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不可分立的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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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影響有限。
在1929開始的經濟危機時期，英美可以容忍德日的擴張，同時也無可奈何。
它們在被逼入牆角的時候才不得不反擊。
德國和日本的最大失誤都是不知收斂。
在希特勒的幹預下，“在其曆史上，德國武裝部隊首次在一個有意無限尋求敵人的體系框架内履行職能。
”保羅?肯尼迪編《戰争與和平的大戰略》，116頁，引文所在章節的作者是丹尼斯?E?肖瓦爾特，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
日本與德國的情況很類似。
兩國最後都因為領土擴張過度而失敗。
土地是寶貴。
人和資源都在土地之上或之下，不過，如同戰争已經從地毯式轟炸轉向精确打擊一樣，對土地的廣泛占領正在演變為對資源的具體控制。
沒有資源的土地不值得占領。
當然，資源不僅是礦産，還包括土地的戰略位置。
如果不能有效地征服或同化當地人，那麼，從長遠來看，通過占領獲得資源的行為很可能得不償失。
而征服或同化一個民族是一個艱巨的任務，要耗費很長時間、很多資源（包括人的生命），最後卻可能以失敗而告終。
與戰争相比，商業是獲得資源的更好的辦法。
美國占領伊拉克對于美國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民主國家經常比專制國家更富有侵略性，因為它們的内耗比較少。
與現在一般人對專制帝國和民主共和的認識有所不同，在羅馬的曆史上，共和國時期是擴張的，富有侵略性的，而在帝國時期的對外政策則是相對溫和的。
羅馬的擴張在共和國時期就基本結束了。
與中國類似，羅馬共和國和帝國的疆界也受到自然地理的限制。
吉本說，在羅馬帝國第一個皇帝奧古斯都（前27－後14在位）在屋大維之前，羅馬的共和制度已經遭到徹底破壞。
公元前49年，恺撒率軍渡過盧比孔河進入羅馬，打敗對手龐培，赢得内戰，任狄克推多（獨裁者）。
5年之後，恺撒被共和派殺死。
屋大維是恺撒妹妹的孫子，被恺撒收為養子，成為恺撒的繼承人。
屋大維和安東尼一起，共同打敗謀殺恺撒的共和派，又于公元前30年打敗安東尼和埃及女王克裡奧帕特拉。
公元前27年，他宣布還政于民，獲得羅馬元老院給予的“奧古斯都”（神聖）稱号。
屋大維自稱是羅馬共和國的恢複者，實際上是羅馬帝國的創立者。
統治初期，帝國軍隊在南方和北方都遇到挫折。
他的将軍曾試圖征服埃塞俄比亞和阿拉伯費利克斯。
他們在那片熱帶地區向南行進了約一千英裡，但炎熱的氣候很快擊退了這批侵略者，保護了那些居住在荒野地區中從不好戰的土著人。
歐洲北部諸國價值甚微，幾乎不值得花人力、财力去占領。
日耳曼的大片森林和沼澤地帶住滿了一個死也不願喪失自由的強悍的野蠻民族。
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上，19-20頁，商務印書館，2002年。
限制羅馬帝國疆域的，與限制中華疆域的情況大緻相同，基本是地理和氣候的原因。
中國的北方也有“強悍的野蠻民族”。
在去世之前向元老院宣讀的遺囑中，奧古斯都為羅馬帝國設定了邊界，希望他的繼任者留在以下範圍之内：西至大西洋邊；北至萊茵河和多瑙河；東至幼發拉底河；南邊則直到阿拉伯和非洲的沙漠地帶。
這樣一個版圖把地中海包圍在羅馬帝國之中，羅馬就在深入地中海的亞平甯半島中段。
無獨有偶，奧古斯都的遺囑和朱元璋的《皇明祖訓》都告誡後人不要向外擴張。
在奧古斯都之後，羅馬帝國遵守他的邊界，倒不是因為奧古斯都的威望，而是帝國的皇帝們和将軍們沒有了開拓疆土的動力。
唯一的例外是占領了不列颠省，但遇到了土著的激烈抵抗。
羅馬修築了城牆，防備喀裡多尼亞人的反擊。
今天，喀裡多尼亞人的後裔蘇格蘭人仍在争取獨立。
大國之間戰争的代價越來越高。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的攻島戰傷亡慘重。
進攻塞班島的7萬美軍傷亡1?5萬，其中死亡3000多。
在硫磺島，美軍傷亡2?5萬，其中死亡6800多。
在沖繩島，美軍僅死亡數字就高達1?3萬。
如果不入侵日本本島，就無法壓迫日本無條件投降，而美國堅持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
為此，美國向廣島和長崎空投了原子彈。
可以設想，如果美國早一些時間擁有原子彈，就不會有諾曼底登陸和艱難的第二戰場，它會毫不猶豫地投向德國。
反過來，如果希特勒擁有核武器，他也會用來挽救第三帝國的覆沒。
二次大戰中，一些遭受空襲的城市，如英國的倫敦、設菲爾德，德國的柏林、德累斯頓，蘇聯的莫斯科和彼得堡，平民傷亡慘重程度不亞于廣島和長崎。
現在，一些大國使用常規空軍和導彈也能給敵國帶來難以承受的損失，從而達到政治目的。
擁有“制空權”的國家可以不經過領土或者領海對敵人實施打擊。
以前邊打擊邊占領的過程因為代價太大而将較少采用。
打擊是少量人員參加的戰争，目的是政治性的。
從這一點來講，高科技戰争與恐怖行為有相似之處。
隻不過恐怖組織打擊目标時的區别能力較差，或根本不想區别，或根本就以平民為最終打擊目标。
他們經常不是根據目标的軍事價值，而是根據其打擊的難易程度進行選擇的。
而平民是最容易的目标。
這是恐怖分子相對于大國來說打擊能力弱的結果。
由于技術上的落後，恐怖分子隻能采取原始的打擊手段。
無論是人體炸彈還是綁架暗殺（或明殺），恐怖分子都把自己的人身安全置于和打擊目标同樣（甚至更）危險的境地。
自殺爆炸者把自己的身體變成了武器投放工具。
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使得占領别國領土的代價大大上升。
大規模屠殺平民的行為已經過時。
得到土地卻得不到民心，占領的土地必将得而複失。
因此，占領别國領土的回報率大大下降，甚至為負數。
由是，大規模入侵别國的誘惑力随之下降了，除非雙方實力懸殊，且潛在的回報巨大，如美國入侵伊拉克。
但美國目前是得不償失。
更多将成為某一政策的附屬選擇，如為了控制油田。
戰争的規模和時間将受到嚴格控制。
否則，其他地緣政治玩家将趁機渾水摸魚，從中漁利。
占領别國土地必定要曠日持久駐軍。
孫子說：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夫鈍兵挫銳、屈力殚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孫子兵法?作戰》。
孫子反對長期用兵。
其害處之一是耗費物質，造成國家經濟凋敝，貨物匮乏；之二是其他國家趁機抄其後路。
最後的局勢将不可收拾。
所以，孫子說：“兵貴勝，不貴久。
”《孫子兵法?作戰》。
在高技術條件下的戰争，今後将很少有軍人面對面厮殺。
較發達的國家将依靠打擊達到政治目的，而不必實施占領。
不過，除非擁有絕對優勢并全力以赴，否則僅僅使用軍事打擊手段很難使對手屈服，卻容易把事情弄糟，更難以收拾。
如果因為軍事打擊輕而易舉，從而心生貪婪，進一步實施土地占領，那麼，勝利者将付出高昂的代價。
如果占領一個現代社會，即使沒有遇到武裝反抗，占領者也将在動蕩中付出沉重的政治和經濟代價。
如果占領一個前現代社會，占領者将陷入遊擊戰和恐怖襲擊的泥潭而不得抽身。
在戰争中取得勝利，卻沒有占領敵國的領土，就會缺少談判籌碼。
所以，戰争通常不是最好的政策選擇。
在伊拉克戰争之後，今後的戰争形式可能更多地限于空戰和海戰。
敵國互相打擊戰略目标，切斷運輸線，壓迫敵方讓步。
科索沃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當打擊而不是占領成為更好的政策選擇後，陸地軍事力量的作用被削弱，空中打擊力量的重要性更加凸顯。
