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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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不是太不正常的人來說，這種分析可能是足夠的。
[210] 我認為，通過這樣展開精神分析的發展史，我已說明了精神分析究竟是什麼，這比通過系統地描述它更好。
最初，我并沒有覺察到我的發現的特殊性質。
通過系統地探究我的神經症患者的患病原因中所包含的性因素，我毫不猶豫地犧牲了我作為一個醫生的日益增長的聲譽，以及向我求診的患者數量的增長；這使我獲得了許多新的事實，這些事實終于使我對性因素的實際重要性堅定了信心。
我曾天真地向以克拉夫特－埃賓[211]任主席的維也納精神病學和神經症學協會的會議緻詞（參見弗洛伊德，1896c），期望我自願遭受的那些物質損失能通過我的同行們的興趣和承認而有所補償。
我把我的發現作為對科學的普遍貢獻來看待，并且希望這些發現會以同樣的精神得到承認。
但是，我的交流活動使我遭到的冷遇，我所形成的空虛感，人們傳達給我的提示，都逐漸使我認識到，在神經症病因學上性欲所起作用的主張，不可能指望受到像其他交流活動一樣的待遇。
我明白了，從現在起，正如赫伯爾（Hebbel）所說[212]，我是&ldquo擾亂了世界的沉睡&rdquo的那些人之一，我不能對人們的反對和寬容抱有任何指望。
但是，我對自己的觀察和結論的普遍精确性的堅信越加強烈，因為我對自己的判斷的自信和我的道德勇氣确實不小，所以，這種情況的結果是毫無疑問的。
我下定決心，堅信發現某些特别重要的事實和聯系是我的運氣，我準備接受有時伴随這些發現而來的命運。
我對未來做如下描述：&mdash&mdash借助于用新方法取得的治療成功，我完全可以成功地保持住自己，但科學卻會在我的有生之年完全置我于不顧；幾十年後，别人也一定會碰到類似的事情&mdash&mdash解決這些事情的時間現在還不成熟&mdash&mdash也會獲得對這些事情的承認，而且會把我作為一個遭到不可避免的失敗的先驅，而對我表示尊重。
同時，像魯賓孫·克魯索（RobinsonCrusoe）那樣，我盡可能舒适地在我的荒島上定居下來。
當我擺脫了今天的壓力和混亂，回首這些凄涼的歲月時，仿佛這是一個光榮的英雄時代。
我的&ldquo壯麗的孤立&rdquo（splendidisolation）[213]并不是沒有其優越性和魅力。
我不必閱讀任何出版物，也不必傾聽任何反對者的壞消息；我并不容易受到任何方面的影響；什麼也不能把我排擠掉。
我學會了限制思辨傾向，并遵循着我那令人難忘的導師沙可的忠告：一遍又一遍地看待那些同樣的事情，直到它們自己開始說話[214]，雖然有麻煩，但還有一席之地的我的出版物，總是遠遠地落後于我的認識，隻要我願意就會被延誤出版，因為無法保證那種不确定的&ldquo優先權&rdquo。
例如《釋夢》是1896年初完成所有主要部分的[215]，但直到1899年夏才寫完。
對&ldquo杜拉&rdquo的分析是1899［1900］年年底寫完的[216]；又過了兩個星期才寫完了案例史，但直到1905年才出版。
同時，我的著作也沒有在醫學雜志上得到評論，或者即使作為一種例外進行了評論，它們也是用表示嘲笑或憐憫的優越性草草了結。
偶爾會有一位同行在他的出版物中對提到我作為文獻參考；那也是很簡短的，而且決無奉承之意&mdash&mdash倒會使用像&ldquo偏執的&rdquo&ldquo極端的&rdquo或&ldquo非常特殊的&rdquo這樣的詞語。
有一次，碰巧在我講授大學課程的維也納診所的一位助理醫師，要求我允許他聽這門課。
他很注意地聽着，而且一言不發；在最後一節課結束後，他提出要在外面和我談談。
當我們在外面走着離開時，他告訴我，他運用其導師的理論寫了一本反對我的觀點的書。
然而，他非常後悔沒有先從我的講課中對此有更多的了解，因為那樣，他就會寫出與這本書大不相同的東西。
他确實曾在診療所裡問過是否最好先讀一下《釋夢》這本書，但是他被忠告不要這樣做&mdash&mdash不值得如此麻煩。
