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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穿襯裙，連最近幾年前美國興透明襯衫，裡面不穿什麼，廢除乳罩，也還大都有兩隻口袋，遮蓋則個。
拿破侖的波蘭情婦瓦露絲卡伯爵夫人有張畫像，穿着白色細褶薄紗襯衫，雙乳全部看得十分清楚。
拿翁倒後，時裝發展下去，逐漸成為通身玻璃人兒。
布萊這位姑奶奶顧慮到這是個小地方，怕穿不出去，裡面襯了一條長燈籠褲，星期日穿着去做禮拜，正挽着父親手臂步入教堂，駐軍兵士用肘彎互相抵着，喚起彼此注意，先是嗤笑，然後笑出聲來。
她紅着臉跑出教堂，差點暈倒。
布萊大怒，沒有當場發作，但是從此與駐軍嫌隙更深。
不久，他下令禁止軍官專利賣酒剝削犯人，掀起軒然大波，釀成所謂“甜酒之亂”（TheRumRebellion），部下公然拘捕州長，布萊躲在床下，給搜了出來，禁閉一兩年之久，英國派了新州長來，方始恢複自由，乘船回國。
諾朵夫書上末了也附帶寫“甜酒之亂”，但是重心放在白顔二十年後重訪塔喜堤，發現愛妻已死，見到女兒抱着小外孫女，因為太激動，怕“受不了”，沒有相認。
這書用第一人稱，從白顔的觀點出發，一來是為了遷就材料，關于他的資料較多，而且他純粹是冤獄，又是個模範青年。
側重在他身上，也是為了争取最廣大的讀者群。
無如白顔這人物，固然沒有人非議，對他的興趣也不大。
書到尾聲，唯一興趣所在是邦梯号的下落。
白顔出獄後，曾經猜測克利斯青一定去了拉羅唐珈，是他早先錯過了的，一個未經白人發現的島。
“過了十八年，我才知道我這意見錯到什麼地步。
”就這麼一句，捺下不提了。
讀者隻知道未去拉羅唐珈，是去了哪裡，下文也始終沒有交代，根本沒再提起過。
所以越看到後來越覺得奇怪，憋悶得厲害，避重就輕，一味搪塞，非常使人不滿。
這本書雖然是三○年代的，我也是近年來看了第二部影片之後才有這耐性看它。
報刊上看到的關于邦梯号的文字，都沒提到發現辟坎島的經過。
在我印象中，一直以為克利斯青這班人在當時是不知所終，發現辟坎島的時候，島上有他們的後裔，想必他們都得終天年。
最後看見密契納這一篇，才知道早在出事後廿年左右——就在白顔訪舊塔喜堤的次年——英艦已經發現辟坎島，八個叛黨隻剩下一個老人，痛哭流涕“講述這塊荒涼的大石頭上兇殺的故事”，講大家都憎恨克利斯青殘酷，“不顧人權”，正是他指控布萊的罪名。
绮薩貝拉在島上給他生了個兒子，取名“星期四·十月”，那是模仿《魯濱遜漂流記》，裡面魯濱遜星期五遇見一個土人，就給他取名“星期五”。
孩子顯然是在叛變後五個多月誕生。
次年十月底，産子一年後，绮薩貝拉生病死了。
他要另找個女人，強占一個跟去的土人的妻子，被那土人開槍打死了。
叛艦的故事可以說是跟我一塊長大的，盡管對它并不注意。
看到上面這一段，有石破天驚之感。
其實也是縮小的天地中的英雄末路。
辟坎島孤懸在東太平洋東部，距離最近的島也有數百英裡之遙，較近複活節島與南美洲。
複活節島氣候很涼，海風特大，樹木稀少，又缺淡水，多數農植物都不能種，許多魚也沒有，不是腴美的熱帶島嶼，但是島上兩族長期展開劇烈的争奪戰，叛艦初到辟坎島，發現土人留下的房屋，與複活節島式的大石像，大概是複活節島人逃避來的。
有一尊斷頭的石像，顯然有追兵打到這裡來。
