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沖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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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沖之字文遠，是範陽薊縣人。
祖父祖昌，在宋朝做過大匠卿。
其父祖朔之，官奉朝請。
祖沖之從小就喜歡考究古史文物，而且思緻一精一巧。
宋孝武帝把他安排在華林學省裡做事，賜給他宅第車服。
初次任官為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
宋元嘉年間(424～453)，使用的是何承天制的曆法，比古代的十一家曆一精一密，但祖沖之認為還很粗疏，便另造新曆法。
上表說： 我廣泛地考察了古代的典籍，五帝的度次，三王的交分，《春秋》的朔氣，《紀年》的薄蝕，司馬談、遷的記述，班彪、固的志載，魏時的注曆，晉代的《起居》，古今中外，我都有考察，自有文字記載，二千餘年，日月離合的征象，星度疏密的驗證，我都作了專門的研究和思考，因而都有自己的看法。
加上我親自丈量圭尺，觀察儀漏，看得仔細，想得深遠，經過考核推算，也弄明了其中的奧妙。
古代的曆法往往粗疏多誤，不夠一精一密，各家制作又很紛亂，沒人能弄明其究竟。
近來何承天獻上的曆法，雖然有心改革，但方法比較簡略，如今已有很大誤差。
根據我的校定，多次發現其錯誤，關于日月的位置，誤差了三度，二次冬至的測定，幾乎相差一天，五星的隐現，相差達四十天，留逆進退，有的出入兩宿。
分至失實，那麼節閏就不正确；宿度違天，那麼觀察就難準确。
我生在這個美好的時代，南齊書又肩負着朝廷的職責，因而不避愚盲，重新創制曆法。
改易的立意有兩點，方法的設置有三方面。
關于改易，一：考慮到舊法一章中，十九年有七閏，閏數偏多。
經過二百年就會誤差一天。
節閏一有出入，則應改變曆法，因而曆紀屢次變動，實由此條。
現在改為每章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使其和周、漢之曆相合，可以長期使用下去，不須再改動。
二：根據《堯典》上所說：“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推算起來，唐世的冬至日，在現在宿之左五十度左右。
漢代初期，用的是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
漢武帝改用《太初曆》，冬至日在牛初。
後漢用四分法，冬至日在鬥二十二度。
晉代姜岌根據月蝕檢查日曆，得知冬至日在鬥十七度。
我現在參照中星，再和蝕望核對，得知冬至日在鬥十一度。
總體看來，不滿一百年，就相差二度。
舊曆法都是給冬至日确定位置，天數既有誤差，則七曜的宿度，也就漸漸與之不對應了。
誤差太明顯了，就應改。
但以往隻是合乎一時，都不能長遠無誤。
因此以前曆法之所以變革不已，便是由于此條。
現在我讓冬至日的位置年年有微小差異，和漢注相對照，都很審密，可以供以後長期使用，不必經常改動。
另外關于設法，其一：以子起首記時，位置在正北，在卦爻上應着初九升氣之端，虛宿處于北方列宿之中，元氣的初發，便當在此刻。
前代儒者虞喜，對其意義有過詳細的論述。
現在曆法上元日的刻度，從虛宿一度開始。
其二：考慮到日時的計算和稱謂，都是将甲子放在前頭的，因此曆法設元，應在這一年。
而自黃帝以來，世代所用曆法，共有十一種，但上元的年份，沒有恰值此名的。
而現在我的曆法中上元歲在甲子。
其三：根據上元之年，曆法中的許多條款，都應以此為始。
而《景初曆》的交會時刻有快有慢，元首有誤差。
另外，何承天的曆法上，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有快慢，也都留有誤差，隻求朔氣能相合而已，因而列序紛亂，不及古意。
現在我的曆法中日月五緯交會快慢，都以上元歲首為始，這樣使得群流共源，不緻出現誤差。
至于實物測量，實效驗證方面，也是可以保證的。
天象分明可見，就可以用尺表推算；氣候雖然幽微，同樣可以用寸管測量。
我現在确定的曆法，比較容易取信。
我是在綜核始終，推究疏密的基礎上，革新變舊，适當繁簡的。
簡約的部分，我自信合理，繁複的部分，我也自信無錯。
為什麼呢？因為紀閏雖然有參差不齊，但都是可以通過數字來分辨的，而分辨是最能深入細密的，因此我一毫一厘都不放過，為的是達到全面一精一确，做了大量的艱苦工作，為的是确定一個永久的制度，并非是那種沒有發明，沒有革新的東西。
如果我呈上的曆法還有些長處，就請頒發給各有關部門，請他們審查鑒定。
祖沖之奏表送上去了，孝武帝讓朝中懂曆法的人士都來提意見，但沒人能駁倒祖沖之。
正趕上皇上不久駕崩，祖沖之的奏請沒能落實。
後來他出任婁縣縣令，谒者仆射。
當初，宋武平定關中，獲得姚興的指南車，光有外形沒有内部機關，每回出行使用時，都得讓人在裡面人工轉動。
升明年間(477～479)，太祖(蕭道成)輔政，便讓祖沖之按古法修複。
