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小說人生 孔慶東 陳 珺 呂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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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殺親子。
舊版中這個情節，與梅裡美的小說中某情節很相似，金庸或許是因為此原因才将它改去；但是這樣一改，固然消減了原來的殘忍可怕色彩，但是也使這個情節失去了原來的沖擊力，顯得頗為多餘。
又如《射雕英雄傳》中，楊過的母親本為捕蛇少女秦南琴，為楊康強暴生子，而楊康所愛的穆念慈則在楊康死時自殺殉情。
新版則改去殉情一節，将她們二人合而為一，使情節更為緊湊，但也有人認為，卻使這段情孽失去了舊版的哀婉動人的色彩。
舊版新版優劣之争，曆來是永恒話題，争論不休，大家往往以各有千秋的話來調和。
而論實際喜愛，則大半與感情有關，以自己第一次看到的版本先入為主。
金庸在報紙上連載時的老讀者，便大多鐘情舊版，認為舊版率性而來，生動自然；而讀到出版版本的金迷，則多鐘情修訂版本，覺得新版用心良苦，嚴謹精密。
到1982年，金庸作品集全部出齊，金庸将他十四部長篇每篇取首字，自撰一聯為“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
包含他十四部中長篇小說，依次為《飛狐外傳》、《雪山飛狐》、《連城訣》、《天龍八部》、《射雕英雄傳》、《白馬嘯西風》、《鹿鼎記》、《笑傲江湖》、《書劍恩仇錄》、《神雕俠侶》、《俠客行》、《倚天屠龍記》、《碧血劍》、《鴛鴦刀》，再加他惟一的一個武俠短篇《越女劍》，共十五種三十六冊。
此時，金庸五十八歲。
有趣的一點是，金庸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的主角，為生于海甯世家的書生俠客陳家洛，最後一部武俠小說《鹿鼎記》的主角，則為生于揚州妓院的小混混“反俠”韋小寶。
盡管兩人個性、品格、成敗都完全形成鮮明對比，卻都是出身于金庸所眷愛的江南，而金庸的武俠生涯，從寫“書生救世”到寫“玩世不恭”，也始于斯而終于斯。
後來，雖然多次出現他要重拾俠筆的傳聞，以及他也曾說過，有寫一本曆史小說的打算，但是，最終都再也未成事實。
随着《明報》事業蒸蒸日上，武俠小說風行于世，中年以後，金庸成了社會文化名流，于新聞界與文藝界皆有重要影響，也是大陸和台灣都想結交的文化朋友。
20世紀70年代中期後，金庸數次受邀訪問台灣與大陸，與政要進行會談，并漸漸參與高層政治活動。
1973年，金庸應邀訪問台灣，與蔣經國、嚴家淦進行會淡。
當時他聲稱自己是以《明報》新聞記者的身份，而非《明報》社長和武俠小說家的身份。
這二人都是“金庸迷”，但會談中涉及問題，皆是關系到海峽兩岸未來的重大政治問題。
回港之後，金庸在《明報》上連載了他的名為《在台所見·所聞·所思》的旅行散記，記錄了他在台灣的見聞，也闡發了他關于台灣地區乃至整個中國現狀和未來的思考。
“文革”結束，十—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明報》密切關注大陸的改革政策，大量報道了改革的巨大成果，對改革開放政策和經濟建設表示了支持。
因此，1981年7月，金庸應邀訪問大陸。
在人民大會堂，金庸與鄧小平進行了長淡。
鄧小平作為政治家的自信、睿智，對曆史和現實的清醒與明察，給金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中國政府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會見過鄧小平後，金庸偕妻子兒女回到了闊别三十年的家鄉。
故人相見，自有一番感慨唏噓。
而後，金庸遊覽各地風光，飽賞了許多他曾在筆下描寫過，卻長期無緣得見的奇麗景色。
在新疆天池邊上，他驚喜地從維吾爾族孩子的手裡，看到了他曾在小說中描寫過的，陳家洛冒着生命危險為喀絲麗采來的天山雪蓮，好奇之心大起，便用一塊錢買了兩朵，帶回香港。
其後，金庸頻頻涉足高層政治活動。
1984年，他再度應邀訪問北京，與胡耀邦、胡啟立、王兆國等會談，這些黨内高級領導人，也給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在看到大陸的經濟與民生狀況都有了大幅度改善之後，《明報》對大陸的态度開始從對立向友好轉化，接受中新社提供的官方報道，對大陸的感情傾向也改為褒多貶少。
