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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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道路上必須克服對這門年輕的科學來說可能是緻命的一種錯誤思想。
由于受沙可關于癔症的創傷起源觀點的影響，我們很容易傾向于把病人的陳述作為真實的和在病因學上有意義的來接受。
在病人的陳述中，他們把症狀歸之于童年的最初幾年中那些消極的性經驗&mdash&mdash直截了當地說，歸之于&ldquo誘奸&rdquo（seduction）。
當這種病因學在确實可以肯定的情況中受其自身的不可能性和矛盾性之壓而破滅時，最初的結果便是無能為力的迷惑不解。
精神分析通過正确的通路追溯到這些幼兒的性創傷，但這些創傷卻是不真實的。
現實的堅實基礎已經消逝了。
到那時我會樂于放棄全部的研究。
正像我所尊敬的前輩布洛伊爾，在做出他那個不受歡迎的發現時已經做過的那樣。
或許我之所以堅持，隻是因為我不再有任何選擇，因此也不能重新開始任何其他事情。
最後得出的想法是，一個人畢竟沒有權利絕望，因為他已經在自己的期待中受過騙；他必須修正那些期待。
如果癔症患者把他們的症狀追溯到虛構的創傷，那麼，出現的這個新的事實簡直可以說，他們是在幻想（phantasy）中創造出這些情景的，而且這種心理現實需要連同實際現實一起加以考慮。
在這種想法産生之後不久我們便發現，這些幻想打算隐匿兒童期頭幾年的自體性欲活動（autoeroticactivity），對這種活動加以修飾并把它提到一種較高的水平。
現在，兒童的全部性生活[207]才開始從這些幻想的背後出現。
伴随着兒童期初年的這種性活動，個體的遺傳結構也開始它自身的活動。
在這裡，素質和經驗是以一種不可分解的病因學統一體而聯結起來的。
因為素質對印象起誇張作用，要不然這些印象就會完全是司空見慣的，而且絲毫不起作用，由于這種誇張，這些印象便成為引起刺激和固着的創傷；而經驗則喚醒了素質中的諸因素，要是沒有這些因素，素質就可能會長期潛伏着，或許永遠也不會發展起來。
對創傷的病因學這一主題的最後說明，是後來由阿伯拉罕（1907）做出的，當時他指出，兒童所特有的性結構，确實被認為是會引起一種特殊的性的經驗&mdash&mdash這就是&ldquo創傷&rdquo。
開始時，我對幼兒性欲的陳述，幾乎完全是以對追溯到過去的成人的分析發現為基礎的。
我沒有直接觀察兒童的機會。
因此，幾年以後，當我通過對非常幼小的兒童進行直接觀察和分析，幾乎能夠證實我的全部推論時，這可以說是一次非常大的勝利&mdash&mdash當一個人逐漸認識到，這種發現的實質竟然是，他确實應該為他已經做出的這個發現而羞愧時，這個勝利才失去了它的一定量值。
一個人越是對兒童進行這些觀察，事實就越會不證自明；但是，對于人們費了這麼大勁竟沒有看出這些事實，人們也會感到愈加驚異。
然而，對于幼兒性欲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的如此确信，隻能通過分析的方法，通過把神經症患者的症狀和特殊性追溯到它們的最終來源才能獲得，因此，對它們的發現會解釋其中能夠解釋的一切，并且使可以改變的一切都得到改變。
我能夠理解，就像榮格最近所做的那樣，如果首先形成關于性本能實質的一個理論概念，然後在此基礎上尋求解釋兒童的生活，那麼，我們就會得出不同的結果。
這種概念一定會任意地或者根據一些不相關的考慮而被選擇出來，并且對于人們尋求加以應用的這個領域，會冒着證明它是不恰當的危險。
确實，分析的方法也往往會引起關于性欲及其與個體全部生活的關系的某些極端困難和晦澀難解之處。
但是，這些問題并不能通過思辨而得到解決；而必須等待通過其他觀察，或者通過在其他領域的觀察來解決。
我需要對夢的解釋做一點說明。
釋夢是作為我所采用的技術革新的一些最初成果而出現的。
當時，我追随着一種模糊的預感，我決心用自由聯想代替催眠術。
我對知識的渴望在開始時并沒有指向理解夢。
