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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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德明
現在，書話這種形式已經非常習見了。
特别是在讀書界，所有愛書者幾乎沒有不喜歡讀書話的。
中國文學史上出現的詩話、詞話、曲話古已有之，名著多有，唯有書話似乎是近六十年始為人們所用，并逐漸流傳，終于為公衆所認可。
到目前為止，人們對書話的理解仍各有不同，在理論和實踐上，既無統一的定義，寫法上也各行其是。
書話的形式也許還要經過一段較長的時間的發展和探索，才能更臻完美，認識統一。
現在，人們對書話範圍的界定還比較寬泛，多數人把凡是關于談書的散文、随筆，包括書的序跋，甚至較短的書評，一律目為書話。
或者說，書話本來就内容寬廣，可以無所不談，不必強求統一。
但，有些認識已經逐漸為更多的人所接受也是事實。
如，書話源于古代的藏書題跋和讀書筆記，并由此生發、衍變而成。
書話不宜長篇大論，宜以短劄、小品出之。
書話以談版本知識為主，可作必要的考證和校勘，亦可涉及書内書外的掌故，或抒發作者一時的感情。
書話不是書評，即不是對一本書作理論性的全面介紹、分析和批評。
書話不能代替書評。
我常說，書話隻要能夠引領讀者愛慕知識，并喚起他們愛書、訪書、藏書的興趣就好，不必過苛地要求它承擔更多的繁重任務。
40年代初，我開始對新文學書刊發生興趣。
在課堂裡無法滿足的知識，隻好到舊書攤前去探秘，開頭是盲無所從，碰到什麼是什麼。
一本曾孟樸的《魯男子·戀》，曾經讓我癡迷多時，誤以為是新文學最偉大的小說。
到了40年代中後期，突然發現唐弢先生寫的關于新文學的書話，一下子頓開茅塞，好像找到一位引我入門的老師。
我羨慕他的藏書豐美，那些充滿魅力的版本一直誘惑着我。
我采取的是笨辦法，循着他書話中提到的書一一去搜訪。
讀唐弢的書話，打開了我的眼界，如讀一部簡明的新文學史。
50年代中期，我由《人民日報》讀者來信部調往文藝部，在袁鷹同志手下編副刊。
他是一位放手用幹部的好領導。
我在工作中偶有所想，一般都能得到他的支持。
當時，袁水拍同志已請西谛先生為我們副刊開辟了《書林漫步》專欄，那當然是書話。
這個專欄得到了知識界的好評，可惜所談的都是古籍，距離一般讀者的興趣稍遠。
為此，西谛先生後來有意避開冷僻的版本，分别寫了買書、分書、整書、訪書等接近生活的題目。
本來他還可以繼續寫下去，卻因“反右派”、“大躍進”，以及他出訪域外不幸遇難，這組文章遂成絕響。
西谛先生為我們副刊刊載書話奠定了基礎，功不可沒。
60年代初，唐弢先生舉家北遷。
當他剛剛安好新居，我就貿然闖入，請他為我們寫書話。
他答應了，卻流露出某種顧慮，問我：“現在還有讀者對這類文章感興趣嗎？ 黨報上介紹舊書版本會不會有人反對？”我打消他的顧慮，并同他一起商定，可以先從革命書刊和左翼文藝運動的書刊談起，再一步步地涉及進步文藝，如文學研究會的諸大家和巴金等。
所以，晦庵的書話一開張，便談李大钊、魯迅，以及國民黨的禁書和革命者的僞裝書。
至于含有書齋趣味的藏書票、藏書印、線裝書籍裝幀等，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那是在1962年，作者在出版《書話》單行本時臨時補入的。
如此謹慎，今天的讀者也許會大惑不解。
在這以後，我又聯系阿英先生寫了近代文學叢談，請陳原先生寫中外讀書小品，趙家璧先生寫編輯憶舊，錢君匋先生寫書籍裝幀瑣談，李健吾先生寫藝術短簡，路工先生寫訪書見聞錄，還有丁景唐、瞿光熙、胡從經等先生寫的有關新文學的書話。
以上有的雖然沒有用書話的招牌，實際都沒有離開書。
我以為報紙副刊是發表書話的理想園地，不僅可以提高報紙的文化品位，也是普及文學史和培養讀者藝術修養的極好方式。
