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節厚誣他人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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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紅學家研究的初步結果，隻是别人沒有最終發現，也不敢大膽提出而已。
比如他談甲戌本說：“紅學家大多不承認胡适‘最早古本’的結論，而傾向于認為是相當晚的過錄本子。
”“抄本決不是什麼稿本，甚至也不是接近原稿的過錄本，它們隻能是文化水準較低的抄手的産品。
”說到所有脂本是：“大多數研究者認為，現存的脂本，都不是曹雪芹的原本，而是相當後出的過錄本，并且還很難說是曹雪芹原作的直接過錄本。
” 這些話就算你說得全對，（其實也非真對：“相當晚”也未必晚到程甲本刊出之後；“不是接近原稿的過錄本”，如何衡量接近不接近，你知道原稿是怎麼樣的嗎？“抄手的産品”不就是“過錄本”嗎？）還是跟你得出的結論毫不相幹。
現存的脂本都是過錄本，這沒有錯。
作者的原稿和脂硯齋等人抄閱加評的原本都不存了，正因為如此，那些保存下來的過錄本才有價值。
胡适怎麼說的且不管，多數研究者說甲戌本最早，其次是己卯、庚辰本，都是指其今已不存的底本而言的，并不是說它們過錄的時間，這是兩碼事。
甲戌本的過錄時間可以遲于己卯、庚辰本，這有什麼難理解的呢？決定抄本價值的不是過錄的早遲，而是：一、底本本身的價值；二、過錄的質量（過錄者改動多不多，抄錯的程度如何）和數量（保存的回數，抄錄脂評的多少）。
“文化水準較低的抄手的産品”，未必都價值低，抄錯較多，固然不好，少一點自作聰明的妄改，卻是好的。
抄錯、改動，甚至像程、高那樣從頭到尾的整理（得失是另一回事），都與歐陽健說的存心作僞有着嚴格的區别。
歐陽健在甲戌本中找出一個“玄”字，沒有減筆省去末了一點或另寫作“元”字，即沒有避康熙的諱，就以為抓到了抄本出自民國的證據①。
這是靠不住的。
小說是通俗讀物，抄本是私藏的，抄手又非飽學之士，當然不會像官場行文或公開刊本那樣恭肅謹慎，留心避諱（底本上如何還不得而知）。
道光年間被俄國人從我國攜走的列藏本，據文章介紹，原收藏者還在修補裝訂時，将乾隆《禦制詩》拆開反折起來，作了這部“淫書”的頁間襯紙，這豈非比未避“玄”字更大逆不道？然而事實就是如此。
既然歐陽健對抄本的避諱字看得那麼重要，為什麼不敢談談己卯、庚辰本中的避諱呢？從他文章的引語看，他是讀過吳恩裕、馮其庸先生詳談這方面問題的文章的。
1975年，吳、馮兩位在這兩個本子中發現了多處避諱的“”字和“”字，從而确定了己卯本（一般認為不如說成“己卯本的底本”更穩妥些）是怡親王府的抄本，是怡親王弘曉（允祥之子）組織人力進行過錄的本子。
這從雍正要曹完全聽從怡親王允祥看管的兩家特殊關系看，是完全可信的。
吳、馮二位為證實此事，還核對了钤有“怡親王寶”等幾種圖章的原抄本《怡府書目》中對這兩個字的寫法，發現避諱與己卯本完全一樣。
這有力的内證足以說明“民國之後制造”己卯、庚辰本雲雲，純屬極端荒謬的無稽之談。
不必說為迎合胡适考證需要的書賈絕對無法制造出來，除去當時深谙怡親王與曹家關系的圈内知情人外，即便是清末之前的任何考據家也決計想不到這一層關系上去的。
歐陽健還把戚序本（有正本，實則指其底本）等一批明明在程甲本之前的脂本，都颠倒說成在程甲、程乙之後。
所舉理由是序寫得早，不等于本子也早；今存的本子上有批語，而作序時是沒有的，都還是“白文本”。
（真能别出心裁！）何以見得呢？他說：一、“戚序隻回答了‘未窺全豹’即八十回的問題，而沒有回答批語的問題。
”舒序本、甲辰本的序中也“同樣未說到批語的事”。
可見批語都是後來加上去的。
二、“假如上述批語确實寫于乾隆年間，那麼在彌漫浸淫于‘乾嘉學風’的整個清代，是沒有理由不把這些關涉作品作者考證大事的批語棄置不顧的。
” 前人寫書序與今天出版書寫“前言”或“出版說明”往往面面俱到不同，一般都很簡短，集中地隻談書本身的價值、影響。
如果書隻有半部，那自然要交代；或者以往隻有半部，現在忽成“全璧”，那當然更會作為主要内容來談。
至于評點，若非專刻（抄）某家的，又說不清究竟是以前推評的，即使編入了，也肯定不會談到（當然，這裡也還有對評語價值的認識問題）；要提到也不在序中說，如甲辰本隻在第十九回的總評中說到“原本評注過多，未免旁雜，反擾正文，今删去……”，程乙本隻在“引言”中說到（與“序”性質不同，都談具體問題）“但創始印刷，卷帙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評點”。
