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評傳（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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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勝利（1704）把喜訊和自信傳遍了全國。
戈多爾芬伯爵責備哈利法克斯伯爵，這場勝利還未用其他方式進行同等的慶賀，希望他找最好的詩人去寫作。
哈利法克斯伯爵答複他，說國家确實沒有對天才給予鼓勵，公共的錢支持了一些無用人的無價值作品，沒有做任何努力去尋找或雇傭那些顯然能為國家增添榮耀的人。
為此，戈多爾芬伯爵做出保證，這樣的濫用行為應及時加以糾正。
如果能找到适合這項任務的人，請提出來，他不會吝啬付最高的酬謝。
之後，哈利法克斯伯爵提名艾迪生，要求财政部部長把他申請為自己的工作人員。
戈多爾芬伯爵通過博伊爾先生送出信息，後來傳給卡爾頓伯爵。
艾迪生接受了工作，與财政部部長取得聯系，同時提前完成了《天使的明喻》，立即受到繼位的仲裁委員會的洛克先生的嘉獎。
第二年他到漢諾威，與哈利法克斯伯爵一起工作。
之後，他成為國務秘書長助理，先服務于查爾斯&bull赫奇斯爵士，幾個月後，轉向森德蘭伯爵。
大約這個時期，受到流行的意大利歌劇的影響，他試圖用自己的語言去寫音樂劇，試探它會産生什麼影響。
他寫了歌劇《羅莎蒙》，在舞台演出後，或是出現輕蔑的噓聲，或是被忽略，可他仍相信，如果出版它，讀者能給予他更公正的判斷。
他将之題獻給馬爾巴勒公爵夫人。
這位夫人在詩歌或文學上既無技巧也無炫耀處。
他的題詞是一個卑躬屈膝的荒謬例子，隻有喬舒亞·巴恩斯題獻希臘劇《阿納克裡翁》給公爵才能與之相比。
他的名望在某些方面因為《溫柔的丈夫》有所增加。
這是斯蒂爾題獻給他的一部喜劇，并向艾迪生承認，在幾個最成功場景方面得到他的幫助。
為這個戲的演出，艾迪生作了序。
當沃頓侯爵被任命為愛爾蘭總督後，艾迪生跟随他做秘書。
他也得到伯明翰城堡檔案記錄員的工作，每年工資三百英鎊。
工作隻是象征性的，所要求的工資是為了支付他的住宿費用。
利益和派系很難允許人們表達特别傾向或個人意見。
沃頓與艾迪生個性相反，加上他們本來意見不同，更不容易走到一起。
沃頓無信仰，放蕩不羁，不知羞恥，不在乎或根本沒有對錯觀念。
無論怎麼說，他的對立面便是艾迪生。
可是，作為同一個黨的代表，兩個人必須聯合在一起。
他們怎麼處理其他情理問題，我們不知道。
然而，人們對艾迪生不應匆忙地加以譴責。
沒必要拒絕一個壞人給予人們的好處，隻要這種接受沒有暗示要認可這壞人的犯罪行為。
除非他受到邪惡的指使，下級官員也沒有義務，去檢查輿論或檢查他根據上級指示做出的行為。
人們合理地假設，艾迪生對總督的惡劣和破壞性的影響，盡其可能地做了抵制。
至少由于他的幹預，做了一些好事，阻止了一些錯誤。
他在任公職期間給自己做出規定，如斯威夫特所說，他絕不以回禮方式，把自己正常的經費支出寄給他的朋友。
他說：&ldquo我也許有一百個朋友。
如果我的經費是兩個基尼，我在離任後會失去兩百個基尼。
沒有朋友能從我那得到兩個以上的基尼。
因此，在好的贈予和壞的忍受之間沒有适當比例。
&rdquo 當艾迪生在愛爾蘭時，斯蒂爾沒有任何關于他工作計劃的通信交流，便開始出版《閑談者》。
斯蒂爾沒過多久就被人知道了。
因為通過發表艾迪生給他的關于維吉爾的評論，他暴露了自己。
确實，任何寫作或叙述普通生活的人，不容易使自己不為那些他很容易就與之交流的人所熟悉，因為這些人了解他的系列研究、他喜歡的題目、他特别的關注和習慣的語言。
斯蒂爾渴望這樣秘密地寫作下去，然而他不幸地在一個月後就被人發現了。
斯蒂爾《閑談者》的第一篇出版于1709年4月22日，而艾迪生的文章出版在5月26日。
蒂克爾做出這樣的評論：《閑談者》從創辦到結束都沒有與艾迪生合作。
無疑，這在字面上說是真的。
盡管這些寫作沒有因為創辦時的無意識或在停刊時他不在場而受太多影響，可是，艾迪生一直給予幫助，直到12月23日。
《閑談者》在1711年1月2日停辦。
艾迪生寫的作品不能通過任何簽名來區分。
我不知道當這些文章彙集出版後，他的名字是否就不再是秘密。
在《閑談者》停刊兩個月後，《旁觀者》③成功接替出版，發表同類的系列文章，但寫作上比較沉悶，按條條框框來計劃，屬日報性質。
這樣的安排，表明作家并非不信任自己豐富的材料或創作的敏捷。
他們的寫作足以證明他們的自信。
然而，他們在編輯出版過程中發現許多都是附加的輔助性文章，寫單篇文章并不是厭倦可怕的勞動。
他們邀請許多撰稿，也接受許多投稿。
艾迪生有十足的黨派熱情，而斯蒂爾在當時卻對此幾乎全無興趣。
《旁觀者》最早的一些文章表明作者的政治原則，但很快就做出改變的決定，采用普遍的話題和主題，如文學、道德和日常生活，這樣黨派就不能煽動分歧的情緒。
為這個要求，他們堅持不懈，很少有分歧。
斯蒂爾為贊揚馬爾巴勒曾爆發出強烈情緒。
當弗利特伍德博士在布道詞前言中加上他帶有輝格黨主義的看法時，這個看法也許女王安妮讀過，《旁觀者》也給予轉載。
最早介紹了卡薩的《禮節》，後來是卡斯提利爾的《奉承者》，去試圖教育人注意細微禮節，執行謙卑的義務，管束日常的談話，糾正相當激進而不是犯罪的堕落，排除那些不是持久災難所引起的時刻憂慮的悲痛。
這兩本意大利文寫作的書，都因為它的純潔和文雅受到贊揚。
如果現在人們很少去讀它們，這種被忽略僅是因為它們的作用，因為作者意圖表明的改革和它們的規則都不再被需要了。
它們的創作有益于時代，可以從翻譯作品中得到證明。
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在急切地盼望獲得它們。
這類教誨書繼續出版，也許在法國作者中發揚光大。
其中，布魯的《時代的禮節》，盡管被布瓦洛評論說它的寫作不連貫，但在描寫生動和觀察恰當方面确實值得大力贊揚。
在《閑談者》《旁觀者》之前，如果排除那些寫戲劇的作家，英格蘭沒有寫普通生活的大師。
在無知的野蠻或文明的魯莽方面，沒有作家要進行改革。
沒有人表明什麼時候該說話，什麼時候該沉默，如何去拒絕或怎樣去适應。
我們有許多書教導我們更重要的責任，讓我們在哲學或政治上明确觀念，可我們缺少區分雅俗和中庸處事的書。