在和鄧小平、廖承志等人會談之後，金庸逐漸了解到中國政府對于香港的态度，并決定通過自己和《明報》的力量，為香港回歸祖國盡力，投身于香港回歸祖國的事業之中。
因此，1985年，中方委任金庸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并擔任“政治體制”小組負責人，成為政制方案的主要起草者。
對于自己的正式投身政壇，金庸的解釋是：“我認為我應該為我所愛的香港出一番力。
我于1948年來到香港，身無分文，此後在這裡成家立業，過了幾十年自由自在的生活，香港給予我的實在極多。
我在香港社會中受到愛護尊敬，能有較好的物質生活，心中常自有感激之情，隻覺得我比别人所得為多，而回報不足。
這一次有機會為香港花五年心力，真正做一件重要的事，然後退休，心中會感到安慰。
”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中，派别林立，各執己見，争吵不休。
基于他的一貫立場和“報答香港人”的願望，金庸始終在尋求一條調和的道路，既堅持為香港六百萬人謀福利，又不損害回歸事業的大局。
經過多次醞釀，金庸起草的“主流方案”出世。
方案協調各方意見而偏于保守，在發表時遭到激進派的批評。
但是金庸堅持認為，這個方案是最适合于香港現階段局勢，能夠逐步推進的協調方案，而此方案也于1989年2月21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通過。
心事既了，又由于種種原因，金庸于1989年5月20日，亦即《明報》創刊三十周年的日子，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并宣布卸任《明報》社長職務。
在金庸的内心中，他對于曆史上為國建大功、立大業，又能不貪權位，急流勇退的範蠡、張良，始終懷着向往效仿之情。
這種由“儒”入“道”，在“兼濟天下”後“獨善其身”的思想，貫徹于他的武俠小說之中。
而他的宗教情懷，則是另一重推動力。
1976年金庸的長子查傳俠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自殺身亡，金庸在長期悲痛之後向佛法尋求解脫，從而皈依佛教。
佛教所求的是輕視身外的欲望，求索精神的升華，使金庸進一步堅定了放手名利事業，毅然退隐的決心。
盡管自己希望輕松無礙，卻不能将一生心血随手抛棄。
退隐之前，金庸所最為挂心的，自然便是《明報》的着落。
子女們全對新聞事業不感興趣，繼承家業恐不可行；從前那些老友，又出國的出國，倦世的倦世，面對着如何能保持《明報》的長期繁榮發展，金庸可謂殚精竭慮。
于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他做出讓《明報》企業挂牌上市的決定，減少自身對于《明報》的控制和責任；同時，他在上門求購者中精挑細選，選中了智才顧問公司的管理人于品海。
金庸自述原由是：“經過相當長時間的交往了解，我覺得于品海先生的經營管理才能令我十分佩服，正是鞏固與發展明報企業的理想人才，同時他對新聞事業具有熱誠，那是非常難得的性格。
”1991年12月，金庸正式賣出《明報》，退隐江湖。
卸去一身重擔，金庸開始圓他多年的學者之夢。
1992年，金庸到英國牛津大學做訪問院士半年，并榮膺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勳章。
榮譽加身，但是金庸對于自己年齡和精力所限，不太可能再在學術領域真的開疆拓土的事實，也看得很清楚。
回港之後，記者采訪金庸在英國的感受時，問到“你這半年還有什麼抱負，希望在餘生中達到”時，金庸回答：“我在牛津時，是希望能夠做些學術工作，但我的個性不适合，學術的基礎也不好，現在才開始，已經做不成世界一流的學者了。
我還是比較适宜做創作的工作，我沒有積極的抱負，但求平平淡淡，生活自由自在就最好。
” 不過，雖然他選擇了逍遙退隐，但仍然沒有不聞外事，對香港的政治十分關注。
在此前的1990年2月27日，香港基本法獲得最後通過。
這次訪問回到香港後，新任香港總督彭定康出台“政改方案”，在一些改革措施上完全違反中英之前的協議，引起了國際上的争端。
金庸向彭定康勸說無效，便再次援筆撰寫政論，對彭定康方案中違背實際情況的一意孤行進行了批駁。
不過，金庸此時也已沒有當年筆戰群雄的精力和熱情了，寫了兩篇社評表達清楚自己的觀點後，他便離開香港，再次返鄉。
