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話書摘抄三十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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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遇着了種種的障礙，但是順着思路前進，我終于得到了解答。
現在這樣的解答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了。
我這次在杭州看到介紹西湖風景的電視片，解說人介紹嶽廟提到風波獄的罪人時，在秦桧的前面加了宋高宗的名字。
這就是正确的回答。
這一次我在廊上見到了刻着明代詩人兼畫家文征明的《滿江紅》詞的石碑，碑立在很顯著的地方，是詩人親筆書寫的。
我一眼就看到最後的一句：“笑區區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這個解答非常明确，四百五十二年前的詩人會有這樣的膽識，的确了不起！但我看這也是很自然、很尋常的事情，順着思路思考，越過了種種的障礙，當然會得到應有的結論。
我讀書不多，文征明的詞我還是在我曾祖李璠的《醉墨山房詩話》中第一次讀到的，那也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
書還在我的手邊，不曾讓人抄走、毀掉，我把最後一則詩話抄錄在下面：予在成都時，有以嶽少保所書“忠孝節義”四大字求售者，價需三百金，亦不能定其真僞，然筆法遒勁，亦非俗手所能。
又嘗見王所作“滿江紅”詞，悲壯激烈，凜凜有生氣，其詞曰（原詞略）。
明文征明和之曰：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
慨當時倚飛何重，後來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說（贖）。
最無辜，堪恨更堪憐，風波獄。
豈不惜（念），中原蹙？豈不念（惜），徽欽辱？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古休談（誇）南渡錯，當時隻（自）怕中原複。
笑區區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誅心之論，痛快淋漓，使高宗讀之，亦當汗下。
我隻知道李璠活了五十五歲，一八七八年葬在成都郊外，已經過了一百零四年了，詩話寫成的時間當然還要早一些。
詩話中并無驚人之處，但我今天讀起來仍然感到親切。
我曾祖不過是一百多年前一個封建小官僚，可是在大家叩頭高呼“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的時候，他卻理解、而且贊賞文征明的“誅心之論”，這很不簡單！他怎麼能做到這樣呢？我的解釋是：用自己的腦子思考，越過種種的障礙，順着自己的思路前進，很自然地得到了應有的結論。
摘自《思路》（1982年5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405頁。
二五 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念書，找到了世界語課本，便開始學習，每天一小時，從不間斷。
讀完課本，我又寄錢到上海一家很小的“世界語書店”，函購國外出版的世界語書籍。
仍然每天一小時（或者多一些），遇到生字我就求字典幫助（我有一本英國愛丁堡出版的世界語——英語小字典），一個字也不放過。
一本書讀完，我又讀第二本。
那家唯一的世界語書店裡隻有寥寥的幾十種書，不過也能滿足我的需要。
它有什麼書，我就買什麼書。
首先我讀了一本厚厚的《基本文選》，這是創始人柴門霍甫編譯的。
接着我又讀了 《波蘭作品選》、《安徒生童話集》和别的一些書如蔔利瓦特的《柴門霍甫 傳》等等，不到一年我就可以自由使用世界語了，在通信、寫文章這方面用得多些。
到一九二九年我才開始從世界語翻譯了一些文學作品，但也不過薄薄的四五本。
摘自《一篇序文》（1982年10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447頁。
二六 發表了的作品都歸社會所有。
或好或壞，不能由作家自己說了算，也不能由别的幾個人說了算。
是毒草是鮮花，要看它們在廣大讀者中間産生什麼作用。
批鬥會解決不了問題。
我越受批判，越是看得清楚：我那些作品并不屬于我自己，我不能拿它們跟“造反派”作“交易”。
這就是我所說的“深刻的教育”。
我終于恍然大悟了。
我想起了一九二四年去世的奧地利作家弗·卡夫卡。
小說《審判》和《城堡》的作者四十一歲患肺病死去，留下一堆未發表的手稿，他在遺囑中委托友人馬·布洛德把它們全部燒毀。
德國小說家馬·布洛德違背了亡友的遺願，把那兩部未完的長篇小說整理出版了，它們在歐美知識界中産生了大的影響。
人們閱讀這兩部小說，贊美或者批判這兩部小說，卻不見有人出來說：應當聽從作者的話毀掉它們。
我并不喜歡卡夫卡的小說。
可是我無法抹煞它們的存在。
我想即使卡夫卡活起來，即使他為自己的小說寫上十篇認罪書或者檢讨文章，他也不能阻止人們閱讀《審判》和《城堡》。