人們應了解每天的生活對話，擺脫棘手問題的約束。
這些棘手問題會戲弄過客，盡管不一定傷害他。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沒有什麼比經常發表短的文章更為恰當了。
人們讀它，不是為了研究而是為了娛樂。
如果題目很輕松，論述也同樣簡短，就能讓忙的人有時間看，懶的人也有耐心讀。
這類傳達通俗簡單文化知識的文體，源于&ldquo國内戰争&rdquo期間（1642―1651），特别是這個時期黨派雙方都有極大興趣，提倡和強化人民的偏見。
在當時，出現了《宮廷信使》《鄉村信使》《公民信使》等幾種刊物。
據說，任何好題目開始流行，就會有對手剽竊。
借這種策略，對手把它的觀念灌輸給那些沒有讀到的人，如果表面上不會使朋友厭惡的話。
在那些動亂的不幸日子裡，所有人都很少有空閑去珍惜這些即興的創作。
它們幾乎被遺忘，以至任何地方也無法找到一部彙編的全集。
這類&ldquo信使&rdquo刊物，後來由埃斯特的《觀察家》（1681―1687）和萊斯利的《試演》所接替，也許還有其他雜志。
後來，這類開放的形式不能給人民傳遞任何信息，隻宣傳教會或國家有争議的問題。
他們教許多人去說服一些人，而他們都不能教自己如何去判斷教會或國家的問題。
有人認為，英國皇家學會是在&ldquo王朝複辟&rdquo(1660)不久後建立的，目的是轉移人們公開的不滿。
《閑談者》《旁觀者》有同樣的傾向。
它們出版的時候，兩個黨都在吵鬧、不安和搞暴力，每方都發表似是而非的宣言，也許雙方都沒有任何明确的觀點，卻煽動民族情緒。
他們想用政治鬥争來使發熱的頭腦清醒，越如此，越反映出适得其反的效果。
據艾迪生說，後來的文章對當時的談話問題産生過顯而易見的影響，教那些嬉鬧和快活者注意把善良和嬉笑結合在一起。
這種效果是他們絕不會完全失去的，而他們繼續要成為這其中的第一本書。
這些書最早由男女兩性用文雅的筆調寫作。
《閑談者》《旁觀者》，如同作家卡薩一樣，用适當和文雅的方式調整了日常交往的禮節，如拉布呂耶爾④在《品格論》中所展現的那樣。
這些文章介紹的人物不僅僅是想象的，而且都是當時有名且地位顯著的人。
斯蒂爾在他《閑談者》最後一篇文章中強調這一點，巴傑爾在《旁觀者》發表《提奧夫拉斯圖斯⑤》序言時也持有同樣看法―艾迪生曾推薦過這部書。
有人懷疑，即使他沒有參與寫作，至少也修訂過它。
這些文章中的描寫，我們假設有時修飾得體，有時令人惱火。
現在它的原作有些部分被人記得，有些部分已被忘卻。
除了一小部分文章使他們赢得了贊揚外，他們的刊物還團結了兩三個傑出作家。
他們強調了文學和批評，有時遠遠超過他們的前輩。
他們用雄辯的正義争論和高雅的語言，教給人們最重要的責任和最崇高的真實。
所有這些文章以各種雅緻的虛構、精煉的寓言和輕松的表現，用不同的風格和創作的技巧，加以闡明。
據巴爾傑的回憶，在《旁觀者》中，正是羅傑·得·科弗利爵士，這個艾迪生虛構的人物，最為艾迪生推崇。
艾迪生借助羅傑爵士的形象，形成了某些細微和特别的觀念。
他不願讓這種觀念受到亵渎，因此，當斯蒂爾叙說羅傑在坦普爾地區無辜地攜帶一女子到小酒館後，艾迪生表示非常同情他朋友的憤怒，以緻他被迫去安慰自己，承諾要限制羅傑爵士的出現。
那些勸說塞萬提斯把其英雄主角帶到墳墓的理由―&ldquo堂吉诃德隻是為我而生，我也為他而生&rdquo，讓艾迪生以不适當的熱烈情緒宣布，他會殺死羅傑爵士。
他的理由是他們生來為了彼此，其他任何人插手都會委屈他。
令人懷疑的是，艾迪生是否充分完成了他最初的構思。
他用有些扭曲的想象去描寫他的騎士，可他沒有發揮這種曲解作用。
羅傑爵士的無規則行為，與其說是由于某種壓倒性思想的長期壓抑，使他的思想偏離了生活軌道，不如說是來自習慣性的質樸，以及獨處時自然産生的那種疏忽。
思想遭受氣象風雲變化的影響，起初瘋狂會飛天蒸發。
這些時不時被雲霧籠罩着的理性，從不黯然失色。
艾迪生似乎被阻止去實踐他自己的設想。
情形是否如此，需要我們确切地加以分析。
作為一個鄉村紳士，羅傑爵士顯然是托利黨人，或根據一般的表現，他擁護土地主的利益，與安德魯·弗裡波特爵士是敵對的。
安德魯是新生代富裕商人，熱心金錢利益，是一個輝格黨人。
當報紙不去考慮黨的利益而做出決定時，這些觀念的對立，與它們可能産生的結果相比，可能它們最初的意圖顯得更重要。
安德魯爵士雖做了一些事但很有限，可這些有限的事，似乎沒有讓艾迪生高興。
當把他從俱樂部解雇後，艾迪生改變了他的看法。
在真實無情的商業精神下，斯蒂爾讓安德魯爵士宣布，他&ldquo不會為懶人建醫院&rdquo。
可最後，他買了土地在農村置業，不是建工廠，而是為十二個農夫建了一所醫院，雖然作為一個商人，他與這些人幾乎不認識，平時也很少關心他們。
這類如此文雅、如此有教益、如此廣泛傳播的文章，很自然地假設它們得到大衆認可，銷量很大。
我曾聽人評論說，銷量根據稅收多少來計算。
在期刊的最後時期，一周交稅超過二十多英鎊，因此，就按二十一英鎊來算，即每天三英鎊十先令，根據一份刊物征收半個便士，每天發行量大約應為一千六百八十份。
這個銷量不算很大，如果斯威夫特說的可信，這可能還是個減少之後的數字。
因為他聲明，《旁觀者》在他退出之前已經讓讀者厭倦了。
他曾無數次奚落這個刊物的&ldquo公正性&rdquo。
第二年（1713），《卡圖》出現在舞台上，是艾迪生聲望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
據說，正當政治家卡圖去世這段時間，他在旅途中就計劃寫這出悲劇。
幾年後才完成了前四幕，這部分已經表明有可能受到人們的贊揚。
蒲柏和西伯都讀過。
西伯提到，當取回劇本時，斯蒂爾以适當的虛僞之言對他提到，無論他朋友的精神如何表現在作品裡，他仍懷疑艾迪生是否有足夠的勇氣暴露現實，讓英格蘭觀衆進行譴責。
然而，這樣的時機到來了。
一些想到自由會導緻危險效應的人，同樣認為舞台劇能保護自由。
艾迪生被強求以神聖大不列颠保護人的名譽完成他的創作，表明他的勇氣和熱情。
重寫他的劇本，他似乎有固執和難言的不情願。
有人要求休斯先生增寫第五幕。
他希望這樣的要求被拒絕。
可休斯很認真地支持他，幾天後，寫出增寫部分，并帶給他看；而他此時也在獨自寫作，寫出一半，後來完成全部。
這一半很簡短，與以前的部分不成比例，就像不情願地幹一件事情，匆忙弄出個結果交差。