但是結果辟坎島并沒有人要，可見還不及複活節島，是真是一塊荒涼的大石頭，一定連跟來的塔喜堤人都過不慣。
也不怪克利斯青一直想回國自首。
他在土排島與大家一同做苦工，但是也可能日子一久，少爺脾氣發作，變得與布萊一樣招恨，那也是曆史循環，常有的事。
主要還是環境關系，生活極度艱苦沉悶，一天到晚老是這幾個人，容易發生磨擦。
也許大家心裡懊悔不該逞一時之快，鑄成大錯，彼此怨怼，互相厭恨，不然他死後為甚麼統統自相殘殺，隻剩一個老頭子？ 老人二十年後見到本國的船隻，像得救一樣，但是不免畏罪，為自己開脫，反正罵黨魁總沒錯。
——書上沒說他回國怎樣處分，想必沒有依例正法。
——當然，島上還有土人在，不是完全死無對證。
所說的克利斯青的死因大概大緻屬實，不過島上的女人風流，也許那有夫之婦是自願跟他，不是強占。
在缺少女人的情形下，當然也一樣嚴重。
總計他起事後隻活了不到兩年，也并沒過到一天伊甸園的生活。
老人的供詞并非官方秘密文件，但是近代關于邦梯案的文字全都不約而同絕口不提，因為傳說已經形成，克利斯青成為偶像，所以代為隐諱——白蘭度這張影片用老人作結，但是隻說叛黨自相殘殺淨盡，片中的克利斯青早已救火捐軀——隻有密契納這一篇是替船長翻案，才不諱言大副死得不名譽。
諾朵夫書上如果有，也就不會是三○年代的暢銷書，那時候的标準更清教徒式。
但是書上白顔自雲十八年後發現叛艦不是逃到拉羅唐珈，而下文不再提起這件事，這章法實在特别，史無前例。
看來原文書末一定有那麼一段，寫白顔聽到發現辟坎島的消息，得知諸人下場，也許含糊地隻說已死。
出版公司編輯認為削弱這本書的力量，影響銷路，要改又實在難處理，索性給删掉了，給讀者留下一個好結局的幻象，因為大多數人都知道辟坎島上有克利斯青一幹人的子孫。
在我覺得邦梯案添上這麼個不像樣的尾巴，人物與故事才完整。
由一個“男童故事”突然增加深度，又有人生的諷刺，使人低徊不盡。
當然，它天生是個男童故事，拖上個現實的尾巴反而不合格，勢必失去它的讀者大衆。
好在我容易對付，看那短短一段叙事也就滿足了。
郁達夫常用一個新名詞：“三底門答爾”（sentimental），一般譯為“感傷的”，不知道是否來自日文，我覺得不妥，像太“傷感的”，分不清楚。
“溫情”也不夠概括。
英文字典上又一解是“優雅的情感”，也就是冠冕堂皇、得體的情感。
另一個解釋是“感情豐富到令人作嘔的程度”。
近代沿用的習慣上似乎側重這兩個定義，含有一種暗示，這情感是文化的産物，不一定由衷，又往往加以誇張強調。
不怪郁達夫隻好音譯，就連原文也難下定義，因為它是西方科學進步以來，抱着懷疑一切的治學精神，逐漸提高自覺性的結果。
自從郁達夫用過這名詞，到現在總有四十年了，還是相當陌生，似乎沒有吸收，不接受。
原因我想是中國人與文化背景的融洽，也許較任何别的民族為甚，所以個人常被文化圖案所掩，“應當的”色彩太重。
反映在文藝上，往往道德觀念太突出，一切情感順理成章，沿着現成的溝渠流去，不觸及人性深處不可測的地方。
實生活裡其實很少黑白分明，但也不一定是灰色，大都是椒鹽式。
好的文藝裡，是非黑白不是沒有，而是包含在整個的效果内，不可分的。
讀者的感受中就有判斷。
題材也有是很普通的事，而能道人所未道，看了使人想着：“是這樣的。
”再不然是很少見的事，而使人看過之後會悄然說：“是有這樣的。
