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五年計劃和大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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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這一年因一顯著特征而不同于"戰後"前幾年，也不同于"戰前"前幾年。
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認真地思考并坦率地議論着西方的社會制度也許會失敗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一性一。
阿諾德·J·湯因比 20世紀20年代快結束時，歐洲似乎正安定下來處于一個和平、安全和相對繁榮的時期。
然而，這一令人欣慰的景象卻被突然到來的大蕭條徹底破壞了，由此産生的經濟混亂和大規模失業逐漸損害了前幾年所已取得的和解的基礎。
各地政一府在日益增長的貧困和不滿情緒的壓力下興亡更替。
這種政治上的不穩定直接地、災難一性一地影響了國際形勢；有些政一府把對外冒險作為改變國内緊張局勢的手段，另一些政一府則因自己國内的緊迫問題而無視這種侵略行徑。
因此，大蕭條是兩次大戰之間時期的分界線。
1929年以前的幾年是充滿希望的幾年，歐洲逐步解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各種争端。
相反，1929年以後的幾年充滿了憂慮和失望，危機一個接一個，最終導緻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大蕭條的影響和意義因蘇聯的幾個五年計劃而增大。
在西方的經濟确實是一一團一糟的同時，蘇聯正在繼續進行經濟發展方面的獨特實驗。
雖然五年計劃伴有嚴厲的壓制和民衆的窮困，但實質上是成功的。
蘇聯從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迅速上升為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
這種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國際一性一的影響，尤其是因為當時種種經濟困難正使西方陷于困境。
因此，五年計劃和大蕭條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裡居有突出的地位，它們一者襯托了另一者，兩者都産生了至今仍可感覺到的影響。
一、五年計劃 戰時共産主義布爾什維克一發現自己處于俄國的主人地位，就面臨着創建太平盛世的挑戰；關于這種太平盛世，他們過去已宣傳很久了。
他們很快發現，他們對迎接這一挑戰毫無準備。
過去的曆史中沒有模一式可遵循，馬克思主義著作也沒有多大用處，因為它們幾乎隻是論述如何奪取政權，而沒有論及奪取政權以後該怎麼辦。
社會主義社會——國家擁有生産資料的社會——的傳統定義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真正實現不起指導作用。
列甯本人就承認："我們在奪取政權後便知道，不存在将資本主義制度具體改造成社會主義制度的現成方法。
……我不知道哪位社會主義者處理過這些問題。
……我們必須根據實驗作出判斷。
" 起初，幾乎沒有實驗的機會，因為生存鬥争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
所謂的"戰時共産主義"盛行于1917年至1921年間；當時，為了向前線提一供所需的物資和人力，采取了種種非常措施，戰時共産主義就是從這類措施發展而來的。
戰時共産主義的一個特征是對土地、銀行、對外貿易和重工業實行國有化。
另一特征是強行征收供養士兵和城市居民所必需的剩餘農産品。
原先的計劃是向農民提一供工業制成品作為補償，但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的工廠都在為前線生産。
内戰的結束意味着不再需要'戰時共産主義"這種權宜制度。
于是它立即被屏棄了。
農民們拿起了武器，反對無償的征收。
正如一位農民所說的那樣："土地屬于我們，面包卻屬于你們；水屬于我們，魚卻屬于你們；森林屬于我們，木材卻屬于你們。
"同時，這個國家的經濟已陷于癱瘓狀态，這主要是由于1914年至1921年間的接連不斷的戰争。
工業已下降到戰前水平的10%，糧食産量從1916年的7400萬噸下降到1919年的3000萬噸。
最大的災難是1920年和1921年的全國一性一幹旱，它促成了俄國曆史上最嚴重的饑荒。
無數的人死于饑餓，還有無數的人隻是由于美國救濟署提一供的救濟品才活了下來。
甚至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雖然以往一向是布爾什維克的最堅定的支持者，這時卻也起來造反，提出了"沒有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的口号。