據報道，美國航空航天局在2004年3月28日已經成功試飛了六倍音速的無人機X-43A，時速達到了7700公裡，可在兩小時内到達地球上任何地方。
使用這種技術制造的轟炸機不再需要海外基地。
當這種轟炸機進入實用階段後，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将進一步改變。
美國會很輕易地抛棄它不喜歡的盟友，也可能更傾向于使用武力，因為軍事打擊變得很方便，沒有己方人員傷亡的擔心。
同時，因為不再需要盟友的軍事支持，打擊的政治成本降低了。
土地面積仍将是國家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有了更多的土地，就可以有更多的人口，更大的市場，而人口對環境的壓力會比較小。
如果有良好的教育，就能培養出更多的高質量的人口。
有了衆多的高質量人口，國家就會繁榮強大。
這種情況正是我們在美國看到的。
與歐洲相比，美國的人口更年輕，生育率更高，每年還接受許多移民。
美國能夠大量接受移民，原因之一是它有廣闊的土地，還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學，而且數量很多。
在安全問題上，新加坡和以色列都嚴重依賴美國。
這種依賴限制了它們的戰略選擇。
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不會需要依賴新加坡或以色列來保證它的本土安全。
這就是大與小的差别。
比土地更重要的是土地所蘊藏的資源，國家對土地的要求是隐性的。
各國的資源貧富不均，各國對資源的需求也不同。
一般而言，土地的面積越大，所蘊藏的資源就越多。
今後，各種稀缺的資源——尤其是能源和水，可能還有糧食——是争奪的主要目标。
土地的重要性沒有下降，隻是其重要性的表現方式改變了。
武力不再是獲得土地的有效途徑，因為不能妥善處理被占領土上人的問題。
地緣政治中的許多問題不是技術進步所能解決的。
地緣政治（或地緣文化）中的根本問題是與人有關的問題，土地還在其次。
今天，土地（以及海面、海底）争奪最激烈的地方是南極和北極，尤其是靠近兩極的國家。
在地球上的其餘地方，人口都已經飽和，不再有領土擴張的餘地。
如果強行擴張，必定納入大量心懷異志的居民，使得占領國（無論它是民主還是專制政體）難以正常運作，最後是占領者和被占領者兩敗俱傷。
在以前的戰争中，打擊和占領往往是戰争的前後兩個步驟。
戰勝者總是要對戰敗者領土實施一段時期的占領，甚至永久地割取領土。
而戰敗者也順從地接受這種占領，不會形成大規模的抵抗，如美國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維持着對德國和日本的軍事占領，并受到歡迎。
然而，除了因領土糾紛直接導緻的戰争之外，今後的“軍事打擊”和“占領”将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再有因果關系。
内部發展的壓力将一個國家引向擴張。
地緣政治學從理論上解釋擴張，是有關擴張的學科。
理論的好壞區别在于它倡導擴張的方式，以及維護擴張的方式。
馬丁?懷特斷定“大國生性要擴張”。
《權力政治》，96頁。
他認為，“大國的擴張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内部壓力以及周邊國家的衰弱。
”《權力政治》，99頁。
其實，這兩個原因是一個事實的兩個方面。
沒有内部壓力就沒有擴張動力；而外部的壓力大于内部，就能夠把壓力壓制在内部。
這與物理學的滲透壓是同一個道理。
任何一個大國都必然會産生強大的内部壓力，它在發展過程中需要更多的資源、市場，有時乃至土地。
壓力無可避免。
既然是一個大國，那麼相對于外部世界，它必然有強大的力量，否則就不會成為大國了。
對于一個新崛起的大國，聚集的能量必須得到釋放，不然就會爆炸。
問題是：如何通過克制的、有利于大多數人的方式釋放壓力？ 這個問題在20世紀沒有得到解決。
在内部壓力和外部衰弱的條件之下，德國和日本都走向了戰争。
這兩個法西斯國家遭到慘敗。
另兩個大國在戰争中崛起了，它們是美國和蘇聯。
這兩個國家彼此冷戰了40年。
21世紀應該汲取的教訓是，新興大國最好能夠多途徑、緩慢地釋放其内部壓力，給外界一個适應和接受的過程。
在另一方面，現有大國應該容忍崛起中的大國，将其納入到已有的國際秩序中，同時為了新的利益訴求而調整已有的秩序。
現在，新一輪的全球大國正在崛起之中。
魏惠王的無奈 自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591年）以後，晉國的權力旁落，落入魏、趙、韓三家大夫手中。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王承認了晉國已經分裂近200年的現實，命晉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司馬光把這一年作為《資治通鑒》的起始年代。
他認為，周威烈王承認篡權的大夫，把他們提拔為諸侯，這就壞了“君臣之禮”。
“臣光曰”： 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資治通鑒?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根據司馬光的觀點，公元前403年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大轉折點，也是諸侯混戰的戰國孔子修訂的魯國編年史《春秋》止于公元前481年，春秋時代也止于公元前481年。
戰國時代始于公元前403年。
兩者之間有78年的空當。
關于這春秋戰國時期的交彙點，史家有不同的觀點。
時期的開始。
戰國初期，諸侯中最強大的是從晉分出來的魏國。
範睢認為，韓、魏是“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擊中了兩國的要害。
中原确實是四戰之地，易攻難守。
這裡姑且不論較小的韓國。
地理位置是魏國衰落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西方的秦國逐漸強大起來。
三家分晉時的魏斯就是魏文侯（前445-前397在位）。
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
李悝為魏國制定“富國強兵”之法。
他編訂的《法經》後來由商鞅帶到秦國，成為秦律的依托。
文侯又以吳起守西河西河即北南流向的黃河地區。
西河以西就是秦國了。
，以西門豹治邺，以樂羊子伐中山，一時人才濟濟，國勢強盛。
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西河，“為魏文侯師”《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司馬遷。
子夏的名言有：“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顔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論語?顔淵》），“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論語?子張》），“小人之過也必文”（《論語?子張》），“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論語?子張》）。
“文”，粉飾。
“閑”，範圍、道德規範。
孔子另一位學生子遊評價說：“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