”我覺得文藝溝通心靈的作用不外這兩種。
二者都是在人類經驗的邊疆上開發探索，邊疆上有它自己的法律。
現代西方态度嚴肅的文藝，至少在宗旨上力避“三底門答爾”。
近來的新新聞學（newjonrnalism）或新報道文學，提倡主觀，傾向主義熱，也被評為“三底門答爾”。
“三底門答爾”到底是什麼，說了半天也許還是不清楚。
粗枝大葉舉個例子，諾朵夫筆下的《叛艦喋血記》與兩張影片都“三底門答爾”，密契納那篇不“三底門答爾”。
第一張照片照諾朵夫的書，注重白顔這角色，演員挂三牌。
第二張影片把白顔的事迹完全删去，因為到了六○年代，這妥協性的人物已經不吃香。
電影是群衆傳達器，大都需要反映流行的信念。
密契納那篇散文除了太偏向船長，全是史實。
所謂“冷酷的事實”，很難加以“三底門答爾”化。
當然忠實的紀錄體也仍舊可能主觀歪曲，好在這些通俗題材都不止一本書，如曆史人物、名案等等，多看兩本一比就有數。
我也不是特為找來看，不過在這興趣範圍内不免陸續碰上，看來的材料也于我無用，隻可自娛。
實在是浪費時間，但是從小養成手不釋卷的惡習慣，看的“社會小說”書多，因為它保留舊小說的體裁，傳統的形式感到親切，而内容比神怪武俠有興趣，仿佛就是大門外的世界。
到了四○、五○年代，社會小說早已變質而消滅，我每次看到封底的書目總是心往下沉，想着：“書都看完了怎麼辦？” 在國外也有個時期看美國的内幕小說，都是代用品。
應當稱為行業小說，除了“隔行如隔山”，也沒有甚麼内幕。
每一行有一本：飛機場、醫院、旅館業、影業、時裝業、大使館、大選籌備會、牛仔競技場、警探黑社會等。
内中最好的一本不是小說，講廣告業，是一個廣告商傑利·戴拉·範米納（DellaFemina）自己動筆寫的，錄音帶式的漫談，經另人整理删節，還是很多重複。
書題叫《來自給你們珍珠港的好人》，是作者戲拟日制電視機廣告。
行業小說自然相當内行，沾到真人實事，又須要改頭換面，避免被控破壞名譽。
相反地，又有假裝影射名人的，如《國王》（“TheKing”）——借用已故影星克拉克蓋博綽号，寫歌星法蘭克辛納屈——《戀愛機器》——前CBS電視總經理吉姆·奧勃瑞，綽号“笑面響尾蛇”——務必一望而知是某人的故事，而到節骨眼上給“掉包”換上一般通俗小說情節，騙騙讀者，也絕對不會開罪本人。
這都煞費苦心，再加上結構穿插氣氛，但是我覺得遠不及中國的社會小說。
社會小說這名稱，似乎是二○年代才有，是從《儒林外史》到《官場現形記》一脈相傳下來的，内容看上去都是紀實，結構本來也就松散，散漫到一個地步，連主題上的統一性也不要了，也是一種自然的趨勢。
清末民初的諷刺小說的宣傳教育性，被新文藝繼承了去，章回小說不再震聾發聩，有些如《歇浦潮》還是諷刺，一般連諷刺也沖淡了，止于世故。
對新的一切感到幻滅，對舊道德雖然懷戀，也遙遠黯淡。
三○年代有一本題作《人心大變》，平襟亞著，這句話在社會小說裡是老調。
但是罵歸罵，有點像西方書評人的口頭禅“愛恨關系”，形容有些作者對自己的背景，既愛又恨，因為是他深知的唯一的世界。
不過在這裡“恨”字太重，改“憎”比較妥貼。
《人海潮》最早，看那版本與插圖像是一○年代末或二○初，文筆很差，與三○年代有一部不知道叫《孽海夢》還是甚麼夢的同樣淡漠稚拙，有典型性，作者都不著名，開場仿佛也都是兩個青年結伴到上海觀光。
後一部寫兩個同學國光、錦人，帶着國光的妹妹來滬，錦人稍有闊少習氣。
