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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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下這些抵抗過程的曆史是無益的，也是不合時宜的。
這段曆史對于我們這個時代的科學家來說是不值得稱譽的。
但我必須立刻補充一句，對我而言，絕不會僅僅因為他們是精神分析的反對者而輕視他們&mdash&mdash除了少數不值得注意的個别人，和在論戰時雙方都會發現的那些冒險家和暴發戶之外。
我很熟悉如何說明這些反對者的行為，而且我也知道精神分析給這些人留下了最壞的印象。
但我決心對我的對手們不予回答，隻要我的影響還存在，我就不限制其他人成為我的論戰者。
在對精神分析進行論戰的這些特殊情況下，我很懷疑，是否公開論戰或書面論戰會有什麼益處；當然，在各種大小會議上大多數人要走哪條路是顯而易見的，而且，我對那些反對我的先生們的理由和良好行為也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很信任的。
經驗表明，隻有極少數人才能在一場科學論戰中保持文雅而不表示任何反對意見，但學術上的争吵給我留下的印象總是讨厭的。
或許我的這種态度被誤解了；或許人們認為我的脾氣這麼好，這麼容易受恫吓，因此無須對我多加注意。
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我也能像别人一樣會罵人，會發怒；隻是我沒有那種使我能在大庭廣衆之下表達這種潛在情緒的藝術，因而我甯願完全閉口不言。
如果我縱容自己以及我周圍那些人的激情，也許在某些方面情況會好一些。
我們都曾聽說過這個有趣的意圖，有人企圖把精神分析解釋為一種維也納社會環境的産物。
就在最近的1913年，讓内曾不知羞恥地利用了這種論點，盡管他本人無疑會對作為一個巴黎人而自豪，但巴黎幾乎不能稱為比維也納有更嚴格道德規範的城市。
[244]意思是說，精神分析，尤其是它關于神經症可以追溯到性生活失調的主張，隻能起源于像維也納這樣的城市&mdash&mdash在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荒淫和不道德的環境下&mdash&mdash可以說這隻不過是對維也納的這些特殊狀況的一種反思，是一種理論推測。
現在，我當然不是一個狹隘的愛國者；但關于精神分析的這種理論對我來說總是顯得特别沒有意義&mdash&mdash事實上竟使我有時這樣設想，對于一個維也納市民的譴責，隻不過是誰也不願公開提出的另一種譴責的委婉的替代說法。
[245]假如這個論點所依賴的前提就是其反面，那麼，就值得讓它做個申訴。
如果有個城市，它的居民對自己性欲滿足嚴加限制，而且，如果他們同時又表現出一種嚴重神經症紊亂的明顯傾向，那麼，這個城市當然會使一個觀察者的心中産生一種想法，即這兩種情況有相互聯系，而且會認為，一種情況要視另一種情況而定。
但這兩種假設都不符合維也納的情況。
維也納人比起任何其他首都的居民來，既不禁欲，也沒有更多的神經症患者。
在兩性關系方面他們比為其貞操而自豪的西部和北部的城市更随便更不拘謹。
維也納的這些别具一格的特點與其說使觀察者對神經症的原因有所啟示，倒不如說是誤導觀察者。
但是，維也納竭盡全力地否認它與精神分析的起源有關。
對分析家而言，在其他任何城市，其居民中的有學問和受過教育的人對精神分析的敵意性冷漠，都不會像維也納這麼顯而易見。
可能我的避免過于公開論戰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應該為此負責。
如果我鼓勵或允許維也納醫學學會和精神分析進行激烈的争論，這些争論會把一切憤怒都發洩出來，把它的對手們嘴上說的和心裡想的所有譴責和謾罵都公開出來&mdash&mdash那麼，到現在或許就會消除對精神分析的禁令，而精神分析也不再是其本土上的一位陌生人了。
其實有位詩人在他的一首詩中寫的詩句倒可能是對的： 但維也納人所不能饒恕我的是我欺騙他們莫要吵鬧。