同樣，即使我寫上百篇自我檢讨的文章，讀者們也不會承認《激流三部曲》是“殺人的軟刀子”。
摘自《“深刻的教育”》（1984年1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543頁。
二七 我是從讀者成為作家的。
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就從文學作品中汲取大量的養料。
文學作品用具體的形象打動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較高的境界。
藝術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奮，作者們的愛憎使我受到感染。
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饑似渴地讀着能拿到手的一切書刊。
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純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發了我的愛和我的同情。
不知不覺中我逐漸改變自己對人對事的看法。
優秀的作品給了我生活的勇氣，使我看到理想的光輝。
摘自《核時代的文學》（1984年5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751頁。
二八 我三年前就曾指出，現在的教學方法好像和我做孩子時候的差不太多，我稱它為“填鴨式”，一樣是灌輸，隻是填塞進去的東西不同罷了。
過去把教育看得很簡單，認為教師人人可做，今天也一樣，無非是照課本宣講，“我替你思考，隻要你聽話，照我說的辦”。
崇高理想，豪言壯語，遍地皆是；人們相信，拿起課本反複解釋，逐句背誦，就可以終生為四化獻身，向共産主義理想邁進了。
我是受過“填鴨式”教育的，我腦子裡給填滿了所謂孔孟之道，可是我并沒有相信過那些聖賢書，人們從來不教我開動腦筋思考，到了我自己“開竅”的時候，我首先就丢開那些背得爛熟的封建糟粕或者封建精華。
我總是順着自己的思路想問題，也隻能順着自己的思路想問題，那些填進去的東西總不會在我的腦子裡起作用，因為我是人，不是鴨子。
摘自《再說端端》（1985年5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615頁。
二九 我寫小說，主要是小說看得多。
童年時代我讀了不少中國舊小說，青年時代還讀了很多從歐美翻譯的小說，包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套叢書《說部叢書》，後來又讀英文版的外國小說。
但我讀小說，不過是為了消遣。
當然，魯迅的短篇集《呐喊》和《彷徨》以及他翻譯的好些短篇，都可以說是我的啟蒙先生。
我的外國老師是狄更斯、屠格涅夫、高爾基、羅曼羅蘭、盧梭、雨果、左拉…… …… 我看的書比較雜，缺乏魯迅、茅盾那樣有系統的修養。
至于古書，也無非四書五經，《古文觀止》之類，都是私塾時代的必讀書。
我确實在那時背熟了幾本書，不但背熟，而且背得爛熟。
這也許在寫作上也有點幫助。
後來主要還是看小說。
此外，在信仰無政府主義時，也通過翻譯《倫理學》，讀了一些有關政治、經濟方面的書。
我喜歡讀革命家的傳記及回憶錄。
摘自《作家靠讀者養活》（1989年1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四卷第484頁。
三○ 我想起年輕時候讀過一部《說部叢書》，這是當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翻譯小說，有文言，有白話，全用四号字排印，一共三集，每集一百種。
這些書打開了我的眼界，使我關在家裡也看到外面的世界，接觸各種生活，理解各樣人物。
我覺得它們好像給我準備了條件，讓我張開雙臂去迎接新的思想，迎接新的文化運動。
書都是大哥從二叔那裡借來的，為了這個我常常想起二叔。
“文革”結束，我得到真正的解放後便在舊書店買到一部這樣的《叢書》，還有未出齊的第四集。
我的許多書都捐贈出去了，這叢書我留着，作為感激的紀念，不僅是對二叔，而且也對大哥、對别的許多人，我從他們那裡吸收了各種養料。
沒有從他們那裡得來的點點滴滴，就沒有今天的我。
我繼續回憶，繼續思念，好像用一把鋤頭慢慢地挖，仿佛用一支畫筆慢慢地描，二叔在我眼前複活了，兩眼閃光，興奮地說：“說得好，必訟！” 他又在講解《左傳》，又在稱贊《聊齋》的“春秋筆法”。
他向我們介紹蒲松齡的好些作品，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篇告倒冥王的《席方平》。
席方平替父伸冤備受酷刑，他不怕痛苦堅持上告，一級一級地上控，卻始終得不到公道。
冥王問他還敢不敢再告狀？他答說：“必訟！”酷刑之後再問，他還是：“必訟！”響當當的兩個字真有斬釘截鐵的力量。
但是他吃盡了苦頭，最後一次就回答冥王：“不訟了。
”真的不再告狀嗎？不，他講了假話，隻是為了保護自己，事實上他堅持到底，終于把貪贓枉法的冥王和官吏拉了下來。
我記起來了，二叔說過類似這樣的話：“席方平他講真話受到嚴刑拷打，講假話倒放掉了。
然而他還是要講真話。