本之則無，如之何？”從子夏的幾位出色的學生看，這個評價很不中肯。
子夏和他的學生們已經出現了從儒家向法家過渡的趨勢，這也許就是子遊說的“抑末也。
本之則無”。
這個過渡在荀子和他的學生韓非子、李斯時完成……其實，李克（一說即李悝）、吳起都是子夏的學生。
魏文侯是魏惠王的祖父，魏武侯（前397-前371在位）的父親。
武侯仍舊與鄰國攻伐不已，但沒有大的勝負。
武侯時的大事有兩件，一是吳起受陷害逃亡到楚國（前382年），二是三晉瓜分了殘餘的晉國（前376年）。
魏惠王（前371-前319在位）期間，魏國的地位明顯下降。
魏惠王不是不知進取的國君。
他自己也說過：“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孟子?梁惠王上》。
他統治魏國的時間甚長（52年），正當戰國時期激烈而頻繁的兼并戰争。
惠王經常與各國國君會見，帶領着他們朝見周王。
一些較小國家的國君一起到魏都大梁拜見他。
公元前319年，孟子見梁惠王（即魏惠王），勸他實行仁政。
這是魏惠王生命的最後一年，他向孟子陳述了魏國的困境： 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以知也。
及寡人之身，東敗于齊，長子死焉；西喪地于秦七百裡；南辱于楚。
寡人恥之。
《孟子?梁惠王上》。
魏國是晉國一分為三而成的，魏惠王仍稱他的國家為晉。
魏國在東、西、南三個方向上都被打敗。
惠王沒有提到北方，其實北方的趙國也是魏的強敵。
魏惠王在與孟子相見的當年死去。
他的兒子襄王即位，孟子“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
，失望地離開了魏國，旅行到齊國，向齊宣王宣揚仁政去了。
魏國都城大梁是當時的文化中心，人才濟濟，但魏國不能很好地使用這些人才，他們都外流了。
更早的時候，在魏惠王即位之前11年，魏國失去了名将吳起。
吳起在為魏國治理西河，魏武王聽信讒言，召回吳起。
吳起離開西河時，“泣數行而下”。
他對随從說：“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
魏從此削矣。
”《呂氏春秋?當務》。
西河果然不久就被秦國攻占。
魏失去西河，就失去了黃河屏障。
吳起離開魏國，去了楚國。
他的改革促進了楚國的富強，楚國從此成為魏國的一大威脅。
後來，魏惠王獎勵了吳起留在魏國的後人，表達對人才遲來的尊重。
魏國原來的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
那裡受到趙和秦的威脅，在公元前369年曾經被趙國包圍。
公元前362年，秦國在少梁（今陝西韓城）擊敗魏軍，俘獲了魏将公叔痤（商鞅這時在他門下）。
少梁為安邑的門戶。
為遠離強敵，魏惠王在戰敗的當年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北宋時稱汴梁），因此他又被稱為梁惠王。
新都在舊都以東300多公裡，地處中原的中心區域。
在魏國遷都的這一年，秦孝公即位，秦強魏弱之勢已成。
公元前359年，魏惠王沿着魏國的西部邊界修長城，對秦國采取守勢。
公元前350年，秦國把都城從雍遷到鹹陽，也就是從西向東遷移。
但秦國的态勢是向中原地區進逼，與魏國的遷都避讓形成了鮮明對比。
公元前356年，魯、宋、衛、韓四國國君一起朝魏。
魏惠王為他們舉辦了盛大國宴。
席間，魯恭侯舉了四個典故，說明有以美酒、美味、美色、美景亡其國者。
“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國。
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戰國策?魏策二》，“梁王魏嬰觞諸侯于範台”。
梁惠王叫好，可就是不改。
公元前355年是惠王重大外交活動比較多的一年。
他先與秦孝公會面，然後又與齊威王田獵。
魏惠王向齊威王炫耀珠寶。
齊威王回答說，“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司馬遷。
齊國的寶是管理國家的優秀人才，他們比珠寶更耀眼。
魏惠王聽了很慚愧，也很不高興。
不能善用人才正是魏國衰敗的根本原因。
第二年，齊國軍隊攻擊魏國的東部邊界，打敗了魏軍。
公元前353年，魏國攻占趙國的國都邯鄲。
趙國向齊國求援。
齊國沒有直接援助趙國，而是采用了“圍魏救趙”的戰術，派兵包圍魏都大梁。
然後，齊軍在桂陵（在今河南長垣）設伏，打敗了魏國回援的軍隊。
第二年，商鞅（當時還稱衛鞅）率領秦兵攻克了魏國故都安邑。
不過，接連慘敗似乎對魏國國際地位的影響不大，至少在小國中還很有威望。
公元前351年，泗上泗水發源于山東中部，今曲阜以東有泗水縣。
古泗水流經今天的曲阜、兖州、沛縣、徐州、邳縣、泗陽，入淮河，是淮河下遊的第一大支流。
漢高祖劉邦曾在他的老家（今沛縣）擔任泗水亭長。
金朝時（1194年），黃河改道，泗水下遊為黃河所奪，後淤廢，徐州以下的河道即今天的廢黃河。
在戰國的兼并戰中，泗上小諸侯國保留了很長時間。
十二諸侯朝魏。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稱王，是戰國時第一個稱王的諸侯。
這說明魏惠王當時對自己的國際地位還是很有信心的，或者他以稱王給自己打氣。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大會諸侯及秦公子于逢澤逢（pánɡ）澤故址在今河南開封東南，當時是一個湖。
，率領他們朝見周天子。
這一段時間大概是惠王的鼎盛之時。
但好景不長，三年之後（一說一年之後），在馬陵（在今河南範縣）之戰關于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的曆史記載有些混淆。
楊寬認為，龐涓在桂陵之戰被俘，後被釋放，在馬陵之戰被殺。
兩次齊魏之戰中，魏軍的将領都是龐涓，齊軍的将領都是田忌，齊軍的軍師都是孫膑。
見楊寬：《戰國史》，345頁，注①。
中，齊軍大敗魏師，殺魏将龐涓。
在這場戰争中，齊軍的軍師是孫膑。
孫膑和龐涓是同學後來的李斯和韓非子也是同學。
李斯嫉妒韓非子的才能，把他騙到秦國殺掉。
比起龐涓施予同學的刑罰，真是讓人感歎“人心不古”……龐涓擔任魏國的将軍之後，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孫膑，就請他到魏國來，使他受了膑刑（切除膝蓋骨），以限制這位刑餘之人的前途。
不過，齊國沒有歧視殘疾人。
孫膑逃到齊國，終于借齊國之師成就了一番事業——以魏國的慘敗為代價。
至此，魏國流失的人才有商鞅、吳起、孫膑、張儀、範睢，後來沒有留住孟子、莊子、公孫衍。
這些人不僅是一時之選，在整部中國曆史中也都是極為罕見的傑出人物。
這樣的損失任何國家都承擔不起，大大加重了魏國的地緣政治劣勢。
公元前334年，魏惠王以惠施為相。
莊周是惠施的朋友，到大梁與惠施論學。
這次會見可算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大盛事，《莊子》也有記載。
惠施主張與齊國、楚國聯合，但魏國的地緣政治環境沒有改善。
在這一段時間，魏國多次戰敗。
公元前331年，秦公子卬擊敗魏軍，斬首八萬，第二年又渡過黃河圍攻魏國的焦、曲沃。
魏國把吳起守衛過的河西地區割讓給秦國，兩年後又把上郡（今陝西榆林一帶，魏文侯置）交給秦國。
在魏惠王晚年，魏國喪權失地，被壓迫在中原的狹小區域内，已經搖搖欲墜了。
張儀在分析魏國的地緣政治環境時說： 魏地方不至千裡，卒不過三十萬。
地四平，諸侯四通輻辏，無名山大川之限。
從鄭至梁二百餘裡，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
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
