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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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眼見得那麼不成樣子,大事且莫談,隻一出去就看見女人的紮縛的小腳,又如此刻在寫字耳邊就滿是後面人家所收廣播的怪聲的報告與舊戲,真不禁令人怒從心上起也。

    在這種情形裡平淡的文情那裡會出來,手底下永遠是沒有,隻在心目中尚存在耳,所以我的說平淡乃是跛者之不忘履也,諸公同情遂以為真是能履,跛者固不敢承受,諸公殆亦難免有失眼之譏矣。

     “我很反對為道德的文學,但自己總做不出一篇為文章的文章,結果隻編集了幾卷說教集,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

    ”近日承一位日本友人寄給我一冊小書,題曰“北京的茶食”,内凡有《上下身》,《死之默想》,《沉默》,《碰傷》等九篇小文,都是民十五左右所寫的,譯成流麗的日本文,固然很可欣幸,我重讀一遍卻又十分慚愧,那時所寫真是太幼稚地興奮了。

    過了十年,是民國二十四年了,我在《苦茶随筆》後記中說道: “宋明帝遣藥酒賜王景文死,景文将飲酒,謂客曰,此酒不宜相勸。

    齊明帝遣赍鸩逼巴陵王子倫死,子倫将飲,顧使者曰,此酒非勸客之具,不可相奉。

    其言何婉而趣也。

    大都從容鎮靜之态平時尚可僞為,至臨死關頭不覺本性全露,若二人者可謂視死如甘寝矣。

    ”又如陶淵明《拟挽歌辭》之三雲: “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

    ”這樣的死人的态度真可以說是閑适極了,再看那些參禅看話的和尚,雖似超脫,卻還念念不忘臘月二十八,難免陶公要攢眉而去。

    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也,他們亦何必那麼視死如甘寝,實在是“千年不複朝,賢達無奈何”耳,唯其無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擾擾,隻以婉而趣的态度對付之,此所謂閑适亦即是大幽默也。

    但此等難事唯有賢達能做得到,若是凡人就是平常煩惱也難處理,豈敢望這樣的大解放乎。

    總之閑适不是一件容易學的事情,不佞安得混冒,自己查看文章,即流連光景且不易得,文章底下的焦躁總要露出頭來,然則閑适亦隻是我的一理想而已,而理想之不能做到如上文所說又是當然的事也。

     “我平素最讨厭的是道學家,(或照新式稱為法利賽人,)豈知這正因為自己是一個道德家的緣故。

    我想破壞他們的僞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實卻同時非意識地想建設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來。

    ”我的道德觀恐怕還當說是儒家的,但左右的道與法兩家也都摻合在内,外面又加了些現代科學常識,如生物學人類學以及性的心理,而這末一點在我較為重要。

    古人有面壁悟道的,或是看蛇鬥懂得寫字的道理,我卻從“妖精打架”上想出道德來,恐不免為傻大姐所竊笑罷。

    不過好笑的人盡管去好笑,我的意見實實在在以我所知為基本,故自與他人不能苟同。

    至于文章自己承認未能寫得好,朋友們稱之曰平淡或閑适而賜以稱許或嘲罵,原是随意,但都不很對,蓋不佞以為自己的文章的好處或不好處全不在此也。

    廿五年九月二日,在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