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文弄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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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命中注定”不是飛黃騰達之人，定是一名文士書生。其“征兆”之一端就是從小喜歡“弄筆”為文。為文之際，還代人“捉刀”。
作詩填詞要另談，此處隻講一個“文”字。最早的“捉刀”之例是某鄉古廟久荒，殿宇将頹，熱心者為保存古建築籌劃修葺，這要有一篇“募化”的啟事文。那位先生先是找了一個本地“能文”者作了一篇，不太滿意，來求父親。父親對修廟不“内行”，為文感到語意空泛，有點兒為難。于是我就鬥膽代筆。結果頗受鼓舞，以為比那已有的簡陋不成文的啟事稿好多了，既有辭藻，也能打動人的情懷。
一位設塾課徒的劉先生見了，甚加稱贊，但他提出一個疑問：開頭叙中華寺廟的起源時，用了一個“鼻初”的詞語，說從未見過，擔心不太妥當。我當時的理由是鼻字本有“始”義，故人稱最早的祖先叫做“鼻祖”(似乎古謂人在胎中，最先成形的是鼻子)。如此，鼻初即最早的萌芽，怎麼不可以?
“捉刀”之例也替父親作過親友間的挽詩，早不記憶其詞句了。到燕京大學時，我讀西語系，卻不知緣何有了“文名”。一次，名教授張東荪先生受友人之囑托，要為一部書法史制序，張先生很為難，因為對書法并無研究，隻講哲學。于是想找個代筆人。其時整個燕園無法尋到能擔承者。哲學系的吳允曾兄(他已是教師，但與我是“同輩”，我隔六年才又回校“當學生”)，就來找我。我應命交卷。
張先生很高興，因素不相識，仍由吳兄作伴，邀一晚餐為謝。(記得我初到張先生家隻有王鐘翰先生在座，他是鄧之誠先生的高足。)
再有就是不止一次為張伯駒先生代筆了，有七律，有信劄。記得郭沫若貶《蘭亭序》為僞迹時，張先生非常反對，定要上書于周總理，命我代筆撰呈函。我也作了，但心知這根本無用——周總理如何能管得了這樣的奇事?
至于不屬代筆捉刀的自己為文之例，也舉二三，以存雪鴻爪迹，彩“豹”斑痕——
我還在初中之時，年隻有十六歲，每逢星期日，二哥必來探看，因星期日可以不請假而出校，故偶爾相伴到附近走走。一次，在學校西側隔馬路不太遠，忽發現一處鹿苑，空場中養着不少梅花鹿，有大有小，十分可愛。問知此乃樂仁堂老藥店樂家的地方，養鹿專為取茸取角以為珍貴藥材。二人觀賞半日，不忍離開。
随後，二哥忽萌一念，可以說是本無可能的“妄想”。原來，我家一位老表親劉子登，在吉林經營木行，他有一年慨贈爺叔(我父親)一對鹿，養在我們小院裡的西北角上木欄裡。那鹿是用巨大木籠運來。因他隻買到雄梅花鹿，配了一個不相稱的高大的母麋鹿，而且在路上傷了後腿，成了瘸子——這不成“對”的夫妻無法生養小鹿。二哥的奇想是：向樂家主人洽商要一個小母鹿，不知能成與否。反正不成也無妨，他就讓我寫信去“撞”一回試試。
于是我得到了“弄文”的機會，依囑寫好付郵。
這本來是“異想天開”的事，也未敢真抱什麼希望。誰知，樂家主人對一名初中學生的如此一份不情之請，竟然很快回信，慨然願贈小鹿，囑派人前去領取。
二哥高興極了，馬上信函報告于父親。這一新聞性消息在敝鄉傳為罕聞的盛事佳話。
幼年往事，尚非真正本領；等到升高中，直到入大學，因家境不豐，難支費用，皆是靠成績及一份獎學金申請書來辦大事。
我的年級，不算小學的多次停課耽誤，單說中學，本應是1937年畢業生，隻因日寇侵擾，我到1939年方得投考燕京大學，次年入學，文學院長是周學章先生，批準了“全免”的獎學金數額。抗戰勝利後1947年才又以“插班”身份再次考入燕大。這次入學，則周院長早已作古——我回燕大，先是向他夫人聯系尋求協助的。重到燕大時文學院長是梅贻寶先生(巧極了，周、梅二公皆津沽人也)。手續逐一辦畢後，方見院長，呈上各種單據、選修課表請審核簽字(方能交注冊課，算是正式入學，否則無效)。我見梅院長時，他問了我兩句話，用眼打量我，似有所思，然後簽了字，我緻謝而退。
以後，有同學張光裕兄者，為梅先生作助理工作，一見我，必然先說：“梅院長誇你是個才子!”我問梅先生從未看過我的文字呀!他說：“梅先生說你的申請書寫得最好，怎麼說沒見過你的文筆?”