梁之地勢，固戰場也。
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于韓，則韓攻其西；不親于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
《史記?張儀列傳》，與《戰國策?魏策》同。
張儀的分析與魏惠王對孟子的訴說遙相呼應。
魏國要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守衛邊界，分散在各地，沒有餘力作戰，真是“四分五裂之道也”。
與魏國一樣，後世的北宋也建都于大梁（宋時稱汴梁，今開封），雖然在北邊有一條黃河，卻基本上無險可守。
北宋雖弱，在東、西、南三個方向上都沒有魏國的擔憂，不需要“卒戍四方”。
魏國的形勢比宋朝還局促得很多。
除了魏國以外，這個世界上還有一些地方因為地處區域的中心而備受蹂躏，這就是所謂的“地理決定命運”。
在歐亞大陸的中部和西部也有各自的中原——中央平原。
中歐（包括很大一部分東歐）和中亞的境遇與魏國所處的中原很類似。
烏拉爾山以西的歐洲和中國的面積大緻相同，也自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但中國的地理環境更為封閉）。
歐洲的地理中心因為大國力量消長和由此而來的邊境線變更而有所擺動，但總是在中東歐一帶，即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前南斯拉夫的幾個國家。
除了德國和匈牙利之外，這些國家的多數居民都屬于斯拉夫族的分支。
與中原相比，中東歐的情況要複雜得多，因為它的民族組成複雜，地形破碎，還不是歐洲的文化中心。
中東歐成為歐洲的中原是比較晚近的事情。
歐洲的早期文明主要限于地中海北岸，茂密的森林阻擋了羅馬帝國北上進入中歐。
日爾曼人、斯拉夫人、馬紮爾人等先後在此建國。
從黎塞留時期開始，一直到德國統一，法國在歐洲大陸上的一貫目标就是保持和利用中歐的分裂。
德國統一是在打敗了法國之後。
德國人曾經熱衷于地緣政治，因為他們知道不利的地理環境會帶來巨大災難。
二戰後，德國再次分裂，東西兩部分互相對立。
東歐是蘇聯集團的成員，更是蘇聯與西方對立的前沿。
冷戰之後，德國獲得統一，而東歐各國加入了北約。
其實東歐隻不過原地向後轉，成為西方觀察俄國的前沿。
它們換了陣線，它們的地緣政治地位沒有改變。
中原是中國的中心，中東歐是歐洲的中心。
中國和歐洲分列歐亞大陸東西兩端。
歐亞大陸有自己的中心。
以費爾幹納盆地（一個富饒的綠洲）為中心的中亞地區就是整個歐亞大陸的中心。
中亞是文化中心，又是東西方交流的必經之路，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決定的，在史前時期已經是這樣了。
文明的傳播學派認為，中國古文明的許多因素很可能從兩河、黑海經中亞而來。
後來，從中國到印度的取經之路、到羅馬的絲綢之路，都要經過中亞。
麥高文寫到： 中央亞細亞之地，在人類文化史上，久居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許多風俗習慣和藝術發源的中心，一方面又是上古世界一切主要文化中心間的媒介。
W?M?麥高文：《中亞古國史》，7頁，中華書局，2004年。
中亞還是地緣政治争鬥的中心。
在19世紀及其前後，俄國人南下謀求暖水港口，英國人北上尋求穩定的邊疆，兩股勢力在中亞的阿富汗交彙了。
在冷戰時期則分别是蘇聯和美國。
現在，俄國已經退出，而美國和它的盟友們（如英國）正在阿富汗忙得不亦樂乎。
這些國家好像忘記了還很近的曆史。
好在曆史總是在被遺忘的時候重演一次，提醒人們不要忽視它的存在。
另一個“中”與中原、中歐、中亞有所不同，這就是地中海。
除了島嶼（如克裡特島，埃及到希臘航線上的“中途島”），地中海上不可能有居民，它是一個通道。
地中海周圍孕育了人類最早期的文明：兩河流域、埃及，以及猶太、希臘、羅馬。
該地區還有許多消亡的古老帝國，沒有直接的文明繼承者。
除了中國和印度，以及時間上較晚、又幾乎被消滅的美洲印第安文明外，古老的文明大都集中在東地中海和地中海以東。
這些古老的文明實際上位于地中海的邊緣。
地中海是便利的貿易通道，在遠古時期，跨海作戰非常艱難。
《荷馬史詩》中的希臘人遠征小亞細亞的特洛伊，圍攻10年後才利用木馬計攻下這座城邦。
所以，地中海更多地傳送财富和文明，而較少是戰争和暴力。
這是地中海的一個好處。
武力是國家形成的基礎 國家是暴力機器。
暴力使用的方向，有些國家對内，有些國家對外。
暴力和戰争導緻國家的形成。
很少有國家是和平建立的。
近現代的美國、以色列、印度等國是通過暴力立國，彈丸之地東帝汶的獨立需要長期的暴力，而巴勒斯坦人還在努力之中。
現存的民族都在戰争中幸存下來的。
許多戰敗的民族和前民族（尚未來得及形成現代民族的共同體）在曆史中消失了。
一個國家的特性往往由它的鄰國——特别是敵對的鄰國——所規定。
對戎狄作戰是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的一大動力。
在西方入侵之前，戎狄是塑造中國曆史的最強大力量。
北方部落或民族不僅在北方建立過王朝，如北魏、西夏、遼、金，還建立過大一統王朝：元與清。
且不說元朝，清朝強盛時期的國土面積幾乎比明朝時擴大了一倍。
那時清朝的領土還包括後來被沙皇俄國割去的滿族老家。
清朝的征服得益于騎兵和槍炮，而北方好戰的民風同樣重要。
從春秋争霸、楚王問鼎，到秦始皇一統天下，似乎在夏、商、周之後會增加一個結構較為松散的封建王朝。
但這次與三代有所不同。
秦時的人口增加，荒野減少，馳道使軍隊能夠以很快的速度運動，而騎兵的出現更加縮小了地理範圍。
皇權的控制能力因此強大了許多。
這是郡縣制取代封建制的技術原因。
在文化方面，秦融合了戎狄的好戰和殺戮，法家的集權和弄權，秦始皇最後完成了這個過程。
秦沒有進行周初那樣的道德體系建設。
秦朝既依賴武力，又集中權力，從而開創了中國2000多年的帝國專制制度。
這個制度專一榨取本國人民。
蒂利認為，國家維持統治和戰争的資金來源有兩種基本模式，其一是強制榨取，其二是資本運作，此外還有一些中間模式。
他說： 在強制密集的模式裡，統治者從他們自己的人口和他們征服的人口中榨取戰争資源，在此過程中建立起龐大的榨取機構。
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3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原書以楷體表示強調部分。
中國顯然屬于強制模式。
資本在中國曆史上幾乎聞所未聞。
官府的收入來自稅賦，可以随意強行增加，沒有資本模式中的讨價還價，更沒有償還債務這種事情，完全是赤裸裸的剝削。
為了榨取更多的利益，官府和官吏使用權力的動力增加了。
龐大的榨取機構更加強了統治者的權力，導緻權力無孔不入，官員越來越多，機構臃腫。
集權制度在榨取中日複一日地強化，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直到王朝被暴力推翻，新一輪的榨取開始。
能夠以武力統一國家的必定是一個暴力集團、集權集團，這個事實不涉及道德，與道德沒有太大關系。
如果秦朝能夠像周初那樣完成文明化的過程，中國曆史将有很大的不同。
中國将在統一之下保留多元化，包括權力的多元化。
這樣的中國一定更加繁榮。
20世紀末，在展望歐洲前景時，基辛格說： 中國是擁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曆史、而含納不同語言的一個大國。
歐洲若非十七世紀爆發宗教戰争，或許就會演變成中國這樣子；如果歐盟能夠實現其支持者的願望，它也有可能成為中國這樣子。
基辛格：《大外交》，749頁。
按照基辛格的說法（實際上這是一個常識），中國的統一領先歐洲2000餘年。