因而序中未說到批語事，根本不能證明就是白文本。
相反的，從甲辰本總評、程乙本引言所述看，倒可推知以前的抄本多數是帶有評語的，而不是白文本。
比如他談甲戌本說：“紅學家大多不承認胡适‘最早古本’的結論，而傾向于認為是相當晚的過錄本子。
”“抄本決不是什麼稿本，甚至也不是接近原稿的過錄本，它們隻能是文化水準較低的抄手的産品。
”說到所有脂本是：“大多數研究者認為，現存的脂本，都不是曹雪芹的原本，而是相當後出的過錄本，并且還很難說是曹雪芹原作的直接過錄本。
” 這些話就算你說得全對，（其實也非真對：“相當晚”也未必晚到程甲本刊出之後；“不是接近原稿的過錄本”，如何衡量接近不接近，你知道原稿是怎麼樣的嗎？“抄手的産品”不就是“過錄本”嗎？）還是跟你得出的結論毫不相幹。
現存的脂本都是過錄本，這沒有錯。
作者的原稿和脂硯齋等人抄閱加評的原本都不存了，正因為如此，那些保存下來的過錄本才有價值。
胡适怎麼說的且不管，多數研究者說甲戌本最早，其次是己卯、庚辰本，都是指其今已不存的底本而言的，并不是說它們過錄的時間，這是兩碼事。
甲戌本的過錄時間可以遲于己卯、庚辰本，這有什麼難理解的呢？決定抄本價值的不是過錄的早遲，而是：一、底本本身的價值；二、過錄的質量（過錄者改動多不多，抄錯的程度如何）和數量（保存的回數，抄錄脂評的多少）。
“文化水準較低的抄手的産品”，未必都價值低，抄錯較多，固然不好，少一點自作聰明的妄改，卻是好的。
抄錯、改動，甚至像程、高那樣從頭到尾的整理（得失是另一回事），都與歐陽健說的存心作僞有着嚴格的區别。
歐陽健在甲戌本中找出一個“玄”字，沒有減筆省去末了一點或另寫作“元”字，即沒有避康熙的諱，就以為抓到了抄本出自民國的證據①。
這是靠不住的。
小說是通俗讀物，抄本是私藏的，抄手又非飽學之士，當然不會像官場行文或公開刊本那樣恭肅謹慎，留心避諱（底本上如何還不得而知）。
道光年間被俄國人從我國攜走的列藏本，據文章介紹，原收藏者還在修補裝訂時，将乾隆《禦制詩》拆開反折起來，作了這部“淫書”的頁間襯紙，這豈非比未避“玄”字更大逆不道？然而事實就是如此。
既然歐陽健對抄本的避諱字看得那麼重要，為什麼不敢談談己卯、庚辰本中的避諱呢？從他文章的引語看，他是讀過吳恩裕、馮其庸先生詳談這方面問題的文章的。
1975年，吳、馮兩位在這兩個本子中發現了多處避諱的“”字和“”字，從而确定了己卯本（一般認為不如說成“己卯本的底本”更穩妥些）是怡親王府的抄本，是怡親王弘曉（允祥之子）組織人力進行過錄的本子。
這從雍正要曹完全聽從怡親王允祥看管的兩家特殊關系看，是完全可信的。
吳、馮二位為證實此事，還核對了钤有“怡親王寶”等幾種圖章的原抄本《怡府書目》中對這兩個字的寫法，發現避諱與己卯本完全一樣。
這有力的内證足以說明“民國之後制造”己卯、庚辰本雲雲，純屬極端荒謬的無稽之談。
不必說為迎合胡适考證需要的書賈絕對無法制造出來，除去當時深谙怡親王與曹家關系的圈内知情人外，即便是清末之前的任何考據家也決計想不到這一層關系上去的。
歐陽健還把戚序本（有正本，實則指其底本）等一批明明在程甲本之前的脂本，都颠倒說成在程甲、程乙之後。
所舉理由是序寫得早，不等于本子也早；今存的本子上有批語，而作序時是沒有的，都還是“白文本”。
（真能别出心裁！）何以見得呢？他說：一、“戚序隻回答了‘未窺全豹’即八十回的問題，而沒有回答批語的問題。
”舒序本、甲辰本的序中也“同樣未說到批語的事”。
可見批語都是後來加上去的。
二、“假如上述批語确實寫于乾隆年間，那麼在彌漫浸淫于‘乾嘉學風’的整個清代，是沒有理由不把這些關涉作品作者考證大事的批語棄置不顧的。
” 前人寫書序與今天出版書寫“前言”或“出版說明”往往面面俱到不同，一般都很簡短，集中地隻談書本身的價值、影響。
如果書隻有半部，那自然要交代；或者以往隻有半部，現在忽成“全璧”，那當然更會作為主要内容來談。
至于評點，若非專刻（抄）某家的，又說不清究竟是以前推評的，即使編入了，也肯定不會談到（當然，這裡也還有對評語價值的認識問題）；要提到也不在序中說，如甲辰本隻在第十九回的總評中說到“原本評注過多，未免旁雜，反擾正文，今删去……”，程乙本隻在“引言”中說到（與“序”性質不同，都談具體問題）“但創始印刷，卷帙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評點”。
因而序中未說到批語事，根本不能證明就是白文本。
相反的，從甲辰本總評、程乙本引言所述看，倒可推知以前的抄本多數是帶有評語的，而不是白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