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時代的文學——我們為什麼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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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十七屆國際筆會大會上的發言
主席先生：
親愛的朋友們：
我衷心祝賀第四十七屆國際筆會大會在東京召開；感謝好客的東道主日本筆會為大會作了很好的安排，讓來自世界各國的作家們在安靜的環境裡親切交談，交流經驗，表達彼此的思想感情。
在這個講壇上發言，我很激動，我想到全世界讀者對我們的期望。
這次大會選定了它的總議題：核時代的文學和作家的關系，要我就這個問題發表一點個人的意見。
出席東京盛會，跟同來的中國作家一起和全世界的同事，特别是日本的同事議論我們的文學事業，我不能不想到三十九年前在這個國土上發生過的悲劇。
多次訪問的見聞，引起我嚴肅的思考。
我們舉行一年一次的大會，“以文會友”，盛會加強我們的團結，增進我們的友誼。
但友誼不是我們的唯一目的。
作家的最大目标是人類的繁榮，是讀者的幸福。
世界各地的作家在東京聚會，生活在日本人民中間，就不能不關心他們的喜怒哀樂。
我曾經訪問過有名的廣島和長崎，它們是全世界僅有的兩個遭受原子彈災害的城市。
在那裡今天還可以遇到原子病患者和幸存者，還能看見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斷手，還聽得到關于蘑菇雲、火海、黑雨……的種種叙述。
據說，單是在廣島，原子彈受難者的死亡人數最終将達到五十幾萬。
我在那兩個城市中聽到了不少令人傷心斷腸的故事，在這裡我隻講一個小女孩的事情。
在廣島原子彈爆炸十年後，一個十二歲的小姑娘發了病，她相信傳說，以為自己折好一千隻紙鶴就能夠恢複健康。
她躺在病床上一天天地折下去，她不僅折了一千隻，還多折了三百隻，但是她死了。
人們為她在和平公園裡建立了“千羽鶴紀念碑”，碑下挂着全國兒童送來的無數紙鶴。
我曾經取了一隻用藍色硬紙折成的鶴帶回上海。
我沒有見過她，可是這個想活下去的小姑娘的形象，經常在我眼前出現，好像她在要求我保護她，不讓死亡把她帶走。
倘使可能，我真願意用我的生命換回她的幸福！這個時候，我才明白什麼是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
東京大會選了“核時代的文學”這個總議題，選得很及時，它反映了當前時代的特點和人民的願望。
“為什麼我們寫作？”這一問問得好！多少年來我一直在尋求答案，并不是一問一答就能解決問題，我已經追求了一生。
每個作家從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
通過創作實踐，追求真理，認識生活。
為什麼寫作？每一本書、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的答案。
古往今來有數不清的作家，讀不完的作品。
盡管生活環境各異，思想信仰不同，對人對事的看法也不一樣，但是所有真誠的作家都向讀者交出自己的心。
他們的作品在讀者中一代一代地流傳下去。
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創作道路，但也有一個共同的情況。
我們寫作，隻是因為我們有話要說，有感情要傾吐，我們用文字表達我們的喜怒哀樂。
我還記得，一九六一年，我在東京訪問一位著名的日本作家，我們交談了彼此的一些情況，他告訴我他原是一位外交官，患病求醫，醫生說他活着的日子不多。
他不願空手離開人世，還想做一件對人有益的事情，他決定把一生見到的美好的事物留給後人，便拿起筆寫了小說。
沒有想到醫生診斷錯誤，他作為作家一直活到今天。
他一番懇切的談話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也有我個人的經曆。
最初拿起筆寫小說，我隻是一個剛到巴黎的中國學生，我想念祖國，想念親友，為了讓心上的火噴出來，我求助于紙筆。
我住在一家小旅館五層樓上充滿煤氣味的房間裡，聽着巴黎聖母院的鐘聲，急急地動着筆。
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絕望一齊來到我的筆端。
寫完了小說，心裡的火漸漸熄滅，我得到了短時期的安甯。
