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北大演講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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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以後的三、四百年的事情。
最近我在牛津大學的一次聚餐會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東亞經濟的學者，他和我談到中國經濟的發展前途時說，中國的經濟自古以來就很發達，人均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隻是到了16世紀以後才慢慢被英國趕上去。
而國民總收入卻是到了1820年才被英國超過。
中國國力居世界領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
那位學者對中國經濟前途非常樂觀，他說大概到2020年時，中國的國民經濟收入又會是全世界第一，并能長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後的四、五十年内沒有任何國家能夠趕得上。
我聽了之後很興奮，問他是否有數據？他列舉了很多統計數字。
他是專家，不會随口亂說。
我覺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實際上我們中國古代在科學技術方面一直是很先進的，到宋朝尤其先進，大大超過了歐洲。
那時我們的科技發明，歐洲是遠遠趕不上的。
如造紙、印刷、火藥、羅盤等在宋朝已經非常興旺發達了。
現在大家用的鈔票也是中國發明的，在宋朝時代就已經開始使用了。
那時我們的金融制度相當先進，貨币的運用相當成熟。
那麼歐洲人什麼時候才開始轉機呢？應該說是到了中國的明朝，從那時起，中國開始落後了。
我想其中原因，一個是政治上的專制，對人民的思想控制很嚴，一點也不自由開放，動不動滿門抄斬，株連九族，吓得人們不敢亂說亂動，全部權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裡。
另一個原因就是明朝對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異想天開，實行所謂海禁，把航海的船隻全部燒掉，以為如此一來就能斷絕與倭寇的來往，餓死倭寇。
這是對日本完全不了解。
這種愚蠢的禁令，當然是永樂皇帝之後、鄭和下西洋之後的事情了。
明朝一實行封鎖，整個國力便開始衰退。
與此同時，西方科學卻開始發展，工業革命也開始了。
有一個有趣的時間值得注意，那就是16世紀初的1517年，德國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權威，反對神權控制，就在這個時候，我國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
正德皇帝是個很無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幹了許多荒淫無恥的勾當。
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國是很富強的，到了宋朝、元朝也還可以，那時候科學發達交通方便、對外開放。
而歐洲正是封閉的時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學術思想不自由。
你說地球圍繞太陽轉，他卻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閉的。
到了16世紀，歐洲自由開放了，科學發明開始了，可中國反而長期封鎖起來了。
這是最大的曆史教訓。
今天講了這麼多，無非是要大家明确兩個觀念，那就是改革和開放。
中華民族之所以這樣壯大，靠的就是改革和開放。
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内部要積極進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難，改革成功了，我們的民族就會中興。
同時我們還要對外開放，這點更為重要，因為中國人有自信心，我們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強大，外來的武力或外來的文化我們都不害怕。
另有一個重要觀念，今天沒有時間詳談。
我認為過去的曆史家都說蠻夷戎狄、五胡亂華、蒙古人、滿洲人侵略中華，大好山河淪亡于異族等等，這個觀念要改一改。
我想寫幾篇曆史文章，說少數民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隻是少數派執政，談不上中華亡于異族，隻是“輪流做莊” 。
滿洲人建立清朝執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
這些觀念我在小說中發揮得很多。
希望将來寫成學術性文字。
上面我講到的那位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在他初期寫《曆史研究》這部大著作的時候，并沒有非常重視中國。
到他快去世的時候，他得出一個結論：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結合。
他認為西方文明的優點在于不斷地發明、創造、追求、向外擴張，是“動”的文化。
中國文明的優點在于和平，就好象長城，處于守勢，平穩、調和，是“靜”的文化。
現在許多西方學者都認為，地球就這樣大了，無止境地追求、擴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
今後隻能接受中國的哲學，要平衡、要和諧，民族與民族之間要相互協作，避免戰争。
由于科學的發展，核武器的出現，今後的世界大戰将不可思議。
一些瘋狂的人也許執意要打核戰争，殊不知道這種戰争的結局将是人類的同歸于盡。
這種可能性不能說沒有，我所接觸到的西方學者目前對打核戰争都不太擔心，他們最擔心的是三個問題∷第一是自然資源不斷地被浪費；第二是環境污渠；第三是人口爆炸。
這三個問題将關系到人類的前途。
所以，現在許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國，他們希望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哲學。
他們認為中國的平衡、和諧、團結的哲學思想、心理狀态可能是解決整個人類問題的關健。
最近牛津有一個十分盛大的宴會，倫敦《泰晤士報》前總編輯李斯。
莫格勳爵也參加了，他曾談到，十九世紀世界的經濟中心在倫敦，二十世紀初轉到了紐約，到了戰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則轉到了東京，而二十一世紀肯定要轉到中國。
至于這個中心是中國的北京還是上海。
