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我們時代的曆史：一個樂觀主義者的觀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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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紀念富有靈感的、有成就的社會改革家埃利諾·拉思伯恩的一系列講演中，做一篇演講來對我們時代的社會改革問題作一個嘗試性的一般估價，也許是适當的。
如果說我們已取得了成就，那是些什麼成就呢？我們西方社會和别的社會相比怎麼樣呢？這些就是我提出來要讨論的問題。
我選了&ldquo我們時代的曆史：一個樂觀主義者的觀點&rdquo作為我演講的題目，我覺得我應該從解釋這個題目開始。
當我講&ldquo曆史&rdquo的時候，我想特别是指社會和政治的曆史，但也指我們的道德和理智的曆史。
我說&ldquo我們&rdquo這個詞，是指大西洋共同體的自由世界&mdash&mdash特别是英國、美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瑞士，還有自由世界在太平洋的邊哨站：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ldquo我們時代&rdquo則特别指1914年以來的這個時期。
但是，我也指最近的五六十年，即從布爾人戰争以來的時代，或像人們有時所稱的溫斯頓·邱吉爾時代；也指最近的一百年，大體上就是從廢除奴隸制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以來的時代；也指最近的二百年，大體上就是從美國革命，從休谟、伏爾泰、康德和伯克以來的時代；在較小的程度上也指最近三百年&mdash&mdash從宗教改革以來的時代；指從洛克、牛頓以來的時代。
&ldquo我們時代的曆史&rdquo這句話就解釋到這裡。
現在我來談&ldquo樂觀主義者&rdquo這個詞。
首先，讓我澄清這樣一點：如果我自稱是樂觀主義者的話，我并不想讓人以為我對未來有所了解。
我并不妄想做一個先知，而且最不願意做一個曆史的先知。
&lowast相反，我多年來一直試圖捍衛這個觀點：曆史的預言是一種江湖騙術。
(2)我不相信曆史規律，特别不相信進步的規律這類東西。
事實上，我相信，對我們來說，倒退比進步容易得多。
雖然我相信這一切，但我仍認為，我可以恰當地把自己說成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因為，我的樂觀主義完全在于我對現在和最近的過去的解釋。
我的樂觀主義還在于我強烈贊賞我們自己的時代。
無論你會對這種樂觀主義抱什麼看法，你将不得不承認，它有罕見的價值。
事實上，悲觀主義者的哀鳴已變得有點千篇一律。
無疑，在我們的世界裡，有不少東西隻要我們對它們思索一番，就有理由抱怨它們；無疑，有時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出我們自己的毛病。
但是，我認為，事情的另一方面也應有申訴的機會。
因此，我正是對最近的過去和我們自己的時代持樂觀主義的觀點。
這就把我最終帶到了&ldquo觀點&rdquo這個詞，它是我演講題目的最後一個詞。
我這篇演講的目的是：用簡單的幾筆勾勒出我們時代的鳥瞰圖。
無疑，這純屬個人的看法&mdash&mdash一個解釋而不是一個描述。
但是，我将用論據來支持它。
雖然悲觀主義者會認為我的觀點是膚淺的，但我至少将以向他們提出诘難的方式提出我的觀點。
這樣，我就從诘難開始。
我将向一種信念提出诘難，這種信念似乎為人們廣泛持有，廣泛地為各方面人士持有；不僅為許多無疑非常虔敬的教士所持有，而且也為某些像伯特蘭·羅素這樣的理性主義者所持有，而羅素無論是作為一個人，還是作為一個哲學家，我都是十分敬慕的。
羅素不止一次表達過我想提出诘難的這個信念。
他抱怨說，我們的理智的發展已超過了我們的道德發展。
在羅素看來，我們已變得非常聰明，實際上已經過分聰明了。
我們能夠制作許多奇巧的玩藝兒，包括電視機、高速火箭和原子彈，或者熱核炸彈，如果你樂意的話。
但我們的道德和政治至今還未能達到這樣的發展和成熟的程度，即還不能安全地支配和控制我們對自己的巨大理智力量的運用。
正因為這樣，我們現在發現自己處于道德危機之中。
