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法的概念與自然法概念之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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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族&rdquo的種種義務，在很多方面都可說是婆羅門種姓義務的縮水版。
[2]原初狀态是指人類在堕落以前的理想狀态。
自然法即對此一狀态的預想，并且，本質上是斯多葛學派的創造物。
關于斯多葛學派與西方中世紀時期的自然法觀念的形成與發展，可參見韋伯的同時代人特勒爾奇（ErnstTroeltsch,1865&mdash1923）的巨著《基督教社會思想史》（DieSoziallehrenderchristlichenKirchenundGruppen,Tübingen,1908&mdash1911戴盛虞、趙振嵩中譯，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0），頁44&mdash47、172&mdash193。
&mdash&mdash譯注 [3]&ldquo自然法&rdquo概念的痕迹倒是經常出現在史詩文獻裡，其中确實（連同其他一些面向）含藏着與救贖宗教時代反婆羅門潮流内在一緻的基調。
正如《摩诃婆羅多》裡德珞帕娣（Draupadi）的感歎：&ldquo永恒的法&rdquo（çaçvatadharma）的泉源已然幹涸，如此以往便不再為人所知。
制定法總是可疑的（I,195,29），并且也總是可變換的（Ⅻ,260,6ff.）。
權勢統治着塵世，神的正義并不存在。
在現實世界裡，也唯有狹隘的氏族圈子内部的習俗遭受無恥侵害的行為，才是問題所在。
此外，正統理論裡關于&ldquo起源&rdquo論的訴求也不過是出之于下列的形式：根據史詩的四大時期的理論，世界是輪轉于pralaya（諸神的黃昏）所緻的毀壞與重建之中，總之，最先也是最高尚的就是克利塔（Krita）時代，最後也是最低沉的是卡利（Kali）時代。
在克利塔時代就已經有種姓的區分，不過那時各個種姓都樂于恪盡自己的義務并且不求利得與回報，隻是盡其在我。
那時，既沒有買也沒有賣。
因此，救贖是人人都有可能的，而且隻有一個神（ekadeva）是所有種姓共通的神。
到了卡利時代，一切都反過來，種姓秩序崩壞，私利支配一切&mdash&mdash直到諸神的黃昏來臨，梵天沉睡。
以此形式，此一理論受到後述的薄伽梵（Bhagavat）倫理的影響而流傳下去。
[4]雅典人與邁利爾人（Melier）在修昔底德（Thukydides）的對話就是個有名的例子。
邁利爾人住在米利都（Miletus），是古希臘時代位于小亞細亞的一個城邦。
&mdash&mdash譯注 [5]馬基雅維利（NiccoloMachiavelli,1469&mdash1527），佛羅倫薩政治家，著有《君王論》，為近代政治理論的奠基者之一。
從思想史上來說，他首度擺脫道德的範疇，從權力的角度讨論政治問題。
一般認為近代&ldquo國家&rdquo的觀念是由他開始的。
&mdash&mdash譯注 [6]此種&ldquo馬基雅維利主義&rdquo的古典定型化，除了表現在前面提及的考他利雅的《實利論》當中，還特别是出現在YâtrâdesVarâhamihira裡（H.Kern的翻譯，見A.Weber,IndischenStudien）。
Yâtrâ或Yogayatra主要是指告知前兆的技術，而此種前兆又是征戰沙場的王侯所不能不注意的。
由于業報理論确定星相由業所決定，因此不具獨立的意義，所以&ldquo國家學&rdquo（政治行政學）遂與此種技術相結合（上引書，Ⅰ,3）。
[7]例如在《五卷書》裡就提到君王統治之術，其中有&ldquo戰勝敵人的方法策略&rdquo（upāya），一般說來可分為四種：一、甜言蜜語（sāmrn）；二、進行賄賂（dāna）；三、挑撥離間（bheda）；四、出兵讨伐（danda）。
