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現象引起的文學史思考 錢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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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進行重新審視，正像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所要提出的問題是“重新檢讨我們的曆史叙事。
我們怎樣成為'現代'的？我們如何通過'現代的曆史叙事'來重新組織我們的曆史？這個重新組織的後果是什麼——強調了什麼，排斥了什麼，等等。
中國現代文學對現代性的處理，在哪些方面能夠提供我們反思現代性的資源？”（參看汪晖：《我們如何成為'現代的'？》，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6年1期）這就涉及現代文學這門學科的性質、研究對象、範圍等一系列的新的問題。
目前，這類的讨論在現代文學研究學術界才剛剛開始，出現各種不同意見，不僅是正常的，而且應該更充分地展開，同時也要提倡進行新的研究的實驗與探讨。
例如從兩種體式——新詩與舊體詩詞，話劇與傳統戲曲，新小說與通俗小說的相互對立與滲透、制約、影響中，去重新考慮與研究本世紀中國詩歌、戲劇與小說的曆史發展——這不僅是研究範圍的量的擴展，而且在“彼此關系”的考察這一新的視角中，将會獲得對本世紀文學發展的某些質的認識。
這裡，我還想強調一點：進行這類實驗性的研究，必須謹慎，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态度，要避免出現新的片面性。
我這也是有感而發的。
最近，我和一位朋友合作，選編了一本《20世紀詩詞選》，試圖用選本的形式對本世紀的舊體詩詞的創作，做一個初步的整理，為進一步的研究，以确立其文學史的地位，做一些基礎性的工作。
我們的這一嘗試得到了舊體詩詞作者的支持，收到了許多來信，使我們更堅信這一工作的意義。
但有些來信在對舊體詩詞長期不被重視表示了正當的不滿的同時，卻将其“歸罪”于五四新詩運動的發動者，進而對新詩作了全盤的否定，這些觀點不僅是不能同意的，而且使我們産生了新的憂慮：這不僅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而且不免使人聯想起當年（五四時期）對新詩的抹煞。
我們今天對曆史的重新審視絕不能退回到曆史的起點上。
這又使我想起了魯迅與周作人有關新文學運動的一些思考與意見。
周作人有一個著名的觀點：“（文學發展）正當的規則是，當自己求自由發展時，對于迫壓的勢力，不應取忍受的态度；當自己成了已成勢力之後，對于他人的自由發展，不可不取寬容的态度。
”（《文藝上的寬容》，文收《自己的園地》）他因此認為，“五四前後，古文還坐着正統寶座的時候，我們（即新文學者——引者注）的惡罵力攻都是對的”，但在白話文已經取得主導地位，古文“已經遜位列為齊民，如還不承認他的華語文學的一分子……這就未免有些錯誤了”。
他據此而提出了“将古文請進國語文學裡來”的主張（《國語文學談》，文收《藝術與生活》）。
——不難看出，我們今天提出要給詩詞、通俗文學及戲曲創作以文學史的地位，與周作人的思路頗有接近之處。
但魯迅卻另有一番考慮：他始終堅持五四白話文運動的立場（包括對“歐化文法”的借鑒），而對“文言的保護者”保持高度的警惕，因為在他看來，“開倒車”是随時可能的（參看《答曹聚仁先生信》、《門外文談》、《中國語文的新生》）。
——今天曆史的發展已經到了這一地步：無論是新小說，還是新詩，話劇，都建立起了穩固的地位，不再可能發生全面的“開倒車”，即重新恢複舊文體的一統天下，但在我們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時，卻不能走到否定五四新文體的極端，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的警惕仍是值得注意的。
正如周作人所說，“文學家過于尊信自己的流别，以為是唯一的'道'，至于蔑視别派為異端，雖然也無足怪，然而與文藝的本性實在很相違背”（《文藝的寬容》）；我們所強調的“新小說與通俗小說，新詩與舊體詩詞，話劇與戲曲在相互矛盾、對立、制約與滲透、影響中的發展”，這既是尊重本世紀文學發展的曆史事實，也是符合文學多元、自由的（而非獨斷的）發展的曆史要求的。
與此相關的還有一個問題：我們在研究與評價有關作家、作品——無論是小說、新詩、話劇，還是通俗小說、詩詞、戲曲，都要實事求是，掌握分寸：必須看到，在各種“新”、“舊”文體中，都有大量的平庸的作家、作品，真正的“名家”、“大家”是并不多的，而且又都是存在着自己的缺陷與不足的。
鑒于長期對通俗小說、詩詞與戲曲創作的忽視，我們今天的研究，對這些領域的成就，作比較充分的肯定與強調是必要的，但也要掌握好“度”，也就是說，必須堅持文學史的嚴格的評價尺度——當然不是以新小說（新詩，話劇）的尺度去評價通俗小說（詩詞，戲曲），或是相反；而是要建立起、并且堅持各種體式自己的價值尺度，這自然是要在長期藝術實踐與理論總結中逐漸形成的。