《卡圖》在與公衆見面前，是否根據作者意圖做出任何修改令人懷疑。
批評家丹尼責備他有偏見，用事先假定的批評原則支持自己的喜好，違背《旁觀者》所建立起的詩的公正性的規則，&ldquo毒害全城&rdquo。
原因是他的英雄主角和所有美德都屈服于暴君。
事實如此，動機卻需要我們去猜測。
我認為，艾迪生做出充分安排，讓所有道路都來制止發生危險。
蒲柏為他寫前言，切合劇本的實際，有這樣一句話：&ldquo大不列颠，站起來，這樣的行為是值得肯定的。
&rdquo它所要表示的意義不過是，大不列颠，站起來，盡自己能力認可公衆美德。
艾迪生有些害怕，為避免被人想到是起義的煽動者，改換這一句為&ldquo大不列颠，請注意&rdquo。
現在，&ldquo濃黑的烏雲出現在這天，這是偉大而重要的一天&rdquo。
⑥艾迪生經受了劇場的風險。
然而，這風險可能隻是出現在演出的第一夜，後來幾乎完全沒有争議。
斯蒂爾作為一個觀衆看了演出後提到這點。
蒲柏說，這個效果已首次出現在支持斯蒂爾的《憂傷的母親》中，現在更有效地表現在《卡圖》的演出裡。
危險期很快就結束了。
當時整個民族各黨派争論火爆。
輝格黨贊揚每一行中提到自由的字眼，把它作為對托利黨的諷刺，而托利黨以掌聲回應，表明這類諷刺不存在。
博林布魯克說過一個故事為人熟悉。
他叫售票員到他包廂去，給他五十基尼去為自由事業叫好，更好地反對永久的獨裁者。
蒲柏說，輝格黨設計出支持的方式，即隻要出現好句子時就鼓掌。
劇本受到互相競争的黨派這樣争相贊揚和支持，每晚都上演。
我認為，其持續時間之長，超出公衆以前所允許的任何戲劇，如演員波特女士後來提到，在演出期間，作者在幕後徘徊，興奮得無法平靜。
有人建議，如果将印發出版的劇本題獻給女王，女王會很高興，可正如蒂克爾說：&ldquo艾迪生心中自有其他想法，一方面是他自己的義務，一方面是他的榮譽，他覺得自己有必要把它奉獻給世界，而不必給任何人題詞。
&rdquo&hellip&hellip 艾迪生這光輝的一生行将結束。
他多年來深受氣喘病痛的折磨，之後因水腫加劇。
感知自己生命垂危的迫近，他要依據自己的戒律和本分準備安逸地死去。
在這緩慢消失的衰弱時期，蒲柏告訴我們，他通過沃裡克伯爵⑦給蓋伊先生傳話，渴望見他一面。
蓋伊⑧已有些時間未見他，立即應召前往，受到他的熱情接待。
訪問的目的被探究後發現―艾迪生說，他傷害過蓋伊。
若身體康複，願給予補償。
什麼傷害他未解釋，蓋伊也從不清楚，也許是因為蓋伊有些升遷的機會因艾迪生的幹預被阻攔了。
沃裡克伯爵是個沒有什麼生活規律的年輕人，甚至有些不着邊際的思想。
艾迪生并不缺少他的尊敬，盡力教導他謹慎行事。
然而，他的争執和抗議都不起任何作用。
有件事仍須實踐。
艾迪生知道生命将終結，把年輕伯爵叫到身旁，以寬厚溫柔之心，渴望他聽到最後的告誡，親自對他說：&ldquo我派人叫你來，是讓你看一個基督徒如何死亡。
&rdquo這個恐懼場面對伯爵有何影響我不知道，隻是伯爵在不久後也去世了。
蒂克爾為他朋友所寫的一篇傑出墓志銘有這幾行： 他教我們如何去生。
哎！ 付出太高代價的知識， 教我們如何去死。
在這些詩行中，他告訴過揚格博士，暗示出這次感人的訪問。
在病床前，他直接指示蒂克爾先生出版他的全集，并題獻給他朋友克拉格先生。
他于1719年6月17日在柯蘭房舍逝世，僅留下一個女兒。
關于他的美德，充滿怨恨的黨派人也沒有指控他任何罪行，這就是充分的證據。
他不屬于那類隻有死後才得到稱贊的人，因為他的才能早已廣為人知。
斯威夫特曾注意到，他在選舉中無須競争便獲得成功，又補充說，要是他能提議自己為國王，恐怕不會遭到任何拒絕。
他熱心于自己的輝格黨派，卻不抑制自己對有思想價值的對立派黨人的友好，如他在愛爾蘭任秘書長期間，便拒絕中斷與斯威夫特的聯系。
他的習慣和外在的方式，常被人稱為小心翼翼或陰郁寡言。
他的朋友用了一個比較溫和的說法，稱其謙卑。
斯蒂爾以極溫情的态度稱他&ldquo相當羞怯，是個藏裹着珠寶的&lsquo披風&rsquo&rdquo，他還告訴我們，&ldquo他的能力僅是被其謙卑所遮掩，一旦暴露更倍增其美，所有深藏不露的信譽和尊嚴都格外注目&rdquo。
切斯特菲爾德證實，&ldquo艾迪生是他所見最怯懦最怪異的人&rdquo。
艾迪生曾說到自己談話的缺陷，可是若涉及智力财富，他說&ldquo盡管口袋裡一個基尼也沒有，他卻能開出一千英鎊的支票&rdquo。
他需要錢作為每天的生活支出。
因為缺錢常受到困惑和壓抑。
他被不适當和不能帶來名譽的怯懦所壓迫，每個證詞都能得到确認，僅是切斯特菲爾德的說法無疑過于誇張了。
他這個人，沒有好運氣和同盟，僅靠自己的有用和巧智成為國家秘書，憑此便不能假設其在每個談論問題和生活實踐中非常不在行。
他死時才四十七歲，不僅長期在文學智慧上占據最高地位，還填補了國家外交大臣這個最重要職位的空缺。
他所生活的時代，人們有理由痛惜他的沉默固執，如斯蒂爾所說，&ldquo因為他是在所有稱之為幽默天才的人之上，我常思考人們欣賞他是因為他如此完美。
在一個晚上，與他在一起，遠離所有世界的塵嚣，我似乎與這位羅馬詩人特倫斯、卡圖盧斯的密友，進行一段愉快的談話。
艾迪生有他們所有的智慧和天性，并表現出其擁有更精緻和歡愉的幽默&rdquo。
這是一個朋友的喜愛之言，讓我們聽一下他的競争對手是如何告訴我們的。
蒲柏說：&ldquo艾迪生的談話，有些更迷人的魅力，是我難以在其他人那裡見到的，這僅是當他在熟人面前時。
在許多生人或單個陌生人面前，他以嚴肅的沉默保持其尊嚴。
&rdquo 這種卑謙絕不意味與對他的價值有很高評價的看法不一緻。
他在現代智者中是第一個被強烈需要的名字。
他與斯蒂爾一起響應，常貶低德萊頓，而蒲柏和康格裡夫為德萊頓辯護，反對他們。
不需理由去質疑，他因蒲柏的詩歌流行承受了太多痛苦，也沒有強有力的理由懷疑，靠一些不坦率的舉止，他盡力去诋毀蒲柏。
蒲柏不是他唯一要暗中傷害的，卻是他唯一會懼怕的。
他的才能可能伴随思想意識特異而使其自我滿意。
他的廣博學問，确實沒有得到确認。
他似乎對科學所知不多。
除拉丁文和法文外，所讀不多。
他的&ldquo勳章對話&rdquo，表明其以極大的勤奮和技巧精讀作家著作。
他思想的豐富，使他無須借助冒險的情緒。
他的智慧總是為其應對急需的寫作場景。
他以批判的眼光讀人類生活的重要卷冊，從用計的深處到僞裝至外表的人類心靈。
凡其所知，他都能輕松自如地交流。
斯蒂爾說：&ldquo這是他作為一位作家的特别之處。