對于把我的興趣吸引過去，或者用任何有幫助作用的期待鼓舞我的任何外界影響，我一無所知。
在布洛伊爾和我中斷會面之前，我剛好有時間告訴他一句話，我現在懂得如何解釋夢了。
既然這就是該發現産生的原因，那麼，随後在夢的語言中的象征主義（symbolism）就幾乎成為我所獲得的最後一項成果，因為夢者的聯想對于理解象征幾乎沒有什麼幫助。
在從書中尋找關于這些象征的信息之前，我已經養成了總是研究事物本身的習慣，因此，在我受施爾納（Scherner）關于這個問題的研究影響之前（1861），我已能夠自己确定夢的象征作用。
隻是後來，我才開始對夢的這種表現方式大加贊賞。
這部分是通過斯泰克爾的著作的影響，他最初做了這樣一些令人贊譽的工作，但以後則完全走向迷途。
[208]在精神分析的釋夢和在古代就實踐過和受到過如此高度尊敬的釋夢的藝術之間的密切聯系，到很久以後我才明白。
後來，我發現了我的夢理論的主要特征和最重要的部分&mdash&mdash是一種内部沖突，一種内在不真實的夢的歪曲的衍生物&mdash&mdash說真的，這是在一個對醫學一無所知，雖然不是對哲學一無所知的作者中發現的，他就是著名的大師波普（J.Popper），他曾以林庫斯的名字發表了《一個實在論者的幻想》（1899）。
[209] 在精神分析的那些艱難的最初歲月裡，我必須掌握這種技術，同時注意臨床現象和進行神經症的治療，那時，釋夢便成為我的安慰劑和支柱。
在那個時期，我是完全孤立的，而且問題成堆、困難重重，我時常害怕喪失我的耐性和自信。
常常有病人，在我的假設被證明是真實的之前，使我把不可勝數的漫長時間消磨在他們身上&mdash&mdash我的假設是，神經症一定會通過分析而得到理解； 但是，可以看作與病人的症狀相類似的這些病人的夢，幾乎總是證實這個假設。
這隻是在使我能夠堅持下去這一方面所獲得的成功。
結果是，我形成了通過心理學家對釋夢的态度來測量其理解力的習慣；而且，我滿意地觀察到，精神分析的大多數反對者們都完全回避這個領域，或者，隻要他們試圖處理這類問題，便表現出明顯的笨手笨腳。
此外，我很快就發現了進行自我分析的必要性。
我借助于我自己的一系列夢做到了這一點，這些夢把我帶回到我的童年的一切事件中；今天，我仍然持這種意見，對每一個好的夢者
由于受沙可關于癔症的創傷起源觀點的影響，我們很容易傾向于把病人的陳述作為真實的和在病因學上有意義的來接受。
在病人的陳述中，他們把症狀歸之于童年的最初幾年中那些消極的性經驗&mdash&mdash直截了當地說，歸之于&ldquo誘奸&rdquo（seduction）。
當這種病因學在确實可以肯定的情況中受其自身的不可能性和矛盾性之壓而破滅時，最初的結果便是無能為力的迷惑不解。
精神分析通過正确的通路追溯到這些幼兒的性創傷，但這些創傷卻是不真實的。
現實的堅實基礎已經消逝了。
到那時我會樂于放棄全部的研究。
正像我所尊敬的前輩布洛伊爾，在做出他那個不受歡迎的發現時已經做過的那樣。
或許我之所以堅持，隻是因為我不再有任何選擇，因此也不能重新開始任何其他事情。
最後得出的想法是，一個人畢竟沒有權利絕望，因為他已經在自己的期待中受過騙；他必須修正那些期待。
如果癔症患者把他們的症狀追溯到虛構的創傷，那麼，出現的這個新的事實簡直可以說，他們是在幻想（phantasy）中創造出這些情景的，而且這種心理現實需要連同實際現實一起加以考慮。
在這種想法産生之後不久我們便發現，這些幻想打算隐匿兒童期頭幾年的自體性欲活動（autoeroticactivity），對這種活動加以修飾并把它提到一種較高的水平。
現在，兒童的全部性生活[207]才開始從這些幻想的背後出現。
伴随着兒童期初年的這種性活動，個體的遺傳結構也開始它自身的活動。
在這裡，素質和經驗是以一種不可分解的病因學統一體而聯結起來的。
因為素質對印象起誇張作用，要不然這些印象就會完全是司空見慣的，而且絲毫不起作用，由于這種誇張，這些印象便成為引起刺激和固着的創傷；而經驗則喚醒了素質中的諸因素，要是沒有這些因素，素質就可能會長期潛伏着，或許永遠也不會發展起來。
對創傷的病因學這一主題的最後說明，是後來由阿伯拉罕（1907）做出的，當時他指出，兒童所特有的性結構，确實被認為是會引起一種特殊的性的經驗&mdash&mdash這就是&ldquo創傷&rdquo。
