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義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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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墟中發現的阿契美尼德建築式樣建造。
這種民族主義的象征是1934年用名字"伊朗"取代了"波斯"，"伊朗"這一名字可追溯到3000年前一操一印歐語的祖先那裡。
禮薩國王的統治随着他1941年9月16日的讓位而突然結束。
在前幾年中，他已越來越傾向于納粹德國。
同德國的貿易上升到第一位，德國在伊朗的專家、教師、商人和旅遊者的人數不斷增加。
由于1941年6月希特勒進攻蘇聯，禮薩國王收到了幾份蘇-英聯合照會，要求他将德國人從伊朗驅逐出去。
他的答複不能令人滿意，于是，1941年8月25日，蘇聯和英國軍隊占領了這個國家。
9月16日，禮薩國王将王位讓給了他的兒子、現在的統治者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
回想起來，禮薩國王對他國家的影響不象凱末爾對土耳其的影響那麼深遠。
凱末爾從先前的一場軍事災難中得到了好處，這場災難非常之大，使凱末爾更容易廢除那些過時的制度和習俗。
因此，土耳其人受西方影響更久，也更能夠接受西方影響。
不過，禮薩國王遠遠超過了他的前輩，他的統治是伊朗近代曆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五、印度 20世紀初，英國對印度的統治在直到可預見的将來這段時間内似乎十分牢固。
1912年，為了慶祝國王喬治五世的加冕，在德裡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皇帝接見儀式。
儀式在泰吉·馬哈爾陵建造者沙·賈汗（1592-1662年）的接見大廳裡舉行。
在富麗、豪華的大廳當中，國王喬治接受了印度王公和權貴們的衆口一詞的宣誓效忠。
1914年，印度齊心協力地支持英國參戰。
王公們提一供了大量的财政援助，同時至少有90萬印度人在英國軍隊中當戰鬥員，另外，還有30萬印度人當勞工。
甘地特别熱心于支持英國人的事業。
他曾給印度總督哈丁爵士寫信說："在帝國的緊要關頭，我願讓印度将其所有強壯的兒子作為供品奉獻給帝國…我們隻能默默地、真誠地、全心全意地緻力于将帝國從即将來臨的危險中解救出來的工作，從而加快我們達到'地方自治的'目的的進程。
"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過了30年，英國對印度的統治便告結束。
這一意外結果的一個原因在于戰争本身的影響——有關民族自決的種種口号的影響和海外服役對成千上萬名帶着新思想和新觀念返回家園的土兵所起的擾亂一性一影響。
戰争剛結束後的幾年中的一系列災害也促進了動亂。
1918年的季風不足給印度許多地區帶來了饑荒。
早一年的淋巴腺鼠疫使許多人喪命，但它同1918-1919年的流行一性一感冒相比則是微不足道的，後者至少造成了1300萬人的死亡！促成動亂的另一原因是，與甘地預期的相反，戰後英國奉行壓制政策。
1919年3月的《羅拉特法案》準許政一府不經審判就能拘押宣傳鼓動者，授權法官不用陪審一團一即可判案。
甘地組織了一次消極抵抗和不合作運動，來進行回擊。
在随後發生的一騷一亂中，英國将軍戴爾制造了1919年4月13日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則血案"。
他試圖向老百姓強調政一府的力量，命令軍隊不經警告便直接向舉行政治集會的赤手空拳的市民開槍。
近400人被打死，1000人受傷。
英國下議院的一個委員會指責戴爾将軍，解除了他的指揮權。
但上議院卻支持戴爾，通過公開募捐為他籌集了26000英鎊的安慰金。