見識了些洋場黑幕後，受人之托，回去湖北整頓一個小煤礦。
住的房子是泥土地，錦人想出一個辦法，買了草席鋪在地下作地毯。
有一天晚上聽見隔壁席子纟卒縩作聲，發現帳房偷開鐵箱。
原來是帳房舞弊，所以蝕本。
查出後告退，正值國民軍北上，掃清一切魍魉。
以北伐結束，也是三○年代社會小說的公式。
錦人與國光的妹妹相處日久發生情愫，回鄉途中結婚，隻交代了這麼一句。
妹妹在書中完全不起作用，幾乎從來不提起，也沒同去湖北。
顯然是“國光”的自述，統統照實寫上。
對妹妹的婚姻似乎不大贊成，也不便說什麼。
這部書在任何别的時候大概不會出版，是在這時期，混在社會小說名下，雖然沒有再版，料想沒有蝕本。
寫到内地去，連以一個大都市為背景的這點統一性都沒有。
它的好處也全是否定的：不像一般真人實事的記載一樣，沒有故作幽默口吻，也沒有墓志銘式的鄭重表揚，也沒寓有創業心得、夫婦之道等等。
隻是像随便講給朋友聽，所以我這些年後還記得。
《廣陵潮》我沒看完，那時候也就看不進去，因為刻劃得太窮兇極惡，不知道是否還是前一個時期的影響，又“三底門答爾”，近于稍後的“社會言情小說”，承上啟下，仿佛不能算正宗社會小說。
這些書除了《廣陵潮》都是我父親買的，他續娶前後洗手不看了，我住校回來，已經一本都沒有，所以十二三歲以後就沒再看見過，當然隻有片斷的印象。
後來到書攤上去找，早已絕迹。
張恨水列入“社會言情小說”項下，性質不同點。
他的《春明外史》是社會小說，與畢倚虹的《人間地獄》有些地方相近，自傳部分仿佛是《人間地獄》寫得好些，兩人的戀愛對象雛妓秋波梨雲也很相像。
《人間地獄》就絕版了。
寫留學生的《留東外史》遠不及《海外缤紛錄》，《留東外史》倒還有。
社會言情小說格調較低，因為故事集中，又是長篇，光靠一點事實不夠用，不得不用創作來補足。
一創作就容易“三底門答爾”，傳奇化，幻想力跳不出這圈子去。
但是社會小說的遺風尚在，直到四○年代尾，繼張恨水之後也還有兩三本真實性較多。
那時候這潮流早已過去，完全不為人注意。
一個是上海小報作者的長篇連載，出單行本，我記性實在太糟，人名書題全忘了，隻知道是個胖子，常被同文嘲罵“死大塊頭”——比包天笑晚一二十年，專寫上海中下層階級。
這一篇寫一個舞女嫁給開五金店的流氓，私戀一個家累重的失業青年，作為表兄，介紹他做帳房，終于與流氓脫離預備嫁他，但是他生肺病死了。
這樣平淡而結局意想不到地感動人。
此外北方有一本寫北大一個洗衣女，與一個學生戀愛而嫌他窮。
作者姓王。
又有個大連的現代钗頭鳳故事，着着都近情理，而男主人翁洩氣得誰也造不出來，看來都是全部實錄。
社會小說在全盛時代，各地大小報每一個副刊登幾個連載，不出單行本的算在内，是一股洪流。
是否因為過渡時代變動太劇烈，虛構的小說跟不上事實，大衆對周圍發生的事感到好奇？也難說，題材太沒有選擇性，不一定反映社會的變遷。
小說化的筆記成為最方便自由的形式，人物改名換姓，下筆更少顧忌，不像西方動不動有人控訴诽謗。
寫妓院太多，那是繼承晚清小說的另一條路線，而且也仍舊是大衆憧憬的所在，也許因為一般人太沒有戀愛的機會。
有些作者兼任不止一家小報編輯，晚上八點鐘到報館，叫一碗什錦炒飯，早有電話催請吃花酒，一方面“手民索稿”，寫幾百字發下去——至少這是他們自己筆下樂道的理想生活。