書話興盛一時，到1964年強調階級鬥争，在意識形态領域實行“大批判”的時候就匆匆
特别是在讀書界，所有愛書者幾乎沒有不喜歡讀書話的。
中國文學史上出現的詩話、詞話、曲話古已有之，名著多有，唯有書話似乎是近六十年始為人們所用，并逐漸流傳，終于為公衆所認可。
到目前為止，人們對書話的理解仍各有不同，在理論和實踐上，既無統一的定義，寫法上也各行其是。
書話的形式也許還要經過一段較長的時間的發展和探索，才能更臻完美，認識統一。
現在，人們對書話範圍的界定還比較寬泛，多數人把凡是關于談書的散文、随筆，包括書的序跋，甚至較短的書評，一律目為書話。
或者說，書話本來就内容寬廣，可以無所不談，不必強求統一。
但，有些認識已經逐漸為更多的人所接受也是事實。
如，書話源于古代的藏書題跋和讀書筆記，并由此生發、衍變而成。
書話不宜長篇大論，宜以短劄、小品出之。
書話以談版本知識為主，可作必要的考證和校勘，亦可涉及書内書外的掌故，或抒發作者一時的感情。
書話不是書評，即不是對一本書作理論性的全面介紹、分析和批評。
書話不能代替書評。
我常說，書話隻要能夠引領讀者愛慕知識，并喚起他們愛書、訪書、藏書的興趣就好，不必過苛地要求它承擔更多的繁重任務。
40年代初，我開始對新文學書刊發生興趣。
在課堂裡無法滿足的知識，隻好到舊書攤前去探秘，開頭是盲無所從，碰到什麼是什麼。
一本曾孟樸的《魯男子·戀》，曾經讓我癡迷多時，誤以為是新文學最偉大的小說。
到了40年代中後期，突然發現唐弢先生寫的關于新文學的書話，一下子頓開茅塞，好像找到一位引我入門的老師。
我羨慕他的藏書豐美，那些充滿魅力的版本一直誘惑着我。
我采取的是笨辦法，循着他書話中提到的書一一去搜訪。
讀唐弢的書話，打開了我的眼界，如讀一部簡明的新文學史。
50年代中期，我由《人民日報》讀者來信部調往文藝部，在袁鷹同志手下編副刊。
他是一位放手用幹部的好領導。
我在工作中偶有所想，一般都能得到他的支持。
當時，袁水拍同志已請西谛先生為我們副刊開辟了《書林漫步》專欄，那當然是書話。
這個專欄得到了知識界的好評，可惜所談的都是古籍，距離一般讀者的興趣稍遠。
為此，西谛先生後來有意避開冷僻的版本，分别寫了買書、分書、整書、訪書等接近生活的題目。
本來他還可以繼續寫下去，卻因“反右派”、“大躍進”，以及他出訪域外不幸遇難，這組文章遂成絕響。
西谛先生為我們副刊刊載書話奠定了基礎，功不可沒。
60年代初，唐弢先生舉家北遷。
當他剛剛安好新居，我就貿然闖入，請他為我們寫書話。
他答應了，卻流露出某種顧慮，問我：“現在還有讀者對這類文章感興趣嗎？ 黨報上介紹舊書版本會不會有人反對？”我打消他的顧慮，并同他一起商定，可以先從革命書刊和左翼文藝運動的書刊談起，再一步步地涉及進步文藝，如文學研究會的諸大家和巴金等。
所以，晦庵的書話一開張，便談李大钊、魯迅，以及國民黨的禁書和革命者的僞裝書。
至于含有書齋趣味的藏書票、藏書印、線裝書籍裝幀等，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那是在1962年，作者在出版《書話》單行本時臨時補入的。
如此謹慎，今天的讀者也許會大惑不解。
在這以後，我又聯系阿英先生寫了近代文學叢談，請陳原先生寫中外讀書小品，趙家璧先生寫編輯憶舊，錢君匋先生寫書籍裝幀瑣談，李健吾先生寫藝術短簡，路工先生寫訪書見聞錄，還有丁景唐、瞿光熙、胡從經等先生寫的有關新文學的書話。
以上有的雖然沒有用書話的招牌，實際都沒有離開書。
我以為報紙副刊是發表書話的理想園地，不僅可以提高報紙的文化品位，也是普及文學史和培養讀者藝術修養的極好方式。
書話興盛一時，到1964年強調階級鬥争，在意識形态領域實行“大批判”的時候就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