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紅樓夢》中的詩詞曲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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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的谶語；“質本潔來還潔去，強于污淖陷渠溝”，也有可能正好寫出後來黛玉甯死不願蒙受垢辱的心情。
至于此詩的最後幾句“侬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侬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顔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顔老，花落人亡兩不知！”在小說中通過寫寶玉所聞的感受、後來黛玉養的鹦鹉學舌，重複三次提到，當然更不會是偶然的了。
上引明義的詩的後兩句“安得返魂香一縷，起卿沉痼續紅絲？”也是佚稿中的黛玉并非如續書所寫死于寶玉另娶的明證（在佚稿中，成“金玉姻緣”是黛玉死後的事）。
須知明義讀到的小說鈔本，如果後來情節亦如續書一樣，他就不可能産生最好有回生之術能起黛玉之“沉痼”而為她“續紅絲”的幻想了，因為黛玉即使能返魂複活，她又和誰去續紅絲呢？ 《代别離·秋窗風雨夕》也是未來寶玉訣别黛玉後，留下“秋閨怨女拭啼痕”（黛玉這一詠白海棠的詩句，脂評已點出“不脫落自己”)情景的預示。
這一點從小說描寫中也是可以看出作者用筆的深意來的：“……随便拿了一本書，卻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别離怨》等詞。
黛玉不覺心有所感，亦不禁發于章句，遂成《代别離》一首，拟《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窗風雨夕》。
”這裡，“心有所感”四字就有文章。
如果說黛玉有離家進京、寄人籬下的孤女之感，倒是合情理的。
但《秋閨怨》、《别離怨》或者所拟之唐詩《春江花月夜》，寫的一律都是男女相思離别的愁恨，（李白的樂府雜曲《遠别離》則寫湘妃娥皇、女英哭舜，男女生離死别的故事。
）在八十回之前，黛玉還沒有這種經曆，不能如詩中自稱“離人”，對秋屏淚燭說“牽愁照恨動離情”等等，除非是無病呻吟。
所以這種“心有所感”是隻能當作一種預感來寫的。
再如她的《桃花行》，寫的是“淚幹春盡花憔悴”的情景。
既然《葬花吟》“似谶”，薄命桃花當然也是她不幸夭亡命運的象征。
這一點，我們又從脂評中得到了證實。
戚本此回回前有評詩說：“空将佛事圖相報，已觸飄風散豔花。
”意思是雖然寶玉後來不顧“寶钗之妻、麝月之婢”，“棄而為僧”，皈依佛門，以圖報答自己遭厄時知己黛玉對他生死不渝的愛情，但這也徒然，因為黛玉早如桃花之觸飄風而飛散了！批書人讀過已佚的後半部原稿，他說詩是“谶語”，當然可信。
上面談的隻是她的三首長歌，其他如吟詠白海棠、菊花、柳絮、五美諸作，以及中秋夜與湘雲的即景聯句等等，也都在隐約之間通過某一二句詩，巧妙地寄寓她的未來。
如聯句中“寒塘渡鶴影(湘雲)，冷月葬花魂(黛玉)”一聯，就可以看作是吟詠者後來各自遭遇的詩意畫。
甚至席上行令掣簽時，也把花名簽上刻着的為時人所熟知的古人詩句含義，與掣到簽的人物命運聯系了起來。
黛玉所掣到的芙蓉花簽，上刻“莫怨東風當自嗟”，是宋人歐陽修著名的《明妃曲》中的詩句，該詩的結尾說：“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颠勝人多薄命，莫怨東風當自嗟。
”這與《葬花吟》等詩簡直就像同出一人之手。