然而，強烈的抗議一浪一潮立即席卷全國，甘地指責政一府是"惡魔"。
甘地無疑是戰後這場反英運動中的傑出人物。
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國民大會一黨一在1914年以前并沒有對英國人構成嚴重威脅（見第十五章第六節）。
它實質上仍是極少得到鄉村民衆的支持的中産階級運動。
甘地的偉大貢獻就在于他設法來到村民中間，與他們建立友好關系，使他們參加為獨立而進行的鬥争。
甘地雖然是一位受過倫敦訓練的律師，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了印度的和非西方的——實際上是反西方的——本色，國此，他能用意味深長的話語與他的人民溝通思想。
甘地的講話樸素、富有感染力。
他指出，1914年時，英國人僅以9000名行政官員和6一9000名士兵就統治了3億印度人。
這一點之所以可能，僅僅是因為各階層人當時正以一種或另一種方式與英國人合作。
如果取消這種合作，英國的統治必将崩潰。
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教育和訓練人民實行不合作主義即非暴力的消極抵抗。
甘地還号召人民進行抵制運動，即聯合抵制英貨的運動。
甘地勸誡人們用家裡紡的布代替進口的機制織物。
這會削弱英國統治的經濟基礎，還會複興鄉村工業。
他本人就曾系了一條土布腰帶，當衆一操一作紡車。
甘地教導說，将不合作主義和抵制運動結合起來，就有可能實現地方自治。
一旦印度的村民理解這些教導并按教導行一事，英國統治的日子就不會長久了。
倫敦政一府努力阻止這場正在集聚起來的風暴，于1919年12月23日提出了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方案，确立了通稱為"兩頭政治"的行政體制。
這使德裡的中央政一府與過去大緻相同，擁有一個委派的總督、一個指定的咨詢會議和一個立法議會；立法議會的成員為140人，其中有100名成員是通過範圍極其有限的投票選舉産生的。
兩頭政治的原則在各省政一府中生效，每個省政一府均由一個委派的省長、一個指定的咨詢會議和一個立法議會組成，省立法議會70％的成員是通過極受限制的投票選舉産生的。
重大事務"保留"給省長及其咨詢會議處理；次要事務如公共衛生、農業、醫療救濟和教育等将"移交"給印度部長們處理。
人們推測，如果這種"兩頭政治"即責任的分開證明是切實可行的話，那麼，就會有更多的事務從"保留"名單轉入"移交"名單。
甘地領導的國民大會一黨一拒絕接受英國人的改革建議，這一定程度上是對戴爾事件的一個反應，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實際存在的政治原因——穆斯林首次願意同印度教徒合作。
印度穆斯林認為英國及其盟國強加給奧斯曼帝國的《塞夫爾條約》過于苛刻，他們對這一條約感到震驚。
為了向被圍困的土耳其人提一供支持，他們發動了所謂的"基拉發運動"。
甘地抓住這一機會與穆斯林達成了協議，于是，所有的印度人這時都一團一結起來，既要求修訂《塞夫爾條約》，又要求印度自治。
1920年9月，他們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不合作運動。
這種反應給人以深刻印象，但它逐漸失去了控制。
甘地堅決主張嚴格的非暴力主義，但罷工和暴動卻在許多城市發生，在農村，農民們也起來反對地主和放債人。
1922年2月4日，動亂達到了頂點，當時，起義的農民進攻了喬裡喬拉地方警察局，殺死了22名警察。
大為震驚的甘地立即命令停止不合作運動，但他還是被逮捕并被判了6年徒刑。
兩年後，他因身一體不好而獲釋，但這時，民族主義運動已由于印度教徒中的混亂和穆斯林熱情的冷卻而基本消失，穆斯林因凱末爾廢除哈裡發制和提出強有力的世俗主義綱領而感到沮喪。
甘地獲釋出獄後好幾年沒有涉足政界。
在這期間，新的、更激進的民族主義領一導一人正在出現，其中包括賈瓦哈拉爾·尼赫魯。
