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關于一種理性的傳統理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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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某套規範或執行某種顯而易見的社會職能（如教書、當警察或銷售雜貨），而這些社會職能服務于某種顯而易見的社會目的（如傳播知識、防止暴力或防止食物匮乏）的地方，我們傾向于說到制度。
而主要在當我們希望描述人們态度的一緻性、行為方式、目的或價值觀或者情趣愛好時，我們則說到傳統。
因此，和制度相比，傳統同人及其喜愛和憎惡、希望和恐懼等的關系也許更為密切。
可以說它們在社會理論中處于人和制度的中間地位。
（我們說&ldquo現存的傳統&rdquo比說&ldquo現存的制度&rdquo更自然。
） 隻要考慮到我有時所稱的&ldquo社會制度的矛盾狀況&rdquo，即事實上一個社會制度在某些環境中可能以某種迥異于其顯而易見的或&ldquo正常的&rdquo功能的方式起作用，對這種差異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關于寄宿學校背離其&ldquo正常&rdquo職能的情況，狄更斯已經說得不少了；警察不是保護人們免受暴力和敲詐之害，反而以暴力或囚禁的威脅來敲詐他們，這樣的事時有發生。
同樣，議會反對派的顯而易見的職能之一是防止政府竊取納稅人的錢，而在某些國家裡它卻以另一種方式起作用，成了按比例分贓的工具。
社會制度的矛盾狀況維系于它們的特性，即事實上它們執行着某些顯而易見的職能，以及事實上制度隻能由人（他們難免犯錯誤）或由其他制度（它們因此也難免犯錯誤）來控制。
無疑，謹慎地建立制度上的監督，這種矛盾狀況便可大大減輕，但要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
制度的作用就像堡壘一樣，最終也取決于控制它們的人；而制度控制的上策是優先提供機會給那些打算為他們的&ldquo正常的&rdquo社會目的而運用制度的人（如果有這樣的人的話）。
正是在這裡，傳統起着作為人和制度居間者的重要作用。
當然，傳統也可能被歪曲；和這裡描述的矛盾狀況相應的某種東西也會影響它們。
但是，因為它們不像制度那樣帶工具性，所以它們受這種矛盾狀況影響也較少。
另一方面，它們幾乎像制度一樣和個人無關，即同操縱制度的那些單個人相比，傳統與個人的關系較少，可預言性則較大。
也許可以說，制度的長遠的&ldquo正常&rdquo職能主要取決于這種傳統。
正是傳統給人（他們行蹤無常）提供抵禦堕落的那一背景和目的的确定性。
一個傳統可以說能夠把它的奠基人的個人态度遠遠傳播到他個人生活的範圍以外。
從這兩個名詞最典型的用法來看，可以說&ldquo傳統&rdquo這個名詞的涵義之一暗指仿效，或者指這傳統的起源，或者指它流傳的方式。
我認為，&ldquo制度&rdquo這個名詞沒有這一内涵，一個制度可能有也可能沒有仿效的起源，它可能通過也可能不通過仿效而延續它的存在。
另外，有些我們稱之為傳統的東西也可以稱之為制度，特别是那些（亞）社會的制度，傳統在那裡一般得到遵循。
例如我們可以說，理性主義的傳統即采取批判态度，在科學工作者的這個（亞）社會内部是制度（或者說，不落井下石的傳統幾乎就是英國的一個制度）。
同樣，我們也可以說，英國語言盡管是由傳統傳下來的，但卻是一種制度，而慣用法比如避免分離不定式則是一種傳統（盡管它在某個團體内可能是制度）。
考慮到社會語言制度的某些方面，以上說的幾點可以得到進一步例證。
K·比勒把語言的主要功能&mdash&mdash交流&mdash&mdash分析為三種功能：（1）表達功能，即用于表達說話者情感或思想的交流；（2）發出信号、激發或消釋，即用于激發或消釋聽者某種反應（例如語言反應）的交流；和（3）描述功能，即描述某種事态的交流。
就每種功能總是由其前面一種功能伴随但不一定由其後面的功能伴随而言，這三種功能是可以分離的。
前兩種功能也适用于動物語言，而第三種顯然是人類所特有的。