這次回鄉，他拜訪了中學時代的數學老師，也是20世紀30年代的著名文人章克标先生，此時金庸年垂七十，而章先生已是九十三歲的老人。
師生叙談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言笑甚歡。
就在這同一天，金庸又重遊了自己的母校：袁花鎮中心小學。
應校長邢祖康之請，金庸為學校揮筆寫下了這樣幾句話：“重遊母校，深感當年教誨恩德。
袁小舊生查良镛（金庸），1992年12月3日。
” 此外，金庸決定捐款300萬人民币，為自己曾讀過中學的嘉興市建造一座圖書館。
也就在這一年，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以“全世界讀者最多的小說家”的評價，授予他文學博士稱号。
1993年3月，金庸再次到北京，與江澤民會談，中國的第三代領導人，給金庸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歸來寫有長文《北國初春有所思》，記錄他在大陸的見聞，以及他關于大陸和香港未來的思考。
這年4月l日，金庸宣布辭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之職，改任名譽主席。
從此，金庸完全退出了《明報》。
此後，金庸在中外各地遊山玩水，飽覽世界風光。
此外，則讀佛經，聽音樂，下圍棋。
随着金庸小說風行于世，學術界也受到了震動，開始重新估定金庸小說，乃至通俗小說整體的價值。
葉洪生先生寫于1992年夏的《“偷天換日”的是與非——比較金庸新、舊版〈射雕英雄傳〉》中便提到，“近年來在有心人士的推動下，港、台兩地甚至大陸，又掀起了所謂‘金學研究熱’”，語雖含貶，事實難避。
1994年3月，北京三聯書店隆重出版《金庸作品集》。
就在這一年的8月，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王一川教授組織策劃的《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小說卷》中，把金庸列為20世紀小說大師之一，名列魯迅、沈從文、巴金之後，位列第四，老舍、郁達夫、王蒙之前，而之前聲望卓著的茅盾，竟然未曾入選。
頓時，在文化界乃至新聞界，都掀起軒然大波，在報紙“金庸取代茅盾”這樣聳人聽聞的标題下，一時衆說紛纭。
在《中國青年報》為此專發的消息中，引用王一川的話說：“文壇長期不談金庸，是不公平的。
他的作品體現了中國文學發展的方向：雅俗共賞。
”時年他三十五歲，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衆多聲音中，要求重估金庸地位的，大多是一些不滿四十歲的大學教授、副教授或博士。
在他們的青年時代，他們由于好奇和興趣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金庸小說，并為其藝術魅力所感染。
這不僅僅是對金庸一人的評判變化，也是曆代以來對于文學的評估标準、價值測定既有規則的反思和颠覆。
在讨論中，金庸小說在學術界的影響越來越擴大。
同年10月，北京大學授予金庸名譽教授稱号。
在授予儀式上，金庸為北大師生作了關于中國曆史的演講。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嚴家炎先生在儀式上作了題為《一場靜悄悄悄的文學革命》的賀詞，稱：“金庸小說的出現，标志着運用中國新文學和西方近代文學的經驗改造通俗文學的努力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 但是，在金庸開始進入正統文學史的時候，争論也就随之而起。
正當一批學者驚喜于文學史學作品中的新血，認為金庸作品為“溝通雅俗”提供了重大意義的時候，另一批堅持傳統文化立場的文化界人士則站出來反對，宣布“拒絕金庸”。
首發炮彈是1994年12月2日《南方周末》上鄢烈山的一篇文章《拒絕金庸》。
在這篇文章中，對于金庸和武俠小說最強烈的批評，就在于“武俠先天就是一種頭足倒置的怪物”。
他認為，武俠強調虛幻的個人力量，不符合曆史真實，又鼓吹反社會意識，與現代社會的根本精神相悖，武俠小說是“精神鴉片”。
這篇文章并非無懈可擊，但是卻觸及了武俠的根本存在價值問題：武俠作品中的武俠，到底是作為什麼而存在?是“成年人的童話”，還是使人陷入夢幻的精神鴉片?或者說，這仍然是金庸曾經回答過的問題：武俠小說要不要為它的教育功能負責？文學需不需要規定基本傾向和立場？文學的“社會意義”是否僅僅依靠它的現實意義來判斷?消遣文學到底有沒有存在的價值?等等。