當為其所寫的書拟訂方案或制訂計劃後，他在一個房間裡走動，把思考口述出來，如同任何一位寫作人那樣輕松自主地寫下，并注意連貫性和他所加強的語法。
&rdquo 蒲柏很少懷疑自己值得誇耀的記憶力，卻聲稱他雖寫得流暢，可在修改上十分緩慢和猶豫不決。
艾迪生在《旁觀者》中的許多文章卻寫得非常快，寫後立即送給出版社，看起來他也有這個無須時間去做過多修改的特長。
蒲柏說：&ldquo在出版前，為取悅朋友，艾迪生會做任何修改，可一經出版之後，便不再碰觸。
我相信，《卡圖》沒有任何一句話，我做出反對後，其能再立足。
&rdquo 這《卡圖》最後一行是蒲柏的，原始詩句是這樣寫的：&ldquo啊！正是這個才結束卡圖的生命。
&rdquo 這結尾的六行詩句蒲柏可做出更多反對。
在第一聯對句&ldquo因此之故&rdquo兩詞不恰當，第二聯對句取自德萊頓的&ldquo維吉爾用語&rdquo。
接下一個對句，第一行已包括在第二對句裡，因而，它沒有什麼作用。
第三聯對句的&ldquo不和諧&rdquo導緻了&ldquo沖突&rdquo。
艾迪生在結婚前的平常日子，蒲柏已有詳細的叙說。
他有個房間，與巴傑爾，也許還有菲利普斯住在一起。
他主要的同伴是斯蒂爾、巴傑爾、菲利普斯、凱裡、達文納、布雷特上校。
他總是與他們其中一人吃早餐。
他整個上午都在學習，到小酒館吃飯，之後回到巴頓的咖啡店。
巴頓曾是沃裡克女伯爵家裡的一個仆人。
在艾迪生的贊助下，他在拉塞爾大街南邊開了一家咖啡店，離考文特花園有兩門之隔。
這裡曾是智者的聚會地。
據說，當艾迪生受女伯爵⑨惱怒的傷害後，他領同伴一起離開巴頓的咖啡店。
他從咖啡店又回到小酒館。
在這裡，他常酗酒到大半夜。
從酒瓶中，不滿的心情得到安慰，怯懦的心思獲得勇氣，羞澀的心緒得到自信。
這很有可能。
艾迪生一經解脫就被誘惑到不能節制自己，擺脫他酒醒時刻那些卑躬屈膝的膽怯。
他感受到一種來自他眼前人的壓力，知道自己優越于這些人，而他們渴望他的談話能力肆無忌憚，他卻求助酒神巴克斯之力：怎能免于被其低等之人支配呢？ 在這些朋友中，艾迪生顯示出他口語能力的精緻。
這很容易假設，蒲柏能代表他們與之抗衡。
與艾迪生相伴過一個晚上的曼德維爾評論說，他所穿雖非神職人員的服飾，卻幾乎無法損害其名譽。
他總是對陌生人很拘謹，不會被如曼德維爾那樣有個性的人激起反常的濫情。
對他了解的任何方式及其細節個性，因距離他過世已有六十年之久，讓我們對他很陌生。
斯蒂爾曾答應康格裡夫，出版一本完整描寫他個性的書。
可作者的承諾如同情人的誓言一般，斯蒂爾從未多想他的計劃，或常想到便憂慮，最後感到厭煩，結果把他這位朋友交到了蒂克爾手裡。
斯威夫特已保留他個性的微小輪廓。
這是艾迪生的一個做法，當他發現任何人有難以避免的錯，他順從其錯來奉承，同時讓他自己陷入最低下的荒唐行為。
這種惡作劇手法，為斯特拉女士所敬仰。
斯威夫特似乎認可她的敬佩。
他的著作可提供有用知識。
這些來自他了解世界的各種畫面，歸因于他能與各階層的大量傑出人士交談，勤奮不懈地觀察他們，極為敏銳地做出有效的判斷。
他是這樣一個人，沒有任何可産生危害的事物能逃脫其譴責。
他迅速地發現什麼是錯誤或荒謬，毫不猶豫地暴露它們。
斯蒂爾說：&ldquo在其作品中，他對這個時代一些文壇巨擘有旁敲側擊。
&rdquo他的愉悅更多激起的是歡愉而非憎恨，他發現的是愚昧而非罪惡。
如果根據他的著述，對其做出道德個性的判斷，人們除了發現他的純潔和優秀外，别無他言。
确實，很少有人能像艾迪生那樣貢獻巨大的人類知識。
這表明成為作家是一件事，而生活是另一件事，兩者非常不同。
許多稱贊美德的人，不會在稱贊之外做更多。
這應是一個合理的看法：艾迪生的文學創作與實際生活沒有很大的不同。
在派系的風暴中，他度過了大半生。
盡管這個狀态，使他引人注目；他的活躍，也令人欽佩。
他的朋友描述其個性，卻從不與其對手的看法相悖。
他不僅受到那些與他興趣和觀點相同的人的尊敬，而且友好待之。
對于那些受對立傾向影響，反對他的人，盡管他也許會失去他們的敬愛，卻留下他們的尊重。
蒂克爾公正地評價說，艾迪生在美德和宗教方面善用才智。
他不僅适當運用智慧，而且傳授給其他人。
自他的時代以來，人們已對理性和真實的原因普遍地順從。
他已消除那長期以來的偏見，即誤認為歡愉必與邪惡相連，舒适方式必與松弛的原則有關。
他恢複了美德的尊嚴，教天真者不要以純潔為恥。
這是一種文人品質的提升，&ldquo超越古希臘古羅馬一切美名&rdquo。
沒有偉大的喜悅能真正得到，除了純潔智力的愉悅。
歡笑遠離猥亵，智慧脫離淫蕩，除非教導一個成功的作家，帶着精緻和快樂去幫助善行。
如果我可以用一個更顯敬畏的詞表達，他讓許多人成為&ldquo正直的人&rdquo。
①指英語。
②維吉爾創作的史詩。
③艾迪生與斯蒂爾1711年3月共同創辦。
④法國作家、哲學家，主要作品為《品格論》。
⑤希臘植物學奠基人，人的類型描寫大家。
⑥語出《卡圖》。
⑦艾迪生的妻子與前夫所生的孩子。
⑧蓋伊（JohnGay，1685&mdash1732），英國劇作家和詩人。
⑨艾迪生1716年娶女伯爵為妻。
蒲柏 ① 亞曆山大·蒲柏1688年5月22日出生于倫敦。
他父母的地位或家史從來就模糊不清，隻知道他們有&ldquo貴族血統&rdquo。
他父親的家族以唐納伯爵為首領。
他母親是威廉·特納的女兒。
這位約克區的特納紳士還有三個兒子，一個被殺害後得到名譽，一個在為查爾斯一世服務時病死，一個成為西班牙的官員。
蒲柏唯一告訴我們的就是這些點滴。
我已聽人評論，與其說他父親是怎樣一個人，他更願意表明他父親不是這樣的人。
人們了解到他父親通過經商變得富有，可到底是經營一個店還是交易所卻一點不清楚。
直到後來，泰爾先生根據拉克特太太的話告訴我們，蒲柏的父親是斯特蘭德區的布料商，他和妻子都是天主教徒。
蒲柏出生後有柔弱并敏感的體質。
據說他小時候非常懂禮貌，令人喜愛。
他身體虛弱，持續終生，而他思想的溫和也許童年後就結束了。
他小時候聲音很甜美，人們喜歡叫他&ldquo小夜莺&rdquo。
由于沒有很早送他到學校，姑媽就教他讀書。
七八歲以後，他就成了書本嗜好者。
他最初靠模仿印刷書體學寫字。
他一生都很擅長一種特别書法，盡管他的普通書寫很一般。
大約八歲時，在天主教牧師塔弗爾的監護下，蒲柏到了漢普郡。
牧師用一種罕見的方法，教他希臘文和拉丁文基礎知識。
