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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就在這同一天,大尉軍醫塔尼雅在執勤時因公負傷。

     要是換了别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負傷是頗不平常的,但在這些進攻的日子裡,衛生營裡也好,醫院裡也好,人們對這種事都已習以為常了。

    有好些送到那裡去的戰士和軍官,就是在路上行進的時候,同突圍而出的小股德軍發生小接觸而負傷的。

     在醫務報告中不時提及在這種情況下負傷的病例,塔尼雅常有所聞。

    但這種事臨到她自己頭上時,卻是來得那麼突然,她還來不及感到吃驚,也來不及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就已經負傷了。

     她乘卡車離開衛生營時,已經是大白天了。

    她同司機一起坐在駕駛室裡,還有八個傷員和一個衛生兵坐在後面的車廂裡。

    傷員中間有一個手上和臉上負傷的中尉,塔尼雅本來要把駕駛室裡的位置讓給他坐,可中尉不願意,他跟其他傷員一起坐在車廂裡了。

    假如中尉當時并不堅持己見的話,那麼,被打死的很可能不是他,而是塔尼雅了。

    也許情況會變得大不相同。

    誰知道究竟會怎麼樣呢?生活中就會碰到各種各樣簡單平常而又莫名其妙的事。

    至少在出事後的最初幾分鐘裡,塔尼雅自己就是這樣想的。

     卡車的輪胎跑了氣,又沒有帶備用輪胎。

    司機已經開了一個來回——把炮彈運到前線,再把傷員送回去,——沒有時間檢修車子。

    他不得不卸下車輪,補好内胎,再同衛生兵兩人一起把輪子裝上。

    手上和臉上負傷的中尉坐在卡車的後欄闆上,撩起油布探出頭來,給他們做參謀。

    其他的傷員或坐或躺,都沒有離開蓋着油布的車廂。

     塔尼雅走到司機和衛生兵踉前。

    這個正在幫助司機修理輪胎、長着一張快活的圓臉孔的衛生兵,原來是她的熟人。

    還是在斯大林格勒城郊,我軍從德國人手裡奪下一個關着我軍戰士的戰俘營時,塔尼雅曾同這個衛生兵一起搶救過那些還活着的戰土。

    從那時候起,她就記住了他叫赫裡斯托弗羅夫。

     塔尼雅站在公路上,看司機和赫裡斯托弗羅夫修補輪胎,後來發現司機對那個指手劃腳地給他出主意的中尉已經感到不耐煩了,她覺得自己更是幫不了忙,就靠着駕駛室那扇開着的車門,在卡車的踏闆上坐了下來。

    這是一個大熱無,車門被太陽曬得發燙,培尼雅把肩膀靠在上面,感到有些熱辣辣的。

     她一邊坐着,一邊想着心事:現在該把自己口袋裡的那封信撕掉了。

    已經什麼都對他說了,還留着它幹嗎?她想起了辛佐夫的臉,想起了他聽了她的話用戴黑手套的殘廢的左手捂着臉的情景。

    雖然她剛抽過煙,現在又卷了一根紙煙。

    而就在她卷好煙的刹那間,接連傳來幾聲響亮的槍聲。

     司機手裡拿着螺帽扳手,平躺在後輪旁邊的公路上。

    就在這個時候,幾個手持步槍的德國兵從森林裡走到公路上來了。

     可能是因為躺在公路上的司機正好在她的眼皮底下,所以塔尼雅看到德國兵從森林裡出來時,沒有想到别在自己腰裡的那支繳獲的“瓦爾特”小手槍,而是想到了放在她背後駕駛室裡的德國自動槍。

    司機的步槍是放在擋風玻璃上面的槍座裡的,他在槍座裡裝了幾個自己做的小彈簧,做得靈巧非凡,一伸手就可以把槍拿下來。

    而這支繳獲的自動槍卻放在駕駛室的地闆上。

     車子開動的時候,好幾次碰到塔尼雅的腳。

    司機對她說,他也要給自動槍做個合适的槍座,不過不象步槍那樣做在前面,而是做在右首的車門上。

     她想到了這支放在她背後的自動槍,就抓住皮帶把它拉到身邊。

    不知怎的,她并沒有站起身來,依然坐在卡車的踏闆上,把自動槍抵住腹部,向德國兵打了一梭子彈。

    先打了一個長點射,這是朝所有的德國兵打的;接下來又打了一個短點射,這是朝一個手裡揚着手榴彈,已經跑到卡車跟前的德國兵打的。

    德國兵手裡的手榴彈不是他們德國式的長柄手榴彈,而是另一種樣式,可能是我們的。

    當塔尼雅第二次朝他打了一個短點射時,德國兵已經扔出了手榴彈。

    她覺得好象是那個德國兵先扔了手榴彈,然後才倒下去的。

    也可能不是這樣。

    可能是她的槍彈先打中了他,而後來呢,手榴彈不是他扔的,而是從他手裡掉下來,滾到了車輪底下。

     卡車底下轟的一聲炸了起來,把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