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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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同時，寫作此書的背景也包括一些思索：關于人們的道德判斷，以及關于我們每個人所作所為的曆史意義。
對許多我的同輩來說，他們為哪一邊作戰，全是由機運決定。
他們的角色經常唐突對換：死忠的法西斯分子會變成遊擊隊員，反之亦然。
不管他們是為哪一邊作戰，他們都殺人，也都被人殺。
唯有死亡才能讓他們的政治選擇凝止不變。
（帕維瑟寫出這種情境了：「每一位罹難者和每一位幸存者都很相像；罹難者問幸存者，憑什麼是我死你活？」，《丘上之屋》（Lacasaincollina）的最後一頁如此寫道。
當時帕維瑟正夾在兩種情緒之間：他一方面懊悔自己沒有加入戰鬥，另一方面又想真誠辯解自己為何拒絕加入。
） ※ 看哪：我已經發現鋪陳這篇序文的方法。
有好幾個月的時間，在戰争結束之後，我企圖描述第一人稱的遊擊隊經驗，或描寫一名肖似我自己的主人翁。
我寫了一些短篇小說，有些加以發表了，另一些則丢進字紙簍。
我的寫作進度很笨拙。
我一直沒有辦法徹底鎮伏多愁善感與道德主義的激情。
總是有些地方出了差錯。
對我來說，我的個人史看來是卑微的、低賤的。
有些事物對我而言極其重要──而我在面對這些事物的時候，心裡滿是矛盾情緒，顧忌再三。
我開始撰寫不一樣的小說，故事裡不再有我自己出現，此後一切順利：語言、韻律、形貌都精準而有效率。
我越将小說寫得客觀、無我，這樣的小說就越能取悅我自己──以及别人。
我将這些小說帶給給同行人士，他們都是我在戰後早期所認識的文友──米蘭的維多利尼、都靈的金芝柏（注20）──他們看了這些小說之後，都不再有負面意見。
于是我終于知道，小說隻要越無我、越客觀，就越是屬于我。
自此，「客觀」寫作的天賦對我而言似乎再也自然不過了；那時我根本沒想過自己很快就要喪失這份天賦。
我的十足信心推動了每一篇小說，小說存在的空間就是我知之甚詳的世界：「我的」經驗就是這個小說世界，他人的經驗資益了我的經驗。
正因為我将曆史意義、道德與情感收藏隐匿起來，它們才得以存在。
我在組織裡識得一位少年遊擊隊員。
當我着手計劃一篇以他為角色的小說時，我并不覺得這一篇小說會比我的其它短篇小說來得要長。
但，這一則短篇小說後來為什麼轉變成一部長篇小說呢？因為──我後來才明白──小說主人翁和我之間的認同關系變得複雜了。
少年賓這個角色和遊擊戰之間的關系，象征呼應了我自己和戰争之間的互動曆程。
賓的自卑感──他處于難以理解的成人世界中──應和了我自己的自卑，他和我的處境相同，隻不過我屬于中産階級。
賓出身低下，但他卻引以為傲，讓他覺得足以和黨羽共謀，甚至他認為自己簡直就比任何「亡命之徒」來得優越，他也因而大膽妄為；而我自己則是以「知識分子」的方式來掌控情勢，從不大驚小怪，讓自己不受情緒影響。
而且，由于兩者之間的轉換（請注意，我後知後覺，後來才得悉這些轉換。
這些轉換是遲來的助力，讓我得以認識自己寫出了什麼），本來隐滅我私己觀點的小說又再一次成為「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主題，是一段維持太長久的青春期。
故事裡的少年将戰争視為一種「不在場證明」──不論就這個詞的原義和隐喻而言。
在數年之内的空間裡，「不在場證明」變化為「此時此刻」。
對我來說，這樣的「此時此刻」是太快了些，或者該說是太晚了點：夢境拖行太久，而我尚未準備承受這些夢。
