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傳統的儒家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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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在于中國經濟的生産率顯著提高。
技術的穩步發展提高了傳統工業的産量。
同樣，水稻早熟品種的引進，使作物在過去隻能一季一熟的地方達到一季兩熟，從而促進了農業。
此外，宋朝興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擴大了水田灌溉面積。
據估計，11至12世紀，水稻産量增加了一倍。
生産率提高使人口的相應增長成為可能，而人口增長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生産。
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還增加了貿易量。
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
對外貿易突飛猛進，這一點比國内貿易更為顯著。
國漢代起，中國對外貿易的規模已相當大。
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對外貿易量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候。
這一貿易迅速發展的基礎，當然是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生産率。
航海技術的改進——其中包括指南針，帶有可調中心垂直升降闆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
最後，穆斯林商人和水手從事貿易的積極一性一，也加快了對外貿易的發展；當時，他們是亞洲諸海的偉大創業者。
結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陸路；首次成為中國同外界聯系的主要媒介。
當時，中國的經濟居主導地位，這可以由以下事實看出來：中國的出口品大多是制造品，如絲綢、瓷器、書畫等；而進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礦石和馬匹等。
最後應該指出，宋朝時期，中國人首次大規模從事對外貿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國中間商。
因而，宋朝時的中國正朝成為一個海上強國的方向發展。
但對中國曆史和世界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一潛在的可能從未實現。
此外，同樣重要的是，宋朝時的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絲毫未對中國社會生産爆炸一性一的影響，而西方與此相應的商業革命卻對西方社會生産了爆炸一性一的影響（見本章第五節）。
四、元朝蒙古人的統治 南宋的統治盡避隻限于半個中國，但這半個中國卻格外地安甯、繁榮。
與此同時，中國北部則由滿族的一支女真一人統治，稱為金。
大約1215年，他們請求南宋援助，反對将他們趕出北京的、難以對付的蒙古人。
南宋并不知道蒙古人的強大力量，派出擅長打圍攻戰的步兵予以援助。
1234年，金朝滅亡，南宋皇帝草率地試圖使中國北部歸他所統治。
蒙古人立即入侵中國南部以示報複。
自于蒙古人先要占領其他地方，所以戰争持續了幾十年；但是，1279年，當宋朝末代皇帝死于一次海戰時，宋朝終于滅亡。
一個新的蒙古王朝——元朝，從此開始了它的統治，直到1368年。
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國完全由遊牧民統治；這些遊牧民并非因早期同帝國的交往兩部分地中國化了。
這些蠻族征服者采取的第一個行動是夷平各城市，将新臣民并入傳統的蒙古部落社會。
但不久便有人向他們提出功告，說這是不可能的，還有更有利的選擇： 既然你們已征服天下所有地區，赢得四海所有财富，你們自然可以獲得所想要的一切，但是，你們還未将到手的一切組織起來。