針對這篇文章，嚴家炎寫了《答“拒絕金庸”——兼論金庸小說的文學史地位》對《拒絕金庸》的邏輯進行了反駁，另有童志剛在《今日名流》上發表《且慢拒絕金庸》，針對鄢文中說他拒絕讀金庸作品的行為，建議鄢先生先去讀完金庸作品和金學研究著作後再來發表高見。
沸沸揚揚的争論過後，随着學者呼叫，通俗文學越來越受關注，在文學史中占的分量越來越大。
“雅”、“俗”的對立統一，也成為許多文學研究者關心的問題。
而金庸作為當代通俗文學作品的成熟代表，自然被作為典型受到最高的關注。
1998年，在美國召開了金庸小說與20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讨論會。
1999年，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了評點本《金庸武俠全集》，評點者為大陸多位金庸研究專家。
同年，金庸被聘任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随着“金庸熱”的升溫和網絡的普及，世紀末終于爆發了一次涉及社會各文化層次的大論戰。
這場論戰的起源，是著名的“痞子作家”王朔的一篇《我看金庸》。
平心而論，這篇文章沖擊力，是在它語氣的“罵”上，并提了“四大天王、成龍電影、瓊瑤電視劇和金庸小說，可稱為四大俗”。
而在基本論點上，實際并未超出鄢烈山的指責。
但是由于王朔的名氣大大超過鄢烈山，曾經也影響過一代青年，而網絡的推廣使大家自由、迅速地發表和交流意見成為了可能，因此，此文一出，立刻在網上掀起了軒然大波，兩邊的支持者在新浪上的“金庸客棧”和“王朔個人聊天室”中，發貼争論，硝煙滾滾。
其中，許多金迷由于感到自己心愛的作者作品被侮辱謾罵，感情受到傷害，因此非常憤怒，乃至口出粗言鄙語，種種有之。
王朔這篇文章本身并非是嚴肅的學術探讨，因此這場論争主要發生在讀者之中，意氣成分較重。
這也可以看出，通俗小說的地位提高，不但改變了通俗文學的命運，而且也使從通俗文學出發，沒有強大學術基礎和文化背景，隻是單純抒發身為讀者的感受的“通俗評論”，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聲音。
金庸本人對此的反應，卻顯得比較平靜，接受采訪時隻是泛言“王朔先生與我不會有個人恩怨，我的小說既然是文藝作品，總會有人說好，有人說差。
我非常歡迎有人批評我的小說”。
随後在《文彙報》上發表一篇短文《不虞之譽與求全之毀》，意思相近。
與本文同時刊出的，還有著名金庸研究家陳墨先生的文章《金庸小說長盛不衰值得研究》，對王朔的觀點進行了批評。
數天後，在《中華讀書報》上刊登出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袁良駿的《再說雅俗——以金庸為例》，指出傳統武俠小說五大弊病，在肯定金庸小說比起舊武俠的四點進步後，筆鋒一轉，抨擊金庸小說從根本上，仍然沒有脫離舊武俠的局限，仍然是一種陳腐落後的作品。
對于金庸小說的論争，由此擴大到學術界内。
随後，嚴家炎先聲撰文捍衛金庸小說的價值，而袁良駿先生則再撰文反擊。
在這一過程中，許多網友也參與了讨論，對論争發表了他們各自的看法，對于金庸小說的争論，還會長期一直延續下去。
有趣的是，對于金庸的批評，基本是對武俠小說的“整體意義”作評價，而為金庸小說正名，則重在強調金庸小說“個體”的藝術價值。
随着“金學研究”的越來越深入，許多學者對于金庸的态度，也由當年的驚喜開始向反思轉化，金庸小說和武俠小說到底應該被放在什麼樣的位置上，而金庸之外的武俠作家，如古龍、溫瑞安等，又應該被如何評判，金庸的創作是不是真的“超越于一般武俠小說”，是不是真的代表了“打通雅俗”的可能，而支持武俠的一方是支持“武俠小說”的生存發展，還是僅僅将“金氏武俠”送上文學史的高位，看來還是一個有無窮開拓領域的話題。
2000年11月，在北京大學召開了金庸小說國際研讨會。
金庸現在擔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并于2002年5月受聘為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如今，他已經招收了他的第一批博士生，并且在訪談中，透露出寫一部中國通史的計劃。
随着央視投拍的由金庸小說改編的電視劇播映，金庸再次成為媒體的熱門話題，而重新修改他作品的計劃，則又引發了讀者的大規模争議。
