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實用主義與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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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的根源的，它的用法隻是漸漸地推廣出來的。
我們大家都相信，有一個時間，每件事情都有确定的日期；有一個空間，每件事物都有确定的位置，這些抽象的觀念有無比統一世界的力量。
但等到概念達到它們的最後形式的時候，它們與自然人的散漫而無秩序的時間空間經驗有多麼大的差别啊！我們所碰到的一切事物都有它本身的持續期間和規模大小，而這兩者又模糊地被一種“多餘”的邊際環繞着，它一直伸入到下一個事物的持續期間及規模大小裡去。
在這裡我們很快地失掉了我們所有的确定方位；不但小孩子把整個過去攪拌在一起，分不出昨天與前天來，就是我們成年人，時間一長了，也是一樣地分不清。
我們對于空間的情況也是如此。
我能清楚地看出我這地方和倫敦、君士坦丁、北京在地圖上的關系；但實際上，我完全感覺不到地圖上的符号所表示的事實。
方向與距離是含糊的、混亂的。
宇宙空間與宇宙時間，決不象康德所說那樣是“直觀”（intuition）的，而是象科學所表明的任何事物一樣，明明是人為的構造。
人類的大多數并不用這些觀念，他們生存于衆多的，互相貫穿，雜亂無章的時間與空間之中。
此外，永久存在的“事物”；“同一個”事物和它的各種“現象”與“變化”；事物各種不同的“類别”；以及最後以“類别”作為“謂語”而事物仍舊是“主語”——這一系列的名詞顯示出對我們直接的經驗之流與顯明變化的糾纏現象起了多大的清理作用呀；用這些概念工具所解決的隻不過是經驗之流中的最小的一部分而已。
我們的最原始的遠祖，大概隻能含糊地不準确地運用“同一個”這個觀念。
但是即使在那個時候，如果你問他們，這同一個是否就是他們沒有看到時仍持續存在的一種“事物”，他們一定會茫然不知所答，隻能說他們從來沒有問過這樣一個問題，也從來沒有用這樣眼光去考慮事情。
類别和類别的同一性——它們是使我們在“多”中找到出路的多麼有用的思想方法啊！多性看來可被認為是絕對的。
一切經驗可能都是個别的，沒有一項經驗重複出現過兩次。
但是在這樣的世界裡，邏輯學可就用不上了；因為類别與類别的同一性是邏輯學的唯一工具。
一旦我們知道：屬于某一類别的東西同時也就屬于那個類别的類别，我們就好象穿上了神靴，可以周遊世界了。
畜牲從來不會用這些抽象的觀念，而文明人用它們則是各式各樣的。
再說因果的影響吧！這種影響，如果有的話，似乎是一個遠古的概念；因為我們發現原始人以為每一件事物幾乎都是重要的，并且都能發生某一種影響。
對于更加确定的影響的探索似乎是起源于這樣一個問題：對于一種疾病、災害，或意外事變，應當歸罪于誰？或是什麼東西？對于因果影響的探索是從這個中心點擴展出來的。
休谟與“科學”都想把影響這個觀念一起去掉，而代之以“規律”這一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
但是規律是一個較近的發明，在常識的舊領域裡，影響還占着統治地位。
是作為比“真實”少些，比“完全不真實”多些的“可能”，在常識中是另一個有權威的觀念。
你盡管批評它們，而它們仍舊存在，隻要批評的壓力松一些，我們就會跑回到它們那裡去的。
在實體的或形而上學的意義之下，誰也不能逃避“自己”與“身體”這些思想形式的束縛。
實際上，常識的思想方法是一貫勝利的。
無論誰如何有學問都還是依照常識的方法，認為一個“事物”是一個恒久的單位主體，交換地支持着事物的各種屬性。
關于一群由規律聯系起來的感覺性質，沒有一個人會堅決地，誠懇地運用一個更加富于批判性的觀念。
有了這些範疇在我們的手中，我們就可以在一起定方案，定計劃，而且把經驗中較遠部分與眼前的部分聯系起來。
我們晚近的更富于批評性的哲學，與思想的原來語言比較起來，隻不過是一時的流行物與幻想而已。
這樣，常識在我們對事物的了解上，顯得是一個完全确定的階段——是一個能十分成功地滿足我們思想的各種目的的階段。
“事物”确是存在的，甚至在我們看不見它們的時候也還存在。
他們的“類别”也存在。
他們的“性質”是他們憑以行動的東西，又是我們行動的對象——而這些性質也存在。
這些燈把它們的光的性質照射到這屋子裡的每件物體上。
隻要我們舉起一塊不透明的幕布，我們就把這些燈光的性質從它的照射的去路上給遮斷了。
傳到你們的耳朵裡正是我嘴唇裡發出來的聲音；傳到我們煮雞蛋的水裡的正是火的能被感覺的熱；我們放一塊冰到水裡去，就能把熱變冷。
無例外地，所有非歐洲人，至今還停留在這個哲學階段上。
為了生活的一切必要的實際目的，這些常識是足夠的了。
在我們的歐洲人中，隻有鑽牛角尖的人，如貝克萊所謂的受學問毒害的人，才會懷疑常識不是絕對真實的。
如果我們看看過去，想一想為什麼常識範疇會得到那麼崇高的地位，我們就沒有理由不相信常識範疇的勝利過程是正和近來德谟克利特、貝克萊或達爾文概念的勝利過程一樣了。