他就是有骨氣！”寫文章要有骨氣！ 原來二叔也是教我講真話的一位老師。
摘自《懷念二叔》（1992年）。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九卷第445頁。
現在這樣的解答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了。
我這次在杭州看到介紹西湖風景的電視片，解說人介紹嶽廟提到風波獄的罪人時，在秦桧的前面加了宋高宗的名字。
這就是正确的回答。
這一次我在廊上見到了刻着明代詩人兼畫家文征明的《滿江紅》詞的石碑，碑立在很顯著的地方，是詩人親筆書寫的。
我一眼就看到最後的一句：“笑區區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這個解答非常明确，四百五十二年前的詩人會有這樣的膽識，的确了不起！但我看這也是很自然、很尋常的事情，順着思路思考，越過了種種的障礙，當然會得到應有的結論。
我讀書不多，文征明的詞我還是在我曾祖李璠的《醉墨山房詩話》中第一次讀到的，那也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
書還在我的手邊，不曾讓人抄走、毀掉，我把最後一則詩話抄錄在下面：予在成都時，有以嶽少保所書“忠孝節義”四大字求售者，價需三百金，亦不能定其真僞，然筆法遒勁，亦非俗手所能。
又嘗見王所作“滿江紅”詞，悲壯激烈，凜凜有生氣，其詞曰（原詞略）。
明文征明和之曰：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
慨當時倚飛何重，後來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說（贖）。
最無辜，堪恨更堪憐，風波獄。
豈不惜（念），中原蹙？豈不念（惜），徽欽辱？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古休談（誇）南渡錯，當時隻（自）怕中原複。
笑區區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誅心之論，痛快淋漓，使高宗讀之，亦當汗下。
我隻知道李璠活了五十五歲，一八七八年葬在成都郊外，已經過了一百零四年了，詩話寫成的時間當然還要早一些。
詩話中并無驚人之處，但我今天讀起來仍然感到親切。
我曾祖不過是一百多年前一個封建小官僚，可是在大家叩頭高呼“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的時候，他卻理解、而且贊賞文征明的“誅心之論”，這很不簡單！他怎麼能做到這樣呢？我的解釋是：用自己的腦子思考，越過種種的障礙，順着自己的思路前進，很自然地得到了應有的結論。
摘自《思路》（1982年5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405頁。
二五 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念書，找到了世界語課本，便開始學習，每天一小時，從不間斷。
讀完課本，我又寄錢到上海一家很小的“世界語書店”，函購國外出版的世界語書籍。
仍然每天一小時（或者多一些），遇到生字我就求字典幫助（我有一本英國愛丁堡出版的世界語——英語小字典），一個字也不放過。
一本書讀完，我又讀第二本。
那家唯一的世界語書店裡隻有寥寥的幾十種書，不過也能滿足我的需要。
它有什麼書，我就買什麼書。
首先我讀了一本厚厚的《基本文選》，這是創始人柴門霍甫編譯的。
接着我又讀了 《波蘭作品選》、《安徒生童話集》和别的一些書如蔔利瓦特的《柴門霍甫 傳》等等，不到一年我就可以自由使用世界語了，在通信、寫文章這方面用得多些。
到一九二九年我才開始從世界語翻譯了一些文學作品，但也不過薄薄的四五本。
摘自《一篇序文》（1982年10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447頁。
二六 發表了的作品都歸社會所有。
或好或壞，不能由作家自己說了算，也不能由别的幾個人說了算。
是毒草是鮮花，要看它們在廣大讀者中間産生什麼作用。
批鬥會解決不了問題。
我越受批判，越是看得清楚：我那些作品并不屬于我自己，我不能拿它們跟“造反派”作“交易”。
這就是我所說的“深刻的教育”。
我終于恍然大悟了。
我想起了一九二四年去世的奧地利作家弗·卡夫卡。
小說《審判》和《城堡》的作者四十一歲患肺病死去，留下一堆未發表的手稿，他在遺囑中委托友人馬·布洛德把它們全部燒毀。
德國小說家馬·布洛德違背了亡友的遺願，把那兩部未完的長篇小說整理出版了，它們在歐美知識界中産生了大的影響。
人們閱讀這兩部小說，贊美或者批判這兩部小說，卻不見有人出來說：應當聽從作者的話毀掉它們。
我并不喜歡卡夫卡的小說。
可是我無法抹煞它們的存在。
我想即使卡夫卡活起來，即使他為自己的小說寫上十篇認罪書或者檢讨文章，他也不能阻止人們閱讀《審判》和《城堡》。
同樣，即使我寫上百篇自我檢讨的文章，讀者們也不會承認《激流三部曲》是“殺人的軟刀子”。
摘自《“深刻的教育”》（1984年1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543頁。
二七 我是從讀者成為作家的。