看來，“隐”亦不易，年過八十的金庸，依然暢遊于名與利、文與商、個人與公衆、政治與藝術之間，而諸多是非功過，也隻能留待後來人評說了。
舊版中這個情節，與梅裡美的小說中某情節很相似，金庸或許是因為此原因才将它改去；但是這樣一改，固然消減了原來的殘忍可怕色彩，但是也使這個情節失去了原來的沖擊力，顯得頗為多餘。
又如《射雕英雄傳》中，楊過的母親本為捕蛇少女秦南琴，為楊康強暴生子，而楊康所愛的穆念慈則在楊康死時自殺殉情。
新版則改去殉情一節，将她們二人合而為一，使情節更為緊湊，但也有人認為，卻使這段情孽失去了舊版的哀婉動人的色彩。
舊版新版優劣之争，曆來是永恒話題，争論不休，大家往往以各有千秋的話來調和。
而論實際喜愛，則大半與感情有關，以自己第一次看到的版本先入為主。
金庸在報紙上連載時的老讀者，便大多鐘情舊版，認為舊版率性而來，生動自然；而讀到出版版本的金迷，則多鐘情修訂版本，覺得新版用心良苦，嚴謹精密。
到1982年，金庸作品集全部出齊，金庸将他十四部長篇每篇取首字，自撰一聯為“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
包含他十四部中長篇小說，依次為《飛狐外傳》、《雪山飛狐》、《連城訣》、《天龍八部》、《射雕英雄傳》、《白馬嘯西風》、《鹿鼎記》、《笑傲江湖》、《書劍恩仇錄》、《神雕俠侶》、《俠客行》、《倚天屠龍記》、《碧血劍》、《鴛鴦刀》，再加他惟一的一個武俠短篇《越女劍》，共十五種三十六冊。
此時，金庸五十八歲。
有趣的一點是，金庸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的主角，為生于海甯世家的書生俠客陳家洛，最後一部武俠小說《鹿鼎記》的主角，則為生于揚州妓院的小混混“反俠”韋小寶。
盡管兩人個性、品格、成敗都完全形成鮮明對比，卻都是出身于金庸所眷愛的江南，而金庸的武俠生涯，從寫“書生救世”到寫“玩世不恭”，也始于斯而終于斯。
後來，雖然多次出現他要重拾俠筆的傳聞，以及他也曾說過，有寫一本曆史小說的打算，但是，最終都再也未成事實。
随着《明報》事業蒸蒸日上，武俠小說風行于世，中年以後，金庸成了社會文化名流，于新聞界與文藝界皆有重要影響，也是大陸和台灣都想結交的文化朋友。
20世紀70年代中期後，金庸數次受邀訪問台灣與大陸，與政要進行會談，并漸漸參與高層政治活動。
1973年，金庸應邀訪問台灣，與蔣經國、嚴家淦進行會淡。
當時他聲稱自己是以《明報》新聞記者的身份，而非《明報》社長和武俠小說家的身份。
這二人都是“金庸迷”，但會談中涉及問題，皆是關系到海峽兩岸未來的重大政治問題。
回港之後，金庸在《明報》上連載了他的名為《在台所見·所聞·所思》的旅行散記，記錄了他在台灣的見聞，也闡發了他關于台灣地區乃至整個中國現狀和未來的思考。
“文革”結束，十—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明報》密切關注大陸的改革政策，大量報道了改革的巨大成果，對改革開放政策和經濟建設表示了支持。
因此，1981年7月，金庸應邀訪問大陸。
在人民大會堂，金庸與鄧小平進行了長淡。
鄧小平作為政治家的自信、睿智，對曆史和現實的清醒與明察，給金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中國政府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會見過鄧小平後，金庸偕妻子兒女回到了闊别三十年的家鄉。
故人相見，自有一番感慨唏噓。
而後，金庸遊覽各地風光，飽賞了許多他曾在筆下描寫過，卻長期無緣得見的奇麗景色。
在新疆天池邊上，他驚喜地從維吾爾族孩子的手裡，看到了他曾在小說中描寫過的，陳家洛冒着生命危險為喀絲麗采來的天山雪蓮，好奇之心大起，便用一塊錢買了兩朵，帶回香港。
其後，金庸頻頻涉足高層政治活動。
1984年，他再度應邀訪問北京，與胡耀邦、胡啟立、王兆國等會談，這些黨内高級領導人，也給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在看到大陸的經濟與民生狀況都有了大幅度改善之後，《明報》對大陸的态度開始從對立向友好轉化，接受中新社提供的官方報道，對大陸的感情傾向也改為褒多貶少。
在和鄧小平、廖承志等人會談之後，金庸逐漸了解到中國政府對于香港的态度，并決定通過自己和《明報》的力量，為香港回歸祖國盡力，投身于香港回歸祖國的事業之中。
