于觀察者的态度（見邊碼P．148）；在實驗心理學的初期産生了這樣的問題，注意究竟能否改變一種感覺的強度（intensityofsensation），而設計用來解決這個問題的實驗結果表明存在這樣一種效應。
在具有注意的特定指向條件下，對樂音（clangs）可以進行分析，它們的陪音能被聽見，這些事實屬于我們科學所擁有的最古老的知識庫存，盡管對這種效應的實際解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幾年才真正作出「埃伯哈特（Eberhardt），1922年」。
組織問題對于舊的心理學來說是個未知數，至少這本書所表現的形式對舊的心理學來說是個未知數。
行為環境的變化，不論這些變化是由于注意、态度，還是由于諸如此類的東西，它們主要是組織的變化。
作為這樣一種組織因素，态度已由戈特沙爾特（Gottschaldt，1926年和1929年）作過徹底的調查，苛勒也在這方面讨論過來自日常生活的許多例子。
态度和注意的界定 在我們描述戈特沙爾特的實驗之前，對我們關于态度和注意的含義進行界定是合适的。
根據我們先前對這兩種概念的讨論，很清楚，我們所謂的态度和注意，意指參與整個動力情境的實際力量（見邊碼p．149和206），也就是存在于場和自我之間的實際力量。
如果我們将更為一般的意義歸之于态度這個術語，而将更為特定的意義歸之于注意這個術語，那麼看來是一種更為合适的用法。
由此，注意便将成為一種特定的态度，也就是朝着一個物體的非特定的指向，而其他一些态度則是更加特定的，例如對或多或少明确的某種東西的期待，将重點放在一個地方而不是另一個地方，表示懷疑，産生好奇，等等。
在讨論注意時，我們對下面兩種情形進行了區分，一種是力量之源在于自我之中，也就是有意注意（voluntaryattention），另一種是力量之源在于物體之中，也就是無意注意（involuntoryattention）。
這樣的區分是否可以應用于其他的态度，這裡将不作決定；可以肯定地說，在許多情形裡，這些态度發源于自我，發源于自我的需要或準需要（needsorquasi－needs）。
這些态度在意識中表現它們自身的程度是可變的。
在戈特沙爾特的實驗中，态度的存在和效應是由它們的結果來證明的，而不是由被試的報告來證明的（被試的态度在積極的探索和被動的信念之間變化着，而所謂被動的信念，是指被試被動地相信将會向他們呈示某種圖樣）。
戈特沙爾特的實驗 我将從戈特沙爾特從事的許多實驗中僅僅報道其中一些實驗。
讓我們從下列一些實驗開始，它們随着我們在第四章中（見邊碼P．156）報道的他的實驗之後發生。
在向被試第一次呈示b圖形以後的一天裡（讀者必須回到第四章裡以尋找有關方法和術語的解釋），先前曾見過a圖形3次的第一組被試，這次再為他們呈示2次，對于第二組被試，他們光前曾見過a圖形520次，現在再為他們呈示20次。
然後，讓兩組被試觀看b圖形，每組呈示時間為2秒，并給以指令，要求他們從中尋找先前看到過的a圖形之一。
我們用像先前一樣的方法來描述其結果（參見表6，邊碼p．157），并在第Ⅰ欄和第Ⅲ欄中補充我們舊表格中的數字。
結果是很有意義的。
如果我們将第Ⅰ欄和第Ⅱ欄作比較，并将第Ⅳ欄和第Ⅲ欄作比較，可以說明新的指令的效應，而第Ⅱ欄和第Ⅳ欄的比較，正像先前第Ⅰ欄和第Ⅲ欄的比較一樣，表明重複的積累是無效的，第Ⅱ欄和Ⅳ第欄中的數字則表明了新指令的成功量。
很顯然，探索的态度是有某些影響的，而單純的重複則根本不會有任何影響，不過，同樣明顯的是，在大多數情況下，與這種探索态度相一緻的力量不足以克服圖形中組織的内力。
然而，态度也可能對組織産生影響，這是一種不能還原為經驗的影響。
在另一篇論文中，戈特沙爾特刊布了一些用來顯示态度影響的新實驗。
在其他一些方法中，他使用了邊碼p．143上描述過的實驗裝置，通過這種實驗裝置，圖形以逐步增加的區分度加以顯示。
一俟被試看到任何一種新東西時，實驗者便停止顯示，然後要求被試把他們已經看到和正在看到的東西畫在紙上。
這樣，便可以對圖形的逐步發展加以研究，而且可以作出決定，如果a圖形和b圖形具有不同的發展順序，那麼b圖形的順序是否可能受到包含在b圖形中的a圖形的體驗的影響。