你們應該向土地和商人征稅，從酒、鹽、鐵以及山區、沼澤地區的産品中獲利。
這樣，你們一年就能得到50萬盎司的白銀、8萬匹絲綢和40萬擔糧食。
你們怎麼能說中國人對你們沒有用呢？ 蒙古人聽取了這一勸告，建立了與前中國統治者所建立的基本相同的行政機構。
同時，他們還能保持自身的特點，因為遊牧生活的經曆使他們在語言、習慣和法律方面與其臣民相分離。
他們還有意雇傭許多外國人任職，以與可疑的多數中國人相抗衡。
馬可·波羅是外籍官員中最著名的一個，不過多數外籍官員是中亞的穆斯林。
忽必烈将蒙古首都從哈拉和林遷至北京，恭敬地履行傳統的儒家的帝國儀式，基本上變成一個中國皇帝。
他還試圖通過免除儒家文人學士納稅的方法，來撫一慰他們，但這些文人學士在很大程度上仍與他不和。
他們對實際上是在一個國際行政機構中任職的許多外國人不滿，也對蒙古人寬容和庇護各種外國宗教不滿；這些外國宗教包括伊斯蘭教和聶斯脫利教等（見第十四章第四節和第五節）。
蒙古人在中國的統治由于其一性一質和持續的時間較短，沒有給這個國家留下深刻的印記。
可能選擇北京為首都是最持久的一個貢獻。
北京位于華北平原，地處西至中亞，東到滿州的交通要沖，至今仍是重要的軍事、經濟和行政中心。
因為中國這時是地括歐亞大一陸大部分地區的大蒙古帝國的一部分，所以蒙古人的統治還促進了陸上貿易的急劇增長（見第十二章第二節）。
紙币的廣泛使用也促進了商業。
宋朝最早使用紙币，蒙古人予以進一步發展。
馬可·波羅一再對使用紙币表示驚訝，正如他的同伴，一位意大利商人在下面這段話中所說的那樣：國庫，以其紙币作為交換。
……用這種錢你可輕易買到絲綢和你想要買的其他任何商品，這個國家所有的人都須接收這種紙币。
你不用再為你買的商品付較高的價格，因為你的錢是紙做的。
有才幹的忽必烈死于1294年，終年80歲，繼位的是他的孫子、同樣具有才幹的鐵穆耳。
但鐵穆耳死的很早，他之後的大汗們軟弱無能，終日沉湎于宮廷生活。
朝廷内爆發了自相殘殺的鬥争，而更為嚴重的是，黃河時常泛濫，使華北普遍遭受饑荒。
大多數省份紛紛爆發起義，隻因起義領袖間的競争，才使蒙古人的統治能維持這麼長久。
最後，一位能幹的平民結束了這種混亂局面。
他象漢朝創立者一樣，在危機時期憑借天賦的才幹，抓住機會，揭竿而起，成為"天子"。
于是，1368年建立了中國人的明朝，且一直統治到1644年。
五、明朝的民族優越感及後撤 從推翻蒙古人的統治到共和國的出現，明（1368－1644年）、清（1644-1912年）兩代統治了中國500多年。
這幾個世紀構成了人類曆史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社會生活安甯穩定的一個偉大時期。
出現這一空前持久穩定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種被稱為"新儒學"的新的儒家玄學占據了絕對統治地位。
這種儒家思想的複興，主要發生在唐朝滅亡後的混亂時期；當時的時代所需要的東西顯然超出死記硬背儒家經典的範圍。
因此，許多學者着手徹底地重新評價人類和宇宙的問題。
從事這項工作的主要人物是朱熹（1129－1200年）。
他年輕時曾研究過佛教和道教，但對兩者都不滿意，又轉而研究儒家經典。
憑借其傑出的綜合才能，他發展了一種解釋方法。
這種解釋方法綜合了佛教、道教諸成分，更令人滿意地适應他那個時代。
他的方法基本上是經驗主義的唯理論者的方法。
他教導說，宇宙受自一由法則的支配，這一點應該得到理解和尊重。
他還相信人的善良及其可完善一性一；把人比作一面落滿灰塵的鏡子，一旦抹去灰塵，将和過去一樣明亮。
因此，邪惡是忽視和缺乏教育的結果，是可以糾正的。
朱熹對中國儒教世界的影響，可與托馬斯·阿奎那對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響相比。
恰如阿奎那不久将亞裡土多德和聖保羅的哲學編成正式的經院哲學那樣，朱熹把當時中國人的思想并入新儒學綜合一體。
和阿奎那一樣，朱熹以其非凡的理解力和說服力，阻止了哲學的進一步發展。
明朝時期尤其如此，作為一種反對前外來的蒙古人統治的反應，當時存在着明顯的民族優越感和對過去傳統的回顧。
在這種氣氛中，朱熹漸漸被認為是最終的、絕對的權威。
"自哲學家朱熹的時代以來，"明朝一位學者說，"真理已明白地顯示于世界。
