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魯迅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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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顯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傳》的成功其原因亦在于此，此蓋為不懂幽默而亂罵亂捧的人所不及知者也。
（《正傳》第一章的那樣纏夾亦有理由，蓋意在諷刺曆史癖與考據癖，但此本無甚惡意，與《故事新編》中的《治水》有異。
）捷克有納盧陀（Neruda），扶爾赫列支奇（Vrchlicki），亦為豫才所喜，又芬蘭乞食詩人丕佛林多（P?iv?rinta）所作小說集亦所愛讀不釋者，均未翻譯。
匈加利則有詩人裴彖飛（Pet?fiSandor），死于革命之戰，豫才為《河南》雜志作《摩羅詩力說》，表章擺倫等人的“撒但派”，而以裴彖飛為之繼，甚緻贊美，其德譯詩集一卷，又小說曰“絞手之繩”，從舊書攤得來時已破舊，豫才甚珍重之。
對于日本文學當時殊不注意，森鷗外，上田敏，長谷川二葉亭諸人，差不多隻重其批評或譯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諧小說《我是貓》有名，豫才俟其印本出即陸續買讀，又熱心讀其每日在《朝日新聞》上所載的《虞美人草》，至于島崎藤村等的作品則始終未曾過問，自然主義盛行時亦隻取田山花袋的《棉被》，佐藤紅綠的《鴨》一讀，似不甚感興味。
豫才後日所作小說雖與漱石作風不似，但其嘲諷中輕妙的筆緻實頗受漱石的影響，而其深刻沉重處乃自果戈裡與顯克微支來也。
豫才于拉丁民族的藝術似無興會，德國則隻取尼采一人，《劄拉圖斯忒拉如是說》常在案頭，曾将序說一篇譯出登雜志上，這大約是《新潮》吧。
尼采之進化論的倫理觀我也覺得很有意思，但是我不喜歡演劇式的東西，那種格調與文章就不大合我的胃口，所以我的一冊英譯本也擱在書箱裡多年沒有拿出來了。
這篇補遺裡所記是丙午至己酉這四五年間的事，在魯迅一生中屬于早年而且也是一個很短的時期，我所要說的本來就隻是這一點，所以就此打住了。
我嘗說過，豫才早年的事情大約我要算知道得頂多，晚年的是在上海的我的兄弟懂得頂清楚，所以關于晚年的事我一句話都沒有說過，即不知為不知也，早年也且隻談這一部分，差不多全是平淡無奇的事，假如可取可取當在于此，但或者無可取也就在于此乎。
念五年十一月七日，在北平。
但他始終不曾加入同盟會，雖然時常出入民報社，所與往來者多是同盟會的人。
他也沒有入光複會。
當時陶煥卿（成章）也亡命來東京，因為同鄉的關系常來談天，未生大抵同來。
煥卿正在連絡江浙會黨，計畫起義，太炎先生每戲呼為煥強盜或煥皇帝，來寓時大抵談某地不久可以“動”，否則講春秋時外交或戰争情形，口講指畫，曆曆如在目前。
嘗避日本警吏注意，攜文件一部分來寓屬代收藏，有洋抄本一，系會黨的聯合會章，記有一條雲，凡犯規者以刀劈之。
又有空白票布，紅布上蓋印，又一枚紅緞者，雲是“龍頭”。
煥卿嘗笑語曰，填給一張正龍頭的票布何如？數月後煥卿移居，乃複來取去。
以浙東人的關系，豫才似乎應該是光複會中人了。
然而又不然。
這是什麼緣故呢？我不知道。
我所記述的都重在事實，并不在意義，這裡也隻是報告這麼一件事實罷了。
豫才在醫學校的時候學的是德文，所以後來就專學德文，在東京的獨逸語學協會的學校聽講。
丁未年（一九〇七）同了幾個友人共學俄文，有季黻，陳子英（濬，因徐錫麟案避難來東京），陶望潮（鑄，後以字行曰冶公），汪公權（劉申叔的親屬？後以偵探嫌疑被同盟會人暗殺于上海），共六人，教師名孔特夫人（MariaKonde），居于神田，蓋以革命逃至日本者。
未幾子英先退，獨自從師學，望潮因将往長崎從俄人學造炸藥亦去，四人暫時支撐，卒因财力不繼而散。
戊申年（一九〇八）從太炎先生講學，來者有季黻，錢均甫（家治），朱逷先（希祖），錢德潛（夏，今改名玄同），朱蓬仙（宗萊），龔未生（寶铨），共八人，每星期日至小石川的民報社，聽講《說文解字》。
丙丁之際我們翻譯小說，還多用林氏的筆調，這時候就有點不滿意，即嚴氏的文章也嫌他有八股氣了。
以後寫文多喜用本字古義，《域外小說集》中大都如此，斯谛普虐克（Stepniak）的《一文錢》（這篇小品我至今還是很喜歡）曾登在《民報》上，請太炎先生看過，改定好些地方，至民九重印，因恐印刷為難，始将這些古字再改為通用的字。
