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希臘和羅馬的文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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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事件雖然現被普遍地當作西羅馬帝國滅亡的标志，但在當時，隻是說明帝國長達兩個多世紀的分崩瓦解的過程已告結束，并沒引起多少注意。
如果要了解"羅馬陷落"的原因，如果可使用大動亂這一傳統說法，那就必須确定這一長期然而無情的衰落，直至湮沒無聞的過程的動力是什麼。
充當應對"陷落"負責的工具的，當然是日耳曼蠻族。
因而，有位法國曆史學家斷言說："羅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殺的。
"這一判斷可找到一些理由證明其正确一性一，尤其是如果至今還記得：在較早世紀中被稱為日耳曼人的無數小部落後來合并成法蘭克人、阿勒曼尼人和哥特人的較大的政治單位。
然而，即使那樣，也不是不可抵擋的遊牧部落全憑數量上的優勢掃除一切。
曆史學家們估計，入侵意大利的東哥特人隻有10萬左右，征服西班牙和法自南部的前開德人也隻有10萬左右，越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北非的汪達爾人總共才8萬，占該地區土著居民的1%。
所以，問題仍然是——羅馬為什麼會"陷落"？最近，有位美國曆史學家說："雖然戰争顯然是滅亡的原因……但帝國的機質一性一病是經濟。
"實際上，這一"機質一性一病"不僅在羅馬帝國，而且在諸希臘化國家、古典希臘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見到。
它們都為生産率低下這一基本問題所折磨。
生産率低下是因為，在取得諸如冶金術、犁、輪子、帆和太一陽一曆這些核心發明的新石器時代之後，未能大大地促進技術的發展。
技術阻滞不前的根本原因看來在于奴隸制度，奴隸制度是所有這些文明的普遍公認的組成部分。
甚至在古典希臘，雖然那裡的奴隸制度從未象在羅馬那樣猖獗過，但如前所述，亞裡士多德已宣稱，有些人生來是統治者，有些人生來是被統治者；如果後者拒絕接受預先注定的命運，那麼象追獵"野獸"一樣追逐他們直至捕獲，"自然是正當的"。
奴隸制度的影響是有害且多方面的。
它使奴隸失去改進其所一操一行業的傳統一操一作方法的積極一性一；隻要有大量的奴隸勞動力可獲取，它也使主人喪失促進技術革新的動機。
因而，在韋斯巴芗統治時期，當在令羅馬聖皮特羅廣場堅立一座方尖碑時，雖然當時有位發明者提出了一項可以大大方便豎碑的技術措施，但皇帝為了不讓奴隸們有空可閑，甯願讓他們繼續從事體力勞動。
同樣，水車雖然早在公元前1世紀已為帝國東部行省所知道，可直到公元4世紀奴隸來源枯縮之時，才為羅馬所采用。
占有奴隸的社會自然傾向于把體力勞動與奴隸相聯系，從而認為從事體力勞動有損于自一由民的尊嚴；這種傾向也是同樣有害的。
古希臘散文家普盧塔克說，偉大的阿基米德并不認為發明各種軍用機械是值得他認真研究的，而僅僅把它們看作是他研究幾何學時的消遣。
不過，他也沒有完全做到這一步，因為錫臘庫薩國王希倫一再懇求他，要他将自己的學問從一抽一象運動轉向實際事物，并要他通過将自己的推理應用于日常生活中，使它們更易為大多數人所理解。
最早把自己的思想轉向後來備受推崇的一門學科——力學的是歐多克索斯和阿契塔。
他們通過切合實際的試驗和運用各種工具進一步證實，某些問題以當時的理論根據是不可解決的。
