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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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我打算在這裡對精神分析運動史所做的這種闡述的主觀性，誰都無需驚奇，同樣，對于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無需任何人感到驚奇。
因為精神分析乃是我的創造；十年來我是唯一關心它的人。
我的同時代人對于這種新現象所提出的一切不滿，統統以批評的形式傾注到我的頭上。
盡管長期以來我是唯一的精神分析學家，我卻以為即使在今天，還沒有人能比我更清楚地知道精神分析究竟是什麼，它如何不同于研究心靈生活的其他方法，被稱作精神分析的确切含義是什麼，用什麼其他名稱才能更好地描述它。
在這樣駁斥了在我看來似乎是一種冷漠無情的侵權行為之後，我打算把引起這本《國際精神分析年鑒》的編輯和版式發生改變的那些事件間接地告訴它的讀者們。
[192] 1909年，我有機會第一次在一所美國大學的講壇上公開發表關于精神分析的演講[193]，這對我的研究是一次重要的機會，而且在這種思想的激勵下，我當時宣稱，使精神分析得以存在的人并不是我：這個榮譽還應歸于其他人，應歸于約瑟夫·布洛伊爾。
當我還是一個正忙于通過考試的學生時（1880～1882），布洛伊爾就已經進行了許多研究。
但是，由于我做了那些演講，一些好心的朋友便向我提出了一個疑問，是否我的感激在那種情況下沒有表示得太過分？在他們看來，我應當像我以前習慣于做的那樣進行下去：即把布洛伊爾的&ldquo宣洩法&rdquo作為精神分析的一個準備階段，把我放棄催眠術和引進自由聯想（freeassociation）作為精神分析本身的開始。
無論精神分析的曆史是否把宣洩法或我對它的變更作為開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很重要的；我提到這些毫無趣味的事情，隻是由于精神分析的某些反對者們有一種習慣，他們時常認為，精神分析技術畢竟不是由我，而是由布洛伊爾發明的。
當然，如果他們的觀點允許他們發現其中某些值得注意的東西；如果他們沒有對精神分析的否認加以這樣的限制，那麼，毫無疑問，精神分析始終是我獨自的研究。
我從未聽說，由于布洛伊爾在精神分析中分擔了大量工作，使他蒙受相當程度的批評和淩辱。
正像我長期以來所認識到的，引起矛盾和産生痛苦是精神分析不可避免的命運。
我已經得出結論，我必定是精神分析最具有獨到特點的真正創立者。
我很高興能夠補充說，企圖最大限度地貶低我在創立這個備受淩辱的精神分析中所起作用的任何努力，都不是來自布洛伊爾本人，或者都沒能得到他的支持。
布洛伊爾的發現如此經常地得到叙述，以至于我可以無須在此對它們進行詳加讨論。
這是一些基本的事實，就是說，癔症患者的症狀是建立在他們過去的生活背景上的。
過去的生活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卻被遺忘了（創傷）；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治療，就在于引起對它們的記憶，并在催眠狀态下再現這些體驗（宣洩）；而且理論框架也是由它推演而來的，這就是說，這些症狀代表着對尚未得到安置的大量興奮的一種變态的使用（轉換）。
每當布洛伊爾在他對《癔症研究》（1895）的理論貢獻中提到這種轉換過程時，他總是把我的名字放在後面的括弧内[194]，好像在理論評價上這個第一次嘗試的優先權屬于我。
我認為實際上這隻是有關名義的區分，我還認為這個概念是我們同時一起發現的。
布洛伊爾第一次發現宣洩法之後，他在若幹年裡一直未使用這種方法，隻是當我從沙可（Charcot）那裡學習歸來時[195]，他才在我的鼓勵下重新使用它，這也是衆所周知的事。
沙可在對他具有很高要求的醫學上進行了大量的咨詢實踐；我自己隻是不願從事醫學這個專業，但在那時我卻有一種強烈的動機，要幫助那些在神經過敏情感方面遭受痛苦的人們，或者至少希望了解他們的狀況中的某些事情。
我曾從事過生理治療，并在對我做的埃伯的電療（Erb'sElektrotherapie）（1882）的研究結果失望之後，曾感到絕對束手無策，這項研究竟提出了如此多的提示和建議。