我們不再需要什麼著作，要做的隻是實踐。
" 自來票評注的儒家經典成為文職人員考試的根據以後，這一新儒學構成了帝國官方的正統觀念，直至19世紀後期。
其結果是用理一性一的補充和對原理的闡述加強了不斷增長的社會僵化。
這十分有利于無可比拟的中國文明的持
技術的穩步發展提高了傳統工業的産量。
同樣，水稻早熟品種的引進，使作物在過去隻能一季一熟的地方達到一季兩熟，從而促進了農業。
此外，宋朝興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擴大了水田灌溉面積。
據估計，11至12世紀，水稻産量增加了一倍。
生産率提高使人口的相應增長成為可能，而人口增長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生産。
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還增加了貿易量。
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
對外貿易突飛猛進，這一點比國内貿易更為顯著。
國漢代起，中國對外貿易的規模已相當大。
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對外貿易量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候。
這一貿易迅速發展的基礎，當然是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生産率。
航海技術的改進——其中包括指南針，帶有可調中心垂直升降闆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
最後，穆斯林商人和水手從事貿易的積極一性一，也加快了對外貿易的發展；當時，他們是亞洲諸海的偉大創業者。
結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陸路；首次成為中國同外界聯系的主要媒介。
當時，中國的經濟居主導地位，這可以由以下事實看出來：中國的出口品大多是制造品，如絲綢、瓷器、書畫等；而進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礦石和馬匹等。
最後應該指出，宋朝時期，中國人首次大規模從事對外貿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國中間商。
因而，宋朝時的中國正朝成為一個海上強國的方向發展。
但對中國曆史和世界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一潛在的可能從未實現。
此外，同樣重要的是，宋朝時的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絲毫未對中國社會生産爆炸一性一的影響，而西方與此相應的商業革命卻對西方社會生産了爆炸一性一的影響（見本章第五節）。
四、元朝蒙古人的統治 南宋的統治盡避隻限于半個中國，但這半個中國卻格外地安甯、繁榮。
與此同時，中國北部則由滿族的一支女真一人統治，稱為金。
大約1215年，他們請求南宋援助，反對将他們趕出北京的、難以對付的蒙古人。
南宋并不知道蒙古人的強大力量，派出擅長打圍攻戰的步兵予以援助。
1234年，金朝滅亡，南宋皇帝草率地試圖使中國北部歸他所統治。
蒙古人立即入侵中國南部以示報複。
自于蒙古人先要占領其他地方，所以戰争持續了幾十年；但是，1279年，當宋朝末代皇帝死于一次海戰時，宋朝終于滅亡。
一個新的蒙古王朝——元朝，從此開始了它的統治，直到1368年。
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國完全由遊牧民統治；這些遊牧民并非因早期同帝國的交往兩部分地中國化了。
這些蠻族征服者采取的第一個行動是夷平各城市，将新臣民并入傳統的蒙古部落社會。
但不久便有人向他們提出功告，說這是不可能的，還有更有利的選擇： 既然你們已征服天下所有地區，赢得四海所有财富，你們自然可以獲得所想要的一切，但是，你們還未将到手的一切組織起來。
你們應該向土地和商人征稅，從酒、鹽、鐵以及山區、沼澤地區的産品中獲利。
這樣，你們一年就能得到50萬盎司的白銀、8萬匹絲綢和40萬擔糧食。