因此，1985年，中方委任金庸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并擔任“政治體制”小組負責人，成為政制方案的主要起草者。
對于自己的正式投身政壇，金庸的解釋是：“我認為我應該為我所愛的香港出一番力。
我于1948年來到香港，身無分文，此後在這裡成家立業，過了幾十年自由自在的生活，香港給予我的實在極多。
我在香港社會中受到愛護尊敬，能有較好的物質生活，心中常自有感激之情，隻覺得我比别人所得為多，而回報不足。
這一次有機會為香港花五年心力，真正做一件重要的事，然後退休，心中會感到安慰。
”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中，派别林立，各執己見，争吵不休。
基于他的一貫立場和“報答香港人”的願望，金庸始終在尋求一條調和的道路，既堅持為香港六百萬人謀福利，又不損害回歸事業的大局。
經過多次醞釀，金庸起草的“主流方案”出世。
方案協調各方意見而偏于保守，在發表時遭到激進派的批評。
但是金庸堅持認為，這個方案是最适合于香港現階段局勢，能夠逐步推進的協調方案，而此方案也于1989年2月21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通過。
心事既了，又由于種種原因，金庸于1989年5月20日，亦即《明報》創刊三十周年的日子，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并宣布卸任《明報》社長職務。
在金庸的内心中，他對于曆史上為國建大功、立大業，又能不貪權位，急流勇退的範蠡、張良，始終懷着向往效仿之情。
這種由“儒”入“道”，在“兼濟天下”後“獨善其身”的思想，貫徹于他的武俠小說之中。
而他的宗教情懷，則是另一重推動力。
1976年金庸的長子查傳俠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自殺身亡，金庸在長期悲痛之後向佛法尋求解脫，從而皈依佛教。
佛教所求的是輕視身外的欲望，求索精神的升華，使金庸進一步堅定了放手名利事業，毅然退隐的決心。
盡管自己希望輕松無礙，卻不能将一生心血随手抛棄。
退隐之前，金庸所最為挂心的，自然便是《明報》的着落。
子女們全對新聞事業不感興趣，繼承家業恐不可行；從前那些老友，又出國的出國，倦世的倦世，面對着如何能保持《明報》的長期繁榮發展，金庸可謂殚精竭慮。
于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他做出讓《明報》企業挂牌上市的決定，減少自身對于《明報》的控制和責任；同時，他在上門求購者中精挑細選，選中了智才顧問公司的管理人于品海。
金庸自述原由是：“經過相當長時間的交往了解，我覺得于品海先生的經營管理才能令我十分佩服，正是鞏固與發展明報企業的理想人才，同時他對新聞事業具有熱誠，那是非常難得的性格。
”1991年12月，金庸正式賣出《明報》，退隐江湖。
卸去一身重擔，金庸開始圓他多年的學者之夢。
1992年，金庸到英國牛津大學做訪問院士半年，并榮膺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勳章。
榮譽加身，但是金庸對于自己年齡和精力所限，不太可能再在學術領域真的開疆拓土的事實，也看得很清楚。
回港之後，記者采訪金庸在英國的感受時，問到“你這半年還有什麼抱負，希望在餘生中達到”時，金庸回答：“我在牛津時，是希望能夠做些學術工作，但我的個性不适合，學術的基礎也不好，現在才開始，已經做不成世界一流的學者了。
我還是比較适宜做創作的工作，我沒有積極的抱負，但求平平淡淡，生活自由自在就最好。
” 不過，雖然他選擇了逍遙退隐，但仍然沒有不聞外事，對香港的政治十分關注。
在此前的1990年2月27日，香港基本法獲得最後通過。
這次訪問回到香港後，新任香港總督彭定康出台“政改方案”，在一些改革措施上完全違反中英之前的協議，引起了國際上的争端。
金庸向彭定康勸說無效，便再次援筆撰寫政論，對彭定康方案中違背實際情況的一意孤行進行了批駁。
不過，金庸此時也已沒有當年筆戰群雄的精力和熱情了，寫了兩篇社評表達清楚自己的觀點後，他便離開香港，再次返鄉。
這次回鄉，他拜訪了中學時代的數學老師，也是20世紀30年代的著名文人章克标先生，此時金庸年垂七十，而章先生已是九十三歲的老人。
師生叙談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言笑甚歡。