可是，實驗結果再次表明，隻要特定的态度被排斥在外，結論便是完全否定的，但是，當這些态度被喚起時，更會發生激烈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是由特定的指令所引起，而是由實驗系列的短暫過程所引起。
兩個主要的ab結合得到了應用，如圖94和95所示。
讓我們把圖94稱為十字一正方形，而把圖95稱為箭頭一圓形。
圖94的b圖形以這樣的方式正常地發展着，即正方形首先被看到，而那根垂線直到後來才加到正方形上面去。
與此相似的是，在圖95的b圖中，圓形先于箭頭部分發生。
于是，便安排了一系列顯示，其中，兩幅圖中的a圖交替出現12次。
表12 第Ⅰ組 第Ⅱ組 中立的3次重複，5次重複，92例 探索的520次重複，93例 中立的重複，242例 探索的540次重複，248例 a有影響 6.6 31.2 5.0 28.3 a沒有影響 93.4 68.8 95.0 71.7 Ⅰ Ⅱ Ⅲ Ⅳ 如果我們給每次呈現标上一個數字的話，那麼，開頭的24次顯示将是a圖形的簡單交替，十字形出現在奇數中，而箭頭則出現在偶數中。
這樣的序列隻有一次輕微的中斷，因為在3次交替以後，也就是說，在第7次和第8次顯示時，出現的不是a圖，而是相應的b圖。
所有6名被試看到的是與這些圖形的正常發展順序（即先看到十字形然後看到箭頭）相矛盾的，在他們看到整個圖形之前，實驗就被中斷了，因此，就被試而言，交替的序列并非真正地被打斷。
但是，在第24次顯示以後，又引進了另外一種變化：這時，或者在第25次是一個b圖形，不過，這時圓形代替了十字形，十字形作為第26次而接着出現；或者，第25次仍然是正常的，即呈現簡單的十字形，但是接下來是同一幅圖裡（即十字形－正方形）b圖出現了，這便是第26次顯示，而這個系列以b圖圓形的第27次顯示而告結束。
現在，6名被試中有5名看到這些正常顯示的圖形，即正方形和圓形先出現，它們不受與它們相一緻的a圖形呈現的影響，而a圖形曾經決定了b圖形的出現。
此外，在第二個交替方案中，b正方形（第26次顯示）緊接着a正方形（第25次顯示）而出現，然而，在所有三種情形裡，正方形先出現，而不是十字形先出現。
這個實驗證明，單為重複而重複，在這一實驗條件下（在這一實驗條件下，組織的内力是十分強大的），對知覺組織是不會産生任何影響的，但是，在圖形顯示的瞬間，觀察者的态度具有十分直接的影響。
那麼，b圖形的第一次顯示和第二次顯示之間究竟有何區别呢？在第一次顯示中，b圖形發生在它們與a圖形相對應的地方；這些a圖形是得到期盼的，從而b圖形的組織也發生了改變。
在第二次實驗中，b圖形不是出現在與a圖形相對應的地方，而是出現在另一個被期望的a圖形的地方。
這裡，不會出現a圖形的影響，因為這種期望并不符合由刺激産生的任何一種可能的組織。
在圖96a和b中，描繪了另外兩種顯示系列。
在第一個顯示系列中，系列的時間結構是這樣的，即在十字形第一次顯示（标号為第11次）以後，便期望另一個十字形出現，結果是正方形b開始與十字形一起發展，而不顧及這樣的事實，即一個簡單正方形在十字形第一次顯示之前就已經顯示過5次了。
與此相反的是，在第二個系列中，b十字一正方形圖形在十字a圖形之後直接出現（十字a圖形在該系列中已經顯示過8次），不過以被試期望一個新圖形的方式顯示。
結果，b圖形得到正常發展，是正方形而不是十字形帶了頭。
結論 我們可以因此得出結論，戈特沙爾特的高質量實驗證明，發源于自我的力量可以通過影響自我組織的辦法來對自我的行為環境産生影響。
與此同時，戈特沙爾特證明，這樣一種影響存在着十分明确的範圍。
在以上描述的三種系列中，使用的b圖形都是屬于下列情況的，即a圖形或者是箭頭-圓圈圖形中的實際部分，或者與b組織并不存在很大的沖突。
換言之，在這些條件下産生的a圖形必須與相對較弱的力量作鬥争。
正如戈特沙爾特在特定的實驗中已經表明的那樣&mdash&mdash也正如邊碼p．396上所報道的用探索指令進行的實驗中表明的那樣&mdash&mdash态度無法克服組織的強大内力，也就是說，當圖形a按照結構原理在b圖樣中完全消失時，它們是不會産生一個a組織的。
