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博士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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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匈奴，削平叛臣，費了好多力氣，已沒有餘力顧到文化的建設。
又秦始皇禁止私家藏書的法律，漢初還繼續行用，到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方始廢掉。
當國的大臣周勃、灌嬰之類都是武人出身，也不高興提倡學問。
自從戰國末年的大震蕩，直到漢室的安定，約有六七十年，在這時期中，文化的空氣消沉了，研究的工作停頓了。
無論哪種事情，隻消數十年沒有人提倡經營，就會煙消雲散。
試看八股文和試帖詩，自從停止科舉以來，到今不過五十年，已經老年人不講了，中年人不懂了，少年人簡直不知道有這回事了；再過不了幾年，連賣舊書的攤子上也會絕迹了。
然而在科舉未廢之時，何等如火如荼，有哪一個讀書人不盡力鑽研的！“六經”，固然不至像八股文一樣地僅作敲門磚，但經過這長期的停頓，懂得的人日少，存留的本子也大減，實在是一件必然的事實。
這就是漢代的經學所以紛歧的主因。
文帝時，黃龍出現，應了公孫臣的預言，文帝就任他為博士，和諸儒同草土德的制度。
公孫臣是傳陰陽家鄒衍之說的，而做博士，可知當時猶承秦的遺風，百家之言也各立博士的。
據說，文帝的博士有七十餘人，數目和始皇差不多；以他的崇尚黃、老，想來道家的博士必然不少。
但古學以儒家為大宗，天下既漸承平，“六經”當然要提倡。
《詩》和《書》是古人最多引用的，所以文帝也要立這二經的博士。
那時講《詩》的，魯有申公，燕有韓嬰，文帝就任他們為《詩》博士。
《書》呢，全國幾乎沒有人讀的。
尋了好久，知道濟南有個伏生，本來是秦的博士，專治《尚書》，現在年已九十多了，不能到京城裡來。
于是派了太常掌故晁錯到他家裡去受業；但是他那邊的《書》也不多了，隻傳得二十餘篇，所以春秋、戰國時人稱引的《書》語，到現在有好多不能在《書經》裡找出。
倘使伏生早幾年死了，這《尚書》一經也就絕種了。
不久，朝廷任命伏生的弟子歐陽生為《書》博士。
到景帝時，又以轅固生為《詩》博士，董仲舒、胡毋生為《春秋》博士。
轅固生為齊人，他講的《詩經》和申公、韓嬰都不相同，所以《魯詩》、《韓詩》和《齊詩》就成了鼎足而立的三派。
《春秋》，董和胡毋兩家不曾聽說有什麼分别。
武帝建元元年，借着選舉賢良方正的機會，崇儒學而黜百家。
五年，他又置“五經博士”。
從此以後，博士始專向儒家和經學方面走去，把始皇時的博士之業“《詩》、《書》”和“百家之言”分開了。
這是一個急劇的轉變，使得此後博士的執掌不為“通古今”而為“作經師”。
換句話說，學術的道路從此限定隻有經學一條了。
這比之始皇的以高壓手段統一思想還要厲害。
二千餘年來沒有生氣的學術思想就在這時行了奠基禮。
武帝立的為什麼叫做“五經博士”？隻因文、景之世僅立了《詩》、《書》、《春秋》三種，還缺《禮》和《易》，所以他給補足了。
博士之數本來是很多的，到這時，既把百家之言的博士取消，剩下來的就沒有幾個人。
後來到了宣帝、元帝的時候，又加立了幾家博士。
當時隻要我講的經和你講的兩樣，而你我所講的都給人看作有理由，便可各立博士，都置弟子員。
因為博士的官不算小（漢初時每年的俸祿四百石，其後增至六百石；内遷可為奉常、侍中，外遷可為郡國守相、諸侯王太傅等職），所以引得人眼紅，常想标新立異，取得一個地位，以緻經書愈講愈亂。
這又是漢代經學所以紛歧的一個主因。
博士本來可收弟子，例如叔孫通的手下就有一百多人。
武帝時，博士減少，弟子員亦減少，隻定五十個名額，叫太常就人民年十八以上、相貌端正的選擇。
讀了一年，考一次，如能通一經，就可補文學掌故的缺，考得最高等的可以做郎中。
其後昭帝時加至一百人，宣帝時又加至二百人。
元帝好儒，特增至一千人。
成帝時，有人說孔子是布衣，尚且養了三千個徒弟，現在國立的太學的弟子反而比孔子的少，實在說不過去；于是聽了他的話，又增至三千人。
到東漢時，太學諸生竟至三萬餘人了。
班固在《漢書·儒林傳贊》裡說得好：“自從漢武帝立了&lsquo五經博士&rsquo，選弟子員，經過了一百多年，傳業的愈盛，枝葉叢生，一部經書解說至百餘萬言，大師們的數目多至千餘人。