就在這同一天，金庸又重遊了自己的母校：袁花鎮中心小學。
應校長邢祖康之請，金庸為學校揮筆寫下了這樣幾句話：“重遊母校，深感當年教誨恩德。
袁小舊生查良镛（金庸），1992年12月3日。
” 此外，金庸決定捐款300萬人民币，為自己曾讀過中學的嘉興市建造一座圖書館。
也就在這一年，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以“全世界讀者最多的小說家”的評價，授予他文學博士稱号。
1993年3月，金庸再次到北京，與江澤民會談，中國的第三代領導人，給金庸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歸來寫有長文《北國初春有所思》，記錄他在大陸的見聞，以及他關于大陸和香港未來的思考。
這年4月l日，金庸宣布辭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之職，改任名譽主席。
從此，金庸完全退出了《明報》。
此後，金庸在中外各地遊山玩水，飽覽世界風光。
此外，則讀佛經，聽音樂，下圍棋。
随着金庸小說風行于世，學術界也受到了震動，開始重新估定金庸小說，乃至通俗小說整體的價值。
葉洪生先生寫于1992年夏的《“偷天換日”的是與非——比較金庸新、舊版〈射雕英雄傳〉》中便提到，“近年來在有心人士的推動下，港、台兩地甚至大陸，又掀起了所謂‘金學研究熱’”，語雖含貶，事實難避。
1994年3月，北京三聯書店隆重出版《金庸作品集》。
就在這一年的8月，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王一川教授組織策劃的《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小說卷》中，把金庸列為20世紀小說大師之一，名列魯迅、沈從文、巴金之後，位列第四，老舍、郁達夫、王蒙之前，而之前聲望卓著的茅盾，竟然未曾入選。
頓時，在文化界乃至新聞界，都掀起軒然大波，在報紙“金庸取代茅盾”這樣聳人聽聞的标題下，一時衆說紛纭。
在《中國青年報》為此專發的消息中，引用王一川的話說：“文壇長期不談金庸，是不公平的。
他的作品體現了中國文學發展的方向：雅俗共賞。
”時年他三十五歲，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衆多聲音中，要求重估金庸地位的，大多是一些不滿四十歲的大學教授、副教授或博士。
在他們的青年時代，他們由于好奇和興趣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金庸小說，并為其藝術魅力所感染。
這不僅僅是對金庸一人的評判變化，也是曆代以來對于文學的評估标準、價值測定既有規則的反思和颠覆。
在讨論中，金庸小說在學術界的影響越來越擴大。
同年10月，北京大學授予金庸名譽教授稱号。
在授予儀式上，金庸為北大師生作了關于中國曆史的演講。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嚴家炎先生在儀式上作了題為《一場靜悄悄悄的文學革命》的賀詞，稱：“金庸小說的出現，标志着運用中國新文學和西方近代文學的經驗改造通俗文學的努力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 但是，在金庸開始進入正統文學史的時候，争論也就随之而起。
正當一批學者驚喜于文學史學作品中的新血，認為金庸作品為“溝通雅俗”提供了重大意義的時候，另一批堅持傳統文化立場的文化界人士則站出來反對，宣布“拒絕金庸”。
首發炮彈是1994年12月2日《南方周末》上鄢烈山的一篇文章《拒絕金庸》。
在這篇文章中，對于金庸和武俠小說最強烈的批評，就在于“武俠先天就是一種頭足倒置的怪物”。
他認為，武俠強調虛幻的個人力量，不符合曆史真實，又鼓吹反社會意識，與現代社會的根本精神相悖，武俠小說是“精神鴉片”。
這篇文章并非無懈可擊，但是卻觸及了武俠的根本存在價值問題：武俠作品中的武俠，到底是作為什麼而存在?是“成年人的童話”，還是使人陷入夢幻的精神鴉片?或者說，這仍然是金庸曾經回答過的問題：武俠小說要不要為它的教育功能負責？文學需不需要規定基本傾向和立場？文學的“社會意義”是否僅僅依靠它的現實意義來判斷?消遣文學到底有沒有存在的價值?等等。
針對這篇文章，嚴家炎寫了《答“拒絕金庸”——兼論金庸小說的文學史地位》對《拒絕金庸》的邏輯進行了反駁，另有童志剛在《今日名流》上發表《且慢拒絕金庸》，針對鄢文中說他拒絕讀金庸作品的行為，建議鄢先生先去讀完金庸作品和金學研究著作後再來發表高見。