他首先經常精讀奧格比翻譯的《荷馬史詩》和桑迪斯的奧維德譯作。
他從未對奧格比的幫助表達過任何感激，可對桑迪斯，他在《伊利亞特》的筆記中寫道：目前英國詩歌的美，在很多方面要歸功于桑迪的譯著。
桑迪斯很少寫原創作品
戈多爾芬伯爵責備哈利法克斯伯爵，這場勝利還未用其他方式進行同等的慶賀，希望他找最好的詩人去寫作。
哈利法克斯伯爵答複他，說國家确實沒有對天才給予鼓勵，公共的錢支持了一些無用人的無價值作品，沒有做任何努力去尋找或雇傭那些顯然能為國家增添榮耀的人。
為此，戈多爾芬伯爵做出保證，這樣的濫用行為應及時加以糾正。
如果能找到适合這項任務的人，請提出來，他不會吝啬付最高的酬謝。
之後，哈利法克斯伯爵提名艾迪生，要求财政部部長把他申請為自己的工作人員。
戈多爾芬伯爵通過博伊爾先生送出信息，後來傳給卡爾頓伯爵。
艾迪生接受了工作，與财政部部長取得聯系，同時提前完成了《天使的明喻》，立即受到繼位的仲裁委員會的洛克先生的嘉獎。
第二年他到漢諾威，與哈利法克斯伯爵一起工作。
之後，他成為國務秘書長助理，先服務于查爾斯&bull赫奇斯爵士，幾個月後，轉向森德蘭伯爵。
大約這個時期，受到流行的意大利歌劇的影響，他試圖用自己的語言去寫音樂劇，試探它會産生什麼影響。
他寫了歌劇《羅莎蒙》，在舞台演出後，或是出現輕蔑的噓聲，或是被忽略，可他仍相信，如果出版它，讀者能給予他更公正的判斷。
他将之題獻給馬爾巴勒公爵夫人。
這位夫人在詩歌或文學上既無技巧也無炫耀處。
他的題詞是一個卑躬屈膝的荒謬例子，隻有喬舒亞·巴恩斯題獻希臘劇《阿納克裡翁》給公爵才能與之相比。
他的名望在某些方面因為《溫柔的丈夫》有所增加。
這是斯蒂爾題獻給他的一部喜劇，并向艾迪生承認，在幾個最成功場景方面得到他的幫助。
為這個戲的演出，艾迪生作了序。
當沃頓侯爵被任命為愛爾蘭總督後，艾迪生跟随他做秘書。
他也得到伯明翰城堡檔案記錄員的工作，每年工資三百英鎊。
工作隻是象征性的，所要求的工資是為了支付他的住宿費用。
利益和派系很難允許人們表達特别傾向或個人意見。
沃頓與艾迪生個性相反，加上他們本來意見不同，更不容易走到一起。
沃頓無信仰，放蕩不羁，不知羞恥，不在乎或根本沒有對錯觀念。
無論怎麼說，他的對立面便是艾迪生。
可是，作為同一個黨的代表，兩個人必須聯合在一起。
他們怎麼處理其他情理問題，我們不知道。
然而，人們對艾迪生不應匆忙地加以譴責。
沒必要拒絕一個壞人給予人們的好處，隻要這種接受沒有暗示要認可這壞人的犯罪行為。
除非他受到邪惡的指使，下級官員也沒有義務，去檢查輿論或檢查他根據上級指示做出的行為。
人們合理地假設，艾迪生對總督的惡劣和破壞性的影響，盡其可能地做了抵制。
至少由于他的幹預，做了一些好事，阻止了一些錯誤。
他在任公職期間給自己做出規定，如斯威夫特所說，他絕不以回禮方式，把自己正常的經費支出寄給他的朋友。
他說：&ldquo我也許有一百個朋友。
如果我的經費是兩個基尼，我在離任後會失去兩百個基尼。
沒有朋友能從我那得到兩個以上的基尼。
因此，在好的贈予和壞的忍受之間沒有适當比例。
&rdquo 當艾迪生在愛爾蘭時，斯蒂爾沒有任何關于他工作計劃的通信交流，便開始出版《閑談者》。
斯蒂爾沒過多久就被人知道了。
因為通過發表艾迪生給他的關于維吉爾的評論，他暴露了自己。
确實，任何寫作或叙述普通生活的人，不容易使自己不為那些他很容易就與之交流的人所熟悉，因為這些人了解他的系列研究、他喜歡的題目、他特别的關注和習慣的語言。
斯蒂爾渴望這樣秘密地寫作下去，然而他不幸地在一個月後就被人發現了。
斯蒂爾《閑談者》的第一篇出版于1709年4月22日，而艾迪生的文章出版在5月26日。
蒂克爾做出這樣的評論：《閑談者》從創辦到結束都沒有與艾迪生合作。
無疑，這在字面上說是真的。
盡管這些寫作沒有因為創辦時的無意識或在停刊時他不在場而受太多影響，可是，艾迪生一直給予幫助，直到12月23日。
《閑談者》在1711年1月2日停辦。
艾迪生寫的作品不能通過任何簽名來區分。
我不知道當這些文章彙集出版後，他的名字是否就不再是秘密。
在《閑談者》停刊兩個月後，《旁觀者》③成功接替出版，發表同類的系列文章，但寫作上比較沉悶，按條條框框來計劃，屬日報性質。
這樣的安排，表明作家并非不信任自己豐富的材料或創作的敏捷。
他們的寫作足以證明他們的自信。
然而，他們在編輯出版過程中發現許多都是附加的輔助性文章，寫單篇文章并不是厭倦可怕的勞動。
他們邀請許多撰稿，也接受許多投稿。
艾迪生有十足的黨派熱情，而斯蒂爾在當時卻對此幾乎全無興趣。
《旁觀者》最早的一些文章表明作者的政治原則，但很快就做出改變的決定，采用普遍的話題和主題，如文學、道德和日常生活，這樣黨派就不能煽動分歧的情緒。
為這個要求，他們堅持不懈，很少有分歧。
斯蒂爾為贊揚馬爾巴勒曾爆發出強烈情緒。
當弗利特伍德博士在布道詞前言中加上他帶有輝格黨主義的看法時，這個看法也許女王安妮讀過，《旁觀者》也給予轉載。
最早介紹了卡薩的《禮節》，後來是卡斯提利爾的《奉承者》，去試圖教育人注意細微禮節，執行謙卑的義務，管束日常的談話，糾正相當激進而不是犯罪的堕落，排除那些不是持久災難所引起的時刻憂慮的悲痛。
這兩本意大利文寫作的書，都因為它的純潔和文雅受到贊揚。
如果現在人們很少去讀它們，這種被忽略僅是因為它們的作用，因為作者意圖表明的改革和它們的規則都不再被需要了。
它們的創作有益于時代，可以從翻譯作品中得到證明。
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在急切地盼望獲得它們。
這類教誨書繼續出版，也許在法國作者中發揚光大。
其中，布魯的《時代的禮節》，盡管被布瓦洛評論說它的寫作不連貫，但在描寫生動和觀察恰當方面确實值得大力贊揚。
在《閑談者》《旁觀者》之前，如果排除那些寫戲劇的作家，英格蘭沒有寫普通生活的大師。
在無知的野蠻或文明的魯莽方面，沒有作家要進行改革。
沒有人表明什麼時候該說話，什麼時候該沉默，如何去拒絕或怎樣去适應。
我們有許多書教導我們更重要的責任，讓我們在哲學或政治上明确觀念，可我們缺少區分雅俗和中庸處事的書。
人們應了解每天的生活對話，擺脫棘手問題的約束。
這些棘手問題會戲弄過客，盡管不一定傷害他。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沒有什麼比經常發表短的文章更為恰當了。
人們讀它，不是為了研究而是為了娛樂。