我首先要面對的事實是：與外國抗争的戰争逆轉，昔日面目模糊的叛賊變成今日的英雄與領袖。
此時，在承平時刻，鼓舞所有人際關系的新進能量頗
對許多我的同輩來說，他們為哪一邊作戰，全是由機運決定。
他們的角色經常唐突對換：死忠的法西斯分子會變成遊擊隊員，反之亦然。
不管他們是為哪一邊作戰，他們都殺人，也都被人殺。
唯有死亡才能讓他們的政治選擇凝止不變。
（帕維瑟寫出這種情境了：「每一位罹難者和每一位幸存者都很相像；罹難者問幸存者，憑什麼是我死你活？」，《丘上之屋》（Lacasaincollina）的最後一頁如此寫道。
當時帕維瑟正夾在兩種情緒之間：他一方面懊悔自己沒有加入戰鬥，另一方面又想真誠辯解自己為何拒絕加入。
） ※ 看哪：我已經發現鋪陳這篇序文的方法。
有好幾個月的時間，在戰争結束之後，我企圖描述第一人稱的遊擊隊經驗，或描寫一名肖似我自己的主人翁。
我寫了一些短篇小說，有些加以發表了，另一些則丢進字紙簍。
我的寫作進度很笨拙。
我一直沒有辦法徹底鎮伏多愁善感與道德主義的激情。
總是有些地方出了差錯。
對我來說，我的個人史看來是卑微的、低賤的。
有些事物對我而言極其重要──而我在面對這些事物的時候，心裡滿是矛盾情緒，顧忌再三。
我開始撰寫不一樣的小說，故事裡不再有我自己出現，此後一切順利：語言、韻律、形貌都精準而有效率。
我越将小說寫得客觀、無我，這樣的小說就越能取悅我自己──以及别人。
我将這些小說帶給給同行人士，他們都是我在戰後早期所認識的文友──米蘭的維多利尼、都靈的金芝柏（注20）──他們看了這些小說之後，都不再有負面意見。
于是我終于知道，小說隻要越無我、越客觀，就越是屬于我。
自此，「客觀」寫作的天賦對我而言似乎再也自然不過了；那時我根本沒想過自己很快就要喪失這份天賦。
我的十足信心推動了每一篇小說，小說存在的空間就是我知之甚詳的世界：「我的」經驗就是這個小說世界，他人的經驗資益了我的經驗。
正因為我将曆史意義、道德與情感收藏隐匿起來，它們才得以存在。
我在組織裡識得一位少年遊擊隊員。
當我着手計劃一篇以他為角色的小說時，我并不覺得這一篇小說會比我的其它短篇小說來得要長。
但，這一則短篇小說後來為什麼轉變成一部長篇小說呢？因為──我後來才明白──小說主人翁和我之間的認同關系變得複雜了。
少年賓這個角色和遊擊戰之間的關系，象征呼應了我自己和戰争之間的互動曆程。
賓的自卑感──他處于難以理解的成人世界中──應和了我自己的自卑，他和我的處境相同，隻不過我屬于中産階級。
賓出身低下，但他卻引以為傲，讓他覺得足以和黨羽共謀，甚至他認為自己簡直就比任何「亡命之徒」來得優越，他也因而大膽妄為；而我自己則是以「知識分子」的方式來掌控情勢，從不大驚小怪，讓自己不受情緒影響。
而且，由于兩者之間的轉換（請注意，我後知後覺，後來才得悉這些轉換。
這些轉換是遲來的助力，讓我得以認識自己寫出了什麼），本來隐滅我私己觀點的小說又再一次成為「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主題，是一段維持太長久的青春期。
故事裡的少年将戰争視為一種「不在場證明」──不論就這個詞的原義和隐喻而言。
在數年之内的空間裡，「不在場證明」變化為「此時此刻」。
對我來說，這樣的「此時此刻」是太快了些，或者該說是太晚了點：夢境拖行太久，而我尚未準備承受這些夢。
我首先要面對的事實是：與外國抗争的戰争逆轉，昔日面目模糊的叛賊變成今日的英雄與領袖。
此時，在承平時刻，鼓舞所有人際關系的新進能量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