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小說人生 孔慶東 陳 珺 呂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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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金庸為保持他本人一貫風格統一，征得倪匡同意，将這一部分完全删除。
不過倪匡為人，喜出奇招，見到金庸第一句話，便是：“對不起，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原來他說他讨厭阿紫其人，所以令她瞎眼。
如此說來，倪匡代寫之時，必定還是有其任性發揮的地方，而阿紫瞎眼，則是其中影響全局最大的一處了。
金庸無可奈何，也得接受，但是他自有主意，圍繞阿紫眼睛，失而複得，得而再還，把她與遊坦之之間的情愛糾葛寫得更加動人，“凄楚、戀情、偏激、浪漫，都發揮到了淋漓盡緻的地步”，竟成一個意外收獲，金庸功力，可見非凡。
後來倪匡一直以此經曆為得意，曾自撰一聯，上聯是：“屢替張徹編劇本”，下聯是：“曾代金庸寫小說”。
其實倪匡本人，作為小說家也享有盛名，這樣一副對聯，隻是表示他對此二人的推崇而已。
1965年，為了适應面向文化層次較高的讀者的需要，金庸創辦了《明報月刊》，以文化、學術、思想為主，标榜“獨立，自由，寬容”。
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明報》抓住了這個時機，發表大量報道和評論來詳細讨論“文革”的走向，分析“文革”的本質，并以其準确的透視力和預測力成為“中國報道權威”。
金庸也成為與左派對立的右派媒體代表，而赢得“香港第一健筆”之稱。
1967年，在“左”傾思潮和“左派”勢力影響下，香港的勞資糾紛逐漸擴大成為與政府和社會對抗的暴動事件，這就是香港的“六七暴動”。
而金庸也成為“左派”攻擊對象，不得不遠走瑞士避難。
然而，禍福相因，在這種沖擊中，《明報》的銷量也從五萬份激增到八萬份。
“六七”之後，香港政治經濟趨于好轉。
金庸開始投入發展明報事業。
此後金庸在《明報月刊》之外，又先後增辦了《新明日報》星馬版、《明報周刊》、《明報晚報》、《财經日報》等報紙雜志，後來又創辦了明窗、明河、明遠三家出版社，把《明報》拓展成一個報業集團。
其中，《明報周刊》以娛樂周刊起家，在著名娛樂新聞采寫人雷炜坡手下蒸蒸日上，成為明報集團除《明報》外赢利最高的刊物，1973年李小龍死亡事件後，已穩坐香港娛樂周刊的第一把交椅。
而《明報》手下，更是人才濟濟，如潘粵生、陳非、雷炜坡、汪濟、王琳、司馬長風、孫淡甯（農婦），張續良、胡菊人、王司馬、林三木、王世瑜、李文庸（慕容公子）、董夢妮等，皆先後在金庸麾下沖鋒陷陣。
金庸之用人，有“才”——慧眼識珠提拔英俊；有“情”——真情相待平等共處；有“識”——眼光遠大謀劃全局；有“度”——寬宏大量不計小怨，尤其為人所稱道。
《明報晚報》前身為《華人夜報》，20世紀60年代末創辦不久後金庸便把它交給了王世瑜。
據《明報》老職員說，王世瑜初入《明報》，職位隻是信差。
但這個信差，聰明勤勉，甚獲金庸歡心，很快就由信差，升為校對，助理編輯，編輯，而到最後，更被升任《華人夜報》的總編輯，升職之快，堪稱一時無二。
但是由于辦報宗旨遭到金庸夫人的反對，争執之下辭職，轉投《新報》。
當時他年少氣盛，便常在報上拿金庸開玩笑，語多不敬，金庸也隻是一笑了之。
後來王世瑜自辦《新夜報》，大賺一筆，賺錢後便賣掉報紙，舉家移民加拿大。
金庸聽說他不辦報了，立刻邀請他回來重新加盟《明報》，任《明報晚報》和《财經日報》的社長，重新收歸旗下。
王世瑜後來對金庸的評語是：“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讓下屬辦事，三十多年來我從未見他辭退過一名員工，或罵過一名下屬，但公司的同事對他都很尊敬。
” 王世瑜外，有林三木。
林三木在《明報》，起初隻是資料室的小職員，得到金庸賞識而被保送到英國留學，歸來立刻出任《明報晚報》的副總編輯，後來總編輯潘粵生去了新加坡《新明日報》，林三木又升任總編，恰值股市狂潮，《明報晚報》時為全港獨一無二的經濟報紙，于是一紙風行，銷路達好幾萬份。