盡管在秦之後中國也出現過長期的分裂，但中國的統一之勢沒有改變。
分裂時，中國人總在想着統一。
如今，歐洲也走上了中國式的統一道路，也許可以避免再出現以往那樣頻繁的戰争。
歐盟發源于西歐，現在它在西歐自身尚需整合之時已經在東擴了。
其原因是它的政治體制是包容性的，可以容納更多不同的文明；它的經濟是擴張性的，可以提攜更低的發展水平，而不會被拖累。
有得必有失。
中國在統一方面領先歐洲，但在制度建設方面遠遠落後于歐洲，原因是大一統的局勢使得統治者不再承受國内、國際的壓力。
武力是國家形成的基礎，但中國在秦朝時就已經超越了國家階段，早已不是歐洲意義上的國家。
現在，區域一體化不可避免，但這個過程卻不可使用武力。
中國應該借鑒歐盟的經驗，和平地擴展她的範圍，從而為東亞地區帶來持久的和平與繁榮。
在1929開始的經濟危機時期，英美可以容忍德日的擴張，同時也無可奈何。
它們在被逼入牆角的時候才不得不反擊。
德國和日本的最大失誤都是不知收斂。
在希特勒的幹預下，“在其曆史上，德國武裝部隊首次在一個有意無限尋求敵人的體系框架内履行職能。
”保羅?肯尼迪編《戰争與和平的大戰略》，116頁，引文所在章節的作者是丹尼斯?E?肖瓦爾特，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
日本與德國的情況很類似。
兩國最後都因為領土擴張過度而失敗。
土地是寶貴。
人和資源都在土地之上或之下，不過，如同戰争已經從地毯式轟炸轉向精确打擊一樣，對土地的廣泛占領正在演變為對資源的具體控制。
沒有資源的土地不值得占領。
當然，資源不僅是礦産，還包括土地的戰略位置。
如果不能有效地征服或同化當地人，那麼，從長遠來看，通過占領獲得資源的行為很可能得不償失。
而征服或同化一個民族是一個艱巨的任務，要耗費很長時間、很多資源（包括人的生命），最後卻可能以失敗而告終。
與戰争相比，商業是獲得資源的更好的辦法。
美國占領伊拉克對于美國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民主國家經常比專制國家更富有侵略性，因為它們的内耗比較少。
與現在一般人對專制帝國和民主共和的認識有所不同，在羅馬的曆史上，共和國時期是擴張的，富有侵略性的，而在帝國時期的對外政策則是相對溫和的。
羅馬的擴張在共和國時期就基本結束了。
與中國類似，羅馬共和國和帝國的疆界也受到自然地理的限制。
吉本說，在羅馬帝國第一個皇帝奧古斯都（前27－後14在位）在屋大維之前，羅馬的共和制度已經遭到徹底破壞。
公元前49年，恺撒率軍渡過盧比孔河進入羅馬，打敗對手龐培，赢得内戰，任狄克推多（獨裁者）。
5年之後，恺撒被共和派殺死。
屋大維是恺撒妹妹的孫子，被恺撒收為養子，成為恺撒的繼承人。
屋大維和安東尼一起，共同打敗謀殺恺撒的共和派，又于公元前30年打敗安東尼和埃及女王克裡奧帕特拉。
公元前27年，他宣布還政于民，獲得羅馬元老院給予的“奧古斯都”（神聖）稱号。
屋大維自稱是羅馬共和國的恢複者，實際上是羅馬帝國的創立者。
統治初期，帝國軍隊在南方和北方都遇到挫折。
他的将軍曾試圖征服埃塞俄比亞和阿拉伯費利克斯。
他們在那片熱帶地區向南行進了約一千英裡，但炎熱的氣候很快擊退了這批侵略者，保護了那些居住在荒野地區中從不好戰的土著人。
歐洲北部諸國價值甚微，幾乎不值得花人力、财力去占領。
日耳曼的大片森林和沼澤地帶住滿了一個死也不願喪失自由的強悍的野蠻民族。
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上，19-20頁，商務印書館，2002年。
限制羅馬帝國疆域的，與限制中華疆域的情況大緻相同，基本是地理和氣候的原因。
中國的北方也有“強悍的野蠻民族”。
在去世之前向元老院宣讀的遺囑中，奧古斯都為羅馬帝國設定了邊界，希望他的繼任者留在以下範圍之内：西至大西洋邊；北至萊茵河和多瑙河；東至幼發拉底河；南邊則直到阿拉伯和非洲的沙漠地帶。
這樣一個版圖把地中海包圍在羅馬帝國之中，羅馬就在深入地中海的亞平甯半島中段。
無獨有偶，奧古斯都的遺囑和朱元璋的《皇明祖訓》都告誡後人不要向外擴張。
在奧古斯都之後，羅馬帝國遵守他的邊界，倒不是因為奧古斯都的威望，而是帝國的皇帝們和将軍們沒有了開拓疆土的動力。
唯一的例外是占領了不列颠省，但遇到了土著的激烈抵抗。
羅馬修築了城牆，防備喀裡多尼亞人的反擊。
今天，喀裡多尼亞人的後裔蘇格蘭人仍在争取獨立。
大國之間戰争的代價越來越高。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的攻島戰傷亡慘重。
進攻塞班島的7萬美軍傷亡1?5萬，其中死亡3000多。
在硫磺島，美軍傷亡2?5萬，其中死亡6800多。
在沖繩島，美軍僅死亡數字就高達1?3萬。
如果不入侵日本本島，就無法壓迫日本無條件投降，而美國堅持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
為此，美國向廣島和長崎空投了原子彈。
可以設想，如果美國早一些時間擁有原子彈，就不會有諾曼底登陸和艱難的第二戰場，它會毫不猶豫地投向德國。
反過來，如果希特勒擁有核武器，他也會用來挽救第三帝國的覆沒。
二次大戰中，一些遭受空襲的城市，如英國的倫敦、設菲爾德，德國的柏林、德累斯頓，蘇聯的莫斯科和彼得堡，平民傷亡慘重程度不亞于廣島和長崎。
現在，一些大國使用常規空軍和導彈也能給敵國帶來難以承受的損失，從而達到政治目的。
擁有“制空權”的國家可以不經過領土或者領海對敵人實施打擊。
以前邊打擊邊占領的過程因為代價太大而将較少采用。
打擊是少量人員參加的戰争，目的是政治性的。
從這一點來講，高科技戰争與恐怖行為有相似之處。
隻不過恐怖組織打擊目标時的區别能力較差，或根本不想區别，或根本就以平民為最終打擊目标。
他們經常不是根據目标的軍事價值，而是根據其打擊的難易程度進行選擇的。
而平民是最容易的目标。
這是恐怖分子相對于大國來說打擊能力弱的結果。
由于技術上的落後，恐怖分子隻能采取原始的打擊手段。
無論是人體炸彈還是綁架暗殺（或明殺），恐怖分子都把自己的人身安全置于和打擊目标同樣（甚至更）危險的境地。
自殺爆炸者把自己的身體變成了武器投放工具。
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使得占領别國領土的代價大大上升。
大規模屠殺平民的行為已經過時。
得到土地卻得不到民心，占領的土地必将得而複失。
因此，占領别國領土的回報率大大下降，甚至為負數。
由是，大規模入侵别國的誘惑力随之下降了，除非雙方實力懸殊，且潛在的回報巨大，如美國入侵伊拉克。
但美國目前是得不償失。
更多将成為某一政策的附屬選擇，如為了控制油田。
戰争的規模和時間将受到嚴格控制。
否則，其他地緣政治玩家将趁機渾水摸魚，從中漁利。
占領别國土地必定要曠日持久駐軍。
孫子說：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夫鈍兵挫銳、屈力殚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
孫子反對長期用兵。
其害處之一是耗費物質，造成國家經濟凋敝，貨物匮乏；之二是其他國家趁機抄其後路。
最後的局勢将不可收拾。
所以，孫子說：“兵貴勝，不貴久。
”《孫子兵法?作戰》。
在高技術條件下的戰争，今後将很少有軍人面對面厮殺。
較發達的國家将依靠打擊達到政治目的，而不必實施占領。
不過，除非擁有絕對優勢并全力以赴，否則僅僅使用軍事打擊手段很難使對手屈服，卻容易把事情弄糟，更難以收拾。
如果因為軍事打擊輕而易舉，從而心生貪婪，進一步實施土地占領，那麼，勝利者将付出高昂的代價。
如果占領一個現代社會，即使沒有遇到武裝反抗，占領者也将在動蕩中付出沉重的政治和經濟代價。
如果占領一個前現代社會，占領者将陷入遊擊戰和恐怖襲擊的泥潭而不得抽身。
在戰争中取得勝利，卻沒有占領敵國的領土，就會缺少談判籌碼。
所以，戰争通常不是最好的政策選擇。