換句話說，常識範疇可能是史前時期天才們陸續發現，不過這些天才們的姓名卻被長久的年代所湮沒了。
這些常識範疇可能被最初它們所适合的經驗的直接事實所證實，然後由一個事實延及另
我們大家都相信，有一個時間，每件事情都有确定的日期；有一個空間，每件事物都有确定的位置，這些抽象的觀念有無比統一世界的力量。
但等到概念達到它們的最後形式的時候，它們與自然人的散漫而無秩序的時間空間經驗有多麼大的差别啊！我們所碰到的一切事物都有它本身的持續期間和規模大小，而這兩者又模糊地被一種“多餘”的邊際環繞着，它一直伸入到下一個事物的持續期間及規模大小裡去。
在這裡我們很快地失掉了我們所有的确定方位；不但小孩子把整個過去攪拌在一起，分不出昨天與前天來，就是我們成年人，時間一長了，也是一樣地分不清。
我們對于空間的情況也是如此。
我能清楚地看出我這地方和倫敦、君士坦丁、北京在地圖上的關系；但實際上，我完全感覺不到地圖上的符号所表示的事實。
方向與距離是含糊的、混亂的。
宇宙空間與宇宙時間，決不象康德所說那樣是“直觀”（intuition）的，而是象科學所表明的任何事物一樣，明明是人為的構造。
人類的大多數并不用這些觀念，他們生存于衆多的，互相貫穿，雜亂無章的時間與空間之中。
此外，永久存在的“事物”；“同一個”事物和它的各種“現象”與“變化”；事物各種不同的“類别”；以及最後以“類别”作為“謂語”而事物仍舊是“主語”——這一系列的名詞顯示出對我們直接的經驗之流與顯明變化的糾纏現象起了多大的清理作用呀；用這些概念工具所解決的隻不過是經驗之流中的最小的一部分而已。
我們的最原始的遠祖，大概隻能含糊地不準确地運用“同一個”這個觀念。
但是即使在那個時候，如果你問他們，這同一個是否就是他們沒有看到時仍持續存在的一種“事物”，他們一定會茫然不知所答，隻能說他們從來沒有問過這樣一個問題，也從來沒有用這樣眼光去考慮事情。
類别和類别的同一性——它們是使我們在“多”中找到出路的多麼有用的思想方法啊！多性看來可被認為是絕對的。
一切經驗可能都是個别的，沒有一項經驗重複出現過兩次。
但是在這樣的世界裡，邏輯學可就用不上了；因為類别與類别的同一性是邏輯學的唯一工具。
一旦我們知道：屬于某一類别的東西同時也就屬于那個類别的類别，我們就好象穿上了神靴，可以周遊世界了。
畜牲從來不會用這些抽象的觀念，而文明人用它們則是各式各樣的。
再說因果的影響吧！這種影響，如果有的話，似乎是一個遠古的概念；因為我們發現原始人以為每一件事物幾乎都是重要的，并且都能發生某一種影響。
對于更加确定的影響的探索似乎是起源于這樣一個問題：對于一種疾病、災害，或意外事變，應當歸罪于誰？或是什麼東西？對于因果影響的探索是從這個中心點擴展出來的。
休谟與“科學”都想把影響這個觀念一起去掉，而代之以“規律”這一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
但是規律是一個較近的發明，在常識的舊領域裡，影響還占着統治地位。
是作為比“真實”少些，比“完全不真實”多些的“可能”，在常識中是另一個有權威的觀念。
你盡管批評它們，而它們仍舊存在，隻要批評的壓力松一些，我們就會跑回到它們那裡去的。
在實體的或形而上學的意義之下，誰也不能逃避“自己”與“身體”這些思想形式的束縛。
實際上，常識的思想方法是一貫勝利的。
無論誰如何有學問都還是依照常識的方法，認為一個“事物”是一個恒久的單位主體，交換地支持着事物的各種屬性。
關于一群由規律聯系起來的感覺性質，沒有一個人會堅決地，誠懇地運用一個更加富于批判性的觀念。
有了這些範疇在我們的手中，我們就可以在一起定方案，定計劃，而且把經驗中較遠部分與眼前的部分聯系起來。
我們晚近的更富于批評性的哲學，與思想的原來語言比較起來，隻不過是一時的流行物與幻想而已。
這樣，常識在我們對事物的了解上，顯得是一個完全确定的階段——是一個能十分成功地滿足我們思想的各種目的的階段。
“事物”确是存在的，甚至在我們看不見它們的時候也還存在。
他們的“類别”也存在。
他們的“性質”是他們憑以行動的東西，又是我們行動的對象——而這些性質也存在。
這些燈把它們的光的性質照射到這屋子裡的每件物體上。
隻要我們舉起一塊不透明的幕布，我們就把這些燈光的性質從它的照射的去路上給遮斷了。
傳到你們的耳朵裡正是我嘴唇裡發出來的聲音；傳到我們煮雞蛋的水裡的正是火的能被感覺的熱；我們放一塊冰到水裡去，就能把熱變冷。
無例外地，所有非歐洲人，至今還停留在這個哲學階段上。
為了生活的一切必要的實際目的，這些常識是足夠的了。
在我們的歐洲人中，隻有鑽牛角尖的人，如貝克萊所謂的受學問毒害的人，才會懷疑常識不是絕對真實的。
如果我們看看過去，想一想為什麼常識範疇會得到那麼崇高的地位，我們就沒有理由不相信常識範疇的勝利過程是正和近來德谟克利特、貝克萊或達爾文概念的勝利過程一樣了。
換句話說，常識範疇可能是史前時期天才們陸續發現，不過這些天才們的姓名卻被長久的年代所湮沒了。
這些常識範疇可能被最初它們所适合的經驗的直接事實所證實，然後由一個事實延及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