不過一定要有“尺度”，而且要嚴格掌握，不能搞“無高低，無等級”的絕對的“相對主義”，那是會真正導緻文學史研究，以至文學創作整體水準的降低的。
——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也很複雜的問題，以後還可以作進一步的讨論。
我們怎樣成為'現代'的？我們如何通過'現代的曆史叙事'來重新組織我們的曆史？這個重新組織的後果是什麼——強調了什麼，排斥了什麼，等等。
中國現代文學對現代性的處理，在哪些方面能夠提供我們反思現代性的資源？”（參看汪晖：《我們如何成為'現代的'？》，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6年1期）這就涉及現代文學這門學科的性質、研究對象、範圍等一系列的新的問題。
目前，這類的讨論在現代文學研究學術界才剛剛開始，出現各種不同意見，不僅是正常的，而且應該更充分地展開，同時也要提倡進行新的研究的實驗與探讨。
例如從兩種體式——新詩與舊體詩詞，話劇與傳統戲曲，新小說與通俗小說的相互對立與滲透、制約、影響中，去重新考慮與研究本世紀中國詩歌、戲劇與小說的曆史發展——這不僅是研究範圍的量的擴展，而且在“彼此關系”的考察這一新的視角中，将會獲得對本世紀文學發展的某些質的認識。
這裡，我還想強調一點：進行這類實驗性的研究，必須謹慎，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态度，要避免出現新的片面性。
我這也是有感而發的。
最近，我和一位朋友合作，選編了一本《20世紀詩詞選》，試圖用選本的形式對本世紀的舊體詩詞的創作，做一個初步的整理，為進一步的研究，以确立其文學史的地位，做一些基礎性的工作。
我們的這一嘗試得到了舊體詩詞作者的支持，收到了許多來信，使我們更堅信這一工作的意義。
但有些來信在對舊體詩詞長期不被重視表示了正當的不滿的同時，卻将其“歸罪”于五四新詩運動的發動者，進而對新詩作了全盤的否定，這些觀點不僅是不能同意的，而且使我們産生了新的憂慮：這不僅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而且不免使人聯想起當年（五四時期）對新詩的抹煞。
我們今天對曆史的重新審視絕不能退回到曆史的起點上。
這又使我想起了魯迅與周作人有關新文學運動的一些思考與意見。
周作人有一個著名的觀點：“（文學發展）正當的規則是，當自己求自由發展時，對于迫壓的勢力，不應取忍受的态度；當自己成了已成勢力之後，對于他人的自由發展，不可不取寬容的态度。
”（《文藝上的寬容》，文收《自己的園地》）他因此認為，“五四前後，古文還坐着正統寶座的時候，我們（即新文學者——引者注）的惡罵力攻都是對的”，但在白話文已經取得主導地位，古文“已經遜位列為齊民，如還不承認他的華語文學的一分子……這就未免有些錯誤了”。
他據此而提出了“将古文請進國語文學裡來”的主張（《國語文學談》，文收《藝術與生活》）。
——不難看出，我們今天提出要給詩詞、通俗文學及戲曲創作以文學史的地位，與周作人的思路頗有接近之處。
但魯迅卻另有一番考慮：他始終堅持五四白話文運動的立場（包括對“歐化文法”的借鑒），而對“文言的保護者”保持高度的警惕，因為在他看來，“開倒車”是随時可能的（參看《答曹聚仁先生信》、《門外文談》、《中國語文的新生》）。
——今天曆史的發展已經到了這一地步：無論是新小說，還是新詩，話劇，都建立起了穩固的地位，不再可能發生全面的“開倒車”，即重新恢複舊文體的一統天下，但在我們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時，卻不能走到否定五四新文體的極端，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的警惕仍是值得注意的。
正如周作人所說，“文學家過于尊信自己的流别，以為是唯一的'道'，至于蔑視别派為異端，雖然也無足怪，然而與文藝的本性實在很相違背”（《文藝的寬容》）；我們所強調的“新小說與通俗小說，新詩與舊體詩詞，話劇與戲曲在相互矛盾、對立、制約與滲透、影響中的發展”，這既是尊重本世紀文學發展的曆史事實，也是符合文學多元、自由的（而非獨斷的）發展的曆史要求的。
與此相關的還有一個問題：我們在研究與評價有關作家、作品——無論是小說、新詩、話劇，還是通俗小說、詩詞、戲曲，都要實事求是，掌握分寸：必須看到，在各種“新”、“舊”文體中，都有大量的平庸的作家、作品，真正的“名家”、“大家”是并不多的，而且又都是存在着自己的缺陷與不足的。
鑒于長期對通俗小說、詩詞與戲曲創作的忽視，我們今天的研究，對這些領域的成就，作比較充分的肯定與強調是必要的，但也要掌握好“度”，也就是說，必須堅持文學史的嚴格的評價尺度——當然不是以新小說（新詩，話劇）的尺度去評價通俗小說（詩詞，戲曲），或是相反；而是要建立起、并且堅持各種體式自己的價值尺度，這自然是要在長期藝術實踐與理論總結中逐漸形成的。
不過一定要有“尺度”，而且要嚴格掌握，不能搞“無高低，無等級”的絕對的“相對主義”，那是會真正導緻文學史研究，以至文學創作整體水準的降低的。
——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也很複雜的問題，以後還可以作進一步的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