因此，他便自己把我的理論結構，根據他現在的理解，和天主教會的理論結構在其内部穩固性方面做了比較。
按照他那拯救靈魂的觀點，我将假設，這種陳述包含了一定的賞識。
但是他最後卻說，要改變這本書中的任何東西已經太晚了，因為這本書已經在排印了。
我的同事們也認為，以後沒有必要公開聲明他改變了對精神分析問題的觀點；但是，以他作為一個醫學雜志的正式評論員的能力，他卻願意用輕率無禮的評論來追随精神分析的發展。
[217] 在那些年裡，無論我所具備的對我的利益的個人敏感性有多麼遲鈍，但是，我被一種環境從苦難中拯救出來。
這種環境并非總能表現出來，以幫助那些孤立無援的發現者們。
一般地說，這樣的人由于需要了解他們為什麼缺乏同情，或者對他們的同時代人的嫌惡而感到苦惱，并且把這種态度作為擔保自己的确信感的一種令人苦惱的矛盾。
對我來說沒有必要産生這樣的感覺。
因為精神分析理論使我能夠理解我的同時代人的這種态度，并把它看作是基本分析前提的一個必然結果。
如果這是真的，即我發現的這些事實會被一種帶有感情的内部抵抗所阻止，而無法了解病人本身，那麼，這些抵抗也一定會在健康人身上出現，隻要某種外部根源使他們面對着受到壓抑的東西。
毫不奇怪，他們應該能夠證明，在理智的基礎上對我的觀點進行這樣的反對是有道理的，雖然最初它實際上是帶有感情色彩的。
同樣的事情往往同樣經常地發生在病人身上；他們提出的論據同樣毫不令人贊賞。
用福斯塔夫（Falstaff）的話說，理由簡直&ldquo俯拾皆是&rdquo。
[218]唯一的差别就是對病人必須施加壓力，以便誘使他們洞察到自己的抵抗和克服這些抵抗。
而在對付外表上健康的人們時，我們就沒有這種便利了。
如何強迫這些健康的人以冷靜和科學的客觀精神考察這個問題，則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最好留待時間來解決。
在科學史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在起先除了産生矛盾之外，什麼也沒有實現的命題，在後來卻都得到了承認，盡管并沒有提出支持它的新證據。
但是，很難期望，在我孤立地代表精神分析的那些歲月裡，我會對世界輿論特别地尊重，或者對理智的滿足産生任何偏見。
[210] 我認為，通過這樣展開精神分析的發展史，我已說明了精神分析究竟是什麼，這比通過系統地描述它更好。
最初，我并沒有覺察到我的發現的特殊性質。
通過系統地探究我的神經症患者的患病原因中所包含的性因素，我毫不猶豫地犧牲了我作為一個醫生的日益增長的聲譽，以及向我求診的患者數量的增長；這使我獲得了許多新的事實，這些事實終于使我對性因素的實際重要性堅定了信心。
我曾天真地向以克拉夫特－埃賓[211]任主席的維也納精神病學和神經症學協會的會議緻詞（參見弗洛伊德，1896c），期望我自願遭受的那些物質損失能通過我的同行們的興趣和承認而有所補償。
我把我的發現作為對科學的普遍貢獻來看待，并且希望這些發現會以同樣的精神得到承認。
但是，我的交流活動使我遭到的冷遇，我所形成的空虛感，人們傳達給我的提示，都逐漸使我認識到，在神經症病因學上性欲所起作用的主張，不可能指望受到像其他交流活動一樣的待遇。
我明白了，從現在起，正如赫伯爾（Hebbel）所說[212]，我是&ldquo擾亂了世界的沉睡&rdquo的那些人之一，我不能對人們的反對和寬容抱有任何指望。
但是，我對自己的觀察和結論的普遍精确性的堅信越加強烈，因為我對自己的判斷的自信和我的道德勇氣确實不小，所以，這種情況的結果是毫無疑問的。
我下定決心，堅信發現某些特别重要的事實和聯系是我的運氣，我準備接受有時伴随這些發現而來的命運。
我對未來做如下描述：&mdash&mdash借助于用新方法取得的治療成功，我完全可以成功地保持住自己，但科學卻會在我的有生之年完全置我于不顧；幾十年後，别人也一定會碰到類似的事情&mdash&mdash解決這些事情的時間現在還不成熟&mdash&mdash也會獲得對這些事情的承認，而且會把我作為一個遭到不可避免的失敗的先驅，而對我表示尊重。
同時，像魯賓孫·克魯索（RobinsonCrusoe）那樣，我盡可能舒适地在我的荒島上定居下來。
