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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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場了。
“文革”前夕，我已沉默，靜候批判。
因為報社已經抛開文藝部，背後整理鉛印了十來種文藝部工作錯誤的專題材料，其中的兩份，即關于唐弢的書話，以及讀書随筆的。
罪名之大、上綱之高已令人膽戰心驚。
到了“文革” 開始，卻又被“造反派”們當作“假批判、真包庇”，認為書話之類正是為30年代的反革命文藝黑線搖旗呐喊，是有計劃的一個陰謀活動。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書話的興衰，莫不與時代的政治起伏有關，這時候我才想起當年唐弢先生的顧慮并不是多餘的。
至今為止，人們都承認唐弢先生的書話影響最大，這不是偶然的。
他在篇幅有限的方寸之地，能給人以知識和文采，表達出一個愛書人的品格，這不是任何一位作者都能達到的境界。
1979年10月，他在編完《晦庵書話》時說：“書話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點事實，一點掌故，一點觀點，一點抒情的氣息；它給人以知識，也給人以藝術的享受。
這樣，我以為書話雖然含有資料的作用，光有資料卻不等于書話。
”他的經驗已成為人們研究書話特點的重要依據。
說他在書話寫作上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也不過分。
近代藏書家傅增湘的《藏國群書題記》、周叔弢先生的《自莊嚴堪藏書題識》、鄧之誠先生的《桑園讀書記》、馬叙倫先生的《讀書小記》、《讀書續記》等，盡管偶然會間及掌故，重點仍在資料和校勘，有的已近于目錄學的範疇，更不要講抒情了。
唐弢先生卻強調文學因素，并把它理論化了，使枯燥的藏書題跋走出專門家的書齋，化為大衆喜聞樂見的形式。
這是後人不應該忘記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機械地理解為書話必得抒情，一定談掌故。
這要因書而定，不能勉強。
以知識為主沒有錯，寫得生動活潑一點也是必要的。
鄧之誠先生是以文史學家的眼光寫書話的。
1955年他在編完自己的《桑園讀書記》後說，他的讀書記以“提要”和“劄記”合成。
“提要”是“撮其内容，使未讀是書者稍明途徑，且知某事見某書，為切實可用也”。
“劄記”則“間附己見”，意在表述個人的觀點。
這也是經驗所得，一家之言，是書話的另一種寫法。
近年，孫犁同志寫的《書衣文錄》，更一反傳統藏書題跋的寫法，甚至把與書本身全無關系的一時感觸寫在書衣上。
但，沒有人不承認那是書話，而且是思想深刻、别具一格的書話。
有人說最先用“書話”為題寫作的不是唐弢先生，我認為這個問題不怎麼重要。
我也沒有作過考證，隻是在翻舊書刊的過程中，見到1937年10月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前後，阿英先生寫過一組《魯迅書話》；同年4月，他還在《青年界》第11卷第4号上發表了一組《紅樓夢書話》。
但，也不能就此斷定最早用“書話”的是阿英。
作家曹聚仁早在1931年8月15日出版的《濤聲》半月刊創刊号上，便以《書話二節》為題了。
同月22日出版的《濤聲》第2期，他又發表了《書話·2》。
如果我們有耐心去翻閱一下，1933年和1934年的《申報·自由談》，那裡還有另外幾個作者，也在以“書話”名義寫讀書小品。
書話在30年代曹經一度繁榮，絲毫也沒有影響唐弢先生在書話創作方面總其大成的功績和曆史貢獻。
前人的實踐我們都應當尊重。
文學史上從來也不可能無緣無故地會跳出一個偉大的天才來。
為了适應當前讀書界的需要，也為了向讀者提供一部系列的權威讀物，北京出版社邀我來主編“現代書話叢書”。
我認為這是出版家注重基礎工程的舉措，有利于長遠的文化建設。
經過籌劃，現在推出了八位作家，都是撰寫書話的大家，有過曆史的貢獻。
在編輯出版這套叢書的過程中，我與各卷選編者及出版家進行了反複的磋商。
時間并不充裕，這也可以說是一次緊張、團結的合作。
