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最後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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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像一種瘟疫，在不聲不響地傳染蔓延，短短的幾年時間，它急速發展的态勢令人觸目驚心。
無論是沿海，還是内陸，是經濟活躍的富饒城市，還是封閉保守的貧窮鄉鎮，雇兇殺人的事卻異曲同工的相似。
作為一個大省的鐘南省，在這等惡劣的行當裡，已成為這一犯罪領域中的高發區。
身為鐘南省省會最權威的法官，每次審判和調查這類案子，他的心情都特别沉重。
黎明對法官的要求是很高的，首先是對自己的要求，他知道自己一言一行的示範作用。
他以為，一個稱職的法官，不僅是一名谙知法律辦案練達判案準确的專家，還應當是一個社會學家，一個哲學家。
他不僅能圓滿地做好審判工作，還能夠發現誘發罪犯犯罪的原因，同時，他還有責任去清除和減少這種誘發犯罪的條件。
這些在一般人視為法律之外的東西，根本不是一個法官分内的職責，法官也沒有能力和條件完成這種系統工程，可是，對于黎明，他一直在悄悄地做着。
他一直在思考在研究這個課題，自市場經濟活躍以來，他從掌握到的來自天南海北、四面八方的雇兇殺人案例中，發現一種規律，這種殺人，一般情況跑不出三種利害關系：一是因權力之争官員殺官員的；二是因金錢之争合夥人殺合夥人的；三是因情感之争丈夫殺妻、殺二奶、殺情人的，反之是妻子、二奶、情人們之中有人殺男人的，或是女人間相互殘殺的。
他将引發這三種犯罪的根源歸于觀念的偏向和謬誤，即“官念”、“錢念”和“情念”的誤區。
他在力圖扭轉這種觀念，盡管他人微言輕，對如此的龐然大物。
之所以形成一種自以為是的頑固觀念，那是有它極其深刻的淵源的，他以為“官念”的誤區來自幾千年的一個民族的劣根性，為了争奪權力，父子反目成仇，兄弟相互殘殺的故事在一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中并不少見；有人說，這個民族的曆史就是一部宮廷鬥争史，一部權力争奪史，一部鈎心鬥角爾虞我詐的陰謀史，它的結論是勝者為王敗者寇。
實際上呢，哪裡是那回事啊！有多少仁人志士、忠良英傑冤死在勝者為王的屠刀之下，難道他們是賊寇嗎？可是，還有多少後人在津津有味地贊美着并效仿着雙手沾滿正義與忠誠化身的鮮血的劊子手，這類劊子手是勝利者，是權力格鬥的赢家。
黎明很早就走出了這種觀念的誤區，他有一個追求真理的信念，這種信念壓根兒就不依賴權力。
特别是當雇兇殺人的事一出現在當今的政界官場，他馬上與曆史聯系了起來。
他發現，原來這是官場曆史劇的重演，曆史悲劇的再現，現代人在承傳傳統的醜陋與惡念，且有所發展和創造，當然，這是一種危險的發展和創造。
他以為“錢念”的誤區大多來自外來文化的影響，在市場經濟猝不及防地降臨之時，已經被西方人唾棄的金錢至上的觀念，卻被國人奉若神明，在這些人心中，金錢可以買到一切，他們把金錢視為生命。
至于“情念”的誤區，則是在權力和金錢這兩樣肮髒醜惡的魔鬼驅動下，滋生的缺德無德病症。
黎明想的是，不能隻滿足于正确處理、判決這類層出不窮的案件，而是要尋覓減少這種案件的舉措和辦法，就像一個真正的醫生，治病不是單一的目的，防病應該是最佳的追求，所謂“治療為輔，預防為主”即這個道理。
正是基于這種目的，他以法院院長的身份，從一位社會學家的角度，部署并策劃了近期召開的兩個專題研讨會。
其一是“關于權力與金錢引發犯罪的研讨會”；其二是“診治缺德病症研讨會”。
倘若能導向人們對做官、對掙錢都有了正确的觀念，又都擁有了德行，他們還會犯罪嗎？是啊，黎明企圖配制一種對犯罪病症有着奇特療效的良藥，這服良藥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無疑，黎明的期望值太高了，也許，找到滋生雇兇殺人的“病根”并不難，然而，去抑制這種病毒的蔓延以至清除這種病根卻是難上加難的。
沒辦法，黎明處事的态度就是這樣，他記住了一個世界名人的教誨：“要達到一個目标，你瞄準的目标必須高于這個目标。
”所以，他總是高标準地要求自己。
當他走出電梯，樓道裡響起他穩重的有節奏的腳步聲時，已在他的秘書辦公室裡等候他的幾名法官匆匆走過來，随着他走進院長寬大明亮的辦公室。
與黎明共過事的法官知道，院長的時間觀念很強，工作安排得緊張緊湊，有條不紊，他若約你十點整來研究工作，你若遲到了十五分鐘，待你到時，他已開始研究另外的事宜了。
走進黎明辦公室的幾個法官，其中一個是某縣法院的院長，眼前正在辦的刑事案子中雇兇殺人嫌疑犯就是這個縣級政府的一個局長。
局長雇兇殺人不是因為權力之争去殺他的政敵，而是感情糾葛殺了他的妻子。
黎明親自看了案件卷宗及公安、檢察部門提供的材料，他發現此案案情複雜、疑點頗多，就準備撲下身子，将案件查個一清二楚，決不能在他的眼皮底下出現一個冤死鬼，也不能在他的眼皮底下放走一個真正的罪人。