開始時，我對幼兒性欲的陳述，幾乎完全是以對追溯到過去的成人的分析發現為基礎的。
我沒有直接觀察兒童的機會。
因此，幾年以後，當我通過對非常幼小的兒童進行直接觀察和分析，幾乎能夠證實我的全部推論時，這可以說是一次非常大的勝利&mdash&mdash當一個人逐漸認識到，這種發現的實質竟然是，他确實應該為他已經做出的這個發現而羞愧時，這個勝利才失去了它的一定量值。
一個人越是對兒童進行這些觀察，事實就越會不證自明；但是，對于人們費了這麼大勁竟沒有看出這些事實，人們也會感到愈加驚異。
然而，對于幼兒性欲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的如此确信，隻能通過分析的方法，通過把神經症患者的症狀和特殊性追溯到它們的最終來源才能獲得，因此，對它們的發現會解釋其中能夠解釋的一切，并且使可以改變的一切都得到改變。
我能夠理解，就像榮格最近所做的那樣，如果首先形成關于性本能實質的一個理論概念，然後在此基礎上尋求解釋兒童的生活，那麼，我們就會得出不同的結果。
這種概念一定會任意地或者根據一些不相關的考慮而被選擇出來，并且對于人們尋求加以應用的這個領域，會冒着證明它是不恰當的危險。
确實，分析的方法也往往會引起關于性欲及其與個體全部生活的關系的某些極端困難和晦澀難解之處。
但是，這些問題并不能通過思辨而得到解決；而必須等待通過其他觀察，或者通過在其他領域的觀察來解決。
我需要對夢的解釋做一點說明。
釋夢是作為我所采用的技術革新的一些最初成果而出現的。
當時，我追随着一種模糊的預感，我決心用自由聯想代替催眠術。
我對知識的渴望在開始時并沒有指向理解夢。
對于把我的興趣吸引過去，或者用任何有幫助作用的期待鼓舞我的任何外界影響，我一無所知。
在布洛伊爾和我中斷會面之前，我剛好有時間告訴他一句話，我現在懂得如何解釋夢了。
既然這就是該發現産生的原因，那麼，随後在夢的語言中的象征主義（symbolism）就幾乎成為我所獲得的最後一項成果，因為夢者的聯想對于理解象征幾乎沒有什麼幫助。
在從書中尋找關于這些象征的信息之前，我已經養成了總是研究事物本身的習慣，因此，在我受施爾納（Scherner）關于這個問題的研究影響之前（1861），我已能夠自己确定夢的象征作用。
隻是後來，我才開始對夢的這種表現方式大加贊賞。
這部分是通過斯泰克爾的著作的影響，他最初做了這樣一些令人贊譽的工作，但以後則完全走向迷途。
[208]在精神分析的釋夢和在古代就實踐過和受到過如此高度尊敬的釋夢的藝術之間的密切聯系，到很久以後我才明白。
後來，我發現了我的夢理論的主要特征和最重要的部分&mdash&mdash是一種内部沖突，一種内在不真實的夢的歪曲的衍生物&mdash&mdash說真的，這是在一個對醫學一無所知，雖然不是對哲學一無所知的作者中發現的，他就是著名的大師波普（J.Popper），他曾以林庫斯的名字發表了《一個實在論者的幻想》（1899）。
[209] 在精神分析的那些艱難的最初歲月裡，我必須掌握這種技術，同時注意臨床現象和進行神經症的治療，那時，釋夢便成為我的安慰劑和支柱。
在那個時期，我是完全孤立的，而且問題成堆、困難重重，我時常害怕喪失我的耐性和自信。
常常有病人，在我的假設被證明是真實的之前，使我把不可勝數的漫長時間消磨在他們身上&mdash&mdash我的假設是，神經症一定會通過分析而得到理解； 但是，可以看作與病人的症狀相類似的這些病人的夢，幾乎總是證實這個假設。
這隻是在使我能夠堅持下去這一方面所獲得的成功。
結果是，我形成了通過心理學家對釋夢的态度來測量其理解力的習慣；而且，我滿意地觀察到，精神分析的大多數反對者們都完全回避這個領域，或者，隻要他們試圖處理這類問題，便表現出明顯的笨手笨腳。
此外，我很快就發現了進行自我分析的必要性。
我借助于我自己的一系列夢做到了這一點，這些夢把我帶回到我的童年的一切事件中；今天，我仍然持這種意見，對每一個好的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