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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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作所為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慮。
13世紀，馬可·波羅的旅行使歐洲人知道了印度和中國的存在，并渴望到達這兩個偉大的國家。
他們還知道這些國家的人們并不是穆斯林，因地，希望他們與基督教徒通力合作。
另外，中世紀長期流傳着有關祭司約翰的傳說；約翰被傳說為東方某一基督教國家的強有力的國王。
幾個世紀來，基督教首領夢想與他建立聯系，從東、西兩方大舉進攻穆斯林世界。
歐洲人雖未找到祭司約翰，卻在非洲和美洲偶爾發現了新的、陌生的民族。
這些民族還未開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之歸依的臣民。
在促使歐洲人開始海外冒險事業的許多動機中，為上帝服務和尋求黃金可能是最強烈的動機。
瓦斯科·達·伽馬向驚訝的印度人解釋說，他來到他們的國家，是為了尋找基督教徒和香料。
同樣，征服者伯納爾·迪亞斯在回憶錄中寫到，他和同伴到美洲去，是"為了象所有男子漢都欲做到的那樣，為上帝和皇帝陛下服務、将光明帶給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們和發财緻富。
" 所謂的"文藝複興運動"，強調了個人主義和現世主義，顯然比中世紀觀點更有助于對外擴張。
關于人類本身逐漸形成了一種新觀念，一種對其高貴和創造力的新的信任。
人們無需再一心想着神對來世會作何判決，而隻需發展自己生來俱有的潛力，首先發展他的思考能力。
德西迪裡·伊拉斯谟在其名聲達到頂峰時，表達了他的信任和歡樂。
他大聲叫道："永恒的上帝啊！我看見一個多麼美好的世界正在出現！我為什麼不能再變得年輕呢？" 西方思想的活躍和豐富，是歐亞大一陸其他地區所投有的。
比如，在中國，儒家思想繼續統治着社會（見第十六章第五節）。
它尊老鄙少，厚古薄分注重既成極力，忽略革新發明，成為在各方面維持現狀的非常有效的工具。
同樣，在穆斯林國家，學校忽略天文學、數學和醫學，着重強調神學、法學和修辭學（見第十四章第七節）。
這些學校畢業的學生，同儒家學者一樣，對西方的事情既一無所知，又不感興趣。
因此，突厥人仍處于宗教蒙昧主義的深淵，并象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樣，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基督教異教徒以其新學問，最終不僅成為他們所發現的美洲大一陸的主人，而且成為古老的伊斯蘭教帝國和儒家帝國的主人。
西方技術的不斷發展，也直接有助于對外擴張。
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造船、儀器、航海技術和海軍裝備上所取得的進步。
1200至1500年，歐洲船舶噸位平均增加一到兩倍。
600噸到800噸的圓體帆船，代替了150噸到200噸的長型單層甲闆帆船。
13世紀開始使用的船尾舷，迅速代替了陳舊的、低效率的邊舵。
14世紀，葡萄牙人對阿拉伯三角帆船的索具的改進同樣重要，它使船隻更适于迎風航行。
船體結構和船帆索具方面的這些進步表明，這時的船隻綜合了北歐、地中海和中東早期船隻各自的特點。
其結果是船體更大，速度更快，一操一縱更靈敏，同時也更經濟，因為它減少了100到200個劃手及其食物和裝備，大大增加了存放貨物的空間。
造船方面的這些進步總是同航海技術的進步，尤其同指南針、星盤和新地圖的日益有效的使用攜手并進的；這些新地圖是根據一精一确的羅盤方位和海岸線及港口的詳情繪制而成。
與此同時，歐洲人在海軍裝備方面正占據着決定一性一的、明顯重要的領先地位。