你們怎麼能說中國人對你們沒有用呢？ 蒙古人聽取了這一勸告，建立了與前中國統治者所建立的基本相同的行政機構。
同時，他們還能保持自身的特點，因為遊牧生活的經曆使他們在語言、習慣和法律方面與其臣民相分離。
他們還有意雇傭許多外國人任職，以與可疑的多數中國人相抗衡。
馬可·波羅是外籍官員中最著名的一個，不過多數外籍官員是中亞的穆斯林。
忽必烈将蒙古首都從哈拉和林遷至北京，恭敬地履行傳統的儒家的帝國儀式，基本上變成一個中國皇帝。
他還試圖通過免除儒家文人學士納稅的方法，來撫一慰他們，但這些文人學士在很大程度上仍與他不和。
他們對實際上是在一個國際行政機構中任職的許多外國人不滿，也對蒙古人寬容和庇護各種外國宗教不滿；這些外國宗教包括伊斯蘭教和聶斯脫利教等（見第十四章第四節和第五節）。
蒙古人在中國的統治由于其一性一質和持續的時間較短，沒有給這個國家留下深刻的印記。
可能選擇北京為首都是最持久的一個貢獻。
北京位于華北平原，地處西至中亞，東到滿州的交通要沖，至今仍是重要的軍事、經濟和行政中心。
因為中國這時是地括歐亞大一陸大部分地區的大蒙古帝國的一部分，所以蒙古人的統治還促進了陸上貿易的急劇增長（見第十二章第二節）。
紙币的廣泛使用也促進了商業。
宋朝最早使用紙币，蒙古人予以進一步發展。
馬可·波羅一再對使用紙币表示驚訝，正如他的同伴，一位意大利商人在下面這段話中所說的那樣：國庫，以其紙币作為交換。
……用這種錢你可輕易買到絲綢和你想要買的其他任何商品，這個國家所有的人都須接收這種紙币。
你不用再為你買的商品付較高的價格，因為你的錢是紙做的。
有才幹的忽必烈死于1294年，終年80歲，繼位的是他的孫子、同樣具有才幹的鐵穆耳。
但鐵穆耳死的很早，他之後的大汗們軟弱無能，終日沉湎于宮廷生活。
朝廷内爆發了自相殘殺的鬥争，而更為嚴重的是，黃河時常泛濫，使華北普遍遭受饑荒。
大多數省份紛紛爆發起義，隻因起義領袖間的競争，才使蒙古人的統治能維持這麼長久。
最後，一位能幹的平民結束了這種混亂局面。
他象漢朝創立者一樣，在危機時期憑借天賦的才幹，抓住機會，揭竿而起，成為"天子"。
于是，1368年建立了中國人的明朝，且一直統治到1644年。
五、明朝的民族優越感及後撤 從推翻蒙古人的統治到共和國的出現，明（1368－1644年）、清（1644-1912年）兩代統治了中國500多年。
這幾個世紀構成了人類曆史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社會生活安甯穩定的一個偉大時期。
出現這一空前持久穩定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種被稱為"新儒學"的新的儒家玄學占據了絕對統治地位。
這種
因此，許多學者着手徹底地重新評價人類和宇宙的問題。
從事這項工作的主要人物是朱熹（1129－1200年）。
他年輕時曾研究過佛教和道教，但對兩者都不滿意，又轉而研究儒家經典。
憑借其傑出的綜合才能，他發展了一種解釋方法。
這種解釋方法綜合了佛教、道教諸成分，更令人滿意地适應他那個時代。
他的方法基本上是經驗主義的唯理論者的方法。
他教導說，宇宙受自一由法則的支配，這一點應該得到理解和尊重。
他還相信人的善良及其可完善一性一；把人比作一面落滿灰塵的鏡子，一旦抹去灰塵，将和過去一樣明亮。
因此，邪惡是忽視和缺乏教育的結果，是可以糾正的。
朱熹對中國儒教世界的影響，可與托馬斯·阿奎那對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響相比。
恰如阿奎那不久将亞裡土多德和聖保羅的哲學編成正式的經院哲學那樣，朱熹把當時中國人的思想并入新儒學綜合一體。
和阿奎那一樣，朱熹以其非凡的理解力和說服力，阻止了哲學的進一步發展。
明朝時期尤其如此，作為一種反對前外來的蒙古人統治的反應，當時存在着明顯的民族優越感和對過去傳統的回顧。
在這種氣氛中，朱熹漸漸被認為是最終的、絕對的權威。
"自哲學家朱熹的時代以來，"明朝一位學者說，"真理已明白地顯示于世界。
我們不再需要什麼著作，要做的隻是實踐。
" 自來票評注的儒家經典成為文職人員考試的根據以後，這一新儒學構成了帝國官方的正統觀念，直至19世紀後期。
其結果是用理一性一的補充和對原理的闡述加強了不斷增長的社會僵化。
這十分有利于無可比拟的中國文明的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