如果當時我沒有獨自獲得這個後來由莫比斯（Möbius）得出的結論，即對神經症患者電療的成功全是暗示（suggestion）的作用，那麼，毫無疑問，隻要完全放棄這些有希望獲得的成功，就會受到責難。
在深度催眠時用暗示進行治療，這是我從李厄保（A.ALiébeault）和伯恩海姆（Bernheim）的那些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演示[196]中學會的，這樣，對于電療的失敗似乎提供了一種滿意的替代。
但是，布洛伊爾使我熟悉的這種研究催眠狀态中的病人的實踐（即把一種自動操作方式和滿足科學好奇心相結合的實踐），确實要比暗示治療中使用的那些單調、強迫性的抑制具有更無可比拟的吸引力，這些抑制阻礙了所有研究。
新近我們接收到一個忠告，它聲稱代表精神分析的最新發展，大意是說，現時沖突和引起疾病的原因應該在分析中處于最顯著的位置。
[197]這正是布洛伊爾和我在開始研究宣洩法時所經常做的。
我們把病人的注意直接引向産生症狀的創傷情景，我們力圖發現創傷情景下的心理沖突，釋放其中被壓制的情感。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發現了這個後來我稱之為&ldquo退行&rdquo（regression）的心理過程，它具有神經症的特征。
病人的聯想從我們試圖闡述的這個情景退回到早期的經曆，并且被迫進行分析，而這種分析是想糾正現狀，并專注于過去。
這種退行經常引起進一步退化； 開始時似乎有規則地把我們帶回到青春期；後來，那些仍然躲避解釋的失敗和要點，便把分析的工作更進一步帶回到迄今仍然無法做任何探究的童年期。
這種退行的方向成為分析的一個重要特征。
看起來，如果精神分析不涉及過去，就無法說明屬于現在的任何東西；确實，任何緻病的經曆都包含有先前的經驗，這種經驗盡管不是病因本身，但已賦予後來的經驗以病因的性質。
但是，把人的注意力限制到現在已知的那種令人激動的原因的意圖是如此強烈，甚至使我在以後的分析中也要給它讓路。
在1899年對那個我稱之為&ldquo杜拉&rdquo的病人進行的分析中[198]，我已知道引起這種病情爆發的情景。
我曾嘗試過無數次，想使這種經驗服從于分析，但是，甚至直接提出這種要求，也總是使她對疾病做出同樣貧乏和不完全的描述。
直到經過長期的曲折，回到她最
因為精神分析乃是我的創造；十年來我是唯一關心它的人。
我的同時代人對于這種新現象所提出的一切不滿，統統以批評的形式傾注到我的頭上。
盡管長期以來我是唯一的精神分析學家，我卻以為即使在今天，還沒有人能比我更清楚地知道精神分析究竟是什麼，它如何不同于研究心靈生活的其他方法，被稱作精神分析的确切含義是什麼，用什麼其他名稱才能更好地描述它。
在這樣駁斥了在我看來似乎是一種冷漠無情的侵權行為之後，我打算把引起這本《國際精神分析年鑒》的編輯和版式發生改變的那些事件間接地告訴它的讀者們。
[192] 1909年，我有機會第一次在一所美國大學的講壇上公開發表關于精神分析的演講[193]，這對我的研究是一次重要的機會，而且在這種思想的激勵下，我當時宣稱，使精神分析得以存在的人并不是我：這個榮譽還應歸于其他人，應歸于約瑟夫·布洛伊爾。
當我還是一個正忙于通過考試的學生時（1880～1882），布洛伊爾就已經進行了許多研究。
但是，由于我做了那些演講，一些好心的朋友便向我提出了一個疑問，是否我的感激在那種情況下沒有表示得太過分？在他們看來，我應當像我以前習慣于做的那樣進行下去：即把布洛伊爾的&ldquo宣洩法&rdquo作為精神分析的一個準備階段，把我放棄催眠術和引進自由聯想（freeassociation）作為精神分析本身的開始。
無論精神分析的曆史是否把宣洩法或我對它的變更作為開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很重要的；我提到這些毫無趣味的事情，隻是由于精神分析的某些反對者們有一種習慣，他們時常認為，精神分析技術畢竟不是由我，而是由布洛伊爾發明的。
當然，如果他們的觀點允許他們發現其中某些值得注意的東西；如果他們沒有對精神分析的否認加以這樣的限制，那麼，毫無疑問，精神分析始終是我獨自的研究。
我從未聽說，由于布洛伊爾在精神分析中分擔了大量工作，使他蒙受相當程度的批評和淩辱。
