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現象引起的文學史思考 錢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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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大學“金庸學術讨論會”上的發言
我對金庸毫無研究，僅僅是他的作品的愛好者；因此，我今天的發言，無法進入金庸作品本體，僅能從文學史研究的角度談一點看法。
在進入主題之前，我想先談談我個人對金庸的接受過程。
說起來我對金庸的“閱讀”是相當被動的，可以說是學生影響的結果。
那時我正在給1981屆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講“中國現代文學史”。
有一天一個和我經常來往的學生跑來問我：“老師，有一個作家叫金庸，你知道嗎？”我确實是第一次聽說這個名字。
于是這位學生半開玩笑、半挑戰性地對我說：“你不讀金庸的作品，你就不能說完全了解了現代文學。
”他并且告訴我，幾乎全班同學（特别是男同學）都迷上了金庸，輪流到海澱一個書攤用高價租金庸小說看，而且一緻公認，金庸的作品比我在課堂上介紹的許多現代作品要有意思得多。
這是第一次有人（而且是我的學生）向我提出金庸這樣一個像我這樣的專業研究者都不知道的作家的文學史地位問題，我确實大吃了一驚，卻又不免有些懷疑：這或許隻是年輕人的青春閱讀興趣，是誇大其辭的。
但後來有一個時刻我陷入了極度的精神苦悶之中，幾乎什麼事不能做、也不想做，一般的書也讀不進去；這時候，我想起了學生的熱情推薦，開始讀金庸的小說，沒料到拿起就放不下，一口氣讀完了他的主要代表作。
有一天，讀《倚天屠龍記》，當看到“生亦何歡，死亦何歡，憐我世人，憂患實多”這四句話時，突然有一種被雷電擊中的感覺：這不正是此刻我的心聲嗎？于是将它抄了下來，并信筆加了一句：“憐我民族，憂患實多”，寄給了我的一位研究生。
幾天後，收到回信，并竟呆住了：幾乎同一時刻，這位學生也想到了金庸小說中的這四句話，并且也抄錄下來貼在牆上，“一切憂慮與焦灼都得以緩解……”這種心靈的感應，我相信不僅發生在我和這位學生之間，發生在我們與作者金庸之間，而且是發生在所有的讀者之間：正是金庸的小說把你，把我，把他，把我們大家的心靈溝通了，震撼了。
——對這樣的震撼心靈的作品，文學史研究，現代文學史研究，能夠視而不見，摒棄在外嗎？ 是的，金庸的小說的出現，對我們的現代文學研究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研究，讨論，作出回答。
或許我們可以作這樣的一個比喻：在台球比賽中，一球擊去，就會打亂了原有的“球陣”，出現新的組合；金庸的小說也是将現有的文學史叙述結構“打亂了”，并引發出一系列的新的問題。
現有的現代文學史叙述一直是以“新、舊文學”的截然對立作為前提的，而且是将“舊文學”（包括被稱為“舊小說”的通俗小說，“舊體詩詞”，以及“舊戲曲”）排斥在外的，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現代文學史”也就是“新文學史”。
應該客觀地說，“新（文學）”與“舊（文學）”的這種近乎水火不相容的對立，并不是今天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由于新文學的提倡者（如魯迅、胡适等人）的“過于偏激”，“割斷曆史”造成的；事實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中國文壇上占主導地位的仍是“舊文學”，他們對剛剛誕生的新文學是采取“不承認主義”、“不相容”态度的，因此，“新文學”以與“舊文學”截然對立的姿态出現，對之進行激烈的批判，都帶有争取自己的“生存權”的意味。
而曆史發展的結果是新文學不但沒有像某些舊文人預言的那樣，如“春鳥秋蟲”“自鳴自止”，而且逐漸占據了文壇的主導地位，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學史叙述（即“新文學史”）體系，進而成為唯一的“現代文學史”的叙述體系，其中是沒有“舊文學”的地位的。
于是，又形成了這樣的局面：一方面，在一個世紀的中國文學發展中，“舊文學（體式）”——無論是通俗小說、詩詞，還是傳統戲曲的創作潮流盡管有起有伏，卻從未停息過，事實上成為與“新文學”——新小說、新詩、話劇創作相并行的另一條線索，但卻不能進入“現代文學史”的叙述。
現在所提出的問題正是要為“舊文學（體式）”争取自己的文學史上的存在權利。
可以說這是20世紀兩個不同的時代（20年代與90年代）所提出的不同性質的問題；我們既不能因為“五四”時期“舊文學”對“新文學”的壓制，而否認今天“舊文學”争取自己的文學史地位的合理性，也不能因此而反過來否認當年“新文學”對“舊文學”統治地位的反抗的合理性。
我們的讨論還可以再深入一步：為什麼當年尚處幼年時期的“新文學”能夠迅速地取代“舊文學”在文壇上的主導地位？有一個事實恐怕是不能回避的：盡管中國的“舊文學（體式）”有着深厚、博大的傳統，但發展到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已經出現了逐漸僵化的趨勢，不能适應已經開始了現代化進程的中國出現的“現代中國人”表達自己的新的思想、感情、心理的需要，并且不能滿足他們的新的審美企求。