過去，海戰是指占領敵船和甲闆上的肉一搏戰。
16世紀的前20年，佛蘭德和德意志治金學家發展了鑄炮技術；這種大炮能射一出彈丸，摧毀30O碼内的船隻。
海戰發生了變化，由占領敵船的肉一搏戰變成了舷炮齊射的炮戰。
從此，歐洲人占領并控制了世界各大洋達四個世紀之久，直到1905年日本人在對馬海峽全殲俄羅斯人，取得了劃時代的勝利。
伴随造船業、航海業和海軍裝備的發展而來的是商業經營方面的重要的新技術。
意大利複式簿記的發明使随時确定商業上的财務情況成為可能。
另外，貨币的日益廣泛的使用和普遍為人接受的标準硬币的鑄造，便利了商業經營。
銀行的發展，商業證券的出現，中世紀基督教逐漸放棄對貸款利息的譴責和排斥，也有利于商業經營。
最後，歐洲人開始對外擴張後，合股公司的興起極大地加強和促進了商業經營。
這些合股公司以其有限責任，為投資提一供了媒介，使歐洲大批資本用于海外冒險事業。
東方商人因自身及其合股人的資力有限，沒有一個能與幾個東印度公司和東地中海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現存的哈得遜灣公司相競争而最終獲得成功。
最後，上述諸因素使歐洲富有激勵人的、獨特的活力。
這一活力究竟如何獨特，在歐亞大一陸對15世紀穆斯林世界的擴張的各種反應中顯而易見。
如第十四章第六節所述，當時的伊斯蘭教以扇形從中東向四面八方擴展。
突厥人在攻陷君士坦丁堡後，占領了巴爾幹半島；随後渡過多瑙河，進軍匈牙利，兵臨維也納城下。
同樣，在東方，富有魅力的巴布爾率領突厥人，正從阿富汗問南推進，開始建立偉大的莫卧兒帝國，統治印度，直到19世紀英國人接管為止。
另外，在非洲，伊斯蘭教正從東部和北部沿岸的基地向内地穩步傳播。
最後，穆斯林商人控制了歐亞大一陸的海上航線，即從紅海和波斯灣穿過印度洋、繞過東南亞、到達中國海的航線。
由于伊斯蘭教的軍人、商人、傳教士所取得的這些進步，伊斯蘭教世界變成了歐亞大一陸的中心地區。
它占領了這片大一陸的戰略中心，而且，它愈擴張，歐亞大一陸東端的中國人和西端的歐洲人就愈孤立。
中國人和歐洲人對這一包圍的截然不同的反應，從當時到現在，都對世界曆史的進程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如前所述，盡避鄭和的遠征确切地表明，中國人擁有控制海洋的技術和财力，但他們卻自願地撤退了（見第十二章第一節和第十六章第五節）。
蒙古統治結束後，明朝的中國人将自己與外世隔絕。
中國商人階層缺乏西方商人所擁有的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無力向禁止海外冒險事業的皇帝的敕令挑戰。
因而，中國人将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一精一力轉向内部，從而自願放棄了在歐亞大一陸，最終在世界事務中的領先地位。
歐洲人的反應恰恰相反。
蒙古統治下的和平無止境地擴大了他們的地理視界和商業野心，因此，蒙古帝國的突然崩潰給他們以沉重打擊，留下了深深懷念。
同樣，十字軍失去地中海東部前哨基地，伊兒汗國在波斯實行伊斯蘭教統治，突厥人征服巴爾幹諸國，所有這些都使歐洲人無法到達黑海、波斯灣和印度洋。
因此，他們實際上被困在歐亞大一陸的西端。
誠然，由于意大利商人在地中海東部各港口繼續同阿拉伯商人發生貿易交往，将貨物轉船運往西方，所以十分重要的香料貿易仍很繁榮。
這使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作為經紀人獲得厚利，他們為此非常滿意。
但是，其他歐洲人并非如此幸運，他們迫切希望找到某種方法，到達東方，分享财富。
隻要給他們專門技術、經濟實力和允許他們政治上自主發展，他們的尋找必定成功。
歐洲沒有一個國王頒布禁令，禁止海外冒險事業；相反，各民族君主國展開了狂一熱的競争。
另外，歐洲确實需要并強烈要求外國産品，商人們完全有能力滿足這種需求。