祖沖之改用銅質的機關，修複後可以在作任何轉動的情況下，都始終指向一個方向，是馬鈞以來從未有過的傑出作品。
當時有北人索馭馬..，也說他能造指南車，太祖讓他和祖沖之分别造
祖父祖昌，在宋朝做過大匠卿。
其父祖朔之，官奉朝請。
祖沖之從小就喜歡考究古史文物，而且思緻一精一巧。
宋孝武帝把他安排在華林學省裡做事，賜給他宅第車服。
初次任官為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
宋元嘉年間(424～453)，使用的是何承天制的曆法，比古代的十一家曆一精一密，但祖沖之認為還很粗疏，便另造新曆法。
上表說： 我廣泛地考察了古代的典籍，五帝的度次，三王的交分，《春秋》的朔氣，《紀年》的薄蝕，司馬談、遷的記述，班彪、固的志載，魏時的注曆，晉代的《起居》，古今中外，我都有考察，自有文字記載，二千餘年，日月離合的征象，星度疏密的驗證，我都作了專門的研究和思考，因而都有自己的看法。
加上我親自丈量圭尺，觀察儀漏，看得仔細，想得深遠，經過考核推算，也弄明了其中的奧妙。
古代的曆法往往粗疏多誤，不夠一精一密，各家制作又很紛亂，沒人能弄明其究竟。
近來何承天獻上的曆法，雖然有心改革，但方法比較簡略，如今已有很大誤差。
根據我的校定，多次發現其錯誤，關于日月的位置，誤差了三度，二次冬至的測定，幾乎相差一天，五星的隐現，相差達四十天，留逆進退，有的出入兩宿。
分至失實，那麼節閏就不正确；宿度違天，那麼觀察就難準确。
我生在這個美好的時代，南齊書又肩負着朝廷的職責，因而不避愚盲，重新創制曆法。
改易的立意有兩點，方法的設置有三方面。
關于改易，一：考慮到舊法一章中，十九年有七閏，閏數偏多。
經過二百年就會誤差一天。
節閏一有出入，則應改變曆法，因而曆紀屢次變動，實由此條。
現在改為每章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使其和周、漢之曆相合，可以長期使用下去，不須再改動。
二：根據《堯典》上所說：“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推算起來，唐世的冬至日，在現在宿之左五十度左右。
漢代初期，用的是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
漢武帝改用《太初曆》，冬至日在牛初。
後漢用四分法，冬至日在鬥二十二度。
晉代姜岌根據月蝕檢查日曆，得知冬至日在鬥十七度。
我現在參照中星，再和蝕望核對，得知冬至日在鬥十一度。
總體看來，不滿一百年，就相差二度。
舊曆法都是給冬至日确定位置，天數既有誤差，則七曜的宿度，也就漸漸與之不對應了。
誤差太明顯了，就應改。
但以往隻是合乎一時，都不能長遠無誤。
因此以前曆法之所以變革不已，便是由于此條。
現在我讓冬至日的位置年年有微小差異，和漢注相對照，都很審密，可以供以後長期使用，不必經常改動。
另外關于設法，其一：以子起首記時，位置在正北，在卦爻上應着初九升氣之端，虛宿處于北方列宿之中，元氣的初發，便當在此刻。
前代儒者虞喜，對其意義有過詳細的論述。
現在曆法上元日的刻度，從虛宿一度開始。
其二：考慮到日時的計算和稱謂，都是将甲子放在前頭的，因此曆法設元，應在這一年。
而自黃帝以來，世代所用曆法，共有十一種，但上元的年份，沒有恰值此名的。
而現在我的曆法中上元歲在甲子。
其三：根據上元之年，曆法中的許多條款，都應以此為始。
而《景初曆》的交會時刻有快有慢，元首有誤差。
另外，何承天的曆法上，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有快慢，也都留有誤差，隻求朔氣能相合而已，因而列序紛亂，不及古意。
現在我的曆法中日月五緯交會快慢，都以上元歲首為始，這樣使得群流共源，不緻出現誤差。
至于實物測量，實效驗證方面，也是可以保證的。
天象分明可見，就可以用尺表推算；氣候雖然幽微，同樣可以用寸管測量。
我現在确定的曆法，比較容易取信。
我是在綜核始終，推究疏密的基礎上，革新變舊，适當繁簡的。
簡約的部分，我自信合理，繁複的部分，我也自信無錯。
為什麼呢？因為紀閏雖然有參差不齊，但都是可以通過數字來分辨的，而分辨是最能深入細密的，因此我一毫一厘都不放過，為的是達到全面一精一确，做了大量的艱苦工作，為的是确定一個永久的制度，并非是那種沒有發明，沒有革新的東西。
如果我呈上的曆法還有些長處，就請頒發給各有關部門，請他們審查鑒定。
祖沖之奏表送上去了，孝武帝讓朝中懂曆法的人士都來提意見，但沒人能駁倒祖沖之。
正趕上皇上不久駕崩，祖沖之的奏請沒能落實。
後來他出任婁縣縣令，谒者仆射。
當初，宋武平定關中，獲得姚興的指南車，光有外形沒有内部機關，每回出行使用時，都得讓人在裡面人工轉動。
升明年間(477～479)，太祖(蕭道成)輔政，便讓祖沖之按古法修複。
祖沖之改用銅質的機關，修複後可以在作任何轉動的情況下，都始終指向一個方向，是馬鈞以來從未有過的傑出作品。
當時有北人索馭馬..，也說他能造指南車，太祖讓他和祖沖之分别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