林三木便打算自立山頭，另開事業，最終脫離《明報》，自創《信報》，成為《明報晚報》的最大競争對手。
因此，許多人都認為林三木對于金庸，太過忘恩負義，然而，金庸卻反而替林三木辯解：“人望高處，水望低流，林三木有這麼好的成就，我也高興。
” 後來，在許多宴會場合，金庸都會遇到林三木，他一見林三木，一定會走過去握手，很客氣地稱呼他做“林先生”，而不似一般老闆直呼舊職員的名字。
這段期間内，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達到了頂峰。
在此期間，發生過一件金梁“筆戰”的往事，可以說是兩大武俠作家在創作基本理念上的一次碰撞。
1966年1月香港《海光文藝》創刊号發表了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論》，署名佟碩之（後來知為梁羽生的筆名）。
這篇文章比較了金梁作品的異同，說： “梁羽生的名士氣味甚濃（中國式的），而金庸則是現代的‘洋才子’。
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包括詩詞、小說、曆史等等）的影響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藝（包括電影）的影響較重。
” 随後，在分析二人各自優缺點的時候，此文對于金庸提出了以下的批評： “武”的方面，其一，情節跌宕起伏，變化多端，固然是好事，但是有時便不免于不合理情節，而有些更是傷于人物，并非必要。
（當時金庸尚未寫到段譽身世之謎，故而此文将木婉清和段譽的戀愛以為果然亂倫，于是也算在其中。
不過段譽身世之謎太過離奇巧合，縱然梁羽生後來知道金庸真正的安排，恐怕也不免诟病。
） 其二，詩詞修養不夠，犯了一些平仄和史學上的毛病，如《書劍恩仇錄》的回目不合古典詩文平仄，《射雕》中黃蓉的“宋代才女唱元曲”等。
其三，一些武俠技擊寫得太過離奇，令人不可相信，如天山童姥、六脈神劍這樣的設計，已經近于神怪之道。
“俠”的方面，金庸常邪正不分，混淆大是大非。
例如《無龍八部》中，金庸捧“大殺宋國忠義之士，官居契丹南院大王”的喬峰為英雄，不知為何。
“情”的方面，金庸的愛情描寫較為單一，常常發生莫名其妙的多角戀愛，沒有深厚的心理基礎。
金庸對這批評想法如何，他自己一直沒有提起，但是對于梁羽生批評他最主要的部分，也就是“邪正不分”這點上，金庸當時顯然是不服氣的。
在《海光文藝》第四期，他寫了一篇兩千多字的小文《一個“講故事的人”的自白》，雖然含蓄，卻可看出是對《合論》的一個回應。
在這篇文章裡，我們也可看出金庸在創作武俠時的一些基本理念，他說： “我隻是一個‘講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說話人’，近代的‘說書先生’）。
我隻求把故事講得生動熱鬧……我自幼便愛讀武俠小說，寫這種小說，自己當作一種娛樂，自娛之餘，複以娛人（當然也有金錢上的報酬）…… 我以為小說主要是刻畫一些人物，講一個故事，描寫某種環境和氣氛。
小說本身雖然不可避免地會表達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遷就某種思想和政策。
我以為武俠小說和京劇、評彈、舞蹈、音樂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賞心悅目，或是悅耳動聽。
武俠小說畢竟沒有多大藝術價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點來說，那是求表達一種感情，刻畫一種個性，描寫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識、科學上的正誤、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求統一或關聯。
藝術主要是求美、求感動人，其目的既非宣揚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
” 從這篇小文裡，我們可以看出金庸創作期間對于武俠的态度：對他來說，武俠小說隻是一種娛樂手段，而他緻力而為的，也隻是提升這種作品的藝術價值而已。