小說内容是作者的見聞或是熟人的事，“拉在籃裡便是菜”，來不及琢磨，倒比較存真，不像美國的内幕小說有那麼許多講究，由俗手加工炮
拿破侖的波蘭情婦瓦露絲卡伯爵夫人有張畫像，穿着白色細褶薄紗襯衫，雙乳全部看得十分清楚。
拿翁倒後，時裝發展下去，逐漸成為通身玻璃人兒。
布萊這位姑奶奶顧慮到這是個小地方，怕穿不出去，裡面襯了一條長燈籠褲，星期日穿着去做禮拜，正挽着父親手臂步入教堂，駐軍兵士用肘彎互相抵着，喚起彼此注意，先是嗤笑，然後笑出聲來。
她紅着臉跑出教堂，差點暈倒。
布萊大怒，沒有當場發作，但是從此與駐軍嫌隙更深。
不久，他下令禁止軍官專利賣酒剝削犯人，掀起軒然大波，釀成所謂“甜酒之亂”（TheRumRebellion），部下公然拘捕州長，布萊躲在床下，給搜了出來，禁閉一兩年之久，英國派了新州長來，方始恢複自由，乘船回國。
諾朵夫書上末了也附帶寫“甜酒之亂”，但是重心放在白顔二十年後重訪塔喜堤，發現愛妻已死，見到女兒抱着小外孫女，因為太激動，怕“受不了”，沒有相認。
這書用第一人稱，從白顔的觀點出發，一來是為了遷就材料，關于他的資料較多，而且他純粹是冤獄，又是個模範青年。
側重在他身上，也是為了争取最廣大的讀者群。
無如白顔這人物，固然沒有人非議，對他的興趣也不大。
書到尾聲，唯一興趣所在是邦梯号的下落。
白顔出獄後，曾經猜測克利斯青一定去了拉羅唐珈，是他早先錯過了的，一個未經白人發現的島。
“過了十八年，我才知道我這意見錯到什麼地步。
”就這麼一句，捺下不提了。
讀者隻知道未去拉羅唐珈，是去了哪裡，下文也始終沒有交代，根本沒再提起過。
所以越看到後來越覺得奇怪，憋悶得厲害，避重就輕，一味搪塞，非常使人不滿。
這本書雖然是三○年代的，我也是近年來看了第二部影片之後才有這耐性看它。
報刊上看到的關于邦梯号的文字，都沒提到發現辟坎島的經過。
在我印象中，一直以為克利斯青這班人在當時是不知所終，發現辟坎島的時候，島上有他們的後裔，想必他們都得終天年。
最後看見密契納這一篇，才知道早在出事後廿年左右——就在白顔訪舊塔喜堤的次年——英艦已經發現辟坎島，八個叛黨隻剩下一個老人，痛哭流涕“講述這塊荒涼的大石頭上兇殺的故事”，講大家都憎恨克利斯青殘酷，“不顧人權”，正是他指控布萊的罪名。
绮薩貝拉在島上給他生了個兒子，取名“星期四·十月”，那是模仿《魯濱遜漂流記》，裡面魯濱遜星期五遇見一個土人，就給他取名“星期五”。
孩子顯然是在叛變後五個多月誕生。
次年十月底，産子一年後，绮薩貝拉生病死了。
他要另找個女人，強占一個跟去的土人的妻子，被那土人開槍打死了。
叛艦的故事可以說是跟我一塊長大的，盡管對它并不注意。
看到上面這一段，有石破天驚之感。
其實也是縮小的天地中的英雄末路。
辟坎島孤懸在東太平洋東部，距離最近的島也有數百英裡之遙，較近複活節島與南美洲。
複活節島氣候很涼，海風特大，樹木稀少，又缺淡水，多數農植物都不能種，許多魚也沒有，不是腴美的熱帶島嶼，但是島上兩族長期展開劇烈的争奪戰，叛艦初到辟坎島，發現土人留下的房屋，與複活節島式的大石像，大概是複活節島人逃避來的。
有一尊斷頭的石像，顯然有追兵打到這裡來。
但是結果辟坎島并沒有人要，可見還不及複活節島，是真是一塊荒涼的大石頭，一定連跟來的塔喜堤人都過不慣。
也不怪克利斯青一直想回國自首。