小說發表後得到了讀者的承認，從此我走上了文學的道路。
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除了“文革”的十年外，我始終不曾放下這支筆。
我寫作隻是為了一個目标：對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有所
在這個講壇上發言，我很激動，我想到全世界讀者對我們的期望。
這次大會選定了它的總議題：核時代的文學和作家的關系，要我就這個問題發表一點個人的意見。
出席東京盛會，跟同來的中國作家一起和全世界的同事，特别是日本的同事議論我們的文學事業，我不能不想到三十九年前在這個國土上發生過的悲劇。
多次訪問的見聞，引起我嚴肅的思考。
我們舉行一年一次的大會，“以文會友”，盛會加強我們的團結，增進我們的友誼。
但友誼不是我們的唯一目的。
作家的最大目标是人類的繁榮，是讀者的幸福。
世界各地的作家在東京聚會，生活在日本人民中間，就不能不關心他們的喜怒哀樂。
我曾經訪問過有名的廣島和長崎，它們是全世界僅有的兩個遭受原子彈災害的城市。
在那裡今天還可以遇到原子病患者和幸存者，還能看見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斷手，還聽得到關于蘑菇雲、火海、黑雨……的種種叙述。
據說，單是在廣島，原子彈受難者的死亡人數最終将達到五十幾萬。
我在那兩個城市中聽到了不少令人傷心斷腸的故事，在這裡我隻講一個小女孩的事情。
在廣島原子彈爆炸十年後，一個十二歲的小姑娘發了病，她相信傳說，以為自己折好一千隻紙鶴就能夠恢複健康。
她躺在病床上一天天地折下去，她不僅折了一千隻，還多折了三百隻，但是她死了。
人們為她在和平公園裡建立了“千羽鶴紀念碑”，碑下挂着全國兒童送來的無數紙鶴。
我曾經取了一隻用藍色硬紙折成的鶴帶回上海。
我沒有見過她，可是這個想活下去的小姑娘的形象，經常在我眼前出現，好像她在要求我保護她，不讓死亡把她帶走。
倘使可能，我真願意用我的生命換回她的幸福！這個時候，我才明白什麼是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
東京大會選了“核時代的文學”這個總議題，選得很及時，它反映了當前時代的特點和人民的願望。
“為什麼我們寫作？”這一問問得好！多少年來我一直在尋求答案，并不是一問一答就能解決問題，我已經追求了一生。
每個作家從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
通過創作實踐，追求真理，認識生活。
為什麼寫作？每一本書、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的答案。
古往今來有數不清的作家，讀不完的作品。
盡管生活環境各異，思想信仰不同，對人對事的看法也不一樣，但是所有真誠的作家都向讀者交出自己的心。
他們的作品在讀者中一代一代地流傳下去。
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創作道路，但也有一個共同的情況。
我們寫作，隻是因為我們有話要說，有感情要傾吐，我們用文字表達我們的喜怒哀樂。
我還記得，一九六一年，我在東京訪問一位著名的日本作家，我們交談了彼此的一些情況，他告訴我他原是一位外交官，患病求醫，醫生說他活着的日子不多。
他不願空手離開人世，還想做一件對人有益的事情，他決定把一生見到的美好的事物留給後人，便拿起筆寫了小說。
沒有想到醫生診斷錯誤，他作為作家一直活到今天。
他一番懇切的談話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也有我個人的經曆。
最初拿起筆寫小說，我隻是一個剛到巴黎的中國學生，我想念祖國，想念親友，為了讓心上的火噴出來，我求助于紙筆。
我住在一家小旅館五層樓上充滿煤氣味的房間裡，聽着巴黎聖母院的鐘聲，急急地動着筆。
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絕望一齊來到我的筆端。
寫完了小說，心裡的火漸漸熄滅，我得到了短時期的安甯。
小說發表後得到了讀者的承認，從此我走上了文學的道路。
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除了“文革”的十年外，我始終不曾放下這支筆。
我寫作隻是為了一個目标：對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