用于樂音的分析 由于我們曾經提及把樂音分析作為态度對行為環境産生影響的一個經典例子，因此我們現在可以補充說，這種影響還是一種組織變化的例子，正如埃伯哈特博士已用實驗證實了的那樣。
對陪音進行&ldquo分析&rdquo并不使先前存在的音調感覺&ldquo得到注意&rdquo，而是通過用音調體驗的雙重性去替代統一而又豐富的樂音來改變刺激的結果。
非實驗情境中态度的影響 态度對那種可以克服内部組織之相反力量的場組織具有明确的影響。
這些相反力量越弱，場就越為态度所決定。
事實上，在戈特抄爾特研究的一些例子中，組織的内力仍然相當強大的情況，在知覺場裡是十分罕見的，盡管它們可能在思維場裡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實驗室外面，我們極少有機會将一種圖形改變成另一種圖形。
不過，我們先前關于态度對點子知覺的影響的讨論（見邊碼p．148）證明，場通過态度得以重組的情況在實驗室外面起着某種作用，讀者也可以用許多其他的例子來擴充這個例子。
但是，通常說來，我們的态度影響了相反力量根本不存在或者很弱的場組織。
在一個取自苛勒的例子中，我将聚集在桌子周圍的對子分類，或者把他們看作是對立的一對，或者把相鄰的兩個人看作是一對搭擋，這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
如果我把他們視作一對橋牌搭擋，如N和S小姐，E和W小姐，則他們将形成一個亞組（subgroup），如果我們把他們視作歡樂的聚會，則N将與W小姐歸入一類，E将與S小組歸入一類。
在實際的結構中，沒有什麼東西（即使有，也極少）會以犧牲另一種組織的方式來促進一種組織，從而使組織十分容易地遵循态度。
現在，這種情況不斷得到實現，因為我們始終以明确的态度看待我們周圍的事物。
由于态度本身變化很大，因此由态度引起的場内變化的可能性實際上是無限的。
情緒 我們在上面（見邊碼p．395）列舉了不同的态度，而這些态度，像懷疑、好奇甚至期待等等，都明确地暗示着一種情緒（emo－tions）。
換句話說，我們已經接近情緒和情操（sentiments）的範疇，因為正如注意的态度可以影響場一樣，一種憎恨的态度，或者一種極端不信任的态度也可以産生重組（reorganizations），這種重組不僅不同于單由注意引起的變化，而且在程度上大于單由注意引起的變化，憎恨和不信任在其持續的和潛伏的階段稱作情操，而在它們爆發并支配執行者的時候，便稱作強烈的情緒。
因此，我們現在必須轉向情緒和情操的讨論，但是我們把精力集中于前者，因為我們關于實際動力情境的知識還不夠充分，以緻于無法對它們分别陳述。
關于情緒的傳統陳述 關于情緒的心理學理論是十分不能令人滿意的。
讀者可在兩本現代教科書中找到有關情緒領域中業已完成的實驗研究和理論工作的描述，這兩本教科書由惠勒（Wheeler）和伍德沃思（Woodworth）所著，它們證實了我的判斷。
一方面，心理學家緻力于對情緒進行描述、分析和分類；另一方面，他們對情緒的生理學症狀進行研究。
第一種嘗試導緻了簡單情緒和複雜情緒的區分，以及原始情緒和派生情緒（primaryandderivedemotions）的區分；第二種嘗試使一些事實（即關于像呼吸、心跳、内分泌等不同人體功能的事實）得以清楚地顯示，但是卻沒能在這兩種發現之間建立起協調。
當然，長時期來，這一領域中的研究深受著名的詹姆斯一蘭格（James－Lange）理論的影響，該理論盡管有某些優點，但仍然不過是19世紀心理學的典型産物。
我看到該理論在反對抽象的&ldquo組織主義&rdquo（structuralism）中所表現出來的優點，因為組織主義把情緒解釋成特殊的心理元素，或者解釋成特殊的心理元素的獨特複合。
我認為，該理論的真正成就是它始終堅持了這樣的事實，即情緒不僅僅是意識的内容，情緒涉及整個有機體的過程，而且足以涵蓋整個有機體。
但是，這個理論的錯誤在于它過分堅持用來論争的那種觀點，把情緒解釋為有機體過程的感性知識。
盡管詹姆斯是一位偉大的作家，盡管他十分欣賞這樣一種似是而非的論點，說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