他在土排島與大家一同做苦工，但是也可能日子一久，少爺脾氣發作，變得與布萊一樣招恨，那也是曆史循環，常有的事。
主要還是環境關系，生活極度艱苦沉悶，一天到晚老是這幾個人，容易發生磨擦。
也許大家心裡懊悔不該逞一時之快，鑄成大錯，彼此怨怼，互相厭恨，不然他死後為甚麼統統自相殘殺，隻剩一個老頭子？ 老人二十年後見到本國的船隻，像得救一樣，但是不免畏罪，為自己開脫，反正罵黨魁總沒錯。
——書上沒說他回國怎樣處分，想必沒有依例正法。
——當然，島上還有土人在，不是完全死無對證。
所說的克利斯青的死因大概大緻屬實，不過島上的女人風流，也許那有夫之婦是自願跟他，不是強占。
在缺少女人的情形下，當然也一樣嚴重。
總計他起事後隻活了不到兩年，也并沒過到一天伊甸園的生活。
老人的供詞并非官方秘密文件，但是近代關于邦梯案的文字全都不約而同絕口不提，因為傳說已經形成，克利斯青成為偶像，所以代為隐諱——白蘭度這張影片用老人作結，但是隻說叛黨自相殘殺淨盡，片中的克利斯青早已救火捐軀——隻有密契納這一篇是替船長翻案，才不諱言大副死得不名譽。
諾朵夫書上如果有，也就不會是三○年代的暢銷書，那時候的标準更清教徒式。
但是書上白顔自雲十八年後發現叛艦不是逃到拉羅唐珈，而下文不再提起這件事，這章法實在特别，史無前例。
看來原文書末一定有那麼一段，寫白顔聽到發現辟坎島的消息，得知諸人下場，也許含糊地隻說已死。
出版公司編輯認為削弱這本書的力量，影響銷路，要改又實在難處理，索性給删掉了，給讀者留下一個好結局的幻象，因為大多數人都知道辟坎島上有克利斯青一幹人的子孫。
在我覺得邦梯案添上這麼個不像樣的尾巴，人物與故事才完整。
由一個“男童故事”突然增加深度，又有人生的諷刺，使人低徊不盡。
當然，它天生是個男童故事，拖上個現實的尾巴反而不合格，勢必失去它的讀者大衆。
好在我容易對付，看那短短一段叙事也就滿足了。
郁達夫常用一個新名詞：“三底門答爾”（sentimental），一般譯為“感傷的”，不知道是否來自日文，我覺得不妥，像太“傷感的”，分不清楚。
“溫情”也不夠概括。
英文字典上又一解是“優雅的情感”，也就是冠冕堂皇、得體的情感。
另一個解釋是“感情豐富到令人作嘔的程度”。
近代沿用的習慣上似乎側重這兩個定義，含有一種暗示，這情感是文化的産物，不一定由衷，又往往加以誇張強調。
不怪郁達夫隻好音譯，就連原文也難下定義，因為它是西方科學進步以來，抱着懷疑一切的治學精神，逐漸提高自覺性的結果。
自從郁達夫用過這名詞，到現在總有四十年了，還是相當陌生，似乎沒有吸收，不接受。
原因我想是中國人與文化背景的融洽，也許較任何别的民族為甚，所以個人常被文化圖案所掩，“應當的”色彩太重。
反映在文藝上，往往道德觀念太突出，一切情感順理成章，沿着現成的溝渠流去，不觸及人性深處不可測的地方。
實生活裡其實很少黑白分明，但也不一定是灰色，大都是椒鹽式。
好的文藝裡，是非黑白不是沒有，而是包含在整個的效果内，不可分的。
讀者的感受中就有判斷。
題材也有是很普通的事，而能道人所未道，看了使人想着：“是這樣的。
”再不然是很少見的事，而使人看過之後會悄然說：“是有這樣的。
”我覺得文藝溝通心靈的作用不外這兩種。
二者都是在人類經驗的邊疆上開發探索，邊疆上有它自己的法律。
現代西方态度嚴肅的文藝，至少在宗旨上力避“三底門答爾”。