為什麼會這樣？隻因這是一條祿利的門路！”呵，經學的興盛靠了祿利的引誘，當時經學的性質原不異于明、清的八股，奉勸研究古學的人們，大可不必再做“漢人近古，其言必有所據”的好夢了！
又秦始皇禁止私家藏書的法律，漢初還繼續行用，到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方始廢掉。
當國的大臣周勃、灌嬰之類都是武人出身，也不高興提倡學問。
自從戰國末年的大震蕩，直到漢室的安定，約有六七十年，在這時期中，文化的空氣消沉了，研究的工作停頓了。
無論哪種事情，隻消數十年沒有人提倡經營，就會煙消雲散。
試看八股文和試帖詩，自從停止科舉以來，到今不過五十年，已經老年人不講了，中年人不懂了，少年人簡直不知道有這回事了；再過不了幾年，連賣舊書的攤子上也會絕迹了。
然而在科舉未廢之時，何等如火如荼，有哪一個讀書人不盡力鑽研的！“六經”，固然不至像八股文一樣地僅作敲門磚，但經過這長期的停頓，懂得的人日少，存留的本子也大減，實在是一件必然的事實。
這就是漢代的經學所以紛歧的主因。
文帝時，黃龍出現，應了公孫臣的預言，文帝就任他為博士，和諸儒同草土德的制度。
公孫臣是傳陰陽家鄒衍之說的，而做博士，可知當時猶承秦的遺風，百家之言也各立博士的。
據說，文帝的博士有七十餘人，數目和始皇差不多；以他的崇尚黃、老，想來道家的博士必然不少。
但古學以儒家為大宗，天下既漸承平，“六經”當然要提倡。
《詩》和《書》是古人最多引用的，所以文帝也要立這二經的博士。
那時講《詩》的，魯有申公，燕有韓嬰，文帝就任他們為《詩》博士。
《書》呢，全國幾乎沒有人讀的。
尋了好久，知道濟南有個伏生，本來是秦的博士，專治《尚書》，現在年已九十多了，不能到京城裡來。
于是派了太常掌故晁錯到他家裡去受業；但是他那邊的《書》也不多了，隻傳得二十餘篇，所以春秋、戰國時人稱引的《書》語，到現在有好多不能在《書經》裡找出。
倘使伏生早幾年死了，這《尚書》一經也就絕種了。
不久，朝廷任命伏生的弟子歐陽生為《書》博士。
到景帝時，又以轅固生為《詩》博士，董仲舒、胡毋生為《春秋》博士。
轅固生為齊人，他講的《詩經》和申公、韓嬰都不相同，所以《魯詩》、《韓詩》和《齊詩》就成了鼎足而立的三派。
《春秋》，董和胡毋兩家不曾聽說有什麼分别。
武帝建元元年，借着選舉賢良方正的機會，崇儒學而黜百家。
五年，他又置“五經博士”。
從此以後，博士始專向儒家和經學方面走去，把始皇時的博士之業“《詩》、《書》”和“百家之言”分開了。
這是一個急劇的轉變，使得此後博士的執掌不為“通古今”而為“作經師”。
換句話說，學術的道路從此限定隻有經學一條了。
這比之始皇的以高壓手段統一思想還要厲害。
二千餘年來沒有生氣的學術思想就在這時行了奠基禮。
武帝立的為什麼叫做“五經博士”？隻因文、景之世僅立了《詩》、《書》、《春秋》三種，還缺《禮》和《易》，所以他給補足了。
博士之數本來是很多的，到這時，既把百家之言的博士取消，剩下來的就沒有幾個人。
後來到了宣帝、元帝的時候，又加立了幾家博士。
當時隻要我講的經和你講的兩樣，而你我所講的都給人看作有理由，便可各立博士，都置弟子員。
因為博士的官不算小（漢初時每年的俸祿四百石，其後增至六百石；内遷可為奉常、侍中，外遷可為郡國守相、諸侯王太傅等職），所以引得人眼紅，常想标新立異，取得一個地位，以緻經書愈講愈亂。
這又是漢代經學所以紛歧的一個主因。
博士本來可收弟子，例如叔孫通的手下就有一百多人。
武帝時，博士減少，弟子員亦減少，隻定五十個名額，叫太常就人民年十八以上、相貌端正的選擇。
讀了一年，考一次，如能通一經，就可補文學掌故的缺，考得最高等的可以做郎中。
其後昭帝時加至一百人，宣帝時又加至二百人。
元帝好儒，特增至一千人。
成帝時，有人說孔子是布衣，尚且養了三千個徒弟，現在國立的太學的弟子反而比孔子的少，實在說不過去；于是聽了他的話，又增至三千人。
到東漢時，太學諸生竟至三萬餘人了。
班固在《漢書·儒林傳贊》裡說得好：“自從漢武帝立了&lsquo五經博士&rsquo，選弟子員，經過了一百多年，傳業的愈盛，枝葉叢生，一部經書解說至百餘萬言，大師們的數目多至千餘人。
為什麼會這樣？隻因這是一條祿利的門路！”呵，經學的興盛靠了祿利的引誘，當時經學的性質原不異于明、清的八股，奉勸研究古學的人們，大可不必再做“漢人近古，其言必有所據”的好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