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深思：為何花名簽上不出“紅顔勝人多薄命”句呢？現在所刻之句既有“莫怨東風”，又說“當自嗟”，豈非有咎由自取之意？這能符合黛玉悲劇結局的實際情況嗎？我們說，不出前一句主要是因為它說得太直露了，花名簽上不會刻如此不吉祥的話，隐去它而又能使人聯想到它(此詩早為大家所傳誦)，這是藝術上的成功。
至于“莫怨東風當自嗟”，正是暗示黛玉淚盡而逝的性質和她在這個悲劇中所達到的精神境界的借用語。
如前所述，黛玉最後隻是痛惜知己寶玉的不幸，而全然不顧惜自己，雖明知自己的生命因此而行将毀滅也在所不悔。
戚序本第三回末有一條脂評，可以作這句詩的注腳：“補不完的是離恨天，所餘之石豈非離恨石乎！而绛珠之淚偏不因離恨而落，為惜其石而落。
可見惜其石必惜其人。
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計為之惜乎？所以绛珠之淚至死不幹，萬苦不怨，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借用《論語》的話)悲夫！”寶玉的“不自惜”，無非是引起他父親賈政大加笞撻的那類事，亦即使襲人感到“可驚可畏”的、“将來難免”會有“醜禍”的那種“不才之事”(見三十二回)。
看來，黛玉憐惜寶玉後來之遭厄，又比寶玉在家裡挨打那次更甚了。
我由此想到警幻仙子所歌：“春夢随雲散，飛花逐水流；寄言衆兒女，何必覓閑愁”，以及薄命司所懸對聯“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為誰妍？”也都并非泛泛之語，就連薛寶琴《懷古絕句十首》那樣不揭示謎底的詩謎，我認為曹雪芹也都是别出心裁地另外寄寓着出人意料的深意的。
當然，這種詩谶式的表現方法也可以找出其缺點來，那就是給人一種宿命的、神秘主義的感覺，我以為它多少與作者對現實的深刻的悲觀主義思想有關。
但從小說藝術結構的完整性和嚴密性來說，它倒可以證明曹雪芹每寫一人一事都是胸中有全局、目光貫始終的。
這一特點，無論其優劣如何，至少對我們探索原作的本來構思、主題、主線，以及後半部佚稿的情節，是非常重要的。
總之，《紅樓夢》中的詩詞曲賦，從小說的角度看，藝術成就是很高的，它在我國古典小說中是一個十分特殊的現象。
我們要了解它的藝術特點，讀懂它，欣賞它，才不緻辜負這位偉大文學家的一片苦心。
1979年5月于北京藤蘿苑
至于此詩的最後幾句“侬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侬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顔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顔老，花落人亡兩不知！”在小說中通過寫寶玉所聞的感受、後來黛玉養的鹦鹉學舌，重複三次提到，當然更不會是偶然的了。
上引明義的詩的後兩句“安得返魂香一縷，起卿沉痼續紅絲？”也是佚稿中的黛玉并非如續書所寫死于寶玉另娶的明證（在佚稿中，成“金玉姻緣”是黛玉死後的事）。
須知明義讀到的小說鈔本，如果後來情節亦如續書一樣，他就不可能産生最好有回生之術能起黛玉之“沉痼”而為她“續紅絲”的幻想了，因為黛玉即使能返魂複活，她又和誰去續紅絲呢？ 《代别離·秋窗風雨夕》也是未來寶玉訣别黛玉後，留下“秋閨怨女拭啼痕”（黛玉這一詠白海棠的詩句，脂評已點出“不脫落自己”)情景的預示。
這一點從小說描寫中也是可以看出作者用筆的深意來的：“……随便拿了一本書，卻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别離怨》等詞。
黛玉不覺心有所感，亦不禁發于章句，遂成《代别離》一首，拟《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窗風雨夕》。
”這裡，“心有所感”四字就有文章。
如果說黛玉有離家進京、寄人籬下的孤女之感，倒是合情理的。
但《秋閨怨》、《别離怨》或者所拟之唐詩《春江花月夜》，寫的一律都是男女相思離别的愁恨，（李白的樂府雜曲《遠别離》則寫湘妃娥皇、女英哭舜，男女生離死别的故事。