當我擺脫了今天的壓力和混亂，回首這些凄涼的歲月時，仿佛這是一個光榮的英雄時代。
我的&ldquo壯麗的孤立&rdquo（splendidisolation）[213]并不是沒有其優越性和魅力。
我不必閱讀任何出版物，也不必傾聽任何反對者的壞消息；我并不容易受到任何方面的影響；什麼也不能把我排擠掉。
我學會了限制思辨傾向，并遵循着我那令人難忘的導師沙可的忠告：一遍又一遍地看待那些同樣的事情，直到它們自己開始說話[214]，雖然有麻煩，但還有一席之地的我的出版物，總是遠遠地落後于我的認識，隻要我願意就會被延誤出版，因為無法保證那種不确定的&ldquo優先權&rdquo。
例如《釋夢》是1896年初完成所有主要部分的[215]，但直到1899年夏才寫完。
對&ldquo杜拉&rdquo的分析是1899［1900］年年底寫完的[216]；又過了兩個星期才寫完了案例史，但直到1905年才出版。
同時，我的著作也沒有在醫學雜志上得到評論，或者即使作為一種例外進行了評論，它們也是用表示嘲笑或憐憫的優越性草草了結。
偶爾會有一位同行在他的出版物中對提到我作為文獻參考；那也是很簡短的，而且決無奉承之意&mdash&mdash倒會使用像&ldquo偏執的&rdquo&ldquo極端的&rdquo或&ldquo非常特殊的&rdquo這樣的詞語。
有一次，碰巧在我講授大學課程的維也納診所的一位助理醫師，要求我允許他聽這門課。
他很注意地聽着，而且一言不發；在最後一節課結束後，他提出要在外面和我談談。
當我們在外面走着離開時，他告訴我，他運用其導師的理論寫了一本反對我的觀點的書。
然而，他非常後悔沒有先從我的講課中對此有更多的了解，因為那樣，他就會寫出與這本書大不相同的東西。
他确實曾在診療所裡問過是否最好先讀一下《釋夢》這本書，但是他被忠告不要這樣做&mdash&mdash不值得如此麻煩。
因此，他便自己把我的理論結構，根據他現在的理解，和天主教會的理論結構在其内部穩固性方面做了比較。
按照他那拯救靈魂的觀點，我将假設，這種陳述包含了一定的賞識。
但是他最後卻說，要改變這本書中的任何東西已經太晚了，因為這本書已經在排印了。
我的同事們也認為，以後沒有必要公開聲明他改變了對精神分析問題的觀點；但是，以他作為一個醫學雜志的正式評論員的能力，他卻願意用輕率無禮的評論來追随精神分析的發展。
[217] 在那些年裡，無論我所具備的對我的利益的個人敏感性有多麼遲鈍，但是，我被一種環境從苦難中拯救出來。
這種環境并非總能表現出來，以幫助那些孤立無援的發現者們。
一般地說，這樣的人由于需要了解他們為什麼缺乏同情，或者對他們的同時代人的嫌惡而感到苦惱，并且把這種态度作為擔保自己的确信感的一種令人苦惱的矛盾。
對我來說沒有必要産生這樣的感覺。
因為精神分析理論使我能夠理解我的同時代人的這種态度，并把它看作是基本分析前提的一個必然結果。
如果這是真的，即我發現的這些事實會被一種帶有感情的内部抵抗所阻止，而無法了解病人本身，那麼，這些抵抗也一定會在健康人身上出現，隻要某種外部根源使他們面對着受到壓抑的東西。
毫不奇怪，他們應該能夠證明，在理智的基礎上對我的觀點進行這樣的反對是有道理的，雖然最初它實際上是帶有感情色彩的。
同樣的事情往往同樣經常地發生在病人身上；他們提出的論據同樣毫不令人贊賞。
用福斯塔夫（Falstaff）的話說，理由簡直&ldquo俯拾皆是&rdquo。
[218]唯一的差别就是對病人必須施加壓力，以便誘使他們洞察到自己的抵抗和克服這些抵抗。
而在對付外表上健康的人們時，我們就沒有這種便利了。
如何強迫這些健康的人以冷靜和科學的客觀精神考察這個問題，則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最好留待時間來解決。
在科學史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在起先除了産生矛盾之外，什麼也沒有實現的命題，在後來卻都得到了承認，盡管并沒有提出支持它的新證據。
但是，很難期望，在我孤立地代表精神分析的那些歲月裡，我會對世界輿論特别地尊重，或者對理智的滿足産生任何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