正像我長期以來所認識到的，引起矛盾和産生痛苦是精神分析不可避免的命運。
我已經得出結論，我必定是精神分析最具有獨到特點的真正創立者。
我很高興能夠補充說，企圖最大限度地貶低我在創立這個備受淩辱的精神分析中所起作用的任何努力，都不是來自布洛伊爾本人，或者都沒能得到他的支持。
布洛伊爾的發現如此經常地得到叙述，以至于我可以無須在此對它們進行詳加讨論。
這是一些基本的事實，就是說，癔症患者的症狀是建立在他們過去的生活背景上的。
過去的生活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卻被遺忘了（創傷）；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治療，就在于引起對它們的記憶，并在催眠狀态下再現這些體驗（宣洩）；而且理論框架也是由它推演而來的，這就是說，這些症狀代表着對尚未得到安置的大量興奮的一種變态的使用（轉換）。
每當布洛伊爾在他對《癔症研究》（1895）的理論貢獻中提到這種轉換過程時，他總是把我的名字放在後面的括弧内[194]，好像在理論評價上這個第一次嘗試的優先權屬于我。
我認為實際上這隻是有關名義的區分，我還認為這個概念是我們同時一起發現的。
布洛伊爾第一次發現宣洩法之後，他在若幹年裡一直未使用這種方法，隻是當我從沙可（Charcot）那裡學習歸來時[195]，他才在我的鼓勵下重新使用它，這也是衆所周知的事。
沙可在對他具有很高要求的醫學上進行了大量的咨詢實踐；我自己隻是不願從事醫學這個專業，但在那時我卻有一種強烈的動機，要幫助那些在神經過敏情感方面遭受痛苦的人們，或者至少希望了解他們的狀況中的某些事情。
我曾從事過生理治療，并在對我做的埃伯的電療（Erb'sElektrotherapie）（1882）的研究結果失望之後，曾感到絕對束手無策，這項研究竟提出了如此多的提示和建議。
如果當時我沒有獨自獲得這個後來由莫比斯（Möbius）得出的結論，即對神經症患者電療的成功全是暗示（suggestion）的作用，那麼，毫無疑問，隻要完全放棄這些有希望獲得的成功，就會受到責難。
在深度催眠時用暗示進行治療，這是我從李厄保（A.ALiébeault）和伯恩海姆（Bernheim）的那些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演示[196]中學會的，這樣，對于電療的失敗似乎提供了一種滿意的替代。
但是，布洛伊爾使我熟悉的這種研究催眠狀态中的病人的實踐（即把一種自動操作方式和滿足科學好奇心相結合的實踐），确實要比暗示治療中使用的那些單調、強迫性的抑制具有更無可比拟的吸引力，這些抑制阻礙了所有研究。
新近我們接收到一個忠告，它聲稱代表精神分析的最新發展，大意是說，現時沖突和引起疾病的原因應該在分析中處于最顯著的位置。
[197]這正是布洛伊爾和我在開始研究宣洩法時所經常做的。
我們把病人的注意直接引向産生症狀的創傷情景，我們力圖發現創傷情景下的心理沖突，釋放其中被壓制的情感。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發現了這個後來我稱之為&ldquo退行&rdquo（regression）的心理過程，它具有神經症的特征。
病人的聯想從我們試圖闡述的這個情景退回到早期的經曆，并且被迫進行分析，而這種分析是想糾正現狀，并專注于過去。
這種退行經常引起進一步退化； 開始時似乎有規則地把我們帶回到青春期；後來，那些仍然躲避解釋的失敗和要點，便把分析的工作更進一步帶回到迄今仍然無法做任何探究的童年期。
這種退行的方向成為分析的一個重要特征。
看起來，如果精神分析不涉及過去，就無法說明屬于現在的任何東西；确實，任何緻病的經曆都包含有先前的經驗，這種經驗盡管不是病因本身，但已賦予後來的經驗以病因的性質。
但是，把人的注意力限制到現在已知的那種令人激動的原因的意圖是如此強烈，甚至使我在以後的分析中也要給它讓路。
在1899年對那個我稱之為&ldquo杜拉&rdquo的病人進行的分析中[198]，我已知道引起這種病情爆發的情景。
我曾嘗試過無數次，想使這種經驗服從于分析，但是，甚至直接提出這種要求，也總是使她對疾病做出同樣貧乏和不完全的描述。
直到經過長期的曲折，回到她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