近來的新新聞學（newjonrnalism）或新報道文學，提倡主觀，傾向主義熱，也被評為“三底門答爾”。
“三底門答爾”到底是什麼，說了半天也許還是不清楚。
粗枝大葉舉個例子，諾朵夫筆下的《叛艦喋血記》與兩張影片都“三底門答爾”，密契納那篇不“三底門答爾”。
第一張照片照諾朵夫的書，注重白顔這角色，演員挂三牌。
第二張影片把白顔的事迹完全删去，因為到了六○年代，這妥協性的人物已經不吃香。
電影是群衆傳達器，大都需要反映流行的信念。
密契納那篇散文除了太偏向船長，全是史實。
所謂“冷酷的事實”，很難加以“三底門答爾”化。
當然忠實的紀錄體也仍舊可能主觀歪曲，好在這些通俗題材都不止一本書，如曆史人物、名案等等，多看兩本一比就有數。
我也不是特為找來看，不過在這興趣範圍内不免陸續碰上，看來的材料也于我無用，隻可自娛。
實在是浪費時間，但是從小養成手不釋卷的惡習慣，看的“社會小說”書多，因為它保留舊小說的體裁，傳統的形式感到親切，而内容比神怪武俠有興趣，仿佛就是大門外的世界。
到了四○、五○年代，社會小說早已變質而消滅，我每次看到封底的書目總是心往下沉，想着：“書都看完了怎麼辦？” 在國外也有個時期看美國的内幕小說，都是代用品。
應當稱為行業小說，除了“隔行如隔山”，也沒有甚麼内幕。
每一行有一本：飛機場、醫院、旅館業、影業、時裝業、大使館、大選籌備會、牛仔競技場、警探黑社會等。
内中最好的一本不是小說，講廣告業，是一個廣告商傑利·戴拉·範米納（DellaFemina）自己動筆寫的，錄音帶式的漫談，經另人整理删節，還是很多重複。
書題叫《來自給你們珍珠港的好人》，是作者戲拟日制電視機廣告。
行業小說自然相當内行，沾到真人實事，又須要改頭換面，避免被控破壞名譽。
相反地，又有假裝影射名人的，如《國王》（“TheKing”）——借用已故影星克拉克蓋博綽号，寫歌星法蘭克辛納屈——《戀愛機器》——前CBS電視總經理吉姆·奧勃瑞，綽号“笑面響尾蛇”——務必一望而知是某人的故事，而到節骨眼上給“掉包”換上一般通俗小說情節，騙騙讀者，也絕對不會開罪本人。
這都煞費苦心，再加上結構穿插氣氛，但是我覺得遠不及中國的社會小說。
社會小說這名稱，似乎是二○年代才有，是從《儒林外史》到《官場現形記》一脈相傳下來的，内容看上去都是紀實，結構本來也就松散，散漫到一個地步，連主題上的統一性也不要了，也是一種自然的趨勢。
清末民初的諷刺小說的宣傳教育性，被新文藝繼承了去，章回小說不再震聾發聩，有些如《歇浦潮》還是諷刺，一般連諷刺也沖淡了，止于世故。
對新的一切感到幻滅，對舊道德雖然懷戀，也遙遠黯淡。
三○年代有一本題作《人心大變》，平襟亞著，這句話在社會小說裡是老調。
但是罵歸罵，有點像西方書評人的口頭禅“愛恨關系”，形容有些作者對自己的背景，既愛又恨，因為是他深知的唯一的世界。
不過在這裡“恨”字太重，改“憎”比較妥貼。
《人海潮》最早，看那版本與插圖像是一○年代末或二○初，文筆很差，與三○年代有一部不知道叫《孽海夢》還是甚麼夢的同樣淡漠稚拙，有典型性，作者都不著名，開場仿佛也都是兩個青年結伴到上海觀光。
後一部寫兩個同學國光、錦人，帶着國光的妹妹來滬，錦人稍有闊少習氣。
見識了些洋場黑幕後，受人之托，回去湖北整頓一個小煤礦。
住的房子是泥土地，錦人想出一個辦法，買了草席鋪在地下作地毯。
有一天晚上聽見隔壁席子纟卒縩作聲，發現帳房偷開鐵箱。