黎明說過這樣的話： “我要守衛好汴陽市的最後一道防線，這不僅是神聖的天職賦予我的崇高職責，也是一名法官應該具備的良知良能。
”他知道，隻有樹立這種信念，才能維護汴陽市的司法形象，實則也是鐘南省的形象。
無論是沿海，還是内陸，是經濟活躍的富饒城市，還是封閉保守的貧窮鄉鎮，雇兇殺人的事卻異曲同工的相似。
作為一個大省的鐘南省，在這等惡劣的行當裡，已成為這一犯罪領域中的高發區。
身為鐘南省省會最權威的法官，每次審判和調查這類案子，他的心情都特别沉重。
黎明對法官的要求是很高的，首先是對自己的要求，他知道自己一言一行的示範作用。
他以為，一個稱職的法官，不僅是一名谙知法律辦案練達判案準确的專家，還應當是一個社會學家，一個哲學家。
他不僅能圓滿地做好審判工作，還能夠發現誘發罪犯犯罪的原因，同時，他還有責任去清除和減少這種誘發犯罪的條件。
這些在一般人視為法律之外的東西，根本不是一個法官分内的職責，法官也沒有能力和條件完成這種系統工程，可是，對于黎明，他一直在悄悄地做着。
他一直在思考在研究這個課題，自市場經濟活躍以來，他從掌握到的來自天南海北、四面八方的雇兇殺人案例中，發現一種規律，這種殺人，一般情況跑不出三種利害關系：一是因權力之争官員殺官員的；二是因金錢之争合夥人殺合夥人的；三是因情感之争丈夫殺妻、殺二奶、殺情人的，反之是妻子、二奶、情人們之中有人殺男人的，或是女人間相互殘殺的。
他将引發這三種犯罪的根源歸于觀念的偏向和謬誤，即“官念”、“錢念”和“情念”的誤區。
他在力圖扭轉這種觀念，盡管他人微言輕，對如此的龐然大物。
之所以形成一種自以為是的頑固觀念，那是有它極其深刻的淵源的，他以為“官念”的誤區來自幾千年的一個民族的劣根性，為了争奪權力，父子反目成仇，兄弟相互殘殺的故事在一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中并不少見；有人說，這個民族的曆史就是一部宮廷鬥争史，一部權力争奪史，一部鈎心鬥角爾虞我詐的陰謀史，它的結論是勝者為王敗者寇。
實際上呢，哪裡是那回事啊！有多少仁人志士、忠良英傑冤死在勝者為王的屠刀之下，難道他們是賊寇嗎？可是，還有多少後人在津津有味地贊美着并效仿着雙手沾滿正義與忠誠化身的鮮血的劊子手，這類劊子手是勝利者，是權力格鬥的赢家。
黎明很早就走出了這種觀念的誤區，他有一個追求真理的信念，這種信念壓根兒就不依賴權力。
特别是當雇兇殺人的事一出現在當今的政界官場，他馬上與曆史聯系了起來。
他發現，原來這是官場曆史劇的重演，曆史悲劇的再現，現代人在承傳傳統的醜陋與惡念，且有所發展和創造，當然，這是一種危險的發展和創造。
他以為“錢念”的誤區大多來自外來文化的影響，在市場經濟猝不及防地降臨之時，已經被西方人唾棄的金錢至上的觀念，卻被國人奉若神明，在這些人心中，金錢可以買到一切，他們把金錢視為生命。
至于“情念”的誤區，則是在權力和金錢這兩樣肮髒醜惡的魔鬼驅動下，滋生的缺德無德病症。
黎明想的是，不能隻滿足于正确處理、判決這類層出不窮的案件，而是要尋覓減少這種案件的舉措和辦法，就像一個真正的醫生，治病不是單一的目的，防病應該是最佳的追求，所謂“治療為輔，預防為主”即這個道理。
正是基于這種目的，他以法院院長的身份，從一位社會學家的角度，部署并策劃了近期召開的兩個專題研讨會。
其一是“關于權力與金錢引發犯罪的研讨會”；其二是“診治缺德病症研讨會”。
倘若能導向人們對做官、對掙錢都有了正确的觀念，又都擁有了德行，他們還會犯罪嗎？是啊，黎明企圖配制一種對犯罪病症有着奇特療效的良藥，這服良藥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無疑，黎明的期望值太高了，也許，找到滋生雇兇殺人的“病根”并不難，然而，去抑制這種病毒的蔓延以至清除這種病根卻是難上加難的。
沒辦法，黎明處事的态度就是這樣，他記住了一個世界名人的教誨：“要達到一個目标，你瞄準的目标必須高于這個目标。
”所以，他總是高标準地要求自己。
當他走出電梯，樓道裡響起他穩重的有節奏的腳步聲時，已在他的秘書辦公室裡等候他的幾名法官匆匆走過來，随着他走進院長寬大明亮的辦公室。
與黎明共過事的法官知道，院長的時間觀念很強，工作安排得緊張緊湊，有條不紊，他若約你十點整來研究工作，你若遲到了十五分鐘，待你到時，他已開始研究另外的事宜了。
走進黎明辦公室的幾個法官，其中一個是某縣法院的院長，眼前正在辦的刑事案子中雇兇殺人嫌疑犯就是這個縣級政府的一個局長。
局長雇兇殺人不是因為權力之争去殺他的政敵，而是感情糾葛殺了他的妻子。
黎明親自看了案件卷宗及公安、檢察部門提供的材料，他發現此案案情複雜、疑點頗多，就準備撲下身子，将案件查個一清二楚，決不能在他的眼皮底下出現一個冤死鬼，也不能在他的眼皮底下放走一個真正的罪人。
黎明說過這樣的話： “我要守衛好汴陽市的最後一道防線，這不僅是神聖的天職賦予我的崇高職責，也是一名法官應該具備的良知良能。
”他知道，隻有樹立這種信念，才能維護汴陽市的司法形象，實則也是鐘南省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