新經濟政策注重實際的列甯認識到讓步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于1921年采取了"新經濟政策"，這一政策允許局部地恢複資本主義，尤其是在農業和貿易方面。
農民們在向國家繳納約占其産量的12%的實物稅之後，被準許在公開市場上出一售他們的農産品。
私人可以經營小商店和小堡廠。
農民和新商人即當時所稱的"耐潑曼"，都能雇傭勞力，并能保留他們在經營中獲得的利潤。
不過，列甯設法使國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權，控制了他所稱的"制高點"（銀行業、對外貿易、重工業和運輸業）。
對列甯來說，新經濟政策并不意味着社會主義在俄國的結束，而是暫時的退卻，"後退一步為的是前進兩步"。
随後幾年中、最大的問題是這"前進兩步'應該怎麼走。
新經濟政策的确給了人民一段喘一息時間，并使經濟從1921年的普遍蕭條中恢複過來。
到1926年時，工農業産量已達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但這對蘇聯領一導一人來說還不夠。
從1914年起，人口已增加了800萬，因此，戰前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标準還未達到。
而且，這些标準對19世紀的沙皇俄國來說已是不充分的，更不用說20世紀的蘇聯了。
更令人不安的是富裕農民即富農（kUlak,其字面上的意思為"拳頭"）及其支持者的力量不斷增長。
由于農産品價格已降到1913年時的一半多一點，而工業制成品的價格卻幾乎增加了一倍,富農公開敵視蘇維埃政權。
他們生産了大部分剩餘糧食，所以，采取的報複手段是：或者減少自己的産量,或者不把糧食拿到市場上出一售，以迫使價格上漲。
因此，蘇維埃發現為城市居民提一供糧食越來越困難了敵對的富農能夠随意使城市居民挨餓。
這就是在預示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即将到來的偉大革命之後十多年中的令人不愉快的形勢。
國家計劃委員會1924年，列甯去世，于是，關于用什麼來取代新經濟政策的經濟問題便同由誰來繼承列甯這一政治問題連系在一起。
在布爾什維克一黨一内，有一派基本上要求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而且，還認為在價格問題上應向富農作出讓步，以便鼓勵他們增加産量。
一些剩餘産品可以賣到國外，所得的收入用于發展工業。
這一計劃遭到了另一派的反對，理由是它不會帶來工業化所必需的大量資本。
因此，這一派希望通過全面規劃來加速工業的發展，依靠所增加的工業産品去鼓勵農民提高他們的生産率。
當約瑟夫·斯大林成功地出頭當一黨一的領袖時，他采納了第二派的有計劃的工業化的建議，不過，他也作出了自己的同樣重要的貢獻：農業集體化；這一計劃的目的是在不作經濟讓步的情況下強迫農民生産剩餘糧食，從而獲得工業化所必需的資本。
1928年，斯大林開始實行旨在使這一計劃生效的一系列五年計劃中的第一個。
由于國家安全方面的原因，蘇聯利用了各種資源、采用了各種說服和強制的手段來加速這些五年計劃的實現。
這些計劃是史無前例的，因為它們為國家的整個經濟的改造和運轉提一供了藍圖和辦法。
"國家計劃委員會"（Gosplan）是中心，它由相當于西方内閣的蘇聯内閣——人民委員會任命。
直到今天，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職責仍是根據政一府提出的總方針和全國各地送來的統計資料制訂計劃。
政一府（實際上是共一産一黨一的領導者）作出種種基本的決定，如某項特定的計劃是應全力以赴生産武器還是建立重工業，是應全力以赴生産更多的消費品還是減少糧食作物以增加工業作物。
國家計劃委員會以這些方針為指導，動手處理源源不斷地彙集到總部的大量統計資料。
蘇聯所有的組織——不論是農業、工業、軍事還是文化組織——部必須依法向國家計劃委員會提一供有關資源和經營的具體資料。
大量資料先由一批受過高度訓練的統計學家、經濟學家和技術專家進行處理，由他們進而制訂出臨時的五年計劃。
在經過評議和聽取有關組織的不同建議之後，再起草制定最後的計劃。
這些五年計劃中的第一個雖然與現在由計算機制定的計劃相比非常原始，但也有三大卷，達1600頁之多，其中包括的表格和統計資料涉及到重工業、輕工業、金融、合作社、農業、運輸、通訊、勞力、工資、學校、文學、公共衛生和社會保險等各方面。
農業集體化斯大林曾說過，富農對集體化的抵抗是他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危險的挑戰。
然而，他除了将其計劃強加給富農之外别無選擇，因為集體化是他所制訂的新經濟的基礎。
富農們自然反對集體農莊，因為他們必須以與幾乎一無所有的貧農相同的條件加入農莊。
有時候，富農們燒毀集體農莊的房屋，毒死耕牛，散布謠言吓走其他農民。
蘇聯政一府毫不容情地鎮壓了這種反抗，通過發動貧農反對富農，激起了鄉村中的階級鬥争。
警察将成千上萬戶富農趕出了村莊，把他們關進了監獄和西伯利亞勞動營。
