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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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皮林的姓名,于是就在早晨醫務人員開碰頭會的時候提出,由她親自來給他治療,雖然别的外科醫生也一樣能夠治他的病。

    她這樣做,為的是想進一步了解這個使她念念不忘的人。

    她已經不再想寫信給他了,然而她看報的時候經常留意他的姓名,知道他還活着,在當集團軍司令,她感到很高興。

    她高興,是有她個人的原因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跟她對自己丈夫的回憶聯系在一起的。

    戰争前幾年,她經常要丈夫向她講述自己的工作情況,而且講得很多,超過軍隊中一般許可的範圍。

    他曾經向她講述過自己和謝爾皮林的沖突:謝爾皮林不應該用強調德國總參謀部活動的優點作為軍事實例來教育軍事學院的學員,可是他卻頑固地不認識自己的錯誤,這對謝爾皮林這樣一個聰明人來說是奇怪的。

    “他們是我們未來的敵人,完全沒有必要誇大他們的力量,使軍事學院的學員喪失自信力。

    ” 丈夫對謝爾皮林很生氣,也許是妒忌後者在學員中的威信。

    當時他還告訴她許多其他的事情,這些事情現在她都記不起來了。

    隻留下一個總的看法,她那時是同意這種看法的,因為她是用丈夫的眼光去看待未來的戰争的。

     有一天晚上,丈夫很晚才從軍事學院回來(這件事她記得很清楚),心情激動地說,今天謝爾皮林當面拉住他,想在他那兒尋求共同語言,使他接受自己的信念:“清醒地看到假想敵人的力量,是本身力量的保證”,“甯可估計過高,不要估計不足”,“使學員們對敵人的認識不足,那就等于解除他們的武裝”,以及其他的信條。

    她的丈夫說,謝爾皮林的神态仆常高傲,甚至不屑一顧,談話的對方在講話的時候,也考慮到怎樣對我方軍隊有利。

    出此,他不得不頂謝爾皮林幾句。

    結果不歡而散。

     她之所以記住這次談話,不僅是由于丈夫當時很激動,而且還因為這次談話之後隔了一星期謝爾皮林被捕了。

    她并不認為她的丈夫巴蘭諾夫上校會把自己同謝爾皮林旅長的談話向上級告發,當時沒有這樣認為,現在也并不這樣認為。

    她隻是感到吃驚:不久前他們談過話,吵過架,不久前她丈夫還對謝爾皮林生過氣,情緒很激動——而現在謝爾皮林已經不在了…… 丈夫獲悉謝爾皮林被捕的消息以後,兩手一攤,說:“他是咎由自取。

    ”——仿佛這是必然的結局。

     後來,過了一段時間,回想起“咎由自取”這句話,她确信,丈夫不可能參與這件并;如果他參與其事,他是不敢在她面前說這句話的。

     她是這樣想的,但謝爾皮林可能有另外的想法。

    也許他已經有過那樣的想法了。

     不久,這一切都被抛到九霄雲外了,因為他們自己家也遭到了不幸。

    在這次不幸的事件中,她丈夫的行為,在她看來,不象一個男子漢大丈夫。

     她一氣之下,帶了小兒子到薩拉托夫卡的雙親那兒去了。

    當巴蘭諾夫到她那裡去請求她問家的時候,她已經在那裡居住和工作了一年,幾乎習慣于過單身生活了。

     在他到薩拉托夫卡的那一天,她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地感到,他深深地愛着她。

    如果你本身在這段時間内隻剩下強者對 弱者的憐憫,如果你覺得兩人的親近隻是習慣的需要,而不再得到原先的幸福,那麼,就難以感覺到這一點。

     世界上有一種女人,她們迫切需要感到自己比男子強。

    她知道,這種女人,正是把這一點當作最大的幸福,但她自己并不想做這種女人。

    這種精神上的不平等是毫無意義的,以強者自居的生活已經使她感到疲憊不堪了。

     後來蘇芬戰争爆發了。

    巴蘭諾夫上校參加了這次戰争,他在一個集團軍的作戰處待了三個月。

    她和孩子為他的生命擔心,等候着他來信。

     他終于回來了,并不是普普通通地回來的,而是胸前挂着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