）在八十回之前，黛玉還沒有這種經曆，不能如詩中自稱“離人”，對秋屏淚燭說“牽愁照恨動離情”等等，除非是無病呻吟。
所以這種“心有所感”是隻能當作一種預感來寫的。
再如她的《桃花行》，寫的是“淚幹春盡花憔悴”的情景。
既然《葬花吟》“似谶”，薄命桃花當然也是她不幸夭亡命運的象征。
這一點，我們又從脂評中得到了證實。
戚本此回回前有評詩說：“空将佛事圖相報，已觸飄風散豔花。
”意思是雖然寶玉後來不顧“寶钗之妻、麝月之婢”，“棄而為僧”，皈依佛門，以圖報答自己遭厄時知己黛玉對他生死不渝的愛情，但這也徒然，因為黛玉早如桃花之觸飄風而飛散了！批書人讀過已佚的後半部原稿，他說詩是“谶語”，當然可信。
上面談的隻是她的三首長歌，其他如吟詠白海棠、菊花、柳絮、五美諸作，以及中秋夜與湘雲的即景聯句等等，也都在隐約之間通過某一二句詩，巧妙地寄寓她的未來。
如聯句中“寒塘渡鶴影(湘雲)，冷月葬花魂(黛玉)”一聯，就可以看作是吟詠者後來各自遭遇的詩意畫。
甚至席上行令掣簽時，也把花名簽上刻着的為時人所熟知的古人詩句含義，與掣到簽的人物命運聯系了起來。
黛玉所掣到的芙蓉花簽，上刻“莫怨東風當自嗟”，是宋人歐陽修著名的《明妃曲》中的詩句，該詩的結尾說：“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颠勝人多薄命，莫怨東風當自嗟。
”這與《葬花吟》等詩簡直就像同出一人之手。
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深思：為何花名簽上不出“紅顔勝人多薄命”句呢？現在所刻之句既有“莫怨東風”，又說“當自嗟”，豈非有咎由自取之意？這能符合黛玉悲劇結局的實際情況嗎？我們說，不出前一句主要是因為它說得太直露了，花名簽上不會刻如此不吉祥的話，隐去它而又能使人聯想到它(此詩早為大家所傳誦)，這是藝術上的成功。
至于“莫怨東風當自嗟”，正是暗示黛玉淚盡而逝的性質和她在這個悲劇中所達到的精神境界的借用語。
如前所述，黛玉最後隻是痛惜知己寶玉的不幸，而全然不顧惜自己，雖明知自己的生命因此而行将毀滅也在所不悔。
戚序本第三回末有一條脂評，可以作這句詩的注腳：“補不完的是離恨天，所餘之石豈非離恨石乎！而绛珠之淚偏不因離恨而落，為惜其石而落。
可見惜其石必惜其人。
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計為之惜乎？所以绛珠之淚至死不幹，萬苦不怨，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借用《論語》的話)悲夫！”寶玉的“不自惜”，無非是引起他父親賈政大加笞撻的那類事，亦即使襲人感到“可驚可畏”的、“将來難免”會有“醜禍”的那種“不才之事”(見三十二回)。
看來，黛玉憐惜寶玉後來之遭厄，又比寶玉在家裡挨打那次更甚了。
我由此想到警幻仙子所歌：“春夢随雲散，飛花逐水流；寄言衆兒女，何必覓閑愁”，以及薄命司所懸對聯“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為誰妍？”也都并非泛泛之語，就連薛寶琴《懷古絕句十首》那樣不揭示謎底的詩謎，我認為曹雪芹也都是别出心裁地另外寄寓着出人意料的深意的。
當然，這種詩谶式的表現方法也可以找出其缺點來，那就是給人一種宿命的、神秘主義的感覺，我以為它多少與作者對現實的深刻的悲觀主義思想有關。
但從小說藝術結構的完整性和嚴密性來說，它倒可以證明曹雪芹每寫一人一事都是胸中有全局、目光貫始終的。
這一特點，無論其優劣如何，至少對我們探索原作的本來構思、主題、主線，以及後半部佚稿的情節，是非常重要的。
總之，《紅樓夢》中的詩詞曲賦，從小說的角度看，藝術成就是很高的，它在我國古典小說中是一個十分特殊的現象。
我們要了解它的藝術特點，讀懂它，欣賞它，才不緻辜負這位偉大文學家的一片苦心。
1979年5月于北京藤蘿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