因此，即使哥倫布沒有發現美洲大一陸，達·伽馬沒有繞好望角航行，在以後的幾十年中，其他人也會這麼做。
總之，西方社會已達到起飛點，即将起飛；而它一旦起飛，必将掃清海路，不可阻擋地向全球擴張。
13世紀，馬可·波羅的旅行使歐洲人知道了印度和中國的存在，并渴望到達這兩個偉大的國家。
他們還知道這些國家的人們并不是穆斯林，因地，希望他們與基督教徒通力合作。
另外，中世紀長期流傳着有關祭司約翰的傳說；約翰被傳說為東方某一基督教國家的強有力的國王。
幾個世紀來，基督教首領夢想與他建立聯系，從東、西兩方大舉進攻穆斯林世界。
歐洲人雖未找到祭司約翰，卻在非洲和美洲偶爾發現了新的、陌生的民族。
這些民族還未開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之歸依的臣民。
在促使歐洲人開始海外冒險事業的許多動機中，為上帝服務和尋求黃金可能是最強烈的動機。
瓦斯科·達·伽馬向驚訝的印度人解釋說，他來到他們的國家，是為了尋找基督教徒和香料。
同樣，征服者伯納爾·迪亞斯在回憶錄中寫到，他和同伴到美洲去，是"為了象所有男子漢都欲做到的那樣，為上帝和皇帝陛下服務、将光明帶給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們和發财緻富。
" 所謂的"文藝複興運動"，強調了個人主義和現世主義，顯然比中世紀觀點更有助于對外擴張。
關于人類本身逐漸形成了一種新觀念，一種對其高貴和創造力的新的信任。
人們無需再一心想着神對來世會作何判決，而隻需發展自己生來俱有的潛力，首先發展他的思考能力。
德西迪裡·伊拉斯谟在其名聲達到頂峰時，表達了他的信任和歡樂。
他大聲叫道："永恒的上帝啊！我看見一個多麼美好的世界正在出現！我為什麼不能再變得年輕呢？" 西方思想的活躍和豐富，是歐亞大一陸其他地區所投有的。
比如，在中國，
它尊老鄙少，厚古薄分注重既成極力，忽略革新發明，成為在各方面維持現狀的非常有效的工具。
同樣，在穆斯林國家，學校忽略天文學、數學和醫學，着重強調神學、法學和修辭學（見第十四章第七節）。
這些學校畢業的學生，同儒家學者一樣，對西方的事情既一無所知，又不感興趣。
因此，突厥人仍處于宗教蒙昧主義的深淵，并象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樣，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基督教異教徒以其新學問，最終不僅成為他們所發現的美洲大一陸的主人，而且成為古老的伊斯蘭教帝國和儒家帝國的主人。
西方技術的不斷發展，也直接有助于對外擴張。
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造船、儀器、航海技術和海軍裝備上所取得的進步。
1200至1500年，歐洲船舶噸位平均增加一到兩倍。
600噸到800噸的圓體帆船，代替了150噸到200噸的長型單層甲闆帆船。
13世紀開始使用的船尾舷，迅速代替了陳舊的、低效率的邊舵。
14世紀，葡萄牙人對阿拉伯三角帆船的索具的改進同樣重要，它使船隻更适于迎風航行。
船體結構和船帆索具方面的這些進步表明，這時的船隻綜合了北歐、地中海和中東早期船隻各自的特點。
其結果是船體更大，速度更快，一操一縱更靈敏，同時也更經濟，因為它減少了100到200個劃手及其食物和裝備，大大增加了存放貨物的空間。
造船方面的這些進步總是同航海技術的進步，尤其同指南針、星盤和新地圖的日益有效的使用攜手并進的；這些新地圖是根據一精一确的羅盤方位和海岸線及港口的詳情繪制而成。
與此同時，歐洲人在海軍裝備方面正占據着決定一性一的、明顯重要的領先地位。
過去，海戰是指占領敵船和甲闆上的肉一搏戰。
16世紀的前20年，佛蘭德和德意志治金學家發展了鑄炮技術；這種大炮能射一出彈丸，摧毀30O碼内的船隻。
海戰發生了變化，由占領敵船的肉一搏戰變成了舷炮齊射的炮戰。