到這時為止，國大一黨一領一導一人就其出身和觀點來說，基本上是中上層階級。
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時，帶有社會主義或共産主義政治傾向的工人一團一體開始出現。
這一趨勢導緻了國大一黨一内部左翼力量的發展，導緻了以尼赫魯為主席的全印獨立聯盟的成立。
全印獨立聯盟的顯著特征是：它不僅要求擺脫英國人的統治而完全獨立。
而且要求在印度内部按照社會主義的方式進行根本的社會變革。
正加尼赫魯所寫的那樣："國大一黨一中過去經常看布賴斯所寫的有關民一主主義的著作和莫利、基思、馬志尼所寫的著作的青年男一女，如今正在閱讀所能到手的有關社會主義、共産主義和俄國的書籍。
" 尼赫魯本人就是這種新趨勢的一個很好的實例。
他是一位富有的律師的兒子，曾在哈羅公學和劍橋大學讀書，1912年取得律師資格。
回國後，他投身于為自一由而進行的民族主義鬥争，成為甘地的追随者和敬慕者。
然而，尼赫魯完全不同于他的這位神秘的、苦行主義的領袖。
他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一位社會主義者、一位堅信科學技術是将人類從存在已久的苦難和愚昧中解放出來的工具的人。
後來，尼赫魯與甘地分手了，因為甘地拒絕接受現代世界，他指責說："解救印度的辦法在于忘掉印度在過去50年中所學到的東西。
鐵路、電報、醫院、律師、醫生等諸如此類的東西全得廢棄，所謂的上層階級必須自覺地、虔誠地、慎重地了解簡樸的農民生活，懂得這是一種給人以真正幸福的生活。
……每當我坐上火車或公共汽車，就感到我這樣做是在亵渎我的良知。
" 不過，尼赫魯承認甘地在喚一起印度農民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
即使是因個人競争和學說上的争論而分裂的國大一黨一，也還得依靠甘地。
1928年12月，甘地重返政治舞台，并說服國大一黨一接受了激進派和保守派都能接受的一項妥協決議。
幾個月後，英國工一黨一戰勝保守一黨一，組成了新内閣。
前景似乎很有希望，因為工一黨一以往一直批評保守一黨一對允許印度自治這一問題采取拖拉做法。
然而，印度自治的希望并沒有實現；事實證明，1930－1939年的10年是令人失望的10年。
一個原因是政一府在鎮壓和讓步的循環之間搖擺不定。
繼民族主義暴力之後是大規模的逮捕和放逐，然後又是企圖通過逐步讓選舉制生效來進行安一撫。
不過，許多責任要由印度人承擔，因為他們日益分裂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兩大敵對的集一團一。
早在1919年，全印穆斯林聯盟就已成立，但許多年裡它幾乎一直沒有什麼追随者。
不僅穆斯林人數不到次大一陸總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國大一黨一聲稱它代表所有的印度人，不管他們的宗教信仰如何。
實際上，國大一黨一内确有一個由著名的阿布爾·卡拉姆·阿劄德領導的穆斯林派。
因而，穆斯林聯盟直到1935年以後由孟買的律師穆罕默德·阿裡·真納領導時才變得重要起來。
真納提出在聯合的基礎上與國大一黨一合作，但國大一黨一拒絕了這一建議，隻願與以個人名義加入國大一黨一的穆斯林打交道。
于是，真納進行報複，他向穆斯林民衆大聲呼籲說"伊斯蘭教正處于危險之中"。
對此，反應是熱烈的，因為印度許多穆斯林認為，他們與穆斯林世界其他人的共同之處比他們與鄰近的印度教徒的共同之處更多。
真納在選舉中的成功使後來建立獨立的穆斯林巴基斯坦成為可能。
在此期間，總督歐文勳爵已于1929年10月宣布，英國明确地制定了給印度以自治領地位的計劃，并将召開會議作出安排。
然而，國大一黨一卻于1929年12月31日通過了一項要求完全獨立的決議。
3月12日，為了迫使英國人撤離印度，甘地又發起一場一柄一民抵抗運動。
他的戰術是向170哩以外的大海進行偉大的食鹽進軍。
在海邊，他舀取海水，放在火上煮——這是向被他譴責為極不公正的政一府鹽稅進行挑戰的一個象征一性一行為。