在伊拉克戰争之後，今後的戰争形式可能更多地限于空戰和海戰。
敵國互相打擊戰略目标，切斷運輸線，壓迫敵方讓步。
科索沃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當打擊而不是占領成為更好的政策選擇後，陸地軍事力量的作用被削弱，空中打擊力量的重要性更加凸顯。
據報道，美國航空航天局在2004年3月28日已經成功試飛了六倍音速的無人機X-43A，時速達到了7700公裡，可在兩小時内到達地球上任何地方。
使用這種技術制造的轟炸機不再需要海外基地。
當這種轟炸機進入實用階段後，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将進一步改變。
美國會很輕易地抛棄它不喜歡的盟友，也可能更傾向于使用武力，因為軍事打擊變得很方便，沒有己方人員傷亡的擔心。
同時，因為不再需要盟友的軍事支持，打擊的政治成本降低了。
土地面積仍将是國家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有了更多的土地，就可以有更多的人口，更大的市場，而人口對環境的壓力會比較小。
如果有良好的教育，就能培養出更多的高質量的人口。
有了衆多的高質量人口，國家就會繁榮強大。
這種情況正是我們在美國看到的。
與歐洲相比，美國的人口更年輕，生育率更高，每年還接受許多移民。
美國能夠大量接受移民，原因之一是它有廣闊的土地，還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學，而且數量很多。
在安全問題上，新加坡和以色列都嚴重依賴美國。
這種依賴限制了它們的戰略選擇。
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不會需要依賴新加坡或以色列來保證它的本土安全。
這就是大與小的差别。
比土地更重要的是土地所蘊藏的資源，國家對土地的要求是隐性的。
各國的資源貧富不均，各國對資源的需求也不同。
一般而言，土地的面積越大，所蘊藏的資源就越多。
今後，各種稀缺的資源——尤其是能源和水，可能還有糧食——是争奪的主要目标。
土地的重要性沒有下降，隻是其重要性的表現方式改變了。
武力不再是獲得土地的有效途徑，因為不能妥善處理被占領土上人的問題。
地緣政治中的許多問題不是技術進步所能解決的。
地緣政治（或地緣文化）中的根本問題是與人有關的問題，土地還在其次。
今天，土地（以及海面、海底）争奪最激烈的地方是南極和北極，尤其是靠近兩極的國家。
在地球上的其餘地方，人口都已經飽和，不再有領土擴張的餘地。
如果強行擴張，必定納入大量心懷異志的居民，使得占領國（無論它是民主還是專制政體）難以正常運作，最後是占領者和被占領者兩敗俱傷。
在以前的戰争中，打擊和占領往往是戰争的前後兩個步驟。
戰勝者總是要對戰敗者領土實施一段時期的占領，甚至永久地割取領土。
而戰敗者也順從地接受這種占領，不會形成大規模的抵抗，如美國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維持着對德國和日本的軍事占領，并受到歡迎。
然而，除了因領土糾紛直接導緻的戰争之外，今後的“軍事打擊”和“占領”将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再有因果關系。
内部發展的壓力将一個國家引向擴張。
地緣政治學從理論上解釋擴張，是有關擴張的學科。
理論的好壞區别在于它倡導擴張的方式，以及維護擴張的方式。
馬丁?懷特斷定“大國生性要擴張”。
《權力政治》，96頁。
他認為，“大國的擴張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内部壓力以及周邊國家的衰弱。
”《權力政治》，99頁。
其實，這兩個原因是一個事實的兩個方面。
沒有内部壓力就沒有擴張動力；而外部的壓力大于内部，就能夠把壓力壓制在内部。
這與物理學的滲透壓是同一個道理。
任何一個大國都必然會産生強大的内部壓力，它在發展過程中需要更多的資源、市場，有時乃至土地。
壓力無可避免。
既然是一個大國，那麼相對于外部世界，它必然有強大的力量，否則就不會成為大國了。
對于一個新崛起的大國，聚集的能量必須得到釋放，不然就會爆炸。
問題是：如何通過克制的、有利于大多數人的方式釋放壓力？ 這個問題在20世紀沒有得到解決。
在内部壓力和外部衰弱的條件之下，德國和日本都走向了戰争。
這兩個法西斯國家遭到慘敗。
另兩個大國在戰争中崛起了，它們是美國和蘇聯。
這兩個國家彼此冷戰了40年。
21世紀應該汲取的教訓是，新興大國最好能夠多途徑、緩慢地釋放其内部壓力，給外界一個适應和接受的過程。
在另一方面，現有大國應該容忍崛起中的大國，将其納入到已有的國際秩序中，同時為了新的利益訴求而調整已有的秩序。
現在，新一輪的全球大國正在崛起之中。
魏惠王的無奈 自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591年）以後，晉國的權力旁落，落入魏、趙、韓三家大夫手中。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王承認了晉國已經分裂近200年的現實，命晉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司馬光把這一年作為《
他認為，周威烈王承認篡權的大夫，把他們提拔為諸侯，這就壞了“君臣之禮”。
“臣光曰”： 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資治通鑒?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根據司馬光的觀點，公元前403年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大轉折點，也是諸侯混戰的戰國孔子修訂的魯國編年史《春秋》止于公元前481年，春秋時代也止于公元前481年。
戰國時代始于公元前403年。
兩者之間有78年的空當。
關于這春秋戰國時期的交彙點，史家有不同的觀點。
時期的開始。
戰國初期，諸侯中最強大的是從晉分出來的魏國。
範睢認為，韓、魏是“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擊中了兩國的要害。
中原确實是四戰之地，易攻難守。
這裡姑且不論較小的韓國。
地理位置是魏國衰落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西方的秦國逐漸強大起來。
三家分晉時的魏斯就是魏文侯（前445-前397在位）。
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
李悝為魏國制定“富國強兵”之法。
他編訂的《法經》後來由商鞅帶到秦國，成為秦律的依托。
文侯又以吳起守西河西河即北南流向的黃河地區。
西河以西就是秦國了。
，以西門豹治邺，以樂羊子伐中山，一時人才濟濟，國勢強盛。
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西河，“為魏文侯師”《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司馬遷。
子夏的名言有：“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文”，粉飾。
“閑”，範圍、道德規範。
孔子另一位學生子遊評價說：“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
本之則無，如之何？”從子夏的幾位出色的學生看，這個評價很不中肯。
子夏和他的學生們已經出現了從儒家向法家過渡的趨勢，這也許就是子遊說的“抑末也。
本之則無”。
這個過渡在
魏文侯是魏惠王的祖父，魏武侯（前397-前371在位）的父親。