他想要寫的，不過是“求美，求感動人”，而不願意将它納入教化體系而成為苦差。
之後他在《天龍八部》裡對于喬峰形象的塑造，正是對這個觀點的一個闡明：當時梁羽生沒有預料到，被他批評過的喬峰，身上的異族血統和暴烈個性，使他的個性和面臨的處境更加深刻而複雜，而最終喬峰（蕭峰）以殺身取義之行為，用自己的生命為宋遼換得短暫的和平，更使他的形象升華到金庸筆下當之無愧的第一大英雄之位。
在喬峰的身上，契丹和漢族的混淆倒置，反倒使這個人物跨越了狹隘的民族觀念，而具備了更高的意義。
《天龍八部》為陳世骧評為：“無人不冤，有情皆孽”，是金庸寫“情孽”寫到極緻的一篇小說，也是他對于“情”的一次探讨之旅。
在這部書裡，充滿了人性的掙紮與矛盾，每個人都為自己的欲望和感情所困擾，而金庸用來解決的方法，則是佛法的超度和解脫——一些人物因為深受佛法熏陶而擁有心靈平靜和完滿人格，獲得幸福圓滿的結局，例如段譽、虛竹；一些人物則在忏悔中以出家或者死亡解脫。
甚至，這本書裡，幾個最大的“惡魔”，都獲得了在佛法中悔過的結局：如慕容博、蕭遠山、鸠摩智，甚至是星宿老怪丁春秋。
然而一方面是體悟與升華，忏悔與救贖；另一方面也是不可改變與痛苦；在無名老僧的教化之外，有兩類人不能為佛法所超度：一種是如蕭峰這樣的大英雄大俠士，不能也不肯用佛法為心中的問題尋求簡單的答案，最終不得不為此付出悲劇的代價；另一種是阿紫、遊坦之間或慕容複這種執著于“情”或“欲”的凡人，他們甯願選擇與他們的愛情或者欲望共生，或者共滅——阿紫與遊坦之選擇了各自的殉情方式，而甚至最富慈悲心的段譽也放棄将慕容複接至大理的念頭：“我覺得他們可憐，其實他們心中，焉知不是心滿意足？” 這樣糾纏轉化，難判難定的愛欲之謎，使作品具有了更加深沉含蓄的意味。
20世紀60年代末期，金庸思想理念都更加趨于成熟，創作因為擺脫經濟壓力，自由度也更大，因此作品中便加入了更多對于人性和政治、社會、文化的思考。
這個階段他寫出了他的最後兩部長篇：《笑傲江湖》與《鹿鼎記》。
這兩部長篇小說無論在新派武俠史或者金庸本人的創作史上，無疑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關于寫作《笑傲江湖》的動機，金庸曾這樣說過：“寫《笑傲江湖》的那幾年，‘文化大革命’奪權鬥争正在進行得如火如荼，當權派和造反派為了争權奪利，無所不用其極，人性的卑污集中地呈現。
我每天為《明報》寫社評，對政治中龌龊行徑的強烈反感，自然而然地反映在每天撰寫一段的武俠小說之中。
” 然而，這并不是一部影射攻擊性的作品，正如金庸所說，他想要做到的是“通過書中的一些人物，企圖刻畫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幹普遍現象”。
這是金庸作品中惟一不涉曆史背景的一部，金庸借了這樣的寫法，正要闡釋，這本書裡所寫的，不是一朝一代的興亡離合，而是主宰中國三千多年的普遍欲望。
這是一部關于“權力”的小說，主人公令狐沖，是一個“權力”的旁觀者，他對權力沒有欲望，然而卻置身于許多權力鬥争的中心，參與了華山派、嵩山派、少林派、日月神教等許多門派的權力之争。
通過他的眼睛，我們看到一幅政治旋渦中的人物長卷：貪婪者為權力欲控制而堕落為惡；弱小者為強權迫害而身家難保；上位者為欲望迷惑，失權奪權皆如一夢；邊緣者為權力播弄，求離不得求存不能……而又演出滅門破家、夫妻懷恨、師友相殘的悲劇。
《倚天屠龍記》的正邪困惑，在此發展到極緻：一旦被貪欲所控制，無淪是“正派”還是“邪教”，都無法逃脫這一人性的枷鎖，左冷禅、嶽不群、東方不敗、任我行，無論怎樣的君子掌門，英雄枭傑，都為了權力二字，成了自己欲望的可憐、可悲、可笑的犧牲品。
有人說，讀《笑傲》令人心冷，誠然。
而令狐沖，則是在這場悲劇中，幾乎惟一保持了清醒和主動的人，最終得以退出旋渦，攜愛隐世。
然而，這種退隐的代價，也是他失去了本來如同親人般的師父、師母和滿門師兄弟，失去了曾經深愛過的小師妹，失去了許多正派邪派的好友尊長，在令狐沖和任盈盈終成眷屬、曲終奏雅的另一面，是無可奈何獨善其身的悲涼。
《笑傲江湖》在《明報》連載之時，西貢的中文報、越文報和法文報有二十一家同時連載。
南越國會中辯論之時，常有議員指責對方是“嶽不群”(僞君子)或“左冷禅”(企圖建立霸權者)，影響之大，可見一斑。
而《鹿鼎記》一出，則在讀者中掀起一場大騷動，甚至有許多讀者寫信來提出這部書是否金庸所寫的疑問。