這場運動不僅得到很好的宣傳、非常激動人心，而且十分猛烈，因為廣大農民都痛恨鹽稅，積極支持甘地。
普遍的一騷一亂爆發了：人們攻擊政一府的鹽場
這種民族主義的象征是1934年用名字"伊朗"取代了"波斯"，"伊朗"這一名字可追溯到3000年前一操一印歐語的祖先那裡。
禮薩國王的統治随着他1941年9月16日的讓位而突然結束。
在前幾年中，他已越來越傾向于納粹德國。
同德國的貿易上升到第一位，德國在伊朗的專家、教師、商人和旅遊者的人數不斷增加。
由于1941年6月希特勒進攻蘇聯，禮薩國王收到了幾份蘇-英聯合照會，要求他将德國人從伊朗驅逐出去。
他的答複不能令人滿意，于是，1941年8月25日，蘇聯和英國軍隊占領了這個國家。
9月16日，禮薩國王将王位讓給了他的兒子、現在的統治者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
回想起來，禮薩國王對他國家的影響不象凱末爾對土耳其的影響那麼深遠。
凱末爾從先前的一場軍事災難中得到了好處，這場災難非常之大，使凱末爾更容易廢除那些過時的制度和習俗。
因此，土耳其人受西方影響更久，也更能夠接受西方影響。
不過，禮薩國王遠遠超過了他的前輩，他的統治是伊朗近代曆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五、印度 20世紀初，英國對印度的統治在直到可預見的将來這段時間内似乎十分牢固。
1912年，為了慶祝國王喬治五世的加冕，在德裡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皇帝接見儀式。
儀式在泰吉·馬哈爾陵建造者沙·賈汗（1592-1662年）的接見大廳裡舉行。
在富麗、豪華的大廳當中，國王喬治接受了印度王公和權貴們的衆口一詞的宣誓效忠。
1914年，印度齊心協力地支持英國參戰。
王公們提一供了大量的财政援助，同時至少有90萬印度人在英國軍隊中當戰鬥員，另外，還有30萬印度人當勞工。
甘地特别熱心于支持英國人的事業。
他曾給印度總督哈丁爵士寫信說："在帝國的緊要關頭，我願讓印度将其所有強壯的兒子作為供品奉獻給帝國…我們隻能默默地、真誠地、全心全意地緻力于将帝國從即将來臨的危險中解救出來的工作，從而加快我們達到'地方自治的'目的的進程。
"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過了30年，英國對印度的統治便告結束。
這一意外結果的一個原因在于戰争本身的影響——有關民族自決的種種口号的影響和海外服役對成千上萬名帶着新思想和新觀念返回家園的土兵所起的擾亂一性一影響。
戰争剛結束後的幾年中的一系列災害也促進了動亂。
1918年的季風不足給印度許多地區帶來了饑荒。
早一年的淋巴腺鼠疫使許多人喪命，但它同1918-1919年的流行一性一感冒相比則是微不足道的，後者至少造成了1300萬人的死亡！促成動亂的另一原因是，與甘地預期的相反，戰後英國奉行壓制政策。
1919年3月的《羅拉特法案》準許政一府不經審判就能拘押宣傳鼓動者，授權法官不用陪審一團一即可判案。
甘地組織了一次消極抵抗和不合作運動，來進行回擊。
在随後發生的一騷一亂中，英國将軍戴爾制造了1919年4月13日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則血案"。
他試圖向老百姓強調政一府的力量，命令軍隊不經警告便直接向舉行政治集會的赤手空拳的市民開槍。
近400人被打死，1000人受傷。
英國下議院的一個委員會指責戴爾将軍，解除了他的指揮權。
但上議院卻支持戴爾，通過公開募捐為他籌集了26000英鎊的安慰金。
然而，強烈的抗議一浪一潮立即席卷全國，甘地指責政一府是"惡魔"。
甘地無疑是戰後這場反英運動中的傑出人物。
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國民大會一黨一在1914年以前并沒有對英國人構成嚴重威脅（見第十五章第六節）。