武侯仍舊與鄰國攻伐不已，但沒有大的勝負。
武侯時的大事有兩件，一是吳起受陷害逃亡到楚國（前382年），二是三晉瓜分了殘餘的晉國（前376年）。
魏惠王（前371-前319在位）期間，魏國的地位明顯下降。
魏惠王不是不知進取的國君。
他自己也說過：“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孟子?梁惠王上》。
他統治魏國的時間甚長（52年），正當戰國時期激烈而頻繁的兼并戰争。
惠王經常與各國國君會見，帶領着他們朝見周王。
一些較小國家的國君一起到魏都大梁拜見他。
公元前319年，孟子見梁惠王（即魏惠王），勸他實行仁政。
這是魏惠王生命的最後一年，他向孟子陳述了魏國的困境： 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以知也。
及寡人之身，東敗于齊，長子死焉；西喪地于秦七百裡；南辱于楚。
寡人恥之。
《孟子?梁惠王上》。
魏國是晉國一分為三而成的，魏惠王仍稱他的國家為晉。
魏國在東、西、南三個方向上都被打敗。
惠王沒有提到北方，其實北方的趙國也是魏的強敵。
魏惠王在與孟子相見的當年死去。
他的兒子襄王即位，孟子“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
，失望地離開了魏國，旅行到齊國，向齊宣王宣揚仁政去了。
魏國都城大梁是當時的文化中心，人才濟濟，但魏國不能很好地使用這些人才，他們都外流了。
更早的時候，在魏惠王即位之前11年，魏國失去了名将吳起。
吳起在為魏國治理西河，魏武王聽信讒言，召回吳起。
吳起離開西河時，“泣數行而下”。
他對随從說：“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
魏從此削矣。
”《
西河果然不久就被秦國攻占。
魏失去西河，就失去了黃河屏障。
吳起離開魏國，去了楚國。
他的改革促進了楚國的富強，楚國從此成為魏國的一大威脅。
後來，魏惠王獎勵了吳起留在魏國的後人，表達對人才遲來的尊重。
魏國原來的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
那裡受到趙和秦的威脅，在公元前369年曾經被趙國包圍。
公元前362年，秦國在少梁（今陝西韓城）擊敗魏軍，俘獲了魏将公叔痤（商鞅這時在他門下）。
少梁為安邑的門戶。
為遠離強敵，魏惠王在戰敗的當年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北宋時稱汴梁），因此他又被稱為梁惠王。
新都在舊都以東300多公裡，地處中原的中心區域。
在魏國遷都的這一年，秦孝公即位，秦強魏弱之勢已成。
公元前359年，魏惠王沿着魏國的西部邊界修長城，對秦國采取守勢。
公元前350年，秦國把都城從雍遷到鹹陽，也就是從西向東遷移。
但秦國的态勢是向中原地區進逼，與魏國的遷都避讓形成了鮮明對比。
公元前356年，魯、宋、衛、韓四國國君一起朝魏。
魏惠王為他們舉辦了盛大國宴。
席間，魯恭侯舉了四個典故，說明有以美酒、美味、美色、美景亡其國者。
“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國。
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梁惠王叫好，可就是不改。
公元前355年是惠王重大外交活動比較多的一年。
他先與秦孝公會面，然後又與齊威王田獵。
魏惠王向齊威王炫耀珠寶。
齊威王回答說，“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司馬遷。
齊國的寶是管理國家的優秀人才，他們比珠寶更耀眼。
魏惠王聽了很慚愧，也很不高興。
不能善用人才正是魏國衰敗的根本原因。
第二年，齊國軍隊攻擊魏國的東部邊界，打敗了魏軍。
公元前353年，魏國攻占趙國的國都邯鄲。
趙國向齊國求援。
齊國沒有直接援助趙國，而是采用了“圍魏救趙”的戰術，派兵包圍魏都大梁。
然後，齊軍在桂陵（在今河南長垣）設伏，打敗了魏國回援的軍隊。
第二年，商鞅（當時還稱衛鞅）率領秦兵攻克了魏國故都安邑。
不過，接連慘敗似乎對魏國國際地位的影響不大，至少在小國中還很有威望。
公元前351年，泗上泗水發源于山東中部，今曲阜以東有泗水縣。
古泗水流經今天的曲阜、兖州、沛縣、徐州、邳縣、泗陽，入淮河，是淮河下遊的第一大支流。
漢高祖劉邦曾在他的老家（今沛縣）擔任泗水亭長。
金朝時（1194年），黃河改道，泗水下遊為黃河所奪，後淤廢，徐州以下的河道即今天的廢黃河。
在戰國的兼并戰中，泗上小諸侯國保留了很長時間。
十二諸侯朝魏。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稱王，是戰國時第一個稱王的諸侯。
這說明魏惠王當時對自己的國際地位還是很有信心的，或者他以稱王給自己打氣。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大會諸侯及秦公子于逢澤逢（pánɡ）澤故址在今河南開封東南，當時是一個湖。
，率領他們朝見周天子。
這一段時間大概是惠王的鼎盛之時。
但好景不長，三年之後（一說一年之後），在馬陵（在今河南範縣）之戰關于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的曆史記載有些混淆。
楊寬認為，龐涓在桂陵之戰被俘，後被釋放，在馬陵之戰被殺。
兩次齊魏之戰中，魏軍的将領都是龐涓，齊軍的将領都是田忌，齊軍的軍師都是孫膑。
見楊寬：《戰國史》，345頁，注①。
中，齊軍大敗魏師，殺魏将龐涓。
在這場戰争中，齊軍的軍師是孫膑。
孫膑和龐涓是同學後來的李斯和韓非子也是同學。
李斯嫉妒韓非子的才能，把他騙到秦國殺掉。
比起龐涓施予同學的刑罰，真是讓人感歎“人心不古”……龐涓擔任魏國的将軍之後，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孫膑，就請他到魏國來，使他受了膑刑（切除膝蓋骨），以限制這位刑餘之人的前途。
不過，齊國沒有歧視殘疾人。
孫膑逃到齊國，終于借齊國之師成就了一番事業——以魏國的慘敗為代價。
至此，魏國流失的人才有商鞅、吳起、孫膑、張儀、範睢，後來沒有留住孟子、莊子、公孫衍。
這些人不僅是一時之選，在整部中國曆史中也都是極為罕見的傑出人物。
這樣的損失任何國家都承擔不起，大大加重了魏國的地緣政治劣勢。
公元前334年，魏惠王以惠施為相。
莊周是惠施的朋友，到大梁與惠施論學。
這次會見可算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大盛事，《莊子》也有記載。
惠施主張與齊國、楚國聯合，但魏國的地緣政治環境沒有改善。
在這一段時間，魏國多次戰敗。
公元前331年，秦公子卬擊敗魏軍，斬首八萬，第二年又渡過黃河圍攻魏國的焦、曲沃。
魏國把吳起守衛過的河西地區割讓給秦國，兩年後又把上郡（今陝西榆林一帶，魏文侯置）交給秦國。
在魏惠王晚年，魏國喪權失地，被壓迫在中原的狹小區域内，已經搖搖欲墜了。
張儀在分析魏國的地緣政治環境時說： 魏地方不至千裡，卒不過三十萬。
地四平，諸侯四通輻辏，無名山大川之限。
從鄭至梁二百餘裡，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
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
梁之地勢，固戰場也。
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于韓，則韓攻其西；不親于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
《史記?張儀列傳》，與《戰國策?魏策》同。
張儀的分析與魏惠王對孟子的訴說遙相呼應。