我們想盡力做得完美一點，怕亦有不周之處。
如有不當，希望讀者不吝賜教。
1996年4月于北京
“文革”前夕，我已沉默，靜候批判。
因為報社已經抛開文藝部，背後整理鉛印了十來種文藝部工作錯誤的專題材料，其中的兩份，即關于唐弢的書話，以及讀書随筆的。
罪名之大、上綱之高已令人膽戰心驚。
到了“文革” 開始，卻又被“造反派”們當作“假批判、真包庇”，認為書話之類正是為30年代的反革命文藝黑線搖旗呐喊，是有計劃的一個陰謀活動。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書話的興衰，莫不與時代的政治起伏有關，這時候我才想起當年唐弢先生的顧慮并不是多餘的。
至今為止，人們都承認唐弢先生的書話影響最大，這不是偶然的。
他在篇幅有限的方寸之地，能給人以知識和文采，表達出一個愛書人的品格，這不是任何一位作者都能達到的境界。
1979年10月，他在編完《晦庵書話》時說：“書話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點事實，一點掌故，一點觀點，一點抒情的氣息；它給人以知識，也給人以藝術的享受。
這樣，我以為書話雖然含有資料的作用，光有資料卻不等于書話。
”他的經驗已成為人們研究書話特點的重要依據。
說他在書話寫作上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也不過分。
近代藏書家傅增湘的《藏國群書題記》、周叔弢先生的《自莊嚴堪藏書題識》、鄧之誠先生的《桑園讀書記》、馬叙倫先生的《讀書小記》、《讀書續記》等，盡管偶然會間及掌故，重點仍在資料和校勘，有的已近于目錄學的範疇，更不要講抒情了。
唐弢先生卻強調文學因素，并把它理論化了，使枯燥的藏書題跋走出專門家的書齋，化為大衆喜聞樂見的形式。
這是後人不應該忘記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機械地理解為書話必得抒情，一定談掌故。
這要因書而定，不能勉強。
以知識為主沒有錯，寫得生動活潑一點也是必要的。
鄧之誠先生是以文史學家的眼光寫書話的。
1955年他在編完自己的《桑園讀書記》後說，他的讀書記以“提要”和“劄記”合成。
“提要”是“撮其内容，使未讀是書者稍明途徑，且知某事見某書，為切實可用也”。
“劄記”則“間附己見”，意在表述個人的觀點。
這也是經驗所得，一家之言，是書話的另一種寫法。
近年，孫犁同志寫的《書衣文錄》，更一反傳統藏書題跋的寫法，甚至把與書本身全無關系的一時感觸寫在書衣上。
但，沒有人不承認那是書話，而且是思想深刻、别具一格的書話。
有人說最先用“書話”為題寫作的不是唐弢先生，我認為這個問題不怎麼重要。
我也沒有作過考證，隻是在翻舊書刊的過程中，見到1937年10月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前後，阿英先生寫過一組《魯迅書話》；同年4月，他還在《青年界》第11卷第4号上發表了一組《紅樓夢書話》。
但，也不能就此斷定最早用“書話”的是阿英。
作家曹聚仁早在1931年8月15日出版的《濤聲》半月刊創刊号上，便以《書話二節》為題了。
同月22日出版的《濤聲》第2期，他又發表了《書話·2》。
如果我們有耐心去翻閱一下，1933年和1934年的《申報·自由談》，那裡還有另外幾個作者，也在以“書話”名義寫讀書小品。
書話在30年代曹經一度繁榮，絲毫也沒有影響唐弢先生在書話創作方面總其大成的功績和曆史貢獻。
前人的實踐我們都應當尊重。
文學史上從來也不可能無緣無故地會跳出一個偉大的天才來。
為了适應當前讀書界的需要，也為了向讀者提供一部系列的權威讀物，北京出版社邀我來主編“現代書話叢書”。
我認為這是出版家注重基礎工程的舉措，有利于長遠的文化建設。
經過籌劃，現在推出了八位作家，都是撰寫書話的大家，有過曆史的貢獻。
在編輯出版這套叢書的過程中，我與各卷選編者及出版家進行了反複的磋商。
時間并不充裕，這也可以說是一次緊張、團結的合作。
我們想盡力做得完美一點，怕亦有不周之處。
如有不當，希望讀者不吝賜教。
1996年4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