[246] 我所不能勝任的這項任務&mdash&mdash向精神分析的反對者們态度溫柔地論證他們的不公正和專橫&mdash&mdash卻由布洛伊勒在1910年寫的論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一種防衛和幾點批評意見》中最完滿地完成了。
我竟如此自然地贊譽這篇論文（它在兩個方面都提出了批評），緻使我要趕快談到其中我所表示反對的東西。
在我看來，它仍然表現出了偏心，對精神分析的反對者們的錯誤太寬容，而對精神分析的信徒們的缺點則太嚴厲。
這篇論文的這個特點可以說明，為什麼一位如此深孚衆望、有着如此不容置疑的能力和獨立的精神病醫生，其意見卻不能承擔他的同事們更多的重任。
假如一本著作的影響不是由它的論證力量，而是由它的情調決定的話，那麼《感情論》（1906）的作者就不會感到驚異了。
這篇論著影響的另一方面&mdash&mdash它對精神分析追随者們的影響&mdash&mdash後來則被布洛伊勒自己破壞了。
1913年他在《對弗洛伊德理論的批評》一文中表明了他對精神分析的相反态度。
在該論文中，他對精神分析理論的結構竟然如此斷章取義，緻使我們的反對者們将非常高興地得到精神分析的這位鬥士所給予的幫助。
但是，布洛伊勒的這些相反的判斷不是以新的論點或者更好的觀察為基礎的。
這些判斷隻依賴于他自己的知識狀況，也就是他自己不再容許的那種不适當性，就像他在其早期著作中所做的那樣。
由此看來，一個幾乎無法彌補的損失曾在這裡威脅精神分析。
但是，在他最後的一本書《對我的論早發性癡呆的批評》（1914）中，布洛伊勒集中全力對付向他發起的攻擊，這些攻擊說他把精神分析引進他的論早發性癡呆的書中，他還提出了他自己所謂的一種&ldquo放肆的主張&rdquo。
&ldquo但是現在我将提出一個放肆的主張：我認為直到現在，心理學的各個學派對于解釋心因性症狀和疾病的性質幾乎毫無貢獻，但深蘊心理學卻有助于這樣一種心理學的創立，醫生需要這種心理學以理解并合理地治療他們的患者；我甚至相信，在我的《論早發性癡呆》一書中，我隻是向着那種理解邁出了一小步。
前兩種說法當然是正确的； 最後那種說法則可能是錯誤的。
&rdquo既然他指的所謂&ldquo深蘊心理學&rdquo不是别的，而正是精神分析，我們現在就可以對這種認識表示滿意了。
這段曆史對于我們這個時代的科學家來說是不值得稱譽的。
但我必須立刻補充一句，對我而言，絕不會僅僅因為他們是精神分析的反對者而輕視他們&mdash&mdash除了少數不值得注意的個别人，和在論戰時雙方都會發現的那些冒險家和暴發戶之外。
我很熟悉如何說明這些反對者的行為，而且我也知道精神分析給這些人留下了最壞的印象。
但我決心對我的對手們不予回答，隻要我的影響還存在，我就不限制其他人成為我的論戰者。
在對精神分析進行論戰的這些特殊情況下，我很懷疑，是否公開論戰或書面論戰會有什麼益處；當然，在各種大小會議上大多數人要走哪條路是顯而易見的，而且，我對那些反對我的先生們的理由和良好行為也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很信任的。
經驗表明，隻有極少數人才能在一場科學論戰中保持文雅而不表示任何反對意見，但學術上的争吵給我留下的印象總是讨厭的。
或許我的這種态度被誤解了；或許人們認為我的脾氣這麼好，這麼容易受恫吓，因此無須對我多加注意。
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我也能像别人一樣會罵人，會發怒；隻是我沒有那種使我能在大庭廣衆之下表達這種潛在情緒的藝術，因而我甯願完全閉口不言。
如果我縱容自己以及我周圍那些人的激情，也許在某些方面情況會好一些。
我們都曾聽說過這個有趣的意圖，有人企圖把精神分析解釋為一種維也納社會環境的産物。
就在最近的1913年，讓内曾不知羞恥地利用了這種論點，盡管他本人無疑會對作為一個巴黎人而自豪，但巴黎幾乎不能稱為比維也納有更嚴格道德規範的城市。
[244]意思是說，精神分析，尤其是它關于神經症可以追溯到性生活失調的主張，隻能起源于像維也納這樣的城市&mdash&mdash在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荒淫和不道德的環境下&mdash&mdash可以說這隻不過是對維也納的這些特殊狀況的一種反思，是一種理論推測。