金庸自己覺得：“《鹿鼎記》已經不太像武俠小說，毋甯說它是曆史小說。
”《鹿鼎記》最令人困惑之處，便是這本書的主人公，已經不是傳統武俠小說中的大英雄大俠客，而武林在皇權和官府面前，也顯得異常無力，“武俠”的英雄氣概，灑脫胸懷，一下子間，仿佛被颠覆掉了。
這個主角韋小寶，用一句話概括說，是一個“市井小混混”。
他經曆奇特，但是本質平凡，與從前的俠客們相比，他不具備遠大志向和高尚品格，人生目标非常簡單：第一，生存，第二，金錢與美女。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卑微的小人物，違背一切理想原則，卻符合一切現實條件。
他雖然不符合武俠的國家理想，卻滿足了人們在閱讀武俠小說中寄托的一切私人欲望：财富、美女、主宰他人的權力、成名……他雖然在“道德”上，違背了許多俠客的基本信條，卻因為在“人情”一面異常周到而讨人喜歡。
因此，甚至連金庸自己都難以對這個人物進行定位了。
他寫《韋小寶這小家夥》，既承認他身上可愛重義氣一面，又強調他違反道德的一面。
而他對于韋小寶的态度，恰恰體現的便是這種“道德”與“人情”的矛盾。
他既稱韋小寶為“這小家夥”，口氣自然是異常愛護：“我寫《鹿鼎記》寫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韋小寶這小家夥當作了好朋友，多所縱容，頗加袒護，中國人重情不重理的壞習氣發作了。
”但是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金庸已頗有道德教化之心，對于人性與現實之外，需不需要承擔道德職能，顯得動搖困惑起來了，所以又要強調：對于中國的處境，“韋小寶作風”還是少一點為妙。
作為小說家來說，金庸本不必承擔筆下人物的教化功能。
當年回答論難時所理直氣壯地堅持的“藝術主要是求美、求感動人，其目的既非宣揚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到了他晚年，看來已經有所修正和改變。
後來他封筆多年之後，号召青少年要做郭靖、令狐沖，不要做韋小寶，則更是以說教代小說，作為文化名流，這樣的号召本無可厚非，但是身為人物的創造者，還要做出這樣的号召，就不免顯得虛弱無力，顧盼躊躇了。
這其實是武俠小說長期面臨的一個質疑：武俠是不是在“誨淫誨盜”？武俠小說自出生始，是否要為其中的負面因素負責?讀者接受作品中的什麼，跟作者是否有關?當金庸是個商業性作者的時候，他可以完全不顧及這些，隻在意自己的創作藝術；但是，當他一旦成為社會名流，被尊為武俠大宗師之時呢，他是否會改弦更張，皈依“正”途? 我們無法猜測金庸當時和如今的想法。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金庸的名望日重，他開始将他本來所輕視的武俠創作當作正經文學來對待，或者至少，盡管他仍對通俗小說這種體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相當輕視，認為武夥小說本身“算不了什麼”，卻也在試圖使“金氏武俠”成為超越于其他各家武俠小說的存在。
1972年底，金庸宣布：“如果沒有什麼意外，《鹿鼎記》是我最後的一部武俠小說了。
”然後，金庸用了十年的時間，精心修改每一部作品，逐次出版。
在武俠之外，金庸對于“曆史”和“學識”非常執著。
當年《金庸梁羽生合論》批評他在文史修養方面的不足，金庸當時并未正面回答，但是修訂的時候，他便十分在意。
《書劍恩仇錄》中的回目被重新寫過，而《神雕》中黃蓉唱曲的部分，雖未删除，卻多加注釋解說。
《倚天》等作品的回目，用詩詞加以重新寫過，而金庸對于曆史考據的癖好和為此加上的許多注釋，則幾乎到了令人诟病的地步，如《鹿鼎記》中，對于人物形象完全虛構的建甯公主實有其人的考證，就頗不必要。
但是，另一方面，小說中的曆史感的增加，對小說的藝術水平有所補益，例如《碧血劍》中加入大篇幅關于曆史的思考，成為《碧血劍》的重要藝術價值所在。
而李自成縱兵入都，李岩蒙冤身死之事，寫得尤為沉痛，常被認為是《碧血劍》一書中最精彩的段落之一。
除去删掉《天龍八部》中倪匡代寫的文字外，在情節和人物上，金庸也做了相當大的改動。
一種是對于過于離奇的情節的删減，如《倚天屠龍記》中的“玉面火猴”，《射雕英雄傳》中的“捕捉血鳥”、“蛙蛤大戰”。
