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北大演講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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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著名報業家、武俠小說家金庸（查良镛）于⒈⒐⒐⒋年⒈0月⒊日至⒉⒐日赴北京大學訪問，并接受北京大學授予他的名譽教授稱号。
下面刊出的是金庸在北京大學授予他名譽教授儀式上的演講錄音記錄，由焦小雲記錄及整理。
中國文明不斷消長 現在我是北京大學的一分子了，可以稱大家為同學了。
我衷心感謝北京大學給了我很高的榮譽，授予我名譽教授的稱号。
北大是我從小就很仰慕的大學。
我的親伯父就是北大的畢業生，故鄉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學問如何，但聽說他是北大畢業生，便都肅然起敬。
我念初中時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畢業生，他學識淵博，品格崇高，對我很愛護。
雖然現在時隔五、六十年了，我還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中起了領導作用，整個近代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是與北大師生的重大貢獻分不開的。
每當我們想到北大，就會想到開明、開放的蔡元培校長，想到眼光遠大的馬寅初校長，想到許許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學家、作家、學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關系的大學問家們。
北京大學有許多優良的傳統，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對國家、社會的深切關懷；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學術空氣。
最近幾年我在牛津大學住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感到，牛津大學自由開放的學術空氣和博大精深的學術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學的老師、學生對于國家、對于社會、對于人民的關懷和犧牲，目前卻大大不及北京大學的師生。
抗戰時期，我考大學，第一志願就是報考西南聯大，西南聯大是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所大學合辦的。
我有幸被錄取了。
或許可以說，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
不過那時因為我沒有錢，西南聯大又在昆明，路途遙遠，沒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較早地與北大同學結緣。
今天我已作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榮幸。
我一生主要從事新聞工作。
作為新聞工作者，對每一門學問都須懂得一點，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膚淺。
專家、教授則不同了，他們對某一門學問有鑽研，懂得很深。
這是兩種不同的接觸知識的方式。
我是新聞工作者，當教授是全然沒有資格的。
但幸虧我是“名譽教授”。
名譽教授就沒有關系了，話講錯了也無所謂。
我下面要講的話，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師和朋友們請教的，這不是客套。
在中國學問上要請教最好的老師，當然隻有到北大來，沒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過紹興，到蘭亭王羲之以前寫字的地方。
那裡的人要我寫字，我說在王羲之的地方怎麼可以寫字呢？但他們非要我寫不可，我隻好寫了八個字：“班門弄斧，蘭亭揮毫。
”班門弄斧很狂妄，在蘭亭揮毫就更加狂妄了。
這次到北大，說好要作兩次演講，我自己寫了十六個字：“班門弄斧，蘭亭揮毫，草堂題詩… …”在大詩人杜甫家裡題詩，第四句是：“北大講學。
” 大家希望聽我講小說，其實寫小說并沒有什麼學問，大家喜歡看也就過去了。
我對曆史倒是有點興趣。
今天我想簡單地講一個問題，就是中華民族如此長期地、不斷地發展壯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規律？這幾年我常在英國牛津大學，對英國文學、英國曆史和中國曆史很有興趣。
大家都知道，英國對二十世紀影響最大的一位曆史學家名叫湯因比，他寫了一部很長很長的《曆史研究》。
他在這部書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說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曆史進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現在仍真正興旺發達的文明隻有兩個，一個是西方的歐美文明，一個是東方的中國文明。
而中國文明曆史悠久且連續不斷，則又是世界唯一的。
雖然古代有的文明曆史比中國早，有的文明範圍比中國大，如巴比倫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臘羅馬的文明，但這些文明卻因遇到外力的打擊，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漸衰退、消亡了。
他說： 一種文明總會遇到外來的挑戰，如果該文明能很好地應付這個挑戰，就能繼續發展；如果不能很好地應付挑戰，就會衰退，甚至消亡。
這裡也有多種情況：一種是遇到強大外族的打擊，整個民族被殺光殺盡，消滅了；一種是民族内部長期僵化，沒有改革，沒有進化，象活的木乃伊，結果衰落了；有的則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還有一種就是分裂，國家内戰不休。
我們的國歌中有一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話是在抗戰前後寫的，它表示了一種憂患意識。
那時候我國遭受外族敵人的侵略，處境确實非常危險。
在座的各位同學年紀輕，不知道，你們的爸爸媽媽就知道了。
我同在座的雷潔瓊大姐、周南社長等都經曆過這段艱難而危險的時刻。
就我看來，我國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險時期有七個：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戰國時期東西南北受到的外族進攻；第二是秦漢時期匈奴的進攻，時間長達四百年之久；第三是魏晉時鮮卑等五胡的進犯，時間也有四百年；第四是隋唐時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時間約三百年；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時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時間大概也是四百年；第六是元、明、清時期蒙古、滿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