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就從文學作品中汲取大量的養料。
文學作品用具體的形象打動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較高的境界。
藝術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奮，作者們的愛憎使我受到感染。
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饑似渴地讀着能拿到手的一切書刊。
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純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發了我的愛和我的同情。
不知不覺中我逐漸改變自己對人對事的看法。
優秀的作品給了我生活的勇氣，使我看到理想的光輝。
摘自《核時代的文學》（1984年5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751頁。
二八 我三年前就曾指出，現在的教學方法好像和我做孩子時候的差不太多，我稱它為“填鴨式”，一樣是灌輸，隻是填塞進去的東西不同罷了。
過去把教育看得很簡單，認為教師人人可做，今天也一樣，無非是照課本宣講，“我替你思考，隻要你聽話，照我說的辦”。
崇高理想，豪言壯語，遍地皆是；人們相信，拿起課本反複解釋，逐句背誦，就可以終生為四化獻身，向共産主義理想邁進了。
我是受過“填鴨式”教育的，我腦子裡給填滿了所謂孔孟之道，可是我并沒有相信過那些聖賢書，人們從來不教我開動腦筋思考，到了我自己“開竅”的時候，我首先就丢開那些背得爛熟的封建糟粕或者封建精華。
我總是順着自己的思路想問題，也隻能順着自己的思路想問題，那些填進去的東西總不會在我的腦子裡起作用，因為我是人，不是鴨子。
摘自《再說端端》（1985年5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615頁。
二九 我寫小說，主要是小說看得多。
童年時代我讀了不少中國舊小說，青年時代還讀了很多從歐美翻譯的小說，包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套叢書《說部叢書》，後來又讀英文版的外國小說。
但我讀小說，不過是為了消遣。
當然，魯迅的短篇集《呐喊》和《彷徨》以及他翻譯的好些短篇，都可以說是我的啟蒙先生。
我的外國老師是狄更斯、屠格涅夫、高爾基、羅曼羅蘭、盧梭、雨果、左拉…… …… 我看的書比較雜，缺乏魯迅、茅盾那樣有系統的修養。
至于古書，也無非四書五經，《古文觀止》之類，都是私塾時代的必讀書。
我确實在那時背熟了幾本書，不但背熟，而且背得爛熟。
這也許在寫作上也有點幫助。
後來主要還是看小說。
此外，在信仰無政府主義時，也通過翻譯《倫理學》，讀了一些有關政治、經濟方面的書。
我喜歡讀革命家的傳記及回憶錄。
摘自《作家靠讀者養活》（1989年1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四卷第484頁。
三○ 我想起年輕時候讀過一部《說部叢書》，這是當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翻譯小說，有文言，有白話，全用四号字排印，一共三集，每集一百種。
這些書打開了我的眼界，使我關在家裡也看到外面的世界，接觸各種生活，理解各樣人物。
我覺得它們好像給我準備了條件，讓我張開雙臂去迎接新的思想，迎接新的文化運動。
書都是大哥從二叔那裡借來的，為了這個我常常想起二叔。
“文革”結束，我得到真正的解放後便在舊書店買到一部這樣的《叢書》，還有未出齊的第四集。
我的許多書都捐贈出去了，這叢書我留着，作為感激的紀念，不僅是對二叔，而且也對大哥、對别的許多人，我從他們那裡吸收了各種養料。
沒有從他們那裡得來的點點滴滴，就沒有今天的我。
我繼續回憶，繼續思念，好像用一把鋤頭慢慢地挖，仿佛用一支畫筆慢慢地描，二叔在我眼前複活了，兩眼閃光，興奮地說：“說得好，必訟！” 他又在講解《左傳》，又在稱贊《聊齋》的“春秋筆法”。
他向我們介紹蒲松齡的好些作品，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篇告倒冥王的《席方平》。
席方平替父伸冤備受酷刑，他不怕痛苦堅持上告，一級一級地上控，卻始終得不到公道。
冥王問他還敢不敢再告狀？他答說：“必訟！”酷刑之後再問，他還是：“必訟！”響當當的兩個字真有斬釘截鐵的力量。
但是他吃盡了苦頭，最後一次就回答冥王：“不訟了。
”真的不再告狀嗎？不，他講了假話，隻是為了保護自己，事實上他堅持到底，終于把貪贓枉法的冥王和官吏拉了下來。
我記起來了，二叔說過類似這樣的話：“席方平他講真話受到嚴刑拷打，講假話倒放掉了。
然而他還是要講真話。
他就是有骨氣！”寫文章要有骨氣！ 原來二叔也是教我講真話的一位老師。
摘自《懷念二叔》（1992年）。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九卷第4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