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知識和無知的來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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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真理是顯現出來的&hellip&hellip
别涅狄克特·德·斯賓諾莎
人人都有一塊試金石&hellip&hellip用以區分&hellip&hellip真理和假象。
約翰·洛克 &hellip&hellip我們不可能思考任何我們事先沒有通過外部或内部感覺感到過的東西。
大衛·休谟 我擔心，這篇演講的題目可能使一些批評者感到刺耳。
因為，說&ldquo知識的來源&rdquo是正常的，說&ldquo錯誤的來源&rdquo也還順理成章，&ldquo無知的來源&rdquo這種用語則當别論了。
&ldquo無知是種否定的東西：它就是指沒有知識。
可是，&lsquo沒有什麼&rsquo究竟怎麼會有來源的呢？&rdquo(2)當我向一位朋友透露我為這篇演講選定的題目時，他提出了這個問題。
我為此感到有點震驚，因為坦白說，我對這個題目一直頗為自得。
由于追逼回答，我感到自己得臨時找一些理由來辯護，向朋友解釋說，這題目産生的奇特的語言效果正是我所企求的。
我告訴他，我希望左右注意力，借助于這個題目的措辭讓人注意一些具有重要曆史意義但未見諸記載的哲學學說，尤其是注意其中關于無知的陰謀理論，它不是把無知解釋為單純的知識缺乏，而是解釋為某種作惡力量的作用、肮髒和邪惡影響的根源，而這些影響腐蝕和毒害我們的心靈，使我們養成反抗知識的習慣。
我拿不大準，這解釋是否減輕了我朋友的疑慮，但它的确使他沉默了。
你們的情形不同，因為你們根據這期演講的規則而緘口不語。
因此，我隻能希望，我已減輕了你們的疑慮，因而我可以暫先從另一端&mdash&mdash從知識的來源而不是無知的來源&mdash&mdash來開始我的叙述。
不過，我将很快回到無知的來源上來，也回到關于這些來源的陰謀理論上來。
Ⅰ 我想在這次演講中重新加以考察、并且希望不僅考察而且還予以解決的問題，或許可以說是英國和大陸哲學學派之間古老論争的一個方面。
這論争就是培根、洛克、貝克萊、休谟和穆勒的古典經驗主義同笛卡兒、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的古典理性主義或理智主義之間的論争。
在這論争中，英國學派堅持認為，一切知識的最終源泉是觀察，而大陸學派則堅持認為，知識的終極源泉是對清晰明确的觀念的理智直覺。
這些争論問題至今仍大都存在，而且還很尖銳。
今天，在英國仍為支配學說的經驗主義，不僅占領了美國，甚至在歐洲大陸也廣為人們接受，公認它是關于科學知識的正确理論。
笛卡兒的理智主義則每每被曲解為形形色色現代非理性主義的一種。
我在這次演講中試圖說明，古典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兩者其實是大同小異，并且都是錯誤的。
雖然我自己勉強算得上既是經驗主義者又是理性主義者，我仍認為，它們是錯誤的。
不過，我相信，雖然觀察和理性各有其重要作用，但是這些作用并不像它們的古典的倡導者所描述的那樣。
尤其是，我将試圖表明，無論觀察還是理性都不能說成是知識的源泉，這是指時至今日它們一直被說成是知識之源泉這個意義而言的。
Ⅱ 我們的問題屬于知識理論或者說認識論，後者以純粹哲學的最抽象、最間接而且最不着邊際的領域而著稱。