如果題目很輕松，論述也同樣簡短，就能讓忙的人有時間看，懶的人也有耐心讀。
這類傳達通俗簡單文化知識的文體，源于&ldquo國内戰争&rdquo期間（1642―1651），特别是這個時期黨派雙方都有極大興趣，提倡和強化人民的偏見。
在當時，出現了《宮廷信使》《鄉村信使》《公民信使》等幾種刊物。
據說，任何好題目開始流行，就會有對手剽竊。
借這種策略，對手把它的觀念灌輸給那些沒有讀到的人，如果表面上不會使朋友厭惡的話。
在那些動亂的不幸日子裡，所有人都很少有空閑去珍惜這些即興的創作。
它們幾乎被遺忘，以至任何地方也無法找到一部彙編的全集。
這類&ldquo信使&rdquo刊物，後來由埃斯特的《觀察家》（1681―1687）和萊斯利的《試演》所接替，也許還有其他雜志。
後來，這類開放的形式不能給人民傳遞任何信息，隻宣傳教會或國家有争議的問題。
他們教許多人去說服一些人，而他們都不能教自己如何去判斷教會或國家的問題。
有人認為，英國皇家學會是在&ldquo王朝複辟&rdquo(1660)不久後建立的，目的是轉移人們公開的不滿。
《閑談者》《旁觀者》有同樣的傾向。
它們出版的時候，兩個黨都在吵鬧、不安和搞暴力，每方都發表似是而非的宣言，也許雙方都沒有任何明确的觀點，卻煽動民族情緒。
他們想用政治鬥争來使發熱的頭腦清醒，越如此，越反映出适得其反的效果。
據艾迪生說，後來的文章對當時的談話問題産生過顯而易見的影響，教那些嬉鬧和快活者注意把善良和嬉笑結合在一起。
這種效果是他們絕不會完全失去的，而他們繼續要成為這其中的第一本書。
這些書最早由男女兩性用文雅的筆調寫作。
《閑談者》《旁觀者》，如同作家卡薩一樣，用适當和文雅的方式調整了日常交往的禮節，如拉布呂耶爾④在《品格論》中所展現的那樣。
這些文章介紹的人物不僅僅是想象的，而且都是當時有名且地位顯著的人。
斯蒂爾在他《閑談者》最後一篇文章中強調這一點，巴傑爾在《旁觀者》發表《提奧夫拉斯圖斯⑤》序言時也持有同樣看法―艾迪生曾推薦過這部書。
有人懷疑，即使他沒有參與寫作，至少也修訂過它。
這些文章中的描寫，我們假設有時修飾得體，有時令人惱火。
現在它的原作有些部分被人記得，有些部分已被忘卻。
除了一小部分文章使他們赢得了贊揚外，他們的刊物還團結了兩三個傑出作家。
他們強調了文學和批評，有時遠遠超過他們的前輩。
他們用雄辯的正義争論和高雅的語言，教給人們最重要的責任和最崇高的真實。
所有這些文章以各種雅緻的虛構、精煉的寓言和輕松的表現，用不同的風格和創作的技巧，加以闡明。
據巴爾傑的回憶，在《旁觀者》中，正是羅傑·得·科弗利爵士，這個艾迪生虛構的人物，最為艾迪生推崇。
艾迪生借助羅傑爵士的形象，形成了某些細微和特别的觀念。
他不願讓這種觀念受到亵渎，因此，當斯蒂爾叙說羅傑在坦普爾地區無辜地攜帶一女子到小酒館後，艾迪生表示非常同情他朋友的憤怒，以緻他被迫去安慰自己，承諾要限制羅傑爵士的出現。
那些勸說塞萬提斯把其英雄主角帶到墳墓的理由―&ldquo堂吉诃德隻是為我而生，我也為他而生&rdquo，讓艾迪生以不适當的熱烈情緒宣布，他會殺死羅傑爵士。
他的理由是他們生來為了彼此，其他任何人插手都會委屈他。
令人懷疑的是，艾迪生是否充分完成了他最初的構思。
他用有些扭曲的想象去描寫他的騎士，可他沒有發揮這種曲解作用。
羅傑爵士的無規則行為，與其說是由于某種壓倒性思想的長期壓抑，使他的思想偏離了生活軌道，不如說是來自習慣性的質樸，以及獨處時自然産生的那種疏忽。
思想遭受氣象風雲變化的影響，起初瘋狂會飛天蒸發。
這些時不時被雲霧籠罩着的理性，從不黯然失色。
艾迪生似乎被阻止去實踐他自己的設想。
情形是否如此，需要我們确切地加以分析。
作為一個鄉村紳士，羅傑爵士顯然是托利黨人，或根據一般的表現，他擁護土地主的利益，與安德魯·弗裡波特爵士是敵對的。
安德魯是新生代富裕商人，熱心金錢利益，是一個輝格黨人。
當報紙不去考慮黨的利益而做出決定時，這些觀念的對立，與它們可能産生的結果相比，可能它們最初的意圖顯得更重要。
安德魯爵士雖做了一些事但很有限，可這些有限的事，似乎沒有讓艾迪生高興。
當把他從俱樂部解雇後，艾迪生改變了他的看法。
在真實無情的商業精神下，斯蒂爾讓安德魯爵士宣布，他&ldquo不會為懶人建醫院&rdquo。
可最後，他買了土地在農村置業，不是建工廠，而是為十二個農夫建了一所醫院，雖然作為一個商人，他與這些人幾乎不認識，平時也很少關心他們。
這類如此文雅、如此有教益、如此廣泛傳播的文章，很自然地假設它們得到大衆認可，銷量很大。
我曾聽人評論說，銷量根據稅收多少來計算。
在期刊的最後時期，一周交稅超過二十多英鎊，因此，就按二十一英鎊來算，即每天三英鎊十先令，根據一份刊物征收半個便士，每天發行量大約應為一千六百八十份。
這個銷量不算很大，如果斯威夫特說的可信，這可能還是個減少之後的數字。
因為他聲明，《旁觀者》在他退出之前已經讓讀者厭倦了。
他曾無數次奚落這個刊物的&ldquo公正性&rdquo。
第二年（1713），《卡圖》出現在舞台上，是艾迪生聲望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
據說，正當政治家卡圖去世這段時間，他在旅途中就計劃寫這出悲劇。
幾年後才完成了前四幕，這部分已經表明有可能受到人們的贊揚。
蒲柏和西伯都讀過。
西伯提到，當取回劇本時，斯蒂爾以适當的虛僞之言對他提到，無論他朋友的精神如何表現在作品裡，他仍懷疑艾迪生是否有足夠的勇氣暴露現實，讓英格蘭觀衆進行譴責。
然而，這樣的時機到來了。
一些想到自由會導緻危險效應的人，同樣認為舞台劇能保護自由。
艾迪生被強求以神聖大不列颠保護人的名譽完成他的創作，表明他的勇氣和熱情。
重寫他的劇本，他似乎有固執和難言的不情願。
有人要求休斯先生增寫第五幕。
他希望這樣的要求被拒絕。
可休斯很認真地支持他，幾天後，寫出增寫部分，并帶給他看；而他此時也在獨自寫作，寫出一半，後來完成全部。
這一半很簡短，與以前的部分不成比例，就像不情願地幹一件事情，匆忙弄出個結果交差。
《卡圖》在與公衆見面前，是否根據作者意圖做出任何修改令人懷疑。
批評家丹尼責備他有偏見，用事先假定的批評原則支持自己的喜好，違背《旁觀者》所建立起的詩的公正性的規則，&ldquo毒害全城&rdquo。
原因是他的英雄主角和所有美德都屈服于暴君。
事實如此，動機卻需要我們去猜測。
我認為，艾迪生做出充分安排，讓所有道路都來制止發生危險。