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問題，隻要是在中國就很好。
□原載《明報月刊》1994年12月号
最近我在牛津大學的一次聚餐會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東亞經濟的學者，他和我談到中國經濟的發展前途時說，中國的經濟自古以來就很發達，人均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隻是到了16世紀以後才慢慢被英國趕上去。
而國民總收入卻是到了1820年才被英國超過。
中國國力居世界領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
那位學者對中國經濟前途非常樂觀，他說大概到2020年時，中國的國民經濟收入又會是全世界第一，并能長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後的四、五十年内沒有任何國家能夠趕得上。
我聽了之後很興奮，問他是否有數據？他列舉了很多統計數字。
他是專家，不會随口亂說。
我覺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實際上我們中國古代在科學技術方面一直是很先進的，到宋朝尤其先進，大大超過了歐洲。
那時我們的科技發明，歐洲是遠遠趕不上的。
如造紙、印刷、火藥、羅盤等在宋朝已經非常興旺發達了。
現在大家用的鈔票也是中國發明的，在宋朝時代就已經開始使用了。
那時我們的金融制度相當先進，貨币的運用相當成熟。
那麼歐洲人什麼時候才開始轉機呢？應該說是到了中國的明朝，從那時起，中國開始落後了。
我想其中原因，一個是政治上的專制，對人民的思想控制很嚴，一點也不自由開放，動不動滿門抄斬，株連九族，吓得人們不敢亂說亂動，全部權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裡。
另一個原因就是明朝對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異想天開，實行所謂海禁，把航海的船隻全部燒掉，以為如此一來就能斷絕與倭寇的來往，餓死倭寇。
這是對日本完全不了解。
這種愚蠢的禁令，當然是永樂皇帝之後、鄭和下西洋之後的事情了。
明朝一實行封鎖，整個國力便開始衰退。
與此同時，西方科學卻開始發展，工業革命也開始了。
有一個有趣的時間值得注意，那就是16世紀初的1517年，德國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權威，反對神權控制，就在這個時候，我國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
正德皇帝是個很無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幹了許多荒淫無恥的勾當。
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國是很富強的，到了宋朝、元朝也還可以，那時候科學發達交通方便、對外開放。
而歐洲正是封閉的時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學術思想不自由。
你說地球圍繞太陽轉，他卻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閉的。
到了16世紀，歐洲自由開放了，科學發明開始了，可中國反而長期封鎖起來了。
這是最大的曆史教訓。
今天講了這麼多，無非是要大家明确兩個觀念，那就是改革和開放。
中華民族之所以這樣壯大，靠的就是改革和開放。
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内部要積極進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難，改革成功了，我們的民族就會中興。
同時我們還要對外開放，這點更為重要，因為中國人有自信心，我們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強大，外來的武力或外來的文化我們都不害怕。
另有一個重要觀念，今天沒有時間詳談。
我認為過去的曆史家都說蠻夷戎狄、五胡亂華、蒙古人、滿洲人侵略中華，大好山河淪亡于異族等等，這個觀念要改一改。
我想寫幾篇曆史文章，說少數民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隻是少數派執政，談不上中華亡于異族，隻是“輪流做莊” 。
滿洲人建立清朝執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
這些觀念我在小說中發揮得很多。
希望将來寫成學術性文字。
上面我講到的那位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在他初期寫《曆史研究》這部大著作的時候，并沒有非常重視中國。
到他快去世的時候，他得出一個結論：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結合。
他認為西方文明的優點在于不斷地發明、創造、追求、向外擴張，是“動”的文化。
中國文明的優點在于和平，就好象長城，處于守勢，平穩、調和，是“靜”的文化。
現在許多西方學者都認為，地球就這樣大了，無止境地追求、擴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
今後隻能接受中國的哲學，要平衡、要和諧，民族與民族之間要相互協作，避免戰争。
由于科學的發展，核武器的出現，今後的世界大戰将不可思議。
一些瘋狂的人也許執意要打核戰争，殊不知道這種戰争的結局将是人類的同歸于盡。
這種可能性不能說沒有，我所接觸到的西方學者目前對打核戰争都不太擔心，他們最擔心的是三個問題∷第一是自然資源不斷地被浪費；第二是環境污渠；第三是人口爆炸。
這三個問題将關系到人類的前途。
所以，現在許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國，他們希望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哲學。
他們認為中國的平衡、和諧、團結的哲學思想、心理狀态可能是解決整個人類問題的關健。
最近牛津有一個十分盛大的宴會，倫敦《泰晤士報》前總編輯李斯。
莫格勳爵也參加了，他曾談到，十九世紀世界的經濟中心在倫敦，二十世紀初轉到了紐約，到了戰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則轉到了東京，而二十一世紀肯定要轉到中國。
至于這個中心是中國的北京還是上海。
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問題，隻要是在中國就很好。
□原載《明報月刊》1994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