例如，這個領域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休谟曾經預言，由于他的某些結論的間接性、抽象性和同實際漠不相關，他的讀者中沒有一個人會相信這些結論超過一個小時的。
康德的态度則不同。
他認為，&ldquo我能認識什麼？&rdquo這個問題是一個人所能提出的三個最重要問題之一。
伯特蘭·羅素盡管在哲學氣質上更接近休谟，但在這個問題上似乎站在康德一邊。
我認為，羅素把科學、倫理學甚至政治的實際推論都歸之于認識論，是正确的。
因為，他說，認識論的相對主義即認為不存在客觀真理之類東西的觀念，以及認識論的實用主義即認為真理等于有用的觀念，都是同獨裁主義和極權主義觀念息息相關的。
（參見《讓人民思考》，1941年，第77頁以後。
） 當然，對羅素的觀點是有争議的。
有些近代的哲學家提出了一種學說，認為一切真正的哲學因而也可以說一切認識論根本沒有用處，同實際毫不相幹。
他們說，哲學由其本質所決定，不可能産生任何有意義的結果，因此它既不能影響科學，也不能影響政治。
但是，我以為，觀念是危險而又強有力的東西，即使哲學家也不時産生觀念。
實際上，我毫不懷疑，事實足可駁倒這種聲稱一切哲學均屬無能的新學說。
事情實在是非常簡單的。
一個自由主義者相信法律原則、平等正義、基本權利和自由社會的可能性。
這種信念容易使人認識不到：法官并不是無所不知的，可能把事實搞錯；實際上絕對公正在任何一個案件中都不可能實現。
但是，這種對法律原則、正義和自由的可能性的信仰卻不大可能使人避免接受一種認識論，這種認識論教導說，沒有客觀的事實；不僅在這個特定案件中，而且在任何别的案件中，都是如此；法官不可能犯事實的錯誤，因為對于事實他不可能弄錯，就像他不可能弄對一樣。
Ⅲ 發端于文藝複興的偉大的解放運動，曆經改革、宗教戰争和革命戰争的變遷，導緻了操英語民族獨享其權地生活在其中的自由社會。
這個運動始終受到一種空前的認識論樂觀主義的激勵，這種樂觀主義對人察明真理和獲緻知識的能力持一種十分樂觀的态度。
這種對知識可能性所抱的新的樂觀主義态度的本質在于主張真理是顯現的這種學說。
真理可能蒙上面紗。
但是，它能夠顯露它自己。
(3)如果它不顯露自己，我們可以揭露它。
扯去面紗可能不容易。
但是，一旦赤裸的真理顯露在我們眼前，我們就有能力認清它，把它同謬誤區别開來，知道它是真理。
近代科學和近代技術的誕生正是受這種樂觀主義認識論的激勵，它的主要倡言人是培根和笛卡兒。
他們教導說，在真理問題上，任何人都不必求助于權威，因為每個人自身擁有知識的源泉；他具有感官知覺的能力，可用以仔細觀察自然界，也具有理智直覺的能力，可用以區分真理和謬誤；其方法是拒絕接受任何未為理智所清晰而确定地察覺的觀念。
人能夠認識：因而他就能是自由的。
這就是解釋認識論樂觀主義和自由主義觀念之間的聯系的公式。
這一聯系同相反的聯系相對應。
不相信人類理性的力量，不相信人察明真理的力量，幾乎總是同不信任人相聯系。
因而，認識論悲觀主義同一種關于人類堕落的學說曆史地相聯系，它傾向于要求建立強有力的傳統，牢固地樹立強大的權威，而這将從愚昧和野蠻中拯救人類。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中的《大審問官》故事裡鮮明地勾勒了這種極權主義理論，描繪了當權者所負的重擔。
） 認識論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的對比可以說跟認識論傳統主義和理性主義間的對比基本相同。
（我在較廣意義上使用後一術語：它同非理性主義相對立，它不僅包括笛卡兒理智主義也包括經驗主義。