但是，柏拉圖卻極為憤怒，痛斥他們，說他們貶低、敗壞了優秀的幾何學，讓幾何學由非物質的、智力方面的事物降為物質的、實用的東西，迫使幾何學去利用物質，從而需要有大量體力勞動介入，使幾何學成為奴隸們從事的對象。
結果，力學與幾何學相分離，并長期受到哲學家們的鄙視。
奴隸制度通過這些不同的方面，在實行平等主義的新石器時代之後的數千年中，不斷地阻止技術革新。
奴隸制度對國内市場也起了抑制的經濟影響，因為奴隸顯然無力購買自己的勞動成果，這就限制了國内購買力。
帝國結構上這些根本的缺點在一段時間裡由于帝國擴張以及随之而來的大量的戰利品、貢物、糧食和奴隸而得到遮蔽。
但是，在當時那樣的技術發展水平上，帝國的擴張受到種種限制，這些限制是由後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所決定的。
羅馬同中國一樣，前進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進了。
那一限度一經達到，帝國疆界就固定下來，甚或開始縮小，于是，從前隐藏的帝國結構上的缺點漸漸顯露出來。
軍隊從前一直是獲取奴隸和物質财富的有用的來源，而現在成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負擔。
同樣，擴張時期腫脹起來的官僚機構，現到了收縮時期，證明是難以忍受的。
過度的支出導緻最終無法控制的通貨膨一脹。
例如，在埃及，公元1世紀時，一個計量單位的小麥的價格為六個德拉克馬，公元276年時漲為200個德拉克馬，314年時漲為9000個德拉克馬，334年時漲為78000個德拉克馬，334年後不久漲為20O多萬個德拉克馬。
面對這樣的通貨膨一脹，貨币變得毫無價值，在某些場合，又回複到物物交換。
物物交換的趨向随工業不斷向農村和外省傳播而加速。
工業傳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帝國交通工具的惡化和奴隸供給量的下降，後者使發掘新的勞動刀來源成為必需。
工業從城市轉移到鄉村和大莊園意味着帝國在實行重新分配。
大莊園不僅擁有農業勞動者，而且有各種工匠，因而變得愈來愈自給自足。
而大莊園愈自給自足，帝國經濟則愈分解為一個個自給自足的單位。
經濟上的分散必然伴随以政治上的分權。
随着貿易的衰落和國家歲入的減少，帝國大廈不再能支持下去，并慢慢地開始崩潰。
這一因素促使戴克裡先和君士坦丁不顧一切地努力以帝國的法令來支撐帝國大廈。
但是，帝國的疾病是"機質一性一的"，而非表面的，所以一切嚴格管制雖然起了維持、加強統治的作用，但最終還是沒有用的。
不過，嚴格管制不是帝國衰微的原因，而是試圖阻止衰微的一劑無效的藥。
正如一位經濟史學家所指出的，"危機先于嚴格管制"。
因此，西羅馬帝國"陷落"而東羅馬帝國卻沒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西部的經濟不及東部的先進發達。
意大利農業從未象中東沖積土流域的農業那樣多産。
意大利的谷物産量"平均不過是播種量的四倍"。
所以，中歐和北歐的沃土在中世紀的技術發展到能夠有效地開發它們之前，隻好耐心地等待。
同樣，西部的工業也發生得比較遲，普遍落後于東部的工業。
意大利的情況就是這樣，高盧的情況更是如此，高盧是西部唯一的另一個曾有工業根基的行省。
所以，雖然整個羅馬帝國是因"機質一性一病"而毀滅，但帝國的西部最不堅固，首先屈服，而東部則又生存了一千年。
西羅馬帝國盡避滅亡了，可确也留下了豐富的遺産。
最顯而易見的是物質方面的遺迹——圓形劇場、競技場、廟宇、導水管、公路和橋梁。
還有就是語言方面的遺産——歐洲的羅曼諸語言。
羅馬法如前所述，至今仍大量存留在歐洲和南北美洲許多同家的法律體系中。
今日天主教會的組織和儀式也要大大歸功于昔日羅馬帝國的組織和宗教傳統。
