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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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兄祜昌之思
我們弟兄，排行五人，我居幼，“挨肩兒”的是四哥，即祜昌。
四哥與我的關系最為親密深切。他壽至七旬晉九，因家庭條件太差，患病(本是可醫或緩解而非緻命的慢性病)失醫，不幸辭世。
他忽然走了。我總像不大相信這個人就沒了，分明還和我形影相共，心意不分；還會來京小住，秉燭研《紅》……
可是再也沒有這樣的情景了。
他走了之後，我像失去了自己的“一半”，踽踽涼涼，獨來獨往，彷徨于“空間”。
我的紅學道路是他引導的，而且數十年來是“同行共命”的為《紅》辛苦者。我這個“著名紅學家”的頭銜，其實是他給我準備和賦予的。
他對曹雪芹與《石頭記》的癡情摯意，遠勝于我。我受了他的感染和感動。這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是這力量成為排除萬難、自強奮進的“能源”。
祜昌是個苦命人。
他的苦，不惟世人難曉，他的家裡人也未必盡諒盡解。“有命無運”這個命題是雪芹首創的。祜昌的命苦其實該說是厄運。他平生的兩大緻命關卡是學程的意外不幸和自己失算。
他是天津名校南開中學的高材生，成績甚優，文學才能已露頭角。畢業後投考北大，原不成什麼難題；誰知天降傾盆大雨，一名“大孩子”初入京城，值此“天變”不知所措(無人相伴，又無外出雇車的經驗)，遂白白地誤了場。據他的記憶，此場以前的考試，答得十分滿意自信。
據我推斷，如不誤場，他是張中行先生的同班。因為那年的國文試題是由陳寅恪先生拟定的，其中有一項是“對對子”，出的“上聯”是“孫行者”。相傳最佳者對的是“胡适之”——“适”與“行”對仗極工，别的古人名字帶“之”的不乏，但上一字都對不上“行”(适有“往”義)。
這可扼殺了他的文學之命運的康莊大道。如若不是這般意外，也許他早已成了文界名流或文史學者、教授。
第二個“緻命”點是他考北大失意後，無可奈何地考入了天津南開大學的國文系。由于複雜的因素，他在彼處無精打采，難有進境。已讀了三年，隻一年足可對付畢業，取得學曆資格了——他忽然要盡棄前功，堅決退學，考取了一個浙江銀行的練習生!
一着走錯，全盤棋輸。
他為人讷讷不能巧言，落落不交俗友，看不上那時的世态人情……這樣能得“上司”的青目與歡心嗎?自己越走路越窄，終于辭職不幹了。
以後經曆鐵路局、新港的小職員職業，大都類此。解放後，勉勉強強充當了故裡的一個商業局的業餘中學的教師。
他最不善于講話，沒有一點兒“口才”與講授藝術。他能講得讓學員“喝彩”嗎?其況可想而知。為人性直，一句假話不說，對一切人以誠相“料”相待，結果到處受嗤，四處碰壁，自己不會處世，也不能盡怪人家看不入眼。
此人之苦，苦在這裡。
自1948年夏秋之際，我從北京借來了稀世之珍籍《甲戌本石頭記》，他就一心立志要為雪芹的真本原筆恢複光輝，湔洗污垢(僞續篡改)。動手錄副本，盡兩月之功完成。
我于抗戰勝利後重返燕園，仍讀西語系；是祜昌的提示，竟然發現了胡适先生遍覓不得的《懋齋詩鈔·東臯集》内有大量題詠雪芹的篇什——從此“曹學”遂有嶄新的邁步重興。
我在燕大不斷研芹續有進境，每一新獲，必先函告于他。他大喜過望。我們當時的魚雁傳書，是一項珍貴紅學史料——可惜“文革”時散亡已盡。
祜昌矢志為雪芹校出一部真本《紅樓》。他為此巨業一直辛苦到臨終的前夕。此書恐有千萬字的浩瀚工程，一手寫錄，心力俱瘁——他樂而無悔。
這項巨業，獨力苦支，未曾得到任何人的重視與扶持。反而因為“與胡适的關系”，三次抄家，片紙無存，立錐無地，衣食瀕絕……
此書題曰《石頭記會真》，是他畢生精神的“化石”。
我拿什麼文詞來紀念這樣一位胞兄和同行共命之苦人?自愧無力不文，粗記數行，以志吾痛，本不足為世人道也。