）因為，我們可以把傳統主義解釋為這樣的信仰：在不存在客觀的可察明的真理的情況下，我們面臨在接受傳統的權威與渾沌之間作出抉擇；而理性主義當然總是主張理性和經驗科學有權批判、拒斥任何傳統和任何權威，因為它們以十足的非理性、偏見或偶然性作為根據。
Ⅳ 令人不安的事實是，甚至像純粹認識論這樣一門抽象的學問也不像人們所想象（如亞裡士多德所相信）的那樣純粹，它的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希望和烏托邦夢想的鼓動和無意的激勵。
這對于認識論者來說應當是一個告誡。
他對此能做些什麼呢？作為一個認識論者，我隻有一個興趣&mdash&mdash找出關于認識論問題的真理，而不管這真理是否符合于我的政治觀念。
但是，難道我就不會在無意之中受我的政治希望和政治信仰的影響嗎？ 事情正是如此：我不僅勉強可以算是經驗主義者和理性主義者，而且也是自由主義者（在這個術語的英國意義上）；可是，正因為我是自由主義者，所以我感到，對于一個自由主義者來說，沒有什麼事情比讓各種自由主義理論承受徹底的批判考察更加重要的了。
我們進行這種批判考察的時候，發現了某些認識論理論，尤其是各種形式的認識論樂觀主義，在自由主義觀念發展中所起的作用。
并且我發現，作為一個認識論者，我必須拒斥這些認識論理論，因為它們站不住腳。
我的這種經驗能夠說明這樣一點：我們的夢想和希望并不一定必然地支配我們的結果，在探索真理時，從批判我們所鐘愛的信念開始，這可能是我們的最佳方案。
有人可能覺得這種方案同常理相悖。
但是，那些想望發現真理并且不怕真理的人，卻不這樣看。
Ⅴ 在考察某些自由主義觀念所固有的樂觀主義認識論時，我發現有許多學說，雖然它們常為人們隐含地接受，但就我所知，尚未為哲學家或曆史學家明确讨論過，甚至未被他們注意到。
其中最基本的就是我已提到過的主張真理是顯現的那種學說。
其中最奇怪的是無知的陰謀理論，它是顯現真理學說所衍生的怪胎。
你們會記起來，我說的真理顯現學說，是指這樣的樂觀主義觀點：真理如果袒露在我們面前，總是可以認出它是真理的。
因此，如果真理不顯示出來，那它隻是有待于揭示或者說發現而已。
一旦揭示或發現了，就無需進一步論證。
我們賦有一雙眼睛去認清真理，還賦有理性的&ldquo自然之光&rdquo去洞察真理。
這個學說是笛卡兒和培根兩人的學說的核心。
笛卡兒把他的樂觀主義認識論建基于veracitasdei[神賜真理性]的重要理論之上。
我們清晰而确定地看到是真的那些東西實際上必定是真的；因為，不然的話，上帝便是在欺騙我們。
因此，上帝的誠實必定使真理顯現出來。
在培根那裡有類似的學說。
它可以說成是關于veracitasnaturae[大自然真理性]即自然的真實性的學說。
大自然是一本打開的書。
心靈純潔的讀者不可能誤讀它。
隻有當他的心靈為偏見所毒害時，他才可能陷入錯誤。
這最後一點意見表明，主張真理顯現的學說産生了解釋謬誤的需要。
知識，即對真理的占有，是無需加以解釋的。
可是，如果真理是顯現的，那麼我們怎麼會陷入錯誤呢？回答是：由于我們自己邪惡地拒絕認清顯現的真理；或者因為我們的心靈包藏着教育和傳統所灌輸的偏見，或者其他的邪惡影響，它們腐蝕了我們原先純潔無邪的心靈。
無知可能是那些陰謀使我們陷于無知的力量的惡作劇，通過灌輸謬誤毒害我們的心靈和蒙蔽我們的眼睛，使它們看不到顯現的真理。
因此，這種偏見和這種力量就是無知的根源。
馬克思式的無知陰謀理論相當出名，它認為資本主義報刊陰謀歪曲和壓制真理，并用荒謬的意識形态充塞工人的心靈。
其中最突出的當然是宗教學說。
令人驚訝的是，我們發現，這種馬克思主義理論實在不算首創。
讓人民保持無知的刻毒狡詐的牧師在18世紀是一個陳腐的形象，我恐怕這還是自由主義的靈感之一。