最後，政一府能獨行其是，到1938年時，幾乎所有農民的土地都被合并到242400個集體農莊和4000個國營農場中去了。
集體農莊的大部分土地由農民共同耕種，到年底時農民根據所做的工作量和
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認真地思考并坦率地議論着西方的社會制度也許會失敗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一性一。
阿諾德·J·湯因比 20世紀20年代快結束時，歐洲似乎正安定下來處于一個和平、安全和相對繁榮的時期。
然而，這一令人欣慰的景象卻被突然到來的大蕭條徹底破壞了，由此産生的經濟混亂和大規模失業逐漸損害了前幾年所已取得的和解的基礎。
各地政一府在日益增長的貧困和不滿情緒的壓力下興亡更替。
這種政治上的不穩定直接地、災難一性一地影響了國際形勢；有些政一府把對外冒險作為改變國内緊張局勢的手段，另一些政一府則因自己國内的緊迫問題而無視這種侵略行徑。
因此，大蕭條是兩次大戰之間時期的分界線。
1929年以前的幾年是充滿希望的幾年，歐洲逐步解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各種争端。
相反，1929年以後的幾年充滿了憂慮和失望，危機一個接一個，最終導緻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大蕭條的影響和意義因蘇聯的幾個五年計劃而增大。
在西方的經濟确實是一一團一糟的同時，蘇聯正在繼續進行經濟發展方面的獨特實驗。
雖然五年計劃伴有嚴厲的壓制和民衆的窮困，但實質上是成功的。
蘇聯從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迅速上升為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
這種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國際一性一的影響，尤其是因為當時種種經濟困難正使西方陷于困境。
因此，五年計劃和大蕭條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裡居有突出的地位，它們一者襯托了另一者，兩者都産生了至今仍可感覺到的影響。
一、五年計劃 戰時共産主義布爾什維克一發現自己處于俄國的主人地位，就面臨着創建太平盛世的挑戰；關于這種太平盛世，他們過去已宣傳很久了。
他們很快發現，他們對迎接這一挑戰毫無準備。
過去的曆史中沒有模一式可遵循，馬克思主義著作也沒有多大用處，因為它們幾乎隻是論述如何奪取政權，而沒有論及奪取政權以後該怎麼辦。
社會主義社會——國家擁有生産資料的社會——的傳統定義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真正實現不起指導作用。
列甯本人就承認："我們在奪取政權後便知道，不存在将資本主義制度具體改造成社會主義制度的現成方法。
……我不知道哪位社會主義者處理過這些問題。
……我們必須根據實驗作出判斷。
" 起初，幾乎沒有實驗的機會，因為生存鬥争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
所謂的"戰時共産主義"盛行于1917年至1921年間；當時，為了向前線提一供所需的物資和人力，采取了種種非常措施，戰時共産主義就是從這類措施發展而來的。
戰時共産主義的一個特征是對土地、銀行、對外貿易和重工業實行國有化。
另一特征是強行征收供養士兵和城市居民所必需的剩餘農産品。
原先的計劃是向農民提一供工業制成品作為補償，但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的工廠都在為前線生産。
内戰的結束意味着不再需要'戰時共産主義"這種權宜制度。
于是它立即被屏棄了。
農民們拿起了武器，反對無償的征收。
正如一位農民所說的那樣："土地屬于我們，面包卻屬于你們；水屬于我們，魚卻屬于你們；森林屬于我們，木材卻屬于你們。
"同時，這個國家的經濟已陷于癱瘓狀态，這主要是由于1914年至1921年間的接連不斷的戰争。
工業已下降到戰前水平的10%，糧食産量從1916年的7400萬噸下降到1919年的3000萬噸。
最大的災難是1920年和1921年的全國一性一幹旱，它促成了俄國曆史上最嚴重的饑荒。
無數的人死于饑餓，還有無數的人隻是由于美國救濟署提一供的救濟品才活了下來。
甚至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雖然以往一向是布爾什維克的最堅定的支持者，這時卻也起來造反，提出了"沒有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的口号。
新經濟政策注重實際的列甯認識到讓步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于1921年采取了"新經濟政策"，這一政策允許局部地恢複資本主義，尤其是在農業和貿易方面。