詳見季羨林譯，《五卷書》（台北：丹青，1983），p.142。
&mdash&mdash譯注
[2]原初狀态是指人類在堕落以前的理想狀态。
自然法即對此一狀态的預想，并且，本質上是斯多葛學派的創造物。
關于斯多葛學派與西方中世紀時期的自然法觀念的形成與發展，可參見韋伯的同時代人特勒爾奇（ErnstTroeltsch,1865&mdash1923）的巨著《基督教社會思想史》（DieSoziallehrenderchristlichenKirchenundGruppen,Tübingen,1908&mdash1911戴盛虞、趙振嵩中譯，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0），頁44&mdash47、172&mdash193。
&mdash&mdash譯注 [3]&ldquo自然法&rdquo概念的痕迹倒是經常出現在史詩文獻裡，其中确實（連同其他一些面向）含藏着與救贖宗教時代反婆羅門潮流内在一緻的基調。
正如《摩诃婆羅多》裡德珞帕娣（Draupadi）的感歎：&ldquo永恒的法&rdquo（çaçvatadharma）的泉源已然幹涸，如此以往便不再為人所知。
制定法總是可疑的（I,195,29），并且也總是可變換的（Ⅻ,260,6ff.）。
權勢統治着塵世，神的正義并不存在。
在現實世界裡，也唯有狹隘的氏族圈子内部的習俗遭受無恥侵害的行為，才是問題所在。
此外，正統理論裡關于&ldquo起源&rdquo論的訴求也不過是出之于下列的形式：根據史詩的四大時期的理論，世界是輪轉于pralaya（諸神的黃昏）所緻的毀壞與重建之中，總之，最先也是最高尚的就是克利塔（Krita）時代，最後也是最低沉的是卡利（Kali）時代。
在克利塔時代就已經有種姓的區分，不過那時各個種姓都樂于恪盡自己的義務并且不求利得與回報，隻是盡其在我。
那時，既沒有買也沒有賣。
因此，救贖是人人都有可能的，而且隻有一個神（ekadeva）是所有種姓共通的神。
到了卡利時代，一切都反過來，種姓秩序崩壞，私利支配一切&mdash&mdash直到諸神的黃昏來臨，梵天沉睡。
以此形式，此一理論受到後述的薄伽梵（Bhagavat）倫理的影響而流傳下去。
[4]雅典人與邁利爾人（Melier）在修昔底德（Thukydides）的對話就是個有名的例子。
邁利爾人住在米利都（Miletus），是古希臘時代位于小亞細亞的一個城邦。
&mdash&mdash譯注 [5]馬基雅維利（NiccoloMachiavelli,1469&mdash1527），佛羅倫薩政治家，著有《君王論》，為近代政治理論的奠基者之一。
從思想史上來說，他首度擺脫道德的範疇，從權力的角度讨論政治問題。
一般認為近代&ldquo國家&rdquo的觀念是由他開始的。
&mdash&mdash譯注 [6]此種&ldquo馬基雅維利主義&rdquo的古典定型化，除了表現在前面提及的考他利雅的《實利論》當中，還特别是出現在YâtrâdesVarâhamihira裡（H.Kern的翻譯，見A.Weber,IndischenStudien）。
Yâtrâ或Yogayatra主要是指告知前兆的技術，而此種前兆又是征戰沙場的王侯所不能不注意的。
由于業報理論确定星相由業所決定，因此不具獨立的意義，所以&ldquo國家學&rdquo（政治行政學）遂與此種技術相結合（上引書，Ⅰ,3）。
[7]例如在《五卷書》裡就提到君王統治之術，其中有&ldquo戰勝敵人的方法策略&rdquo（upāya），一般說來可分為四種：一、甜言蜜語（sāmrn）；二、進行賄賂（dāna）；三、挑撥離間（bheda）；四、出兵讨伐（danda）。
詳見季羨林譯，《五卷書》（台北：丹青，1983），p.142。
&mdash&mdash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