從此，歐洲人占領并控制了世界各大洋達四個世紀之久，直到1905年日本人在對馬海峽全殲俄羅斯人，取得了劃時代的勝利。
伴随造船業、航海業和海軍裝備的發展而來的是商業經營方面的重要的新技術。
意大利複式簿記的發明使随時确定商業上的财務情況成為可能。
另外，貨币的日益廣泛的使用和普遍為人接受的标準硬币的鑄造，便利了商業經營。
銀行的發展，商業證券的出現，中世紀基督教逐漸放棄對貸款利息的譴責和排斥，也有利于商業經營。
最後，歐洲人開始對外擴張後，合股公司的興起極大地加強和促進了商業經營。
這些合股公司以其有限責任，為投資提一供了媒介，使歐洲大批資本用于海外冒險事業。
東方商人因自身及其合股人的資力有限，沒有一個能與幾個東印度公司和東地中海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現存的哈得遜灣公司相競争而最終獲得成功。
最後，上述諸因素使歐洲富有激勵人的、獨特的活力。
這一活力究竟如何獨特，在歐亞大一陸對15世紀穆斯林世界的擴張的各種反應中顯而易見。
如第十四章第六節所述，當時的伊斯蘭教以扇形從中東向四面八方擴展。
突厥人在攻陷君士坦丁堡後，占領了巴爾幹半島；随後渡過多瑙河，進軍匈牙利，兵臨維也納城下。
同樣，在東方，富有魅力的巴布爾率領突厥人，正從阿富汗問南推進，開始建立偉大的莫卧兒帝國，統治印度，直到19世紀英國人接管為止。
另外，在非洲，伊斯蘭教正從東部和北部沿岸的基地向内地穩步傳播。
最後，穆斯林商人控制了歐亞大一陸的海上航線，即從紅海和波斯灣穿過印度洋、繞過東南亞、到達中國海的航線。
由于伊斯蘭教的軍人、商人、傳教士所取得的這些進步，伊斯蘭教世界變成了歐亞大一陸的中心地區。
它占領了這片大一陸的戰略中心，而且，它愈擴張，歐亞大一陸東端的中國人和西端的歐洲人就愈孤立。
中國人和歐洲人對這一包圍的截然不同的反應，從當時到現在，都對世界曆史的進程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如前所述，盡避鄭和的遠征确切地表明，中國人擁有控制海洋的技術和财力，但他們卻自願地撤退了（見第十二章第一節和第十六章第五節）。
蒙古統治結束後，明朝的中國人将自己與外世隔絕。
中國商人階層缺乏西方商人所擁有的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無力向禁止海外冒險事業的皇帝的敕令挑戰。
因而，中國人将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一精一力轉向内部，從而自願放棄了在歐亞大一陸，最終在世界事務中的領先地位。
歐洲人的反應恰恰相反。
蒙古統治下的和平無止境地擴大了他們的地理視界和商業野心，因此，蒙古帝國的突然崩潰給他們以沉重打擊，留下了深深懷念。
同樣，十字軍失去地中海東部前哨基地，伊兒汗國在波斯實行伊斯蘭教統治，突厥人征服巴爾幹諸國，所有這些都使歐洲人無法到達黑海、波斯灣和印度洋。
因此，他們實際上被困在歐亞大一陸的西端。
誠然，由于意大利商人在地中海東部各港口繼續同阿拉伯商人發生貿易交往，将貨物轉船運往西方，所以十分重要的香料貿易仍很繁榮。
這使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作為經紀人獲得厚利，他們為此非常滿意。
但是，其他歐洲人并非如此幸運，他們迫切希望找到某種方法，到達東方，分享财富。
隻要給他們專門技術、經濟實力和允許他們政治上自主發展，他們的尋找必定成功。
歐洲沒有一個國王頒布禁令，禁止海外冒險事業；相反，各民族君主國展開了狂一熱的競争。
另外，歐洲确實需要并強烈要求外國産品，商人們完全有能力滿足這種需求。
因此，即使哥倫布沒有發現美洲大一陸，達·伽馬沒有繞好望角航行，在以後的幾十年中，其他人也會這麼做。
總之，西方社會已達到起飛點，即将起飛；而它一旦起飛，必将掃清海路，不可阻擋地向全球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