原來是帳房舞弊，所以蝕本。
查出後告退，正值國民軍北上，掃清一切魍魉。
以北伐結束，也是三○年代社會小說的公式。
錦人與國光的妹妹相處日久發生情愫，回鄉途中結婚，隻交代了這麼一句。
妹妹在書中完全不起作用，幾乎從來不提起，也沒同去湖北。
顯然是“國光”的自述，統統照實寫上。
對妹妹的婚姻似乎不大贊成，也不便說什麼。
這部書在任何别的時候大概不會出版，是在這時期，混在社會小說名下，雖然沒有再版，料想沒有蝕本。
寫到内地去，連以一個大都市為背景的這點統一性都沒有。
它的好處也全是否定的：不像一般真人實事的記載一樣，沒有故作幽默口吻，也沒有墓志銘式的鄭重表揚，也沒寓有創業心得、夫婦之道等等。
隻是像随便講給朋友聽，所以我這些年後還記得。
《廣陵潮》我沒看完，那時候也就看不進去，因為刻劃得太窮兇極惡，不知道是否還是前一個時期的影響，又“三底門答爾”，近于稍後的“社會言情小說”，承上啟下，仿佛不能算正宗社會小說。
這些書除了《廣陵潮》都是我父親買的，他續娶前後洗手不看了，我住校回來，已經一本都沒有，所以十二三歲以後就沒再看見過，當然隻有片斷的印象。
後來到書攤上去找，早已絕迹。
張恨水列入“社會言情小說”項下，性質不同點。
他的《春明外史》是社會小說，與畢倚虹的《人間地獄》有些地方相近，自傳部分仿佛是《人間地獄》寫得好些，兩人的戀愛對象雛妓秋波梨雲也很相像。
《人間地獄》就絕版了。
寫留學生的《留東外史》遠不及《海外缤紛錄》，《留東外史》倒還有。
社會言情小說格調較低，因為故事集中，又是長篇，光靠一點事實不夠用，不得不用創作來補足。
一創作就容易“三底門答爾”，傳奇化，幻想力跳不出這圈子去。
但是社會小說的遺風尚在，直到四○年代尾，繼張恨水之後也還有兩三本真實性較多。
那時候這潮流早已過去，完全不為人注意。
一個是上海小報作者的長篇連載，出單行本，我記性實在太糟，人名書題全忘了，隻知道是個胖子，常被同文嘲罵“死大塊頭”——比包天笑晚一二十年，專寫上海中下層階級。
這一篇寫一個舞女嫁給開五金店的流氓，私戀一個家累重的失業青年，作為表兄，介紹他做帳房，終于與流氓脫離預備嫁他，但是他生肺病死了。
這樣平淡而結局意想不到地感動人。
此外北方有一本寫北大一個洗衣女，與一個學生戀愛而嫌他窮。
作者姓王。
又有個大連的現代钗頭鳳故事，着着都近情理，而男主人翁洩氣得誰也造不出來，看來都是全部實錄。
社會小說在全盛時代，各地大小報每一個副刊登幾個連載，不出單行本的算在内，是一股洪流。
是否因為過渡時代變動太劇烈，虛構的小說跟不上事實，大衆對周圍發生的事感到好奇？也難說，題材太沒有選擇性，不一定反映社會的變遷。
小說化的筆記成為最方便自由的形式，人物改名換姓，下筆更少顧忌，不像西方動不動有人控訴诽謗。
寫妓院太多，那是繼承晚清小說的另一條路線，而且也仍舊是大衆憧憬的所在，也許因為一般人太沒有戀愛的機會。
有些作者兼任不止一家小報編輯，晚上八點鐘到報館，叫一碗什錦炒飯，早有電話催請吃花酒，一方面“手民索稿”，寫幾百字發下去——至少這是他們自己筆下樂道的理想生活。
小說内容是作者的見聞或是熟人的事，“拉在籃裡便是菜”，來不及琢磨，倒比較存真，不像美國的内幕小說有那麼許多講究，由俗手加工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