在比勒的這三種功能之外，還可能（而且我認為必須）再加上第四種功能，而且在我們看來是特别重要的一種。
這種功能就是（4）論證或解釋的功能，即表述和比較與某些确定的疑問或問題相聯系的論證或解釋。
(8)某種語言可能具有前三種功能而不具有第四種功能（例如，(9)當一個孩子處于剛剛&ldquo叫出&rdquo事物名稱的階段時）。
既然語言作為制度具有這些功能，它就可能處于矛盾狀況。
例如，說話的人可以用它來表達感情或思想，同樣也可以用它來掩飾感情或思想，也可以用它壓制論證而不是激發論證。
有些不同的傳統同這些功能的每一種都有聯系。
例如，從各自語言的表達功能來看，意大利傳統和英國（那裡有&ldquo說話含蓄&rdquo的傳統）傳統的差異十分鮮明。
但是，這一切隻有關系到人類語言特有的兩種功能&mdash&mdash描述和論證的功能時才變得真正重要了。
就語言的描述功能而言，我們可以把語言說成是真理的媒介；當然它也可以成為謬誤的媒介。
如果沒有一個傳統以反對這種矛盾狀況，并支持把語言用于正确描述（至少在一切沒有強烈的欺騙動機的情形下）的目的，那麼，語言的描述功能就會随之消失；因為這樣，兒童就決不會學到語言的描述用法。
更可寶貴的或許是對抗同語言的論證功能相聯系的矛盾狀況的傳統。
這種傳統反對把語言誤用于假論證和宣傳。
這是一種清晰地說話、清晰地思維的傳統和規則；它是一種批判的傳統，即理性的傳統。
理性的當代敵人想破壞這種傳統。
為此，他們想破壞和歪曲人類語言的論證功能甚至描述功能；想不切實際地回複到語言的情感功能&mdash&mdash表達功能（關于&ldquo自我表現&rdquo已談得太多了），也許還有發出信号或激發的功能。
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在某些類型的現代詩歌、散文和哲學（這種哲學不作論證，因為它沒有可論證的問題）中，這種傾向還在起作用。
理性的新敵人有時候是反傳統主義者，他們尋找新的和給人深刻印象的自我表現或&ldquo交流&rdquo的手段，有時候又是贊頌語言傳統智慧的傳統主義者。
這兩種人都隐含地堅持一種語言理論，它隻看到語言的第一或第二種功能，而實際上則是支持逃避理性，逃避理智來負責的偉大傳統。
*** (1) 1948年7月26日在牛津大學麥格達倫學院理性主義出版協會第三次年會上作的報告的講稿（會議主席是A·E·希思教授）；首次發表于《理性主義者年鑒》（TheRationalistAnnual），1949年。
(2) 重新發表于M·奧克肖特：《政治學中的理性主義及其他論文》（RationalisminPoliticsandOtherEssays），1962年，第1&mdash36頁。
(3) 這裡指演講《工業團體中的理性行為和非理性行為》（RationalandIrrationalBehaviourinIndustrialGroups），《文學指南》（TheLiteraryGuide）作了摘要，1948年10月。
(4) 在這演講之後的讨論中，有人批判我拒斥陰謀理論，并斷言卡爾·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陰謀對于理解社會的極端重要性。
我在回答時說，我應該提一下我受惠于馬克思，他是最早批判陰謀理論的人之一，是最早分析在某些社會狀況下人的自願活動所産生的未期結果的人之一。
馬克思明确而又清楚地說，資本家一如工人，也被社會狀況（或&ldquo社會制度&rdquo）之網抓住；資本家是不得不為其所為，他像工人一樣不自由，他活動的結果很大程度上不是他所打算的。
但是，馬克思這種真正科學的（盡管照我看來是過分決定論的）态度被他後來的追随者&mdash&mdash庸俗馬克思主義者所遺忘。
庸俗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一種流行的陰謀社會理論，這種理論并不比戈培爾關于&ldquo猶太人有學問的長者&rdquo的神話好一些。
(5) 波塞冬（Poseidon），希臘神話中的海神。
&mdash&mdash譯者 (6) 參見第一章第Ⅳ節。
(7) 關于對這種做法的批判，參見我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11章。