也就是說，在20世紀中國，“文學現代化”是一個普遍的曆史
在進入主題之前，我想先談談我個人對金庸的接受過程。
說起來我對金庸的“閱讀”是相當被動的，可以說是學生影響的結果。
那時我正在給1981屆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講“中國現代文學史”。
有一天一個和我經常來往的學生跑來問我：“老師，有一個作家叫金庸，你知道嗎？”我确實是第一次聽說這個名字。
于是這位學生半開玩笑、半挑戰性地對我說：“你不讀金庸的作品，你就不能說完全了解了現代文學。
”他并且告訴我，幾乎全班同學（特别是男同學）都迷上了金庸，輪流到海澱一個書攤用高價租金庸小說看，而且一緻公認，金庸的作品比我在課堂上介紹的許多現代作品要有意思得多。
這是第一次有人（而且是我的學生）向我提出金庸這樣一個像我這樣的專業研究者都不知道的作家的文學史地位問題，我确實大吃了一驚，卻又不免有些懷疑：這或許隻是年輕人的青春閱讀興趣，是誇大其辭的。
但後來有一個時刻我陷入了極度的精神苦悶之中，幾乎什麼事不能做、也不想做，一般的書也讀不進去；這時候，我想起了學生的熱情推薦，開始讀金庸的小說，沒料到拿起就放不下，一口氣讀完了他的主要代表作。
有一天，讀《倚天屠龍記》，當看到“生亦何歡，死亦何歡，憐我世人，憂患實多”這四句話時，突然有一種被雷電擊中的感覺：這不正是此刻我的心聲嗎？于是将它抄了下來，并信筆加了一句：“憐我民族，憂患實多”，寄給了我的一位研究生。
幾天後，收到回信，并竟呆住了：幾乎同一時刻，這位學生也想到了金庸小說中的這四句話，并且也抄錄下來貼在牆上，“一切憂慮與焦灼都得以緩解……”這種心靈的感應，我相信不僅發生在我和這位學生之間，發生在我們與作者金庸之間，而且是發生在所有的讀者之間：正是金庸的小說把你，把我，把他，把我們大家的心靈溝通了，震撼了。
——對這樣的震撼心靈的作品，文學史研究，現代文學史研究，能夠視而不見，摒棄在外嗎？ 是的，金庸的小說的出現，對我們的現代文學研究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研究，讨論，作出回答。
或許我們可以作這樣的一個比喻：在台球比賽中，一球擊去，就會打亂了原有的“球陣”，出現新的組合；金庸的小說也是将現有的文學史叙述結構“打亂了”，并引發出一系列的新的問題。
現有的現代文學史叙述一直是以“新、舊文學”的截然對立作為前提的，而且是将“舊文學”（包括被稱為“舊小說”的通俗小說，“舊體詩詞”，以及“舊戲曲”）排斥在外的，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現代文學史”也就是“新文學史”。
應該客觀地說，“新（文學）”與“舊（文學）”的這種近乎水火不相容的對立，并不是今天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由于新文學的提倡者（如魯迅、胡适等人）的“過于偏激”，“割斷曆史”造成的；事實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中國文壇上占主導地位的仍是“舊文學”，他們對剛剛誕生的新文學是采取“不承認主義”、“不相容”态度的，因此，“新文學”以與“舊文學”截然對立的姿态出現，對之進行激烈的批判，都帶有争取自己的“生存權”的意味。
而曆史發展的結果是新文學不但沒有像某些舊文人預言的那樣，如“春鳥秋蟲”“自鳴自止”，而且逐漸占據了文壇的主導地位，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學史叙述（即“新文學史”）體系，進而成為唯一的“現代文學史”的叙述體系，其中是沒有“舊文學”的地位的。
于是，又形成了這樣的局面：一方面，在一個世紀的中國文學發展中，“舊文學（體式）”——無論是通俗小說、詩詞，還是傳統戲曲的創作潮流盡管有起有伏，卻從未停息過，事實上成為與“新文學”——新小說、新詩、話劇創作相并行的另一條線索，但卻不能進入“現代文學史”的叙述。
現在所提出的問題正是要為“舊文學（體式）”争取自己的文學史上的存在權利。
可以說這是20世紀兩個不同的時代（20年代與90年代）所提出的不同性質的問題；我們既不能因為“五四”時期“舊文學”對“新文學”的壓制，而否認今天“舊文學”争取自己的文學史地位的合理性，也不能因此而反過來否認當年“新文學”對“舊文學”統治地位的反抗的合理性。
我們的讨論還可以再深入一步：為什麼當年尚處幼年時期的“新文學”能夠迅速地取代“舊文學”在文壇上的主導地位？有一個事實恐怕是不能回避的：盡管中國的“舊文學（體式）”有着深厚、博大的傳統，但發展到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已經出現了逐漸僵化的趨勢，不能适應已經開始了現代化進程的中國出現的“現代中國人”表達自己的新的思想、感情、心理的需要，并且不能滿足他們的新的審美企求。
也就是說，在20世紀中國，“文學現代化”是一個普遍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