下面刊出的是金庸在北京大學授予他名譽教授儀式上的演講錄音記錄，由焦小雲記錄及整理。
中國文明不斷消長 現在我是北京大學的一分子了，可以稱大家為同學了。
我衷心感謝北京大學給了我很高的榮譽，授予我名譽教授的稱号。
北大是我從小就很仰慕的大學。
我的親伯父就是北大的畢業生，故鄉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學問如何，但聽說他是北大畢業生，便都肅然起敬。
我念初中時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畢業生，他學識淵博，品格崇高，對我很愛護。
雖然現在時隔五、六十年了，我還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中起了領導作用，整個近代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是與北大師生的重大貢獻分不開的。
每當我們想到北大，就會想到開明、開放的蔡元培校長，想到眼光遠大的馬寅初校長，想到許許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學家、作家、學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關系的大學問家們。
北京大學有許多優良的傳統，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對國家、社會的深切關懷；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學術空氣。
最近幾年我在牛津大學住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感到，牛津大學自由開放的學術空氣和博大精深的學術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學的老師、學生對于國家、對于社會、對于人民的關懷和犧牲，目前卻大大不及北京大學的師生。
抗戰時期，我考大學，第一志願就是報考西南聯大，西南聯大是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所大學合辦的。
我有幸被錄取了。
或許可以說，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
不過那時因為我沒有錢，西南聯大又在昆明，路途遙遠，沒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較早地與北大同學結緣。
今天我已作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榮幸。
我一生主要從事新聞工作。
作為新聞工作者，對每一門學問都須懂得一點，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膚淺。
專家、教授則不同了，他們對某一門學問有鑽研，懂得很深。
這是兩種不同的接觸知識的方式。
我是新聞工作者，當教授是全然沒有資格的。
但幸虧我是“名譽教授”。
名譽教授就沒有關系了，話講錯了也無所謂。
我下面要講的話，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師和朋友們請教的，這不是客套。
在中國學問上要請教最好的老師，當然隻有到北大來，沒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過紹興，到蘭亭王羲之以前寫字的地方。
那裡的人要我寫字，我說在王羲之的地方怎麼可以寫字呢？但他們非要我寫不可，我隻好寫了八個字：“班門弄斧，蘭亭揮毫。
”班門弄斧很狂妄，在蘭亭揮毫就更加狂妄了。
這次到北大，說好要作兩次演講，我自己寫了十六個字：“班門弄斧，蘭亭揮毫，草堂題詩… …”在大詩人杜甫家裡題詩，第四句是：“北大講學。
” 大家希望聽我講小說，其實寫小說并沒有什麼學問，大家喜歡看也就過去了。
我對曆史倒是有點興趣。
今天我想簡單地講一個問題，就是中華民族如此長期地、不斷地發展壯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規律？這幾年我常在英國牛津大學，對英國文學、英國曆史和中國曆史很有興趣。
大家都知道，英國對二十世紀影響最大的一位曆史學家名叫湯因比，他寫了一部很長很長的《曆史研究》。
他在這部書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說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曆史進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現在仍真正興旺發達的文明隻有兩個，一個是西方的歐美文明，一個是東方的中國文明。
而中國文明曆史悠久且連續不斷，則又是世界唯一的。
雖然古代有的文明曆史比中國早，有的文明範圍比中國大，如巴比倫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臘羅馬的文明，但這些文明卻因遇到外力的打擊，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漸衰退、消亡了。
他說： 一種文明總會遇到外來的挑戰，如果該文明能很好地應付這個挑戰，就能繼續發展；如果不能很好地應付挑戰，就會衰退，甚至消亡。
這裡也有多種情況：一種是遇到強大外族的打擊，整個民族被殺光殺盡，消滅了；一種是民族内部長期僵化，沒有改革，沒有進化，象活的木乃伊，結果衰落了；有的則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還有一種就是分裂，國家内戰不休。
我們的國歌中有一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話是在抗戰前後寫的，它表示了一種憂患意識。
那時候我國遭受外族敵人的侵略，處境确實非常危險。
在座的各位同學年紀輕，不知道，你們的爸爸媽媽就知道了。
我同在座的雷潔瓊大姐、周南社長等都經曆過這段艱難而危險的時刻。
就我看來，我國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險時期有七個：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戰國時期東西南北受到的外族進攻；第二是秦漢時期匈奴的進攻，時間長達四百年之久；第三是魏晉時鮮卑等五胡的進犯，時間也有四百年；第四是隋唐時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時間約三百年；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時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時間大概也是四百年；第六是元、明、清時期蒙古、滿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