它實質上仍是極少得到鄉村民衆的支持的中産階級運動。
甘地的偉大貢獻就在于他設法來到村民中間，與他們建立友好關系，使他們參加為獨立而進行的鬥争。
甘地雖然是一位受過倫敦訓練的律師，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了印度的和非西方的——實際上是反西方的——本色，國此，他能用意味深長的話語與他的人民溝通思想。
甘地的講話樸素、富有感染力。
他指出，1914年時，英國人僅以9000名行政官員和6一9000名士兵就統治了3億印度人。
這一點之所以可能，僅僅是因為各階層人當時正以一種或另一種方式與英國人合作。
如果取消這種合作，英國的統治必将崩潰。
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教育和訓練人民實行不合作主義即非暴力的消極抵抗。
甘地還号召人民進行抵制運動，即聯合抵制英貨的運動。
甘地勸誡人們用家裡紡的布代替進口的機制織物。
這會削弱英國統治的經濟基礎，還會複興鄉村工業。
他本人就曾系了一條土布腰帶，當衆一操一作紡車。
甘地教導說，将不合作主義和抵制運動結合起來，就有可能實現地方自治。
一旦印度的村民理解這些教導并按教導行一事，英國統治的日子就不會長久了。
倫敦政一府努力阻止這場正在集聚起來的風暴，于1919年12月23日提出了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方案，确立了通稱為"兩頭政治"的行政體制。
這使德裡的中央政一府與過去大緻相同，擁有一個委派的總督、一個指定的咨詢會議和一個立法議會；立法議會的成員為140人，其中有100名成員是通過範圍極其有限的投票選舉産生的。
兩頭政治的原則在各省政一府中生效，每個省政一府均由一個委派的省長、一個指定的咨詢會議和一個立法議會組成，省立法議會70％的成員是通過極受限制的投票選舉産生的。
重大事務"保留"給省長及其咨詢會議處理；次要事務如公共衛生、農業、醫療救濟和教育等将"移交"給印度部長們處理。
人們推測，如果這種"兩頭政治"即責任的分開證明是切實可行的話，那麼，就會有更多的事務從"保留"名單轉入"移交"名單。
甘地領導的國民大會一黨一拒絕接受英國人的改革建議，這一定程度上是對戴爾事件的一個反應，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實際存在的政治原因——穆斯林首次願意同印度教徒合作。
印度穆斯林認為英國及其盟國強加給奧斯曼帝國的《塞夫爾條約》過于苛刻，他們對這一條約感到震驚。
為了向被圍困的土耳其人提一供支持，他們發動了所謂的"基拉發運動"。
甘地抓住這一機會與穆斯林達成了協議，于是，所有的印度人這時都一團一結起來，既要求修訂《塞夫爾條約》，又要求印度自治。
1920年9月，他們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不合作運動。
這種反應給人以深刻印象，但它逐漸失去了控制。
甘地堅決主張嚴格的非暴力主義，但罷工和暴動卻在許多城市發生，在農村，農民們也起來反對地主和放債人。
1922年2月4日，動亂達到了頂點，當時，起義的農民進攻了喬裡喬拉地方警察局，殺死了22名警察。
大為震驚的甘地立即命令停止不合作運動，但他還是被逮捕并被判了6年徒刑。
兩年後，他因身一體不好而獲釋，但這時，民族主義運動已由于印度教徒中的混亂和穆斯林熱情的冷卻而基本消失，穆斯林因凱末爾廢除哈裡發制和提出強有力的世俗主義綱領而感到沮喪。
甘地獲釋出獄後好幾年沒有涉足政界。
在這期間，新的、更激進的民族主義領一導一人正在出現，其中包括賈瓦哈拉爾·尼赫魯。
到這時為止，國大一黨一領一導一人就其出身和觀點來說，基本上是中上層階級。
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時，帶有社會主義或共産主義政治傾向的工人一團一體開始出現。