這可以追溯到新教徒關于天主教會的陰謀的信念，也可追溯到那些對英國國教抱類似看法的不信國教者的信念。
（我已在别處把這種信念的前史追溯到柏拉圖的伯父克裡提亞斯；參見我的《開放社會》第八章第ii節。
） 這種對陰謀的奇特信念是下述樂觀主義信念的幾乎不可避免的結果：隻要賦予真理相當的機遇，真理因而還有善良就必定勝利。
&ldquo讓真理和謬誤格鬥；誰曾見過在一場自由和公開的沖突中真理被擊敗的呢？&rdquo（《雅典最高法官》）因此，當彌爾頓的真理被擊敗時，必然的推論是：這沖突不是自由的和公開的：如果顯現的真理沒有獲勝，那麼它一定是被人蓄意地壓制了。
可以看到，以真理必勝這個樂觀主義信念為根據的寬容态度很容易動搖。
（見J·W·N·沃特金斯論彌爾頓，載1959年1月22日的《聽衆》。
）因為它很容易轉變成一種陰謀理論，而後者同寬容态度很難相容。
我并不斷言這種陰謀理論之中沒有一個真理的顆粒。
但是，它基本上是一個神話，正如它所由産生的顯現真理論是一個神話那樣。
因為，簡單的真理是：真理往往很難達緻，并且一旦發現，也很容易得而複失。
錯誤信念可能有令人驚奇的生命力，它無視經驗，也無需任何陰謀的幫助而能延續千萬年。
科學史，尤其是醫學史，可提供我們許多範例。
實際上，一般陰謀理論本身就是一個例子。
我是指這樣的錯誤觀點：每逢發生邪惡的事物，那一定是由于一種邪惡力量的邪惡意志所使然。
這一觀點以各種形式一直流傳到了今天。
因此，培根和笛卡兒的樂觀主義認識論不可能是真的。
然而，這裡最令人納罕的也許是，這種虛妄的認識論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理智和道德革命的主要激發力量。
它鼓勵人們為自己思考。
它給人帶來希望：他們借助于知識能争得自己和他人的自由，免受奴役和痛苦。
它使現代科學成為可能。
它成為反對審查制度和壓制自由思想的鬥争的基礎。
它成為英國新教徒的良心、個人主義和新的人類尊嚴觀的基礎；成為普遍教育的要求和向往自由社會的新夢想的基礎。
它使人感到要為自己和他人負責，使人渴望不僅改善他們自己的狀況，而且也改善他們的同胞的狀況。
它是一種錯誤觀念激起許多好的觀念的一個實例。
Ⅵ 然而，這種虛妄的認識論還導緻了一些災難性的後果。
主張真理是顯現的理論，也即隻要想望看到就人人都可看到真理的理論，乃是幾乎一切盲信的基礎。
因為，隻有最堕落的邪惡才會拒絕看到顯現的真理；隻有那些有充分理由害怕真理的人才會否定真理，并陰謀壓制它。
然而，主張真理是顯現的這種理論不僅培育了盲信者&mdash&mdash那些深信所有看不到顯現真理的人一定是給邪惡迷住了的人們&mdash&mdash而且也可導緻極權主義，盡管不像悲觀主義認識論那樣直接導緻極權主義。
事情之所以如此，隻是因為真理通常并不是顯現的。
因此，據說是顯現的真理就不僅始終需要解釋和證實，而且始終需要再解釋和再證實。
需要一種權威幾乎日複一日地來宣布和規定什麼是顯現的真理，而這權威可能學會随心所欲地、玩世不恭地做這事。
許多灰心喪氣的認識論家将脫離他們自己以往的樂觀主義，而在悲觀主義認識論的基礎上建立一種輝煌的極權主義理論。
我覺得，最偉大的認識論家柏拉圖就是這種悲劇發展的範例。
Ⅶ 柏拉圖在笛卡兒的神賜真理性學說的前史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神賜真理性學說認為，我們的理智直覺不會欺騙我們，因為上帝是真誠的，不會欺騙我們；換句話說，它認為，我們的理智是知識的源泉，因為上帝是知識的源泉。
這學說有漫長的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荷馬和赫希俄德。