此言張兄特别津津樂道，僅是向我重複講說，就不止再三了。
那時的文字，仍很幼稚，但能獲梅先生的青鑒，卻感很大光榮，至今難忘。
詩曰：
書生弄筆似尋常，獎學年年賴主張。
更有奇情兼盛事，梅花乞鹿樂仁堂。
作詩填詞要另談，此處隻講一個“文”字。最早的“捉刀”之例是某鄉古廟久荒，殿宇将頹，熱心者為保存古建築籌劃修葺，這要有一篇“募化”的啟事文。那位先生先是找了一個本地“能文”者作了一篇，不太滿意，來求父親。父親對修廟不“内行”，為文感到語意空泛，有點兒為難。于是我就鬥膽代筆。結果頗受鼓舞，以為比那已有的簡陋不成文的啟事稿好多了，既有辭藻，也能打動人的情懷。
一位設塾課徒的劉先生見了，甚加稱贊，但他提出一個疑問：開頭叙中華寺廟的起源時，用了一個“鼻初”的詞語，說從未見過，擔心不太妥當。我當時的理由是鼻字本有“始”義，故人稱最早的祖先叫做“鼻祖”(似乎古謂人在胎中，最先成形的是鼻子)。如此，鼻初即最早的萌芽，怎麼不可以?
“捉刀”之例也替父親作過親友間的挽詩，早不記憶其詞句了。到燕京大學時，我讀西語系，卻不知緣何有了“文名”。一次，名教授張東荪先生受友人之囑托，要為一部書法史制序，張先生很為難，因為對書法并無研究，隻講哲學。于是想找個代筆人。其時整個燕園無法尋到能擔承者。哲學系的吳允曾兄(他已是教師，但與我是“同輩”，我隔六年才又回校“當學生”)，就來找我。我應命交卷。
張先生很高興，因素不相識，仍由吳兄作伴，邀一晚餐為謝。(記得我初到張先生家隻有王鐘翰先生在座，他是鄧之誠先生的高足。)
再有就是不止一次為張伯駒先生代筆了，有七律，有信劄。記得郭沫若貶《蘭亭序》為僞迹時，張先生非常反對，定要上書于周總理，命我代筆撰呈函。我也作了，但心知這根本無用——周總理如何能管得了這樣的奇事?
至于不屬代筆捉刀的自己為文之例，也舉二三，以存雪鴻爪迹，彩“豹”斑痕——
我還在初中之時，年隻有十六歲，每逢星期日，二哥必來探看，因星期日可以不請假而出校，故偶爾相伴到附近走走。一次，在學校西側隔馬路不太遠，忽發現一處鹿苑，空場中養着不少梅花鹿，有大有小，十分可愛。問知此乃樂仁堂老藥店樂家的地方，養鹿專為取茸取角以為珍貴藥材。二人觀賞半日，不忍離開。
随後，二哥忽萌一念，可以說是本無可能的“妄想”。原來，我家一位老表親劉子登，在吉林經營木行，他有一年慨贈爺叔(我父親)一對鹿，養在我們小院裡的西北角上木欄裡。那鹿是用巨大木籠運來。因他隻買到雄梅花鹿，配了一個不相稱的高大的母麋鹿，而且在路上傷了後腿，成了瘸子——這不成“對”的夫妻無法生養小鹿。二哥的奇想是：向樂家主人洽商要一個小母鹿，不知能成與否。反正不成也無妨，他就讓我寫信去“撞”一回試試。
于是我得到了“弄文”的機會，依囑寫好付郵。
這本來是“異想天開”的事，也未敢真抱什麼希望。誰知，樂家主人對一名初中學生的如此一份不情之請，竟然很快回信，慨然願贈小鹿，囑派人前去領取。
二哥高興極了，馬上信函報告于父親。這一新聞性消息在敝鄉傳為罕聞的盛事佳話。
幼年往事，尚非真正本領；等到升高中，直到入大學，因家境不豐，難支費用，皆是靠成績及一份獎學金申請書來辦大事。
我的年級，不算小學的多次停課耽誤，單說中學，本應是1937年畢業生，隻因日寇侵擾，我到1939年方得投考燕京大學，次年入學，文學院長是周學章先生，批準了“全免”的獎學金數額。抗戰勝利後1947年才又以“插班”身份再次考入燕大。這次入學，則周院長早已作古——我回燕大，先是向他夫人聯系尋求協助的。重到燕大時文學院長是梅贻寶先生(巧極了，周、梅二公皆津沽人也)。手續逐一辦畢後，方見院長，呈上各種單據、選修課表請審核簽字(方能交注冊課，算是正式入學，否則無效)。我見梅院長時，他問了我兩句話，用眼打量我，似有所思，然後簽了字，我緻謝而退。
以後，有同學張光裕兄者，為梅先生作助理工作，一見我，必然先說：“梅院長誇你是個才子!”我問梅先生從未看過我的文字呀!他說：“梅先生說你的申請書寫得最好，怎麼說沒見過你的文筆?”
此言張兄特别津津樂道，僅是向我重複講說，就不止再三了。
那時的文字，仍很幼稚，但能獲梅先生的青鑒，卻感很大光榮，至今難忘。
詩曰：
書生弄筆似尋常，獎學年年賴主張。
更有奇情兼盛事，梅花乞鹿樂仁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