沸沸揚揚的争論過後，随着學者呼叫，通俗文學越來越受關注，在文學史中占的分量越來越大。
“雅”、“俗”的對立統一，也成為許多文學研究者關心的問題。
而金庸作為當代通俗文學作品的成熟代表，自然被作為典型受到最高的關注。
1998年，在美國召開了金庸小說與20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讨論會。
1999年，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了評點本《金庸武俠全集》，評點者為大陸多位金庸研究專家。
同年，金庸被聘任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随着“金庸熱”的升溫和網絡的普及，世紀末終于爆發了一次涉及社會各文化層次的大論戰。
這場論戰的起源，是著名的“痞子作家”王朔的一篇《我看金庸》。
平心而論，這篇文章沖擊力，是在它語氣的“罵”上，并提了“四大天王、成龍電影、瓊瑤電視劇和金庸小說，可稱為四大俗”。
而在基本論點上，實際并未超出鄢烈山的指責。
但是由于王朔的名氣大大超過鄢烈山，曾經也影響過一代青年，而網絡的推廣使大家自由、迅速地發表和交流意見成為了可能，因此，此文一出，立刻在網上掀起了軒然大波，兩邊的支持者在新浪上的“金庸客棧”和“王朔個人聊天室”中，發貼争論，硝煙滾滾。
其中，許多金迷由于感到自己心愛的作者作品被侮辱謾罵，感情受到傷害，因此非常憤怒，乃至口出粗言鄙語，種種有之。
王朔這篇文章本身并非是嚴肅的學術探讨，因此這場論争主要發生在讀者之中，意氣成分較重。
這也可以看出，通俗小說的地位提高，不但改變了通俗文學的命運，而且也使從通俗文學出發，沒有強大學術基礎和文化背景，隻是單純抒發身為讀者的感受的“通俗評論”，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聲音。
金庸本人對此的反應，卻顯得比較平靜，接受采訪時隻是泛言“王朔先生與我不會有個人恩怨，我的小說既然是文藝作品，總會有人說好，有人說差。
我非常歡迎有人批評我的小說”。
随後在《文彙報》上發表一篇短文《不虞之譽與求全之毀》，意思相近。
與本文同時刊出的，還有著名金庸研究家陳墨先生的文章《金庸小說長盛不衰值得研究》，對王朔的觀點進行了批評。
數天後，在《中華讀書報》上刊登出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袁良駿的《再說雅俗——以金庸為例》，指出傳統武俠小說五大弊病，在肯定金庸小說比起舊武俠的四點進步後，筆鋒一轉，抨擊金庸小說從根本上，仍然沒有脫離舊武俠的局限，仍然是一種陳腐落後的作品。
對于金庸小說的論争，由此擴大到學術界内。
随後，嚴家炎先聲撰文捍衛金庸小說的價值，而袁良駿先生則再撰文反擊。
在這一過程中，許多網友也參與了讨論，對論争發表了他們各自的看法，對于金庸小說的争論，還會長期一直延續下去。
有趣的是，對于金庸的批評，基本是對武俠小說的“整體意義”作評價，而為金庸小說正名，則重在強調金庸小說“個體”的藝術價值。
随着“金學研究”的越來越深入，許多學者對于金庸的态度，也由當年的驚喜開始向反思轉化，金庸小說和武俠小說到底應該被放在什麼樣的位置上，而金庸之外的武俠作家，如古龍、溫瑞安等，又應該被如何評判，金庸的創作是不是真的“超越于一般武俠小說”，是不是真的代表了“打通雅俗”的可能，而支持武俠的一方是支持“武俠小說”的生存發展，還是僅僅将“金氏武俠”送上文學史的高位，看來還是一個有無窮開拓領域的話題。
2000年11月，在北京大學召開了金庸小說國際研讨會。
金庸現在擔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并于2002年5月受聘為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如今，他已經招收了他的第一批博士生，并且在訪談中，透露出寫一部中國通史的計劃。
随着央視投拍的由金庸小說改編的電視劇播映，金庸再次成為媒體的熱門話題，而重新修改他作品的計劃，則又引發了讀者的大規模争議。
看來，“隐”亦不易，年過八十的金庸，依然暢遊于名與利、文與商、個人與公衆、政治與藝術之間，而諸多是非功過，也隻能留待後來人評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