在我們看來，一個學者或曆史學家習慣于引證原始資料，那是很自然的。
然而，發現這種習慣發端于詩人，這也許使人感到有點意外，但是事實如此。
希臘詩人都提到他們的知識的來源。
這些來源是神聖的。
來源是缪斯。
吉爾伯特·默裡說（《希臘史詩的興起》1924年第3版第96頁）：&ldquo
約翰·洛克 &hellip&hellip我們不可能思考任何我們事先沒有通過外部或内部感覺感到過的東西。
大衛·休谟 我擔心，這篇演講的題目可能使一些批評者感到刺耳。
因為，說&ldquo知識的來源&rdquo是正常的，說&ldquo錯誤的來源&rdquo也還順理成章，&ldquo無知的來源&rdquo這種用語則當别論了。
&ldquo無知是種否定的東西：它就是指沒有知識。
可是，&lsquo沒有什麼&rsquo究竟怎麼會有來源的呢？&rdquo(2)當我向一位朋友透露我為這篇演講選定的題目時，他提出了這個問題。
我為此感到有點震驚，因為坦白說，我對這個題目一直頗為自得。
由于追逼回答，我感到自己得臨時找一些理由來辯護，向朋友解釋說，這題目産生的奇特的語言效果正是我所企求的。
我告訴他，我希望左右注意力，借助于這個題目的措辭讓人注意一些具有重要曆史意義但未見諸記載的哲學學說，尤其是注意其中關于無知的陰謀理論，它不是把無知解釋為單純的知識缺乏，而是解釋為某種作惡力量的作用、肮髒和邪惡影響的根源，而這些影響腐蝕和毒害我們的心靈，使我們養成反抗知識的習慣。
我拿不大準，這解釋是否減輕了我朋友的疑慮，但它的确使他沉默了。
你們的情形不同，因為你們根據這期演講的規則而緘口不語。
因此，我隻能希望，我已減輕了你們的疑慮，因而我可以暫先從另一端&mdash&mdash從知識的來源而不是無知的來源&mdash&mdash來開始我的叙述。
不過，我将很快回到無知的來源上來，也回到關于這些來源的陰謀理論上來。
Ⅰ 我想在這次演講中重新加以考察、并且希望不僅考察而且還予以解決的問題，或許可以說是英國和大陸哲學學派之間古老論争的一個方面。
這論争就是培根、洛克、貝克萊、休谟和穆勒的古典經驗主義同笛卡兒、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的古典理性主義或理智主義之間的論争。
在這論争中，英國學派堅持認為，一切知識的最終源泉是觀察，而大陸學派則堅持認為，知識的終極源泉是對清晰明确的觀念的理智直覺。
這些争論問題至今仍大都存在，而且還很尖銳。
今天，在英國仍為支配學說的經驗主義，不僅占領了美國，甚至在歐洲大陸也廣為人們接受，公認它是關于科學知識的正确理論。
笛卡兒的理智主義則每每被曲解為形形色色現代非理性主義的一種。
我在這次演講中試圖說明，古典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兩者其實是大同小異，并且都是錯誤的。
雖然我自己勉強算得上既是經驗主義者又是理性主義者，我仍認為，它們是錯誤的。
不過，我相信，雖然觀察和理性各有其重要作用，但是這些作用并不像它們的古典的倡導者所描述的那樣。
尤其是，我将試圖表明，無論觀察還是理性都不能說成是知識的源泉，這是指時至今日它們一直被說成是知識之源泉這個意義而言的。
Ⅱ 我們的問題屬于知識理論或者說認識論，後者以純粹哲學的最抽象、最間接而且最不着邊際的領域而著稱。
例如，這個領域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休谟曾經預言，由于他的某些結論的間接性、抽象性和同實際漠不相關，他的讀者中沒有一個人會相信這些結論超過一個小時的。
康德的态度則不同。
他認為，&ldquo我能認識什麼？&rdquo這個問題是一個人所能提出的三個最重要問題之一。