最後，"羅馬和平"曾帶來長達二個世紀的相對和平和繁榮，從而留下一個代替希臘人的城邦獨立原則的帝國統一的傳統。
在此以後的數世紀裡，正是這一傳統做起全歐洲蠻族王公們争當大元帥、東羅馬帝國統治者或沙皇的妄想和野心。
如果要了解"羅馬陷落"的原因，如果可使用大動亂這一傳統說法，那就必須确定這一長期然而無情的衰落，直至湮沒無聞的過程的動力是什麼。
充當應對"陷落"負責的工具的，當然是日耳曼蠻族。
因而，有位法國曆史學家斷言說："羅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殺的。
"這一判斷可找到一些理由證明其正确一性一，尤其是如果至今還記得：在較早世紀中被稱為日耳曼人的無數小部落後來合并成法蘭克人、阿勒曼尼人和哥特人的較大的政治單位。
然而，即使那樣，也不是不可抵擋的遊牧部落全憑數量上的優勢掃除一切。
曆史學家們估計，入侵意大利的東哥特人隻有10萬左右，征服西班牙和法自南部的前開德人也隻有10萬左右，越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北非的汪達爾人總共才8萬，占該地區土著居民的1%。
所以，問題仍然是——羅馬為什麼會"陷落"？最近，有位美國曆史學家說："雖然戰争顯然是滅亡的原因……但帝國的機質一性一病是經濟。
"實際上，這一"機質一性一病"不僅在羅馬帝國，而且在諸希臘化國家、古典希臘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見到。
它們都為生産率低下這一基本問題所折磨。
生産率低下是因為，在取得諸如冶金術、犁、輪子、帆和太一陽一曆這些核心發明的新石器時代之後，未能大大地促進技術的發展。
技術阻滞不前的根本原因看來在于奴隸制度，奴隸制度是所有這些文明的普遍公認的組成部分。
甚至在古典希臘，雖然那裡的奴隸制度從未象在羅馬那樣猖獗過，但如前所述，亞裡士多德已宣稱，有些人生來是統治者，有些人生來是被統治者；如果後者拒絕接受預先注定的命運，那麼象追獵"野獸"一樣追逐他們直至捕獲，"自然是正當的"。
奴隸制度的影響是有害且多方面的。
它使奴隸失去改進其所一操一行業的傳統一操一作方法的積極一性一；隻要有大量的奴隸勞動力可獲取，它也使主人喪失促進技術革新的動機。
因而，在韋斯巴芗統治時期，當在令羅馬聖皮特羅廣場堅立一座方尖碑時，雖然當時有位發明者提出了一項可以大大方便豎碑的技術措施，但皇帝為了不讓奴隸們有空可閑，甯願讓他們繼續從事體力勞動。
同樣，水車雖然早在公元前1世紀已為帝國東部行省所知道，可直到公元4世紀奴隸來源枯縮之時，才為羅馬所采用。
占有奴隸的社會自然傾向于把體力勞動與奴隸相聯系，從而認為從事體力勞動有損于自一由民的尊嚴；這種傾向也是同樣有害的。
古希臘散文家普盧塔克說，偉大的阿基米德并不認為發明各種軍用機械是值得他認真研究的，而僅僅把它們看作是他研究幾何學時的消遣。
不過，他也沒有完全做到這一步，因為錫臘庫薩國王希倫一再懇求他，要他将自己的學問從一抽一象運動轉向實際事物，并要他通過将自己的推理應用于日常生活中，使它們更易為大多數人所理解。
最早把自己的思想轉向後來備受推崇的一門學科——力學的是歐多克索斯和阿契塔。
他們通過切合實際的試驗和運用各種工具進一步證實，某些問題以當時的理論根據是不可解決的。
但是，柏拉圖卻極為憤怒，痛斥他們，說他們貶低、敗壞了優秀的幾何學，讓幾何學由非物質的、智力方面的事物降為物質的、實用的東西，迫使幾何學去利用物質，從而需要有大量體力勞動介入，使幾何學成為奴隸們從事的對象。
結果，力學與幾何學相分離，并長期受到哲學家們的鄙視。
奴隸制度通過這些不同的方面，在實行平等主義的新石器時代之後的數千年中，不斷地阻止技術革新。