詩曰：
手足情深結幾生，同懷哀樂事光明。
六十年間辛苦盡，為兄為弟是殊榮。
2000年10月26日寫訖
我們弟兄，排行五人，我居幼，“挨肩兒”的是四哥，即祜昌。
四哥與我的關系最為親密深切。他壽至七旬晉九，因家庭條件太差，患病(本是可醫或緩解而非緻命的慢性病)失醫，不幸辭世。
他忽然走了。我總像不大相信這個人就沒了，分明還和我形影相共，心意不分；還會來京小住，秉燭研《紅》……
可是再也沒有這樣的情景了。
他走了之後，我像失去了自己的“一半”，踽踽涼涼，獨來獨往，彷徨于“空間”。
我的紅學道路是他引導的，而且數十年來是“同行共命”的為《紅》辛苦者。我這個“著名紅學家”的頭銜，其實是他給我準備和賦予的。
他對曹雪芹與《石頭記》的癡情摯意，遠勝于我。我受了他的感染和感動。這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是這力量成為排除萬難、自強奮進的“能源”。
祜昌是個苦命人。
他的苦，不惟世人難曉，他的家裡人也未必盡諒盡解。“有命無運”這個命題是雪芹首創的。祜昌的命苦其實該說是厄運。他平生的兩大緻命關卡是學程的意外不幸和自己失算。
他是天津名校南開中學的高材生，成績甚優，文學才能已露頭角。畢業後投考北大，原不成什麼難題；誰知天降傾盆大雨，一名“大孩子”初入京城，值此“天變”不知所措(無人相伴，又無外出雇車的經驗)，遂白白地誤了場。據他的記憶，此場以前的考試，答得十分滿意自信。
據我推斷，如不誤場，他是張中行先生的同班。因為那年的國文試題是由陳寅恪先生拟定的，其中有一項是“對對子”，出的“上聯”是“孫行者”。相傳最佳者對的是“胡适之”——“适”與“行”對仗極工，别的古人名字帶“之”的不乏，但上一字都對不上“行”(适有“往”義)。
這可扼殺了他的文學之命運的康莊大道。如若不是這般意外，也許他早已成了文界名流或文史學者、教授。
第二個“緻命”點是他考北大失意後，無可奈何地考入了天津南開大學的國文系。由于複雜的因素，他在彼處無精打采，難有進境。已讀了三年，隻一年足可對付畢業，取得學曆資格了——他忽然要盡棄前功，堅決退學，考取了一個浙江銀行的練習生!
一着走錯，全盤棋輸。
他為人讷讷不能巧言，落落不交俗友，看不上那時的世态人情……這樣能得“上司”的青目與歡心嗎?自己越走路越窄，終于辭職不幹了。
以後經曆鐵路局、新港的小職員職業，大都類此。解放後，勉勉強強充當了故裡的一個商業局的業餘中學的教師。
他最不善于講話，沒有一點兒“口才”與講授藝術。他能講得讓學員“喝彩”嗎?其況可想而知。為人性直，一句假話不說，對一切人以誠相“料”相待，結果到處受嗤，四處碰壁，自己不會處世，也不能盡怪人家看不入眼。
此人之苦，苦在這裡。
自1948年夏秋之際，我從北京借來了稀世之珍籍《甲戌本石頭記》，他就一心立志要為雪芹的真本原筆恢複光輝，湔洗污垢(僞續篡改)。動手錄副本，盡兩月之功完成。
我于抗戰勝利後重返燕園，仍讀西語系；是祜昌的提示，竟然發現了胡适先生遍覓不得的《懋齋詩鈔·東臯集》内有大量題詠雪芹的篇什——從此“曹學”遂有嶄新的邁步重興。
我在燕大不斷研芹續有進境，每一新獲，必先函告于他。他大喜過望。我們當時的魚雁傳書，是一項珍貴紅學史料——可惜“文革”時散亡已盡。
祜昌矢志為雪芹校出一部真本《紅樓》。他為此巨業一直辛苦到臨終的前夕。此書恐有千萬字的浩瀚工程，一手寫錄，心力俱瘁——他樂而無悔。
這項巨業，獨力苦支，未曾得到任何人的重視與扶持。反而因為“與胡适的關系”，三次抄家，片紙無存，立錐無地，衣食瀕絕……
此書題曰《石頭記會真》，是他畢生精神的“化石”。
我拿什麼文詞來紀念這樣一位胞兄和同行共命之苦人?自愧無力不文，粗記數行，以志吾痛，本不足為世人道也。
詩曰：
手足情深結幾生，同懷哀樂事光明。
六十年間辛苦盡，為兄為弟是殊榮。
2000年10月26日寫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