伯特蘭·羅素盡管在哲學氣質上更接近休谟，但在這個問題上似乎站在康德一邊。
我認為，羅素把科學、倫理學甚至政治的實際推論都歸之于認識論，是正确的。
因為，他說，認識論的相對主義即認為不存在客觀真理之類東西的觀念，以及認識論的實用主義即認為真理等于有用的觀念，都是同獨裁主義和極權主義觀念息息相關的。
（參見《讓人民思考》，1941年，第77頁以後。
） 當然，對羅素的觀點是有争議的。
有些近代的哲學家提出了一種學說，認為一切真正的哲學因而也可以說一切認識論根本沒有用處，同實際毫不相幹。
他們說，哲學由其本質所決定，不可能産生任何有意義的結果，因此它既不能影響科學，也不能影響政治。
但是，我以為，觀念是危險而又強有力的東西，即使哲學家也不時産生觀念。
實際上，我毫不懷疑，事實足可駁倒這種聲稱一切哲學均屬無能的新學說。
事情實在是非常簡單的。
一個自由主義者相信法律原則、平等正義、基本權利和自由社會的可能性。
這種信念容易使人認識不到：法官并不是無所不知的，可能把事實搞錯；實際上絕對公正在任何一個案件中都不可能實現。
但是，這種對法律原則、正義和自由的可能性的信仰卻不大可能使人避免接受一種認識論，這種認識論教導說，沒有客觀的事實；不僅在這個特定案件中，而且在任何别的案件中，都是如此；法官不可能犯事實的錯誤，因為對于事實他不可能弄錯，就像他不可能弄對一樣。
Ⅲ 發端于文藝複興的偉大的解放運動，曆經改革、宗教戰争和革命戰争的變遷，導緻了操英語民族獨享其權地生活在其中的自由社會。
這個運動始終受到一種空前的認識論樂觀主義的激勵，這種樂觀主義對人察明真理和獲緻知識的能力持一種十分樂觀的态度。
這種對知識可能性所抱的新的樂觀主義态度的本質在于主張真理是顯現的這種學說。
真理可能蒙上面紗。
但是，它能夠顯露它自己。
(3)如果它不顯露自己，我們可以揭露它。
扯去面紗可能不容易。
但是，一旦赤裸的真理顯露在我們眼前，我們就有能力認清它，把它同謬誤區别開來，知道它是真理。
近代科學和近代技術的誕生正是受這種樂觀主義認識論的激勵，它的主要倡言人是培根和笛卡兒。
他們教導說，在真理問題上，任何人都不必求助于權威，因為每個人自身擁有知識的源泉；他具有感官知覺的能力，可用以仔細觀察自然界，也具有理智直覺的能力，可用以區分真理和謬誤；其方法是拒絕接受任何未為理智所清晰而确定地察覺的觀念。
人能夠認識：因而他就能是自由的。
這就是解釋認識論樂觀主義和自由主義觀念之間的聯系的公式。
這一聯系同相反的聯系相對應。
不相信人類理性的力量，不相信人察明真理的力量，幾乎總是同不信任人相聯系。
因而，認識論悲觀主義同一種關于人類堕落的學說曆史地相聯系，它傾向于要求建立強有力的傳統，牢固地樹立強大的權威，而這将從愚昧和野蠻中拯救人類。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中的《大審問官》故事裡鮮明地勾勒了這種極權主義理論，描繪了當權者所負的重擔。
） 認識論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的對比可以說跟認識論傳統主義和理性主義間的對比基本相同。
（我在較廣意義上使用後一術語：它同非理性主義相對立，它不僅包括笛卡兒理智主義也包括經驗主義。
）因為，我們可以把傳統主義解釋為這樣的信仰：在不存在客觀的可察明的真理的情況下，我們面臨在接受傳統的權威與渾沌之間作出抉擇；而理性主義當然總是主張理性和經驗科學有權批判、拒斥任何傳統和任何權威，因為它們以十足的非理性、偏見或偶然性作為根據。
Ⅳ 令人不安的事實是，甚至像純粹認識論這樣一門抽象的學問也不像人們所想象（如亞裡士多德所相信）的那樣純粹，它的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希望和烏托邦夢想的鼓動和無意的激勵。