蒲柏為他寫前言，切合劇本的實際，有這樣一句話：&ldquo大不列颠，站起來，這樣的行為是值得肯定的。
&rdquo它所要表示的意義不過是，大不列颠，站起來，盡自己能力認可公衆美德。
艾迪生有些害怕，為避免被人想到是起義的煽動者，改換這一句為&ldquo大不列颠，請注意&rdquo。
現在，&ldquo濃黑的烏雲出現在這天，這是偉大而重要的一天&rdquo。
⑥艾迪生經受了劇場的風險。
然而，這風險可能隻是出現在演出的第一夜，後來幾乎完全沒有争議。
斯蒂爾作為一個觀衆看了演出後提到這點。
蒲柏說，這個效果已首次出現在支持斯蒂爾的《憂傷的母親》中，現在更有效地表現在《卡圖》的演出裡。
危險期很快就結束了。
當時整個民族各黨派争論火爆。
輝格黨贊揚每一行中提到自由的字眼，把它作為對托利黨的諷刺，而托利黨以掌聲回應，表明這類諷刺不存在。
博林布魯克說過一個故事為人熟悉。
他叫售票員到他包廂去，給他五十基尼去為自由事業叫好，更好地反對永久的獨裁者。
蒲柏說，輝格黨設計出支持的方式，即隻要出現好句子時就鼓掌。
劇本受到互相競争的黨派這樣争相贊揚和支持，每晚都上演。
我認為，其持續時間之長，超出公衆以前所允許的任何戲劇，如演員波特女士後來提到，在演出期間，作者在幕後徘徊，興奮得無法平靜。
有人建議，如果将印發出版的劇本題獻給女王，女王會很高興，可正如蒂克爾說：&ldquo艾迪生心中自有其他想法，一方面是他自己的義務，一方面是他的榮譽，他覺得自己有必要把它奉獻給世界，而不必給任何人題詞。
&rdquo&hellip&hellip 艾迪生這光輝的一生行将結束。
他多年來深受氣喘病痛的折磨，之後因水腫加劇。
感知自己生命垂危的迫近，他要依據自己的戒律和本分準備安逸地死去。
在這緩慢消失的衰弱時期，蒲柏告訴我們，他通過沃裡克伯爵⑦給蓋伊先生傳話，渴望見他一面。
蓋伊⑧已有些時間未見他，立即應召前往，受到他的熱情接待。
訪問的目的被探究後發現―艾迪生說，他傷害過蓋伊。
若身體康複，願給予補償。
什麼傷害他未解釋，蓋伊也從不清楚，也許是因為蓋伊有些升遷的機會因艾迪生的幹預被阻攔了。
沃裡克伯爵是個沒有什麼生活規律的年輕人，甚至有些不着邊際的思想。
艾迪生并不缺少他的尊敬，盡力教導他謹慎行事。
然而，他的争執和抗議都不起任何作用。
有件事仍須實踐。
艾迪生知道生命将終結，把年輕伯爵叫到身旁，以寬厚溫柔之心，渴望他聽到最後的告誡，親自對他說：&ldquo我派人叫你來，是讓你看一個基督徒如何死亡。
&rdquo這個恐懼場面對伯爵有何影響我不知道，隻是伯爵在不久後也去世了。
蒂克爾為他朋友所寫的一篇傑出墓志銘有這幾行： 他教我們如何去生。
哎！ 付出太高代價的知識， 教我們如何去死。
在這些詩行中，他告訴過揚格博士，暗示出這次感人的訪問。
在病床前，他直接指示蒂克爾先生出版他的全集，并題獻給他朋友克拉格先生。
他于1719年6月17日在柯蘭房舍逝世，僅留下一個女兒。
關于他的美德，充滿怨恨的黨派人也沒有指控他任何罪行，這就是充分的證據。
他不屬于那類隻有死後才得到稱贊的人，因為他的才能早已廣為人知。
斯威夫特曾注意到，他在選舉中無須競争便獲得成功，又補充說，要是他能提議自己為國王，恐怕不會遭到任何拒絕。
他熱心于自己的輝格黨派，卻不抑制自己對有思想價值的對立派黨人的友好，如他在愛爾蘭任秘書長期間，便拒絕中斷與斯威夫特的聯系。
他的習慣和外在的方式，常被人稱為小心翼翼或陰郁寡言。
他的朋友用了一個比較溫和的說法，稱其謙卑。
斯蒂爾以極溫情的态度稱他&ldquo相當羞怯，是個藏裹着珠寶的&lsquo披風&rsquo&rdquo，他還告訴我們，&ldquo他的能力僅是被其謙卑所遮掩，一旦暴露更倍增其美，所有深藏不露的信譽和尊嚴都格外注目&rdquo。
切斯特菲爾德證實，&ldquo艾迪生是他所見最怯懦最怪異的人&rdquo。
艾迪生曾說到自己談話的缺陷，可是若涉及智力财富，他說&ldquo盡管口袋裡一個基尼也沒有，他卻能開出一千英鎊的支票&rdquo。
他需要錢作為每天的生活支出。
因為缺錢常受到困惑和壓抑。
他被不适當和不能帶來名譽的怯懦所壓迫，每個證詞都能得到确認，僅是切斯特菲爾德的說法無疑過于誇張了。
他這個人，沒有好運氣和同盟，僅靠自己的有用和巧智成為國家秘書，憑此便不能假設其在每個談論問題和生活實踐中非常不在行。
他死時才四十七歲，不僅長期在文學智慧上占據最高地位，還填補了國家外交大臣這個最重要職位的空缺。
他所生活的時代，人們有理由痛惜他的沉默固執，如斯蒂爾所說，&ldquo因為他是在所有稱之為幽默天才的人之上，我常思考人們欣賞他是因為他如此完美。
在一個晚上，與他在一起，遠離所有世界的塵嚣，我似乎與這位羅馬詩人特倫斯、卡圖盧斯的密友，進行一段愉快的談話。
艾迪生有他們所有的智慧和天性，并表現出其擁有更精緻和歡愉的幽默&rdquo。
這是一個朋友的喜愛之言，讓我們聽一下他的競争對手是如何告訴我們的。
蒲柏說：&ldquo艾迪生的談話，有些更迷人的魅力，是我難以在其他人那裡見到的，這僅是當他在熟人面前時。
在許多生人或單個陌生人面前，他以嚴肅的沉默保持其尊嚴。
&rdquo 這種卑謙絕不意味與對他的價值有很高評價的看法不一緻。
他在現代智者中是第一個被強烈需要的名字。
他與斯蒂爾一起響應，常貶低德萊頓，而蒲柏和康格裡夫為德萊頓辯護，反對他們。
不需理由去質疑，他因蒲柏的詩歌流行承受了太多痛苦，也沒有強有力的理由懷疑，靠一些不坦率的舉止，他盡力去诋毀蒲柏。
蒲柏不是他唯一要暗中傷害的，卻是他唯一會懼怕的。
他的才能可能伴随思想意識特異而使其自我滿意。
他的廣博學問，确實沒有得到确認。
他似乎對科學所知不多。
除拉丁文和法文外，所讀不多。
他的&ldquo勳章對話&rdquo，表明其以極大的勤奮和技巧精讀作家著作。
他思想的豐富，使他無須借助冒險的情緒。
他的智慧總是為其應對急需的寫作場景。
他以批判的眼光讀人類生活的重要卷冊，從用計的深處到僞裝至外表的人類心靈。
凡其所知，他都能輕松自如地交流。
斯蒂爾說：&ldquo這是他作為一位作家的特别之處。
當為其所寫的書拟訂方案或制訂計劃後，他在一個房間裡走動，把思考口述出來，如同任何一位寫作人那樣輕松自主地寫下，并注意連貫性和他所加強的語法。
&rdquo 蒲柏很少懷疑自己值得誇耀的記憶力，卻聲稱他雖寫得流暢，可在修改上十分緩慢和猶豫不決。