奴隸制度對國内市場也起了抑制的經濟影響，因為奴隸顯然無力購買自己的勞動成果，這就限制了國内購買力。
帝國結構上這些根本的缺點在一段時間裡由于帝國擴張以及随之而來的大量的戰利品、貢物、糧食和奴隸而得到遮蔽。
但是，在當時那樣的技術發展水平上，帝國的擴張受到種種限制，這些限制是由後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所決定的。
羅馬同中國一樣，前進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進了。
那一限度一經達到，帝國疆界就固定下來，甚或開始縮小，于是，從前隐藏的帝國結構上的缺點漸漸顯露出來。
軍隊從前一直是獲取奴隸和物質财富的有用的來源，而現在成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負擔。
同樣，擴張時期腫脹起來的官僚機構，現到了收縮時期，證明是難以忍受的。
過度的支出導緻最終無法控制的通貨膨一脹。
例如，在埃及，公元1世紀時，一個計量單位的小麥的價格為六個德拉克馬，公元276年時漲為200個德拉克馬，314年時漲為9000個德拉克馬，334年時漲為78000個德拉克馬，334年後不久漲為20O多萬個德拉克馬。
面對這樣的通貨膨一脹，貨币變得毫無價值，在某些場合，又回複到物物交換。
物物交換的趨向随工業不斷向農村和外省傳播而加速。
工業傳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帝國交通工具的惡化和奴隸供給量的下降，後者使發掘新的勞動刀來源成為必需。
工業從城市轉移到鄉村和大莊園意味着帝國在實行重新分配。
大莊園不僅擁有農業勞動者，而且有各種工匠，因而變得愈來愈自給自足。
而大莊園愈自給自足，帝國經濟則愈分解為一個個自給自足的單位。
經濟上的分散必然伴随以政治上的分權。
随着貿易的衰落和國家歲入的減少，帝國大廈不再能支持下去，并慢慢地開始崩潰。
這一因素促使戴克裡先和君士坦丁不顧一切地努力以帝國的法令來支撐帝國大廈。
但是，帝國的疾病是"機質一性一的"，而非表面的，所以一切嚴格管制雖然起了維持、加強統治的作用，但最終還是沒有用的。
不過，嚴格管制不是帝國衰微的原因，而是試圖阻止衰微的一劑無效的藥。
正如一位經濟史學家所指出的，"危機先于嚴格管制"。
因此，西羅馬帝國"陷落"而東羅馬帝國卻沒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西部的經濟不及東部的先進發達。
意大利農業從未象中東沖積土流域的農業那樣多産。
意大利的谷物産量"平均不過是播種量的四倍"。
所以，中歐和北歐的沃土在中世紀的技術發展到能夠有效地開發它們之前，隻好耐心地等待。
同樣，西部的工業也發生得比較遲，普遍落後于東部的工業。
意大利的情況就是這樣，高盧的情況更是如此，高盧是西部唯一的另一個曾有工業根基的行省。
所以，雖然整個羅馬帝國是因"機質一性一病"而毀滅，但帝國的西部最不堅固，首先屈服，而東部則又生存了一千年。
西羅馬帝國盡避滅亡了，可确也留下了豐富的遺産。
最顯而易見的是物質方面的遺迹——圓形劇場、競技場、廟宇、導水管、公路和橋梁。
還有就是語言方面的遺産——歐洲的羅曼諸語言。
羅馬法如前所述，至今仍大量存留在歐洲和南北美洲許多同家的法律體系中。
今日天主教會的組織和儀式也要大大歸功于昔日羅馬帝國的組織和宗教傳統。
最後，"羅馬和平"曾帶來長達二個世紀的相對和平和繁榮，從而留下一個代替希臘人的城邦獨立原則的帝國統一的傳統。
在此以後的數世紀裡，正是這一傳統做起全歐洲蠻族王公們争當大元帥、東羅馬帝國統治者或沙皇的妄想和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