這對于認識論者來說應當是一個告誡。
他對此能做些什麼呢？作為一個認識論者，我隻有一個興趣&mdash&mdash找出關于認識論問題的真理，而不管這真理是否符合于我的政治觀念。
但是，難道我就不會在無意之中受我的政治希望和政治信仰的影響嗎？ 事情正是如此：我不僅勉強可以算是經驗主義者和理性主義者，而且也是自由主義者（在這個術語的英國意義上）；可是，正因為我是自由主義者，所以我感到，對于一個自由主義者來說，沒有什麼事情比讓各種自由主義理論承受徹底的批判考察更加重要的了。
我們進行這種批判考察的時候，發現了某些認識論理論，尤其是各種形式的認識論樂觀主義，在自由主義觀念發展中所起的作用。
并且我發現，作為一個認識論者，我必須拒斥這些認識論理論，因為它們站不住腳。
我的這種經驗能夠說明這樣一點：我們的夢想和希望并不一定必然地支配我們的結果，在探索真理時，從批判我們所鐘愛的信念開始，這可能是我們的最佳方案。
有人可能覺得這種方案同常理相悖。
但是，那些想望發現真理并且不怕真理的人，卻不這樣看。
Ⅴ 在考察某些自由主義觀念所固有的樂觀主義認識論時，我發現有許多學說，雖然它們常為人們隐含地接受，但就我所知，尚未為哲學家或曆史學家明确讨論過，甚至未被他們注意到。
其中最基本的就是我已提到過的主張真理是顯現的那種學說。
其中最奇怪的是無知的陰謀理論，它是顯現真理學說所衍生的怪胎。
你們會記起來，我說的真理顯現學說，是指這樣的樂觀主義觀點：真理如果袒露在我們面前，總是可以認出它是真理的。
因此，如果真理不顯示出來，那它隻是有待于揭示或者說發現而已。
一旦揭示或發現了，就無需進一步論證。
我們賦有一雙眼睛去認清真理，還賦有理性的&ldquo自然之光&rdquo去洞察真理。
這個學說是笛卡兒和培根兩人的學說的核心。
笛卡兒把他的樂觀主義認識論建基于veracitasdei[神賜真理性]的重要理論之上。
我們清晰而确定地看到是真的那些東西實際上必定是真的；因為，不然的話，上帝便是在欺騙我們。
因此，上帝的誠實必定使真理顯現出來。
在培根那裡有類似的學說。
它可以說成是關于veracitasnaturae[大自然真理性]即自然的真實性的學說。
大自然是一本打開的書。
心靈純潔的讀者不可能誤讀它。
隻有當他的心靈為偏見所毒害時，他才可能陷入錯誤。
這最後一點意見表明，主張真理顯現的學說産生了解釋謬誤的需要。
知識，即對真理的占有，是無需加以解釋的。
可是，如果真理是顯現的，那麼我們怎麼會陷入錯誤呢？回答是：由于我們自己邪惡地拒絕認清顯現的真理；或者因為我們的心靈包藏着教育和傳統所灌輸的偏見，或者其他的邪惡影響，它們腐蝕了我們原先純潔無邪的心靈。
無知可能是那些陰謀使我們陷于無知的力量的惡作劇，通過灌輸謬誤毒害我們的心靈和蒙蔽我們的眼睛，使它們看不到顯現的真理。
因此，這種偏見和這種力量就是無知的根源。
馬克思式的無知陰謀理論相當出名，它認為資本主義報刊陰謀歪曲和壓制真理，并用荒謬的意識形态充塞工人的心靈。
其中最突出的當然是宗教學說。
令人驚訝的是，我們發現，這種馬克思主義理論實在不算首創。
讓人民保持無知的刻毒狡詐的牧師在18世紀是一個陳腐的形象，我恐怕這還是自由主義的靈感之一。
這可以追溯到新教徒關于天主教會的陰謀的信念，也可追溯到那些對英國國教抱類似看法的不信國教者的信念。
（我已在别處把這種信念的前史追溯到柏拉圖的伯父克裡提亞斯；參見我的《開放社會》第八章第ii節。
） 這種對陰謀的奇特信念是下述樂觀主義信念的幾乎不可避免的結果：隻要賦予真理相當的機遇，真理因而還有善良就必定勝利。