這一趨勢導緻了國大一黨一内部左翼力量的發展，導緻了以尼赫魯為主席的全印獨立聯盟的成立。
全印獨立聯盟的顯著特征是：它不僅要求擺脫英國人的統治而完全獨立。
而且要求在印度内部按照社會主義的方式進行根本的社會變革。
正加尼赫魯所寫的那樣："國大一黨一中過去經常看布賴斯所寫的有關民一主主義的著作和莫利、基思、馬志尼所寫的著作的青年男一女，如今正在閱讀所能到手的有關社會主義、共産主義和俄國的書籍。
" 尼赫魯本人就是這種新趨勢的一個很好的實例。
他是一位富有的律師的兒子，曾在哈羅公學和劍橋大學讀書，1912年取得律師資格。
回國後，他投身于為自一由而進行的民族主義鬥争，成為甘地的追随者和敬慕者。
然而，尼赫魯完全不同于他的這位神秘的、苦行主義的領袖。
他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一位社會主義者、一位堅信科學技術是将人類從存在已久的苦難和愚昧中解放出來的工具的人。
後來，尼赫魯與甘地分手了，因為甘地拒絕接受現代世界，他指責說："解救印度的辦法在于忘掉印度在過去50年中所學到的東西。
鐵路、電報、醫院、律師、醫生等諸如此類的東西全得廢棄，所謂的上層階級必須自覺地、虔誠地、慎重地了解簡樸的農民生活，懂得這是一種給人以真正幸福的生活。
……每當我坐上火車或公共汽車，就感到我這樣做是在亵渎我的良知。
" 不過，尼赫魯承認甘地在喚一起印度農民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
即使是因個人競争和學說上的争論而分裂的國大一黨一，也還得依靠甘地。
1928年12月，甘地重返政治舞台，并說服國大一黨一接受了激進派和保守派都能接受的一項妥協決議。
幾個月後，英國工一黨一戰勝保守一黨一，組成了新内閣。
前景似乎很有希望，因為工一黨一以往一直批評保守一黨一對允許印度自治這一問題采取拖拉做法。
然而，印度自治的希望并沒有實現；事實證明，1930－1939年的10年是令人失望的10年。
一個原因是政一府在鎮壓和讓步的循環之間搖擺不定。
繼民族主義暴力之後是大規模的逮捕和放逐，然後又是企圖通過逐步讓選舉制生效來進行安一撫。
不過，許多責任要由印度人承擔，因為他們日益分裂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兩大敵對的集一團一。
早在1919年，全印穆斯林聯盟就已成立，但許多年裡它幾乎一直沒有什麼追随者。
不僅穆斯林人數不到次大一陸總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國大一黨一聲稱它代表所有的印度人，不管他們的宗教信仰如何。
實際上，國大一黨一内确有一個由著名的阿布爾·卡拉姆·阿劄德領導的穆斯林派。
因而，穆斯林聯盟直到1935年以後由孟買的律師穆罕默德·阿裡·真納領導時才變得重要起來。
真納提出在聯合的基礎上與國大一黨一合作，但國大一黨一拒絕了這一建議，隻願與以個人名義加入國大一黨一的穆斯林打交道。
于是，真納進行報複，他向穆斯林民衆大聲呼籲說"伊斯蘭教正處于危險之中"。
對此，反應是熱烈的，因為印度許多穆斯林認為，他們與穆斯林世界其他人的共同之處比他們與鄰近的印度教徒的共同之處更多。
真納在選舉中的成功使後來建立獨立的穆斯林巴基斯坦成為可能。
在此期間，總督歐文勳爵已于1929年10月宣布，英國明确地制定了給印度以自治領地位的計劃，并将召開會議作出安排。
然而，國大一黨一卻于1929年12月31日通過了一項要求完全獨立的決議。
3月12日，為了迫使英國人撤離印度，甘地又發起一場一柄一民抵抗運動。
他的戰術是向170哩以外的大海進行偉大的食鹽進軍。
在海邊，他舀取海水，放在火上煮——這是向被他譴責為極不公正的政一府鹽稅進行挑戰的一個象征一性一行為。
這場運動不僅得到很好的宣傳、非常激動人心，而且十分猛烈，因為廣大農民都痛恨鹽稅，積極支持甘地。
普遍的一騷一亂爆發了：人們攻擊政一府的鹽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