另外一種是對于故事發展因果和人物行為的再解釋和再叙述。
如《書劍恩仇錄》鐵膽莊周仲英殺子一事，由原來的小兒周英傑受千裡鏡誘惑告密，周仲英為義親手殺子，改為周英傑被激失言，周仲英一怒之下
不過倪匡為人，喜出奇招，見到金庸第一句話，便是：“對不起，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原來他說他讨厭阿紫其人，所以令她瞎眼。
如此說來，倪匡代寫之時，必定還是有其任性發揮的地方，而阿紫瞎眼，則是其中影響全局最大的一處了。
金庸無可奈何，也得接受，但是他自有主意，圍繞阿紫眼睛，失而複得，得而再還，把她與遊坦之之間的情愛糾葛寫得更加動人，“凄楚、戀情、偏激、浪漫，都發揮到了淋漓盡緻的地步”，竟成一個意外收獲，金庸功力，可見非凡。
後來倪匡一直以此經曆為得意，曾自撰一聯，上聯是：“屢替張徹編劇本”，下聯是：“曾代金庸寫小說”。
其實倪匡本人，作為小說家也享有盛名，這樣一副對聯，隻是表示他對此二人的推崇而已。
1965年，為了适應面向文化層次較高的讀者的需要，金庸創辦了《明報月刊》，以文化、學術、思想為主，标榜“獨立，自由，寬容”。
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明報》抓住了這個時機，發表大量報道和評論來詳細讨論“文革”的走向，分析“文革”的本質，并以其準确的透視力和預測力成為“中國報道權威”。
金庸也成為與左派對立的右派媒體代表，而赢得“香港第一健筆”之稱。
1967年，在“左”傾思潮和“左派”勢力影響下，香港的勞資糾紛逐漸擴大成為與政府和社會對抗的暴動事件，這就是香港的“六七暴動”。
而金庸也成為“左派”攻擊對象，不得不遠走瑞士避難。
然而，禍福相因，在這種沖擊中，《明報》的銷量也從五萬份激增到八萬份。
“六七”之後，香港政治經濟趨于好轉。
金庸開始投入發展明報事業。
此後金庸在《明報月刊》之外，又先後增辦了《新明日報》星馬版、《明報周刊》、《明報晚報》、《财經日報》等報紙雜志，後來又創辦了明窗、明河、明遠三家出版社，把《明報》拓展成一個報業集團。
其中，《明報周刊》以娛樂周刊起家，在著名娛樂新聞采寫人雷炜坡手下蒸蒸日上，成為明報集團除《明報》外赢利最高的刊物，1973年李小龍死亡事件後，已穩坐香港娛樂周刊的第一把交椅。
而《明報》手下，更是人才濟濟，如潘粵生、陳非、雷炜坡、汪濟、王琳、司馬長風、孫淡甯（農婦），張續良、胡菊人、王司馬、林三木、王世瑜、李文庸（慕容公子）、董夢妮等，皆先後在金庸麾下沖鋒陷陣。
金庸之用人，有“才”——慧眼識珠提拔英俊；有“情”——真情相待平等共處；有“識”——眼光遠大謀劃全局；有“度”——寬宏大量不計小怨，尤其為人所稱道。
《明報晚報》前身為《華人夜報》，20世紀60年代末創辦不久後金庸便把它交給了王世瑜。
據《明報》老職員說，王世瑜初入《明報》，職位隻是信差。
但這個信差，聰明勤勉，甚獲金庸歡心，很快就由信差，升為校對，助理編輯，編輯，而到最後，更被升任《華人夜報》的總編輯，升職之快，堪稱一時無二。
但是由于辦報宗旨遭到金庸夫人的反對，争執之下辭職，轉投《新報》。
當時他年少氣盛，便常在報上拿金庸開玩笑，語多不敬，金庸也隻是一笑了之。
後來王世瑜自辦《新夜報》，大賺一筆，賺錢後便賣掉報紙，舉家移民加拿大。
金庸聽說他不辦報了，立刻邀請他回來重新加盟《明報》，任《明報晚報》和《财經日報》的社長，重新收歸旗下。
王世瑜後來對金庸的評語是：“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讓下屬辦事，三十多年來我從未見他辭退過一名員工，或罵過一名下屬，但公司的同事對他都很尊敬。
” 王世瑜外，有林三木。
林三木在《明報》，起初隻是資料室的小職員，得到金庸賞識而被保送到英國留學，歸來立刻出任《明報晚報》的副總編輯，後來總編輯潘粵生去了新加坡《新明日報》，林三木又升任總編，恰值股市狂潮，《明報晚報》時為全港獨一無二的經濟報紙，于是一紙風行，銷路達好幾萬份。
林三木便打算自立山頭，另開事業，最終脫離《明報》，自創《信報》，成為《明報晚報》的最大競争對手。
因此，許多人都認為林三木對于金庸，太過忘恩負義，然而，金庸卻反而替林三木辯解：“人望高處，水望低流，林三木有這麼好的成就，我也高興。