艾迪生在《旁觀者》中的許多文章卻寫得非常快，寫後立即送給出版社，看起來他也有這個無須時間去做過多修改的特長。
蒲柏說：&ldquo在出版前，為取悅朋友，艾迪生會做任何修改，可一經出版之後，便不再碰觸。
我相信，《卡圖》沒有任何一句話，我做出反對後，其能再立足。
&rdquo 這《卡圖》最後一行是蒲柏的，原始詩句是這樣寫的：&ldquo啊！正是這個才結束卡圖的生命。
&rdquo 這結尾的六行詩句蒲柏可做出更多反對。
在第一聯對句&ldquo因此之故&rdquo兩詞不恰當，第二聯對句取自德萊頓的&ldquo維吉爾用語&rdquo。
接下一個對句，第一行已包括在第二對句裡，因而，它沒有什麼作用。
第三聯對句的&ldquo不和諧&rdquo導緻了&ldquo沖突&rdquo。
艾迪生在結婚前的平常日子，蒲柏已有詳細的叙說。
他有個房間，與巴傑爾，也許還有菲利普斯住在一起。
他主要的同伴是斯蒂爾、巴傑爾、菲利普斯、凱裡、達文納、布雷特上校。
他總是與他們其中一人吃早餐。
他整個上午都在學習，到小酒館吃飯，之後回到巴頓的咖啡店。
巴頓曾是沃裡克女伯爵家裡的一個仆人。
在艾迪生的贊助下，他在拉塞爾大街南邊開了一家咖啡店，離考文特花園有兩門之隔。
這裡曾是智者的聚會地。
據說，當艾迪生受女伯爵⑨惱怒的傷害後，他領同伴一起離開巴頓的咖啡店。
他從咖啡店又回到小酒館。
在這裡，他常酗酒到大半夜。
從酒瓶中，不滿的心情得到安慰，怯懦的心思獲得勇氣，羞澀的心緒得到自信。
這很有可能。
艾迪生一經解脫就被誘惑到不能節制自己，擺脫他酒醒時刻那些卑躬屈膝的膽怯。
他感受到一種來自他眼前人的壓力，知道自己優越于這些人，而他們渴望他的談話能力肆無忌憚，他卻求助酒神巴克斯之力：怎能免于被其低等之人支配呢？ 在這些朋友中，艾迪生顯示出他口語能力的精緻。
這很容易假設，蒲柏能代表他們與之抗衡。
與艾迪生相伴過一個晚上的曼德維爾評論說，他所穿雖非神職人員的服飾，卻幾乎無法損害其名譽。
他總是對陌生人很拘謹，不會被如曼德維爾那樣有個性的人激起反常的濫情。
對他了解的任何方式及其細節個性，因距離他過世已有六十年之久，讓我們對他很陌生。
斯蒂爾曾答應康格裡夫，出版一本完整描寫他個性的書。
可作者的承諾如同情人的誓言一般，斯蒂爾從未多想他的計劃，或常想到便憂慮，最後感到厭煩，結果把他這位朋友交到了蒂克爾手裡。
斯威夫特已保留他個性的微小輪廓。
這是艾迪生的一個做法，當他發現任何人有難以避免的錯，他順從其錯來奉承，同時讓他自己陷入最低下的荒唐行為。
這種惡作劇手法，為斯特拉女士所敬仰。
斯威夫特似乎認可她的敬佩。
他的著作可提供有用知識。
這些來自他了解世界的各種畫面，歸因于他能與各階層的大量傑出人士交談，勤奮不懈地觀察他們，極為敏銳地做出有效的判斷。
他是這樣一個人，沒有任何可産生危害的事物能逃脫其譴責。
他迅速地發現什麼是錯誤或荒謬，毫不猶豫地暴露它們。
斯蒂爾說：&ldquo在其作品中，他對這個時代一些文壇巨擘有旁敲側擊。
&rdquo他的愉悅更多激起的是歡愉而非憎恨，他發現的是愚昧而非罪惡。
如果根據他的著述，對其做出道德個性的判斷，人們除了發現他的純潔和優秀外，别無他言。
确實，很少有人能像艾迪生那樣貢獻巨大的人類知識。
這表明成為作家是一件事，而生活是另一件事，兩者非常不同。
許多稱贊美德的人，不會在稱贊之外做更多。
這應是一個合理的看法：艾迪生的文學創作與實際生活沒有很大的不同。
在派系的風暴中，他度過了大半生。
盡管這個狀态，使他引人注目；他的活躍，也令人欽佩。
他的朋友描述其個性，卻從不與其對手的看法相悖。
他不僅受到那些與他興趣和觀點相同的人的尊敬，而且友好待之。
對于那些受對立傾向影響，反對他的人，盡管他也許會失去他們的敬愛，卻留下他們的尊重。
蒂克爾公正地評價說，艾迪生在美德和宗教方面善用才智。
他不僅适當運用智慧，而且傳授給其他人。
自他的時代以來，人們已對理性和真實的原因普遍地順從。
他已消除那長期以來的偏見，即誤認為歡愉必與邪惡相連，舒适方式必與松弛的原則有關。
他恢複了美德的尊嚴，教天真者不要以純潔為恥。
這是一種文人品質的提升，&ldquo超越古希臘古羅馬一切美名&rdquo。
沒有偉大的喜悅能真正得到，除了純潔智力的愉悅。
歡笑遠離猥亵，智慧脫離淫蕩，除非教導一個成功的作家，帶着精緻和快樂去幫助善行。
如果我可以用一個更顯敬畏的詞表達，他讓許多人成為&ldquo正直的人&rdquo。
①指英語。
②維吉爾創作的史詩。
③艾迪生與斯蒂爾1711年3月共同創辦。
④法國作家、哲學家，主要作品為《品格論》。
⑤希臘植物學奠基人，人的類型描寫大家。
⑥語出《卡圖》。
⑦艾迪生的妻子與前夫所生的孩子。
⑧蓋伊（JohnGay，1685&mdash1732），英國劇作家和詩人。
⑨艾迪生1716年娶女伯爵為妻。
蒲柏 ① 亞曆山大·蒲柏1688年5月22日出生于倫敦。
他父母的地位或家史從來就模糊不清，隻知道他們有&ldquo貴族血統&rdquo。
他父親的家族以唐納伯爵為首領。
他母親是威廉·特納的女兒。
這位約克區的特納紳士還有三個兒子，一個被殺害後得到名譽，一個在為查爾斯一世服務時病死，一個成為西班牙的官員。
蒲柏唯一告訴我們的就是這些點滴。
我已聽人評論，與其說他父親是怎樣一個人，他更願意表明他父親不是這樣的人。
人們了解到他父親通過經商變得富有，可到底是經營一個店還是交易所卻一點不清楚。
直到後來，泰爾先生根據拉克特太太的話告訴我們，蒲柏的父親是斯特蘭德區的布料商，他和妻子都是天主教徒。
蒲柏出生後有柔弱并敏感的體質。
據說他小時候非常懂禮貌，令人喜愛。
他身體虛弱，持續終生，而他思想的溫和也許童年後就結束了。
他小時候聲音很甜美，人們喜歡叫他&ldquo小夜莺&rdquo。
由于沒有很早送他到學校，姑媽就教他讀書。
七八歲以後，他就成了書本嗜好者。
他最初靠模仿印刷書體學寫字。
他一生都很擅長一種特别書法，盡管他的普通書寫很一般。
大約八歲時，在天主教牧師塔弗爾的監護下，蒲柏到了漢普郡。
牧師用一種罕見的方法，教他希臘文和拉丁文基礎知識。
他首先經常精讀奧格比翻譯的《荷馬史詩》和桑迪斯的奧維德譯作。
他從未對奧格比的幫助表達過任何感激，可對桑迪斯，他在《伊利亞特》的筆記中寫道：目前英國詩歌的美，在很多方面要歸功于桑迪的譯著。
桑迪斯很少寫原創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