我們邪惡的民族自豪感阻礙了我們及時達到世界大同。
可把這種觀點作一概括：我們是聰明的，也許過分聰明了，但我們也是邪惡的；這種聰明和邪惡的混合是我們災禍的根源。
為了反對這種觀點，我主張與此正相反對的觀點。
我的第一個命題如下。
我們是善良的，也許有點過于善良，但我們也有點愚蠢；這種善良和愚蠢的混合正是我們災禍的根源。
為了避免誤解，我要強調，當我在這個命題中應用&ldquo我們&rdquo這個詞時，我把自己也包括了進去。
你可能會問我，為什麼我的第一個命題應該是一個樂觀主義者的觀點的一部分。
有許多不同的理由。
一個理由是，邪惡甚至比一種有限的愚蠢更難對付，因為不很聰明的善良人一般都渴求學習。
另一個理由是，我并不認為我們已愚蠢得不可救藥，這當然是一個樂觀主義者的觀點。
我們的毛病在于，我們很容易迷入歧途，很容易像塞缪爾·勃特勒(3)在《埃瑞璜》中所說的那樣，被别人&ldquo牽着鼻子走&rdquo。
我希望你們允許我從我最喜歡的話中錄引一段。
勃特勒寫道：&ldquo可以看到，埃瑞璜人是逆來順受和長期遭受苦難的人，容易被人牽着鼻子走，當他們中出現一個哲學家時，他們很快地讓常識匍匐于神聖的邏輯腳下，他使他們相信他們現存的制度不是建立在最嚴格的道德原則基礎之上，由此使他們失去自制力&hellip&hellip&rdquo 你可看出，雖然我的第一個命題是直接反對像伯特蘭·羅素這樣的權威的，但它遠非是獨創性的。
塞缪爾·勃特勒似乎已經沿着同樣的思路思考。
勃特勒和我對這個命題的表述在形式上都有點輕率。
但是，這個命題可用以下方式表述得更加嚴肅。
我們時代的種種主要麻煩&mdash&mdash我并不否認，我們生活在麻煩紛呈的時代&mdash&mdash并非由于我們道德上的邪惡，相反，是由于我們的常常被引入歧途的道德熱忱：由于我們渴望改善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
我們的戰争基本上都是宗教戰争；它們是關于怎樣建立一個較好世界的各個競争理論間的戰争。
我們的道德熱忱常被引入歧途，因為我們沒能認識到，我們的無疑過于簡單的道德原則常常很難應用于（我們認為必須應用的）複雜的人類和政治形勢。
當然，我并不希望你馬上就同意我的命題或者勃特勒的命題。
即使你同情勃特勒的命題，你也不大可能同情我的命題。
你可能說，勃特勒是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代表作家。
但是，我怎能持這樣的觀點：我們并不生活在一個邪惡的世界裡呢？我已忘掉了希特勒和斯大林了嗎
如果說我們已取得了成就，那是些什麼成就呢？我們西方社會和别的社會相比怎麼樣呢？這些就是我提出來要讨論的問題。
我選了&ldquo我們時代的曆史：一個樂觀主義者的觀點&rdquo作為我演講的題目，我覺得我應該從解釋這個題目開始。
當我講&ldquo曆史&rdquo的時候，我想特别是指社會和政治的曆史，但也指我們的道德和理智的曆史。
我說&ldquo我們&rdquo這個詞，是指大西洋共同體的自由世界&mdash&mdash特别是英國、美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瑞士，還有自由世界在太平洋的邊哨站：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ldquo我們時代&rdquo則特别指1914年以來的這個時期。
但是，我也指最近的五六十年，即從布爾人戰争以來的時代，或像人們有時所稱的溫斯頓·邱吉爾時代；也指最近的一百年，大體上就是從廢除奴隸制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以來的時代；也指最近的二百年，大體上就是從美國革命，從休谟、伏爾泰、康德和伯克以來的時代；在較小的程度上也指最近三百年&mdash&mdash從宗教改革以來的時代；指從洛克、牛頓以來的時代。
&ldquo我們時代的曆史&rdquo這句話就解釋到這裡。
現在我來談&ldquo樂觀主義者&rdquo這個詞。
首先，讓我澄清這樣一點：如果我自稱是樂觀主義者的話，我并不想讓人以為我對未來有所了解。
我并不妄想做一個先知，而且最不願意做一個曆史的先知。
&lowast相反，我多年來一直試圖捍衛這個觀點：曆史的預言是一種江湖騙術。
(2)我不相信曆史規律，特别不相信進步的規律這類東西。
事實上，我相信，對我們來說，倒退比進步容易得多。