” 後來，在許多宴會場合，金庸都會遇到林三木，他一見林三木，一定會走過去握手，很客氣地稱呼他做“林先生”，而不似一般老闆直呼舊職員的名字。
這段期間内，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達到了頂峰。
在此期間，發生過一件金梁“筆戰”的往事，可以說是兩大武俠作家在創作基本理念上的一次碰撞。
1966年1月香港《海光文藝》創刊号發表了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論》，署名佟碩之（後來知為梁羽生的筆名）。
這篇文章比較了金梁作品的異同，說： “梁羽生的名士氣味甚濃（中國式的），而金庸則是現代的‘洋才子’。
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包括詩詞、小說、曆史等等）的影響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藝（包括電影）的影響較重。
” 随後，在分析二人各自優缺點的時候，此文對于金庸提出了以下的批評： “武”的方面，其一，情節跌宕起伏，變化多端，固然是好事，但是有時便不免于不合理情節，而有些更是傷于人物，并非必要。
（當時金庸尚未寫到段譽身世之謎，故而此文将木婉清和段譽的戀愛以為果然亂倫，于是也算在其中。
不過段譽身世之謎太過離奇巧合，縱然梁羽生後來知道金庸真正的安排，恐怕也不免诟病。
） 其二，詩詞修養不夠，犯了一些平仄和史學上的毛病，如《書劍恩仇錄》的回目不合古典詩文平仄，《射雕》中黃蓉的“宋代才女唱元曲”等。
其三，一些武俠技擊寫得太過離奇，令人不可相信，如天山童姥、六脈神劍這樣的設計，已經近于神怪之道。
“俠”的方面，金庸常邪正不分，混淆大是大非。
例如《無龍八部》中，金庸捧“大殺宋國忠義之士，官居契丹南院大王”的喬峰為英雄，不知為何。
“情”的方面，金庸的愛情描寫較為單一，常常發生莫名其妙的多角戀愛，沒有深厚的心理基礎。
金庸對這批評想法如何，他自己一直沒有提起，但是對于梁羽生批評他最主要的部分，也就是“邪正不分”這點上，金庸當時顯然是不服氣的。
在《海光文藝》第四期，他寫了一篇兩千多字的小文《一個“講故事的人”的自白》，雖然含蓄，卻可看出是對《合論》的一個回應。
在這篇文章裡，我們也可看出金庸在創作武俠時的一些基本理念，他說： “我隻是一個‘講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說話人’，近代的‘說書先生’）。
我隻求把故事講得生動熱鬧……我自幼便愛讀武俠小說，寫這種小說，自己當作一種娛樂，自娛之餘，複以娛人（當然也有金錢上的報酬）…… 我以為小說主要是刻畫一些人物，講一個故事，描寫某種環境和氣氛。
小說本身雖然不可避免地會表達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遷就某種思想和政策。
我以為武俠小說和京劇、評彈、舞蹈、音樂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賞心悅目，或是悅耳動聽。
武俠小說畢竟沒有多大藝術價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點來說，那是求表達一種感情，刻畫一種個性，描寫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識、科學上的正誤、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求統一或關聯。
藝術主要是求美、求感動人，其目的既非宣揚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
” 從這篇小文裡，我們可以看出金庸創作期間對于武俠的态度：對他來說，武俠小說隻是一種娛樂手段，而他緻力而為的，也隻是提升這種作品的藝術價值而已。
他想要寫的，不過是“求美，求感動人”，而不願意将它納入教化體系而成為苦差。
之後他在《天龍八部》裡對于喬峰形象的塑造，正是對這個觀點的一個闡明：當時梁羽生沒有預料到，被他批評過的喬峰，身上的異族血統和暴烈個性，使他的個性和面臨的處境更加深刻而複雜，而最終喬峰（蕭峰）以殺身取義之行為，用自己的生命為宋遼換得短暫的和平，更使他的形象升華到金庸筆下當之無愧的第一大英雄之位。