現在，我當然不是一個狹隘的愛國者；但關于精神分析的這種理論對我來說總是顯得特别沒有意義&mdash&mdash事實上竟使我有時這樣設想，對于一個維也納市民的譴責，隻不過是誰也不願公開提出的另一種譴責的委婉的替代說法。
[245]假如這個論點所依賴的前提就是其反面，那麼，就值得讓它做個申訴。
如果有個城市，它的居民對自己性欲滿足嚴加限制，而且，如果他們同時又表現出一種嚴重神經症紊亂的明顯傾向，那麼，這個城市當然會使一個觀察者的心中産生一種想法，即這兩種情況有相互聯系，而且會認為，一種情況要視另一種情況而定。
但這兩種假設都不符合維也納的情況。
維也納人比起任何其他首都的居民來，既不禁欲，也沒有更多的神經症患者。
在兩性關系方面他們比為其貞操而自豪的西部和北部的城市更随便更不拘謹。
維也納的這些别具一格的特點與其說使觀察者對神經症的原因有所啟示，倒不如說是誤導觀察者。
但是，維也納竭盡全力地否認它與精神分析的起源有關。
對分析家而言，在其他任何城市，其居民中的有學問和受過教育的人對精神分析的敵意性冷漠，都不會像維也納這麼顯而易見。
可能我的避免過于公開論戰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應該為此負責。
如果我鼓勵或允許維也納醫學學會和精神分析進行激烈的争論，這些争論會把一切憤怒都發洩出來，把它的對手們嘴上說的和心裡想的所有譴責和謾罵都公開出來&mdash&mdash那麼，到現在或許就會消除對精神分析的禁令，而精神分析也不再是其本土上的一位陌生人了。
其實有位詩人在他的一首詩中寫的詩句倒可能是對的： 但維也納人所不能饒恕我的是我欺騙他們莫要吵鬧。
[246] 我所不能勝任的這項任務&mdash&mdash向精神分析的反對者們态度溫柔地論證他們的不公正和專橫&mdash&mdash卻由布洛伊勒在1910年寫的論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一種防衛和幾點批評意見》中最完滿地完成了。
我竟如此自然地贊譽這篇論文（它在兩個方面都提出了批評），緻使我要趕快談到其中我所表示反對的東西。
在我看來，它仍然表現出了偏心，對精神分析的反對者們的錯誤太寬容，而對精神分析的信徒們的缺點則太嚴厲。
這篇論文的這個特點可以說明，為什麼一位如此深孚衆望、有着如此不容置疑的能力和獨立的精神病醫生，其意見卻不能承擔他的同事們更多的重任。
假如一本著作的影響不是由它的論證力量，而是由它的情調決定的話，那麼《感情論》（1906）的作者就不會感到驚異了。
這篇論著影響的另一方面&mdash&mdash它對精神分析追随者們的影響&mdash&mdash後來則被布洛伊勒自己破壞了。
1913年他在《對弗洛伊德理論的批評》一文中表明了他對精神分析的相反态度。
在該論文中，他對精神分析理論的結構竟然如此斷章取義，緻使我們的反對者們将非常高興地得到精神分析的這位鬥士所給予的幫助。
但是，布洛伊勒的這些相反的判斷不是以新的論點或者更好的觀察為基礎的。
這些判斷隻依賴于他自己的知識狀況，也就是他自己不再容許的那種不适當性，就像他在其早期著作中所做的那樣。
由此看來，一個幾乎無法彌補的損失曾在這裡威脅精神分析。
但是，在他最後的一本書《對我的論早發性癡呆的批評》（1914）中，布洛伊勒集中全力對付向他發起的攻擊，這些攻擊說他把精神分析引進他的論早發性癡呆的書中，他還提出了他自己所謂的一種&ldquo放肆的主張&rdquo。
&ldquo但是現在我将提出一個放肆的主張：我認為直到現在，心理學的各個學派對于解釋心因性症狀和疾病的性質幾乎毫無貢獻，但深蘊心理學卻有助于這樣一種心理學的創立，醫生需要這種心理學以理解并合理地治療他們的患者；我甚至相信，在我的《論早發性癡呆》一書中，我隻是向着那種理解邁出了一小步。
前兩種說法當然是正确的； 最後那種說法則可能是錯誤的。
&rdquo既然他指的所謂&ldquo深蘊心理學&rdquo不是别的，而正是精神分析，我們現在就可以對這種認識表示滿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