雖然我相信這一切，但我仍認為，我可以恰當地把自己說成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因為，我的樂觀主義完全在于我對現在和最近的過去的解釋。
我的樂觀主義還在于我強烈贊賞我們自己的時代。
無論你會對這種樂觀主義抱什麼看法，你将不得不承認，它有罕見的價值。
事實上，悲觀主義者的哀鳴已變得有點千篇一律。
無疑，在我們的世界裡，有不少東西隻要我們對它們思索一番，就有理由抱怨它們；無疑，有時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出我們自己的毛病。
但是，我認為，事情的另一方面也應有申訴的機會。
因此，我正是對最近的過去和我們自己的時代持樂觀主義的觀點。
這就把我最終帶到了&ldquo觀點&rdquo這個詞，它是我演講題目的最後一個詞。
我這篇演講的目的是：用簡單的幾筆勾勒出我們時代的鳥瞰圖。
無疑，這純屬個人的看法&mdash&mdash一個解釋而不是一個描述。
但是，我将用論據來支持它。
雖然悲觀主義者會認為我的觀點是膚淺的，但我至少将以向他們提出诘難的方式提出我的觀點。
這樣，我就從诘難開始。
我将向一種信念提出诘難，這種信念似乎為人們廣泛持有，廣泛地為各方面人士持有；不僅為許多無疑非常虔敬的教士所持有，而且也為某些像伯特蘭·羅素這樣的理性主義者所持有，而羅素無論是作為一個人，還是作為一個哲學家，我都是十分敬慕的。
羅素不止一次表達過我想提出诘難的這個信念。
他抱怨說，我們的理智的發展已超過了我們的道德發展。
在羅素看來，我們已變得非常聰明，實際上已經過分聰明了。
我們能夠制作許多奇巧的玩藝兒，包括電視機、高速火箭和原子彈，或者熱核炸彈，如果你樂意的話。
但我們的道德和政治至今還未能達到這樣的發展和成熟的程度，即還不能安全地支配和控制我們對自己的巨大理智力量的運用。
正因為這樣，我們現在發現自己處于道德危機之中。
我們邪惡的民族自豪感阻礙了我們及時達到世界大同。
可把這種觀點作一概括：我們是聰明的，也許過分聰明了，但我們也是邪惡的；這種聰明和邪惡的混合是我們災禍的根源。
為了反對這種觀點，我主張與此正相反對的觀點。
我的第一個命題如下。
我們是善良的，也許有點過于善良，但我們也有點愚蠢；這種善良和愚蠢的混合正是我們災禍的根源。
為了避免誤解，我要強調，當我在這個命題中應用&ldquo我們&rdquo這個詞時，我把自己也包括了進去。
你可能會問我，為什麼我的第一個命題應該是一個樂觀主義者的觀點的一部分。
有許多不同的理由。
一個理由是，邪惡甚至比一種有限的愚蠢更難對付，因為不很聰明的善良人一般都渴求學習。
另一個理由是，我并不認為我們已愚蠢得不可救藥，這當然是一個樂觀主義者的觀點。
我們的毛病在于，我們很容易迷入歧途，很容易像塞缪爾·勃特勒(3)在《埃瑞璜》中所說的那樣，被别人&ldquo牽着鼻子走&rdquo。
我希望你們允許我從我最喜歡的話中錄引一段。
勃特勒寫道：&ldquo可以看到，埃瑞璜人是逆來順受和長期遭受苦難的人，容易被人牽着鼻子走，當他們中出現一個哲學家時，他們很快地讓常識匍匐于神聖的邏輯腳下，他使他們相信他們現存的制度不是建立在最嚴格的道德原則基礎之上，由此使他們失去自制力&hellip&hellip&rdquo 你可看出，雖然我的第一個命題是直接反對像伯特蘭·羅素這樣的權威的，但它遠非是獨創性的。
塞缪爾·勃特勒似乎已經沿着同樣的思路思考。
勃特勒和我對這個命題的表述在形式上都有點輕率。
但是，這個命題可用以下方式表述得更加嚴肅。
我們時代的種種主要麻煩&mdash&mdash我并不否認，我們生活在麻煩紛呈的時代&mdash&mdash并非由于我們道德上的邪惡，相反，是由于我們的常常被引入歧途的道德熱忱：由于我們渴望改善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
我們的戰争基本上都是宗教戰争；它們是關于怎樣建立一個較好世界的各個競争理論間的戰争。
我們的道德熱忱常被引入歧途，因為我們沒能認識到，我們的無疑過于簡單的道德原則常常很難應用于（我們認為必須應用的）複雜的人類和政治形勢。
當然，我并不希望你馬上就同意我的命題或者勃特勒的命題。
即使你同情勃特勒的命題，你也不大可能同情我的命題。
你可能說，勃特勒是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代表作家。
但是，我怎能持這樣的觀點：我們并不生活在一個邪惡的世界裡呢？我已忘掉了希特勒和斯大林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