在喬峰的身上，契丹和漢族的混淆倒置，反倒使這個人物跨越了狹隘的民族觀念，而具備了更高的意義。
《天龍八部》為陳世骧評為：“無人不冤，有情皆孽”，是金庸寫“情孽”寫到極緻的一篇小說，也是他對于“情”的一次探讨之旅。
在這部書裡，充滿了人性的掙紮與矛盾，每個人都為自己的欲望和感情所困擾，而金庸用來解決的方法，則是佛法的超度和解脫——一些人物因為深受佛法熏陶而擁有心靈平靜和完滿人格，獲得幸福圓滿的結局，例如段譽、虛竹；一些人物則在忏悔中以出家或者死亡解脫。
甚至，這本書裡，幾個最大的“惡魔”，都獲得了在佛法中悔過的結局：如慕容博、蕭遠山、鸠摩智，甚至是星宿老怪丁春秋。
然而一方面是體悟與升華，忏悔與救贖；另一方面也是不可改變與痛苦；在無名老僧的教化之外，有兩類人不能為佛法所超度：一種是如蕭峰這樣的大英雄大俠士，不能也不肯用佛法為心中的問題尋求簡單的答案，最終不得不為此付出悲劇的代價；另一種是阿紫、遊坦之間或慕容複這種執著于“情”或“欲”的凡人，他們甯願選擇與他們的愛情或者欲望共生，或者共滅——阿紫與遊坦之選擇了各自的殉情方式，而甚至最富慈悲心的段譽也放棄将慕容複接至大理的念頭：“我覺得他們可憐，其實他們心中，焉知不是心滿意足？” 這樣糾纏轉化，難判難定的愛欲之謎，使作品具有了更加深沉含蓄的意味。
20世紀60年代末期，金庸思想理念都更加趨于成熟，創作因為擺脫經濟壓力，自由度也更大，因此作品中便加入了更多對于人性和政治、社會、文化的思考。
這個階段他寫出了他的最後兩部長篇：《笑傲江湖》與《鹿鼎記》。
這兩部長篇小說無論在新派武俠史或者金庸本人的創作史上，無疑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關于寫作《笑傲江湖》的動機，金庸曾這樣說過：“寫《笑傲江湖》的那幾年，‘文化大革命’奪權鬥争正在進行得如火如荼，當權派和造反派為了争權奪利，無所不用其極，人性的卑污集中地呈現。
我每天為《明報》寫社評，對政治中龌龊行徑的強烈反感，自然而然地反映在每天撰寫一段的武俠小說之中。
” 然而，這并不是一部影射攻擊性的作品，正如金庸所說，他想要做到的是“通過書中的一些人物，企圖刻畫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幹普遍現象”。
這是金庸作品中惟一不涉曆史背景的一部，金庸借了這樣的寫法，正要闡釋，這本書裡所寫的，不是一朝一代的興亡離合，而是主宰中國三千多年的普遍欲望。
這是一部關于“權力”的小說，主人公令狐沖，是一個“權力”的旁觀者，他對權力沒有欲望，然而卻置身于許多權力鬥争的中心，參與了華山派、嵩山派、少林派、日月神教等許多門派的權力之争。
通過他的眼睛，我們看到一幅政治旋渦中的人物長卷：貪婪者為權力欲控制而堕落為惡；弱小者為強權迫害而身家難保；上位者為欲望迷惑，失權奪權皆如一夢；邊緣者為權力播弄，求離不得求存不能……而又演出滅門破家、夫妻懷恨、師友相殘的悲劇。
《倚天屠龍記》的正邪困惑，在此發展到極緻：一旦被貪欲所控制，無淪是“正派”還是“邪教”，都無法逃脫這一人性的枷鎖，左冷禅、嶽不群、東方不敗、任我行，無論怎樣的君子掌門，英雄枭傑，都為了權力二字，成了自己欲望的可憐、可悲、可笑的犧牲品。
有人說，讀《笑傲》令人心冷，誠然。
而令狐沖，則是在這場悲劇中，幾乎惟一保持了清醒和主動的人，最終得以退出旋渦，攜愛隐世。
然而，這種退隐的代價，也是他失去了本來如同親人般的師父、師母和滿門師兄弟，失去了曾經深愛過的小師妹，失去了許多正派邪派的好友尊長，在令狐沖和任盈盈終成眷屬、曲終奏雅的另一面，是無可奈何獨善其身的悲涼。
《笑傲江湖》在《明報》連載之時，西貢的中文報、越文報和法文報有二十一家同時連載。
南越國會中辯論之時，常有議員指責對方是“嶽不群”(僞君子)或“左冷禅”(企圖建立霸權者)，影響之大，可見一斑。
而《鹿鼎記》一出，則在讀者中掀起一場大騷動，甚至有許多讀者寫信來提出這部書是否金庸所寫的疑問。
金庸自己覺得：“《鹿鼎記》已經不太像武俠小說，毋甯說它是曆史小說。
”《鹿鼎記》最令人困惑之處，便是這本書的主人公，已經不是傳統武俠小說中的大英雄大俠客，而武林在皇權和官府面前，也顯得異常無力，“武俠”的英雄氣概，灑脫胸懷，一下子間，仿佛被颠覆掉了。
這個主角韋小寶，用一句話概括說，是一個“市井小混混”。