(8) 亦可比較後面第12章。
這裡不能讨論為什麼我把論證功能視同解釋功能；它們是通過對解釋及其與演繹（或論證）的關系作邏輯分析而得出的。
(9) 一張普通地圖也是一個描述的例子，而它不是論證的；雖然它當然可用來在一種論證語言的内部支持一個論證。
而主要在當我們希望描述人們态度的一緻性、行為方式、目的或價值觀或者情趣愛好時，我們則說到傳統。
因此，和制度相比，傳統同人及其喜愛和憎惡、希望和恐懼等的關系也許更為密切。
可以說它們在社會理論中處于人和制度的中間地位。
（我們說&ldquo現存的傳統&rdquo比說&ldquo現存的制度&rdquo更自然。
） 隻要考慮到我有時所稱的&ldquo社會制度的矛盾狀況&rdquo，即事實上一個社會制度在某些環境中可能以某種迥異于其顯而易見的或&ldquo正常的&rdquo功能的方式起作用，對這種差異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關于寄宿學校背離其&ldquo正常&rdquo職能的情況，狄更斯已經說得不少了；警察不是保護人們免受暴力和敲詐之害，反而以暴力或囚禁的威脅來敲詐他們，這樣的事時有發生。
同樣，議會反對派的顯而易見的職能之一是防止政府竊取納稅人的錢，而在某些國家裡它卻以另一種方式起作用，成了按比例分贓的工具。
社會制度的矛盾狀況維系于它們的特性，即事實上它們執行着某些顯而易見的職能，以及事實上制度隻能由人（他們難免犯錯誤）或由其他制度（它們因此也難免犯錯誤）來控制。
無疑，謹慎地建立制度上的監督，這種矛盾狀況便可大大減輕，但要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
制度的作用就像堡壘一樣，最終也取決于控制它們的人；而制度控制的上策是優先提供機會給那些打算為他們的&ldquo正常的&rdquo社會目的而運用制度的人（如果有這樣的人的話）。
正是在這裡，傳統起着作為人和制度居間者的重要作用。
當然，傳統也可能被歪曲；和這裡描述的矛盾狀況相應的某種東西也會影響它們。
但是，因為它們不像制度那樣帶工具性，所以它們受這種矛盾狀況影響也較少。
另一方面，它們幾乎像制度一樣和個人無關，即同操縱制度的那些單個人相比，傳統與個人的關系較少，可預言性則較大。
也許可以說，制度的長遠的&ldquo正常&rdquo職能主要取決于這種傳統。
正是傳統給人（他們行蹤無常）提供抵禦堕落的那一背景和目的的确定性。
一個傳統可以說能夠把它的奠基人的個人态度遠遠傳播到他個人生活的範圍以外。
從這兩個名詞最典型的用法來看，可以說&ldquo傳統&rdquo這個名詞的涵義之一暗指仿效，或者指這傳統的起源，或者指它流傳的方式。
我認為，&ldquo制度&rdquo這個名詞沒有這一内涵，一個制度可能有也可能沒有仿效的起源，它可能通過也可能不通過仿效而延續它的存在。
另外，有些我們稱之為傳統的東西也可以稱之為制度，特别是那些（亞）社會的制度，傳統在那裡一般得到遵循。
例如我們可以說，理性主義的傳統即采取批判态度，在科學工作者的這個（亞）社會内部是制度（或者說，不落井下石的傳統幾乎就是英國的一個制度）。
同樣，我們也可以說，英國語言盡管是由傳統傳下來的，但卻是一種制度，而慣用法比如避免分離不定式則是一種傳統（盡管它在某個團體内可能是制度）。
考慮到社會語言制度的某些方面，以上說的幾點可以得到進一步例證。
K·比勒把語言的主要功能&mdash&mdash交流&mdash&mdash分析為三種功能：（1）表達功能，即用于表達說話者情感或思想的交流；（2）發出信号、激發或消釋，即用于激發或消釋聽者某種反應（例如語言反應）的交流；和（3）描述功能，即描述某種事态的交流。
就每種功能總是由其前面一種功能伴随但不一定由其後面的功能伴随而言，這三種功能是可以分離的。
前兩種功能也适用于動物語言，而第三種顯然是人類所特有的。
在比勒的這三種功能之外，還可能（而且我認為必須）再加上第四種功能，而且在我們看來是特别重要的一種。
這種功能就是（4）論證或解釋的功能，即表述和比較與某些确定的疑問或問題相聯系的論證或解釋。
(8)某種語言可能具有前三種功能而不具有第四種功能（例如，(9)當一個孩子處于剛剛&ldquo叫出&rdquo事物名稱的階段時）。
既然語言作為制度具有這些功能，它就可能處于矛盾狀況。