農民們在向國家繳納約占其産量的12%的實物稅之後，被準許在公開市場上出一售他們的農産品。
私人可以經營小商店和小堡廠。
農民和新商人即當時所稱的"耐潑曼"，都能雇傭勞力，并能保留他們在經營中獲得的利潤。
不過，列甯設法使國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權，控制了他所稱的"制高點"（銀行業、對外貿易、重工業和運輸業）。
對列甯來說，新經濟政策并不意味着社會主義在俄國的結束，而是暫時的退卻，"後退一步為的是前進兩步"。
随後幾年中、最大的問題是這"前進兩步'應該怎麼走。
新經濟政策的确給了人民一段喘一息時間，并使經濟從1921年的普遍蕭條中恢複過來。
到1926年時，工農業産量已達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但這對蘇聯領一導一人來說還不夠。
從1914年起，人口已增加了800萬，因此，戰前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标準還未達到。
而且，這些标準對19世紀的沙皇俄國來說已是不充分的，更不用說20世紀的蘇聯了。
更令人不安的是富裕農民即富農（kUlak,其字面上的意思為"拳頭"）及其支持者的力量不斷增長。
由于農産品價格已降到1913年時的一半多一點，而工業制成品的價格卻幾乎增加了一倍,富農公開敵視蘇維埃政權。
他們生産了大部分剩餘糧食，所以，采取的報複手段是：或者減少自己的産量,或者不把糧食拿到市場上出一售，以迫使價格上漲。
因此，蘇維埃發現為城市居民提一供糧食越來越困難了敵對的富農能夠随意使城市居民挨餓。
這就是在預示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即将到來的偉大革命之後十多年中的令人不愉快的形勢。
國家計劃委員會1924年，列甯去世，于是，關于用什麼來取代新經濟政策的經濟問題便同由誰來繼承列甯這一政治問題連系在一起。
在布爾什維克一黨一内，有一派基本上要求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而且，還認為在價格問題上應向富農作出讓步，以便鼓勵他們增加産量。
一些剩餘産品可以賣到國外，所得的收入用于發展工業。
這一計劃遭到了另一派的反對，理由是它不會帶來工業化所必需的大量資本。
因此，這一派希望通過全面規劃來加速工業的發展，依靠所增加的工業産品去鼓勵農民提高他們的生産率。
當約瑟夫·斯大林成功地出頭當一黨一的領袖時，他采納了第二派的有計劃的工業化的建議，不過，他也作出了自己的同樣重要的貢獻：農業集體化；這一計劃的目的是在不作經濟讓步的情況下強迫農民生産剩餘糧食，從而獲得工業化所必需的資本。
1928年，斯大林開始實行旨在使這一計劃生效的一系列五年計劃中的第一個。
由于國家安全方面的原因，蘇聯利用了各種資源、采用了各種說服和強制的手段來加速這些五年計劃的實現。
這些計劃是史無前例的，因為它們為國家的整個經濟的改造和運轉提一供了藍圖和辦法。
"國家計劃委員會"（Gosplan）是中心，它由相當于西方内閣的蘇聯内閣——人民委員會任命。
直到今天，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職責仍是根據政一府提出的總方針和全國各地送來的統計資料制訂計劃。
政一府（實際上是共一産一黨一的領導者）作出種種基本的決定，如某項特定的計劃是應全力以赴生産武器還是建立重工業，是應全力以赴生産更多的消費品還是減少糧食作物以增加工業作物。
國家計劃委員會以這些方針為指導，動手處理源源不斷地彙集到總部的大量統計資料。
蘇聯所有的組織——不論是農業、工業、軍事還是文化組織——部必須依法向國家計劃委員會提一供有關資源和經營的具體資料。
大量資料先由一批受過高度訓練的統計學家、經濟學家和技術專家進行處理，由他們進而制訂出臨時的五年計劃。
在經過評議和聽取有關組織的不同建議之後，再起草制定最後的計劃。
這些五年計劃中的第一個雖然與現在由計算機制定的計劃相比非常原始，但也有三大卷，達1600頁之多，其中包括的表格和統計資料涉及到重工業、輕工業、金融、合作社、農業、運輸、通訊、勞力、工資、學校、文學、公共衛生和社會保險等各方面。
農業集體化斯大林曾說過，富農對集體化的抵抗是他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危險的挑戰。
然而，他除了将其計劃強加給富農之外别無選擇，因為集體化是他所制訂的新經濟的基礎。
富農們自然反對集體農莊，因為他們必須以與幾乎一無所有的貧農相同的條件加入農莊。
有時候，富農們燒毀集體農莊的房屋，毒死耕牛，散布謠言吓走其他農民。
蘇聯政一府毫不容情地鎮壓了這種反抗，通過發動貧農反對富農，激起了鄉村中的階級鬥争。
警察将成千上萬戶富農趕出了村莊，把他們關進了監獄和西伯利亞勞動營。
最後，政一府能獨行其是，到1938年時，幾乎所有農民的土地都被合并到242400個集體農莊和4000個國營農場中去了。
集體農莊的大部分土地由農民共同耕種，到年底時農民根據所做的工作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