他經曆奇特，但是本質平凡，與從前的俠客們相比，他不具備遠大志向和高尚品格，人生目标非常簡單：第一，生存，第二，金錢與美女。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卑微的小人物，違背一切理想原則，卻符合一切現實條件。
他雖然不符合武俠的國家理想，卻滿足了人們在閱讀武俠小說中寄托的一切私人欲望：财富、美女、主宰他人的權力、成名……他雖然在“道德”上，違背了許多俠客的基本信條，卻因為在“人情”一面異常周到而讨人喜歡。
因此，甚至連金庸自己都難以對這個人物進行定位了。
他寫《韋小寶這小家夥》，既承認他身上可愛重義氣一面，又強調他違反道德的一面。
而他對于韋小寶的态度，恰恰體現的便是這種“道德”與“人情”的矛盾。
他既稱韋小寶為“這小家夥”，口氣自然是異常愛護：“我寫《鹿鼎記》寫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韋小寶這小家夥當作了好朋友，多所縱容，頗加袒護，中國人重情不重理的壞習氣發作了。
”但是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金庸已頗有道德教化之心，對于人性與現實之外，需不需要承擔道德職能，顯得動搖困惑起來了，所以又要強調：對于中國的處境，“韋小寶作風”還是少一點為妙。
作為小說家來說，金庸本不必承擔筆下人物的教化功能。
當年回答論難時所理直氣壯地堅持的“藝術主要是求美、求感動人，其目的既非宣揚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到了他晚年，看來已經有所修正和改變。
後來他封筆多年之後，号召青少年要做郭靖、令狐沖，不要做韋小寶，則更是以說教代小說，作為文化名流，這樣的号召本無可厚非，但是身為人物的創造者，還要做出這樣的号召，就不免顯得虛弱無力，顧盼躊躇了。
這其實是武俠小說長期面臨的一個質疑：武俠是不是在“誨淫誨盜”？武俠小說自出生始，是否要為其中的負面因素負責?讀者接受作品中的什麼，跟作者是否有關?當金庸是個商業性作者的時候，他可以完全不顧及這些，隻在意自己的創作藝術；但是，當他一旦成為社會名流，被尊為武俠大宗師之時呢，他是否會改弦更張，皈依“正”途? 我們無法猜測金庸當時和如今的想法。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金庸的名望日重，他開始将他本來所輕視的武俠創作當作正經文學來對待，或者至少，盡管他仍對通俗小說這種體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相當輕視，認為武夥小說本身“算不了什麼”，卻也在試圖使“金氏武俠”成為超越于其他各家武俠小說的存在。
1972年底，金庸宣布：“如果沒有什麼意外，《鹿鼎記》是我最後的一部武俠小說了。
”然後，金庸用了十年的時間，精心修改每一部作品，逐次出版。
在武俠之外，金庸對于“曆史”和“學識”非常執著。
當年《金庸梁羽生合論》批評他在文史修養方面的不足，金庸當時并未正面回答，但是修訂的時候，他便十分在意。
《書劍恩仇錄》中的回目被重新寫過，而《神雕》中黃蓉唱曲的部分，雖未删除，卻多加注釋解說。
《倚天》等作品的回目，用詩詞加以重新寫過，而金庸對于曆史考據的癖好和為此加上的許多注釋，則幾乎到了令人诟病的地步，如《鹿鼎記》中，對于人物形象完全虛構的建甯公主實有其人的考證，就頗不必要。
但是，另一方面，小說中的曆史感的增加，對小說的藝術水平有所補益，例如《碧血劍》中加入大篇幅關于曆史的思考，成為《碧血劍》的重要藝術價值所在。
而李自成縱兵入都，李岩蒙冤身死之事，寫得尤為沉痛，常被認為是《碧血劍》一書中最精彩的段落之一。
除去删掉《天龍八部》中倪匡代寫的文字外，在情節和人物上，金庸也做了相當大的改動。
一種是對于過于離奇的情節的删減，如《倚天屠龍記》中的“玉面火猴”，《射雕英雄傳》中的“捕捉血鳥”、“蛙蛤大戰”。
另外一種是對于故事發展因果和人物行為的再解釋和再叙述。
如《書劍恩仇錄》鐵膽莊周仲英殺子一事，由原來的小兒周英傑受千裡鏡誘惑告密，周仲英為義親手殺子，改為周英傑被激失言，周仲英一怒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