&ldquo讓真理和謬誤格鬥；誰曾見過在一場自由和公開的沖突中真理被擊敗的呢？&rdquo（《雅典最高法官》）因此，當彌爾頓的真理被擊敗時，必然的推論是：這沖突不是自由的和公開的：如果顯現的真理沒有獲勝，那麼它一定是被人蓄意地壓制了。
可以看到，以真理必勝這個樂觀主義信念為根據的寬容态度很容易動搖。
（見J·W·N·沃特金斯論彌爾頓，載1959年1月22日的《聽衆》。
）因為它很容易轉變成一種陰謀理論，而後者同寬容态度很難相容。
我并不斷言這種陰謀理論之中沒有一個真理的顆粒。
但是，它基本上是一個神話，正如它所由産生的顯現真理論是一個神話那樣。
因為，簡單的真理是：真理往往很難達緻，并且一旦發現，也很容易得而複失。
錯誤信念可能有令人驚奇的生命力，它無視經驗，也無需任何陰謀的幫助而能延續千萬年。
科學史，尤其是醫學史，可提供我們許多範例。
實際上，一般陰謀理論本身就是一個例子。
我是指這樣的錯誤觀點：每逢發生邪惡的事物，那一定是由于一種邪惡力量的邪惡意志所使然。
這一觀點以各種形式一直流傳到了今天。
因此，培根和笛卡兒的樂觀主義認識論不可能是真的。
然而，這裡最令人納罕的也許是，這種虛妄的認識論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理智和道德革命的主要激發力量。
它鼓勵人們為自己思考。
它給人帶來希望：他們借助于知識能争得自己和他人的自由，免受奴役和痛苦。
它使現代科學成為可能。
它成為反對審查制度和壓制自由思想的鬥争的基礎。
它成為英國新教徒的良心、個人主義和新的人類尊嚴觀的基礎；成為普遍教育的要求和向往自由社會的新夢想的基礎。
它使人感到要為自己和他人負責，使人渴望不僅改善他們自己的狀況，而且也改善他們的同胞的狀況。
它是一種錯誤觀念激起許多好的觀念的一個實例。
Ⅵ 然而，這種虛妄的認識論還導緻了一些災難性的後果。
主張真理是顯現的理論，也即隻要想望看到就人人都可看到真理的理論，乃是幾乎一切盲信的基礎。
因為，隻有最堕落的邪惡才會拒絕看到顯現的真理；隻有那些有充分理由害怕真理的人才會否定真理，并陰謀壓制它。
然而，主張真理是顯現的這種理論不僅培育了盲信者&mdash&mdash那些深信所有看不到顯現真理的人一定是給邪惡迷住了的人們&mdash&mdash而且也可導緻極權主義，盡管不像悲觀主義認識論那樣直接導緻極權主義。
事情之所以如此，隻是因為真理通常并不是顯現的。
因此，據說是顯現的真理就不僅始終需要解釋和證實，而且始終需要再解釋和再證實。
需要一種權威幾乎日複一日地來宣布和規定什麼是顯現的真理，而這權威可能學會随心所欲地、玩世不恭地做這事。
許多灰心喪氣的認識論家将脫離他們自己以往的樂觀主義，而在悲觀主義認識論的基礎上建立一種輝煌的極權主義理論。
我覺得，最偉大的認識論家柏拉圖就是這種悲劇發展的範例。
Ⅶ 柏拉圖在笛卡兒的神賜真理性學說的前史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神賜真理性學說認為，我們的理智直覺不會欺騙我們，因為上帝是真誠的，不會欺騙我們；換句話說，它認為，我們的理智是知識的源泉，因為上帝是知識的源泉。
這學說有漫長的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荷馬和赫希俄德。
在我們看來，一個學者或曆史學家習慣于引證原始資料，那是很自然的。
然而，發現這種習慣發端于詩人，這也許使人感到有點意外，但是事實如此。
希臘詩人都提到他們的知識的來源。
這些來源是神聖的。
來源是缪斯。
吉爾伯特·默裡說（《希臘史詩的興起》1924年第3版第96頁）：&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