例如，說話的人可以用它來表達感情或思想，同樣也可以用它來掩飾感情或思想，也可以用它壓制論證而不是激發論證。
有些不同的傳統同這些功能的每一種都有聯系。
例如，從各自語言的表達功能來看，意大利傳統和英國（那裡有&ldquo說話含蓄&rdquo的傳統）傳統的差異十分鮮明。
但是，這一切隻有關系到人類語言特有的兩種功能&mdash&mdash描述和論證的功能時才變得真正重要了。
就語言的描述功能而言，我們可以把語言說成是真理的媒介；當然它也可以成為謬誤的媒介。
如果沒有一個傳統以反對這種矛盾狀況，并支持把語言用于正确描述（至少在一切沒有強烈的欺騙動機的情形下）的目的，那麼，語言的描述功能就會随之消失；因為這樣，兒童就決不會學到語言的描述用法。
更可寶貴的或許是對抗同語言的論證功能相聯系的矛盾狀況的傳統。
這種傳統反對把語言誤用于假論證和宣傳。
這是一種清晰地說話、清晰地思維的傳統和規則；它是一種批判的傳統，即理性的傳統。
理性的當代敵人想破壞這種傳統。
為此，他們想破壞和歪曲人類語言的論證功能甚至描述功能；想不切實際地回複到語言的情感功能&mdash&mdash表達功能（關于&ldquo自我表現&rdquo已談得太多了），也許還有發出信号或激發的功能。
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在某些類型的現代詩歌、散文和哲學（這種哲學不作論證，因為它沒有可論證的問題）中，這種傾向還在起作用。
理性的新敵人有時候是反傳統主義者，他們尋找新的和給人深刻印象的自我表現或&ldquo交流&rdquo的手段，有時候又是贊頌語言傳統智慧的傳統主義者。
這兩種人都隐含地堅持一種語言理論，它隻看到語言的第一或第二種功能，而實際上則是支持逃避理性，逃避理智來負責的偉大傳統。
*** (1) 1948年7月26日在牛津大學麥格達倫學院理性主義出版協會第三次年會上作的報告的講稿（會議主席是A·E·希思教授）；首次發表于《理性主義者年鑒》（TheRationalistAnnual），1949年。
(2) 重新發表于M·奧克肖特：《政治學中的理性主義及其他論文》（RationalisminPoliticsandOtherEssays），1962年，第1&mdash36頁。
(3) 這裡指演講《工業團體中的理性行為和非理性行為》（RationalandIrrationalBehaviourinIndustrialGroups），《文學指南》（TheLiteraryGuide）作了摘要，1948年10月。
(4) 在這演講之後的讨論中，有人批判我拒斥陰謀理論，并斷言卡爾·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陰謀對于理解社會的極端重要性。
我在回答時說，我應該提一下我受惠于馬克思，他是最早批判陰謀理論的人之一，是最早分析在某些社會狀況下人的自願活動所産生的未期結果的人之一。
馬克思明确而又清楚地說，資本家一如工人，也被社會狀況（或&ldquo社會制度&rdquo）之網抓住；資本家是不得不為其所為，他像工人一樣不自由，他活動的結果很大程度上不是他所打算的。
但是，馬克思這種真正科學的（盡管照我看來是過分決定論的）态度被他後來的追随者&mdash&mdash庸俗馬克思主義者所遺忘。
庸俗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一種流行的陰謀社會理論，這種理論并不比戈培爾關于&ldquo猶太人有學問的長者&rdquo的神話好一些。
(5) 波塞冬（Poseidon），希臘神話中的海神。
&mdash&mdash譯者 (6) 參見第一章第Ⅳ節。
(7) 關于對這種做法的批判，參見我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11章。
(8) 亦可比較後面第12章。
這裡不能讨論為什麼我把論證功能視同解釋功能；它們是通過對解釋及其與演繹（或論證）的關系作邏輯分析而得出的。
(9) 一張普通地圖也是一個描述的例子，而它不是論證的；雖然它當然可用來在一種論證語言的内部支持一個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