這雖似一件小事，但影響卻并不細小，如寫鳥字下面必隻兩點，見樑字必覺得讨嫌，即其一例，此所謂文字上的一種潔癖，與複古全無關系，且正以有此潔癖乃能知複古之無謂，蓋一般複古之徒皆不通，本不配談，若穿深衣寫
（《正傳》第一章的那樣纏夾亦有理由，蓋意在諷刺曆史癖與考據癖，但此本無甚惡意，與《故事新編》中的《治水》有異。
）捷克有納盧陀（Neruda），扶爾赫列支奇（Vrchlicki），亦為豫才所喜，又芬蘭乞食詩人丕佛林多（P?iv?rinta）所作小說集亦所愛讀不釋者，均未翻譯。
匈加利則有詩人裴彖飛（Pet?fiSandor），死于革命之戰，豫才為《河南》雜志作《摩羅詩力說》，表章擺倫等人的“撒但派”，而以裴彖飛為之繼，甚緻贊美，其德譯詩集一卷，又小說曰“絞手之繩”，從舊書攤得來時已破舊，豫才甚珍重之。
對于日本文學當時殊不注意，森鷗外，上田敏，長谷川二葉亭諸人，差不多隻重其批評或譯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諧小說《我是貓》有名，豫才俟其印本出即陸續買讀，又熱心讀其每日在《朝日新聞》上所載的《虞美人草》，至于島崎藤村等的作品則始終未曾過問，自然主義盛行時亦隻取田山花袋的《棉被》，佐藤紅綠的《鴨》一讀，似不甚感興味。
豫才後日所作小說雖與漱石作風不似，但其嘲諷中輕妙的筆緻實頗受漱石的影響，而其深刻沉重處乃自果戈裡與顯克微支來也。
豫才于拉丁民族的藝術似無興會，德國則隻取尼采一人，《劄拉圖斯忒拉如是說》常在案頭，曾将序說一篇譯出登雜志上，這大約是《新潮》吧。
尼采之進化論的倫理觀我也覺得很有意思，但是我不喜歡演劇式的東西，那種格調與文章就不大合我的胃口，所以我的一冊英譯本也擱在書箱裡多年沒有拿出來了。
這篇補遺裡所記是丙午至己酉這四五年間的事，在魯迅一生中屬于早年而且也是一個很短的時期，我所要說的本來就隻是這一點，所以就此打住了。
我嘗說過，豫才早年的事情大約我要算知道得頂多，晚年的是在上海的我的兄弟懂得頂清楚，所以關于晚年的事我一句話都沒有說過，即不知為不知也，早年也且隻談這一部分，差不多全是平淡無奇的事，假如可取可取當在于此，但或者無可取也就在于此乎。
念五年十一月七日，在北平。
附記
豫才那時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義包括之，如所介紹的文學亦以被壓迫的民族為主，俄則取其反抗壓制也。但他始終不曾加入同盟會，雖然時常出入民報社，所與往來者多是同盟會的人。
他也沒有入光複會。
當時陶煥卿（成章）也亡命來東京，因為同鄉的關系常來談天，未生大抵同來。
煥卿正在連絡江浙會黨，計畫起義，太炎先生每戲呼為煥強盜或煥皇帝，來寓時大抵談某地不久可以“動”，否則講春秋時外交或戰争情形，口講指畫，曆曆如在目前。
嘗避日本警吏注意，攜文件一部分來寓屬代收藏，有洋抄本一，系會黨的聯合會章，記有一條雲，凡犯規者以刀劈之。
又有空白票布，紅布上蓋印，又一枚紅緞者，雲是“龍頭”。
煥卿嘗笑語曰，填給一張正龍頭的票布何如？數月後煥卿移居，乃複來取去。
以浙東人的關系，豫才似乎應該是光複會中人了。
然而又不然。
這是什麼緣故呢？我不知道。
我所記述的都重在事實，并不在意義，這裡也隻是報告這麼一件事實罷了。
豫才在醫學校的時候學的是德文，所以後來就專學德文，在東京的獨逸語學協會的學校聽講。
丁未年（一九〇七）同了幾個友人共學俄文，有季黻，陳子英（濬，因徐錫麟案避難來東京），陶望潮（鑄，後以字行曰冶公），汪公權（劉申叔的親屬？後以偵探嫌疑被同盟會人暗殺于上海），共六人，教師名孔特夫人（MariaKonde），居于神田，蓋以革命逃至日本者。
未幾子英先退，獨自從師學，望潮因将往長崎從俄人學造炸藥亦去，四人暫時支撐，卒因财力不繼而散。
戊申年（一九〇八）從太炎先生講學，來者有季黻，錢均甫（家治），朱逷先（希祖），錢德潛（夏，今改名玄同），朱蓬仙（宗萊），龔未生（寶铨），共八人，每星期日至小石川的民報社，聽講《說文解字》。
丙丁之際我們翻譯小說，還多用林氏的筆調，這時候就有點不滿意，即嚴氏的文章也嫌他有八股氣了。
以後寫文多喜用本字古義，《域外小說集》中大都如此，斯谛普虐克（Stepniak）的《一文錢》（這篇小品我至今還是很喜歡）曾登在《民報》上，請太炎先生看過，改定好些地方，至民九重印，因恐印刷為難，始将這些古字再改為通用的字。
這雖似一件小事，但影響卻并不細小，如寫鳥字下面必隻兩點，見樑字必覺得讨嫌，即其一例，此所謂文字上的一種潔癖，與複古全無關系，且正以有此潔癖乃能知複古之無謂，蓋一般複古之徒皆不通，本不配談，若穿深衣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