魏國要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守衛邊界，分散在各地，沒有餘力作戰，真是“四分五裂之道也”。
與魏國一樣，後世的北宋也建都于大梁（宋時稱汴梁，今開封），雖然在北邊有一條黃河，卻基本上無險可守。
北宋雖弱，在東、西、南三個方向上都沒有魏國的擔憂，不需要“卒戍四方”。
魏國的形勢比宋朝還局促得很多。
除了魏國以外，這個世界上還有一些地方因為地處區域的中心而備受蹂躏，這就是所謂的“地理決定命運”。
在歐亞大陸的中部和西部也有各自的中原——中央平原。
中歐（包括很大一部分東歐）和中亞的境遇與魏國所處的中原很類似。
烏拉爾山以西的歐洲和中國的面積大緻相同，也自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但中國的地理環境更為封閉）。
歐洲的地理中心因為大國力量消長和由此而來的邊境線變更而有所擺動，但總是在中東歐一帶，即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前南斯拉夫的幾個國家。
除了德國和匈牙利之外，這些國家的多數居民都屬于斯拉夫族的分支。
與中原相比，中東歐的情況要複雜得多，因為它的民族組成複雜，地形破碎，還不是歐洲的文化中心。
中東歐成為歐洲的中原是比較晚近的事情。
歐洲的早期文明主要限于地中海北岸，茂密的森林阻擋了羅馬帝國北上進入中歐。
日爾曼人、斯拉夫人、馬紮爾人等先後在此建國。
從黎塞留時期開始，一直到德國統一，法國在歐洲大陸上的一貫目标就是保持和利用中歐的分裂。
德國統一是在打敗了法國之後。
德國人曾經熱衷于地緣政治，因為他們知道不利的地理環境會帶來巨大災難。
二戰後，德國再次分裂，東西兩部分互相對立。
東歐是蘇聯集團的成員，更是蘇聯與西方對立的前沿。
冷戰之後，德國獲得統一，而東歐各國加入了北約。
其實東歐隻不過原地向後轉，成為西方觀察俄國的前沿。
它們換了陣線，它們的地緣政治地位沒有改變。
中原是中國的中心，中東歐是歐洲的中心。
中國和歐洲分列歐亞大陸東西兩端。
歐亞大陸有自己的中心。
以費爾幹納盆地（一個富饒的綠洲）為中心的中亞地區就是整個歐亞大陸的中心。
中亞是文化中心，又是東西方交流的必經之路，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決定的，在史前時期已經是這樣了。
文明的傳播學派認為，中國古文明的許多因素很可能從兩河、黑海經中亞而來。
後來，從中國到印度的取經之路、到羅馬的絲綢之路，都要經過中亞。
麥高文寫到： 中央亞細亞之地，在人類文化史上，久居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許多風俗習慣和藝術發源的中心，一方面又是上古世界一切主要文化中心間的媒介。
W?M?麥高文：《中亞古國史》，7頁，中華書局，2004年。
中亞還是地緣政治争鬥的中心。
在19世紀及其前後，俄國人南下謀求暖水港口，英國人北上尋求穩定的邊疆，兩股勢力在中亞的阿富汗交彙了。
在冷戰時期則分别是蘇聯和美國。
現在，俄國已經退出，而美國和它的盟友們（如英國）正在阿富汗忙得不亦樂乎。
這些國家好像忘記了還很近的曆史。
好在曆史總是在被遺忘的時候重演一次，提醒人們不要忽視它的存在。
另一個“中”與中原、中歐、中亞有所不同，這就是地中海。
除了島嶼（如克裡特島，埃及到希臘航線上的“中途島”），地中海上不可能有居民，它是一個通道。
地中海周圍孕育了人類最早期的文明：兩河流域、埃及，以及猶太、希臘、羅馬。
該地區還有許多消亡的古老帝國，沒有直接的文明繼承者。
除了中國和印度，以及時間上較晚、又幾乎被消滅的美洲印第安文明外，古老的文明大都集中在東地中海和地中海以東。
這些古老的文明實際上位于地中海的邊緣。
地中海是便利的貿易通道，在遠古時期，跨海作戰非常艱難。
《荷馬史詩》中的希臘人遠征小亞細亞的特洛伊，圍攻10年後才利用木馬計攻下這座城邦。
所以，地中海更多地傳送财富和文明，而較少是戰争和暴力。
這是地中海的一個好處。
武力是國家形成的基礎 國家是暴力機器。
暴力使用的方向，有些國家對内，有些國家對外。
暴力和戰争導緻國家的形成。
很少有國家是和平建立的。
近現代的美國、以色列、印度等國是通過暴力立國，彈丸之地東帝汶的獨立需要長期的暴力，而巴勒斯坦人還在努力之中。
現存的民族都在戰争中幸存下來的。
許多戰敗的民族和前民族（尚未來得及形成現代民族的共同體）在曆史中消失了。
一個國家的特性往往由它的鄰國——特别是敵對的鄰國——所規定。
對戎狄作戰是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的一大動力。
在西方入侵之前，戎狄是塑造中國曆史的最強大力量。
北方部落或民族不僅在北方建立過王朝，如北魏、西夏、遼、金，還建立過大一統王朝：元與清。
且不說元朝，清朝強盛時期的國土面積幾乎比明朝時擴大了一倍。
那時清朝的領土還包括後來被沙皇俄國割去的滿族老家。
清朝的征服得益于騎兵和槍炮，而北方好戰的民風同樣重要。
從春秋争霸、楚王問鼎，到秦始皇一統天下，似乎在夏、商、周之後會增加一個結構較為松散的封建王朝。
但這次與三代有所不同。
秦時的人口增加，荒野減少，馳道使軍隊能夠以很快的速度運動，而騎兵的出現更加縮小了地理範圍。
皇權的控制能力因此強大了許多。
這是郡縣制取代封建制的技術原因。
在文化方面，秦融合了戎狄的好戰和殺戮，法家的集權和弄權，秦始皇最後完成了這個過程。
秦沒有進行周初那樣的道德體系建設。
秦朝既依賴武力，又集中權力，從而開創了中國2000多年的帝國專制制度。
這個制度專一榨取本國人民。
蒂利認為，國家維持統治和戰争的資金來源有兩種基本模式，其一是強制榨取，其二是資本運作，此外還有一些中間模式。
他說： 在強制密集的模式裡，統治者從他們自己的人口和他們征服的人口中榨取戰争資源，在此過程中建立起龐大的榨取機構。
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3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原書以楷體表示強調部分。
中國顯然屬于強制模式。
資本在中國曆史上幾乎聞所未聞。
官府的收入來自稅賦，可以随意強行增加，沒有資本模式中的讨價還價，更沒有償還債務這種事情，完全是赤裸裸的剝削。
為了榨取更多的利益，官府和官吏使用權力的動力增加了。
龐大的榨取機構更加強了統治者的權力，導緻權力無孔不入，官員越來越多，機構臃腫。
集權制度在榨取中日複一日地強化，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直到王朝被暴力推翻，新一輪的榨取開始。
能夠以武力統一國家的必定是一個暴力集團、集權集團，這個事實不涉及道德，與道德沒有太大關系。
如果秦朝能夠像周初那樣完成文明化的過程，中國曆史将有很大的不同。
中國将在統一之下保留多元化，包括權力的多元化。
這樣的中國一定更加繁榮。
20世紀末，在展望歐洲前景時，基辛格說： 中國是擁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曆史、而含納不同語言的一個大國。
歐洲若非十七世紀爆發宗教戰争，或許就會演變成中國這樣子；如果歐盟能夠實現其支持者的願望，它也有可能成為中國這樣子。
基辛格：《大外交》，749頁。
按照基辛格的說法（實際上這是一個常識），中國的統一領先歐洲2000餘年。
盡管在秦之後中國也出現過長期的分裂，但中國的統一之勢沒有改變。
分裂時，中國人總在想着統一。
如今，歐洲也走上了中國式的統一道路，也許可以避免再出現以往那樣頻繁的戰争。
歐盟發源于西歐，現在它在西歐自身尚需整合之時已經在東擴了。
其原因是它的政治體制是包容性的，可以容納更多不同的文明；它的經濟是擴張性的，可以提攜更低的發展水平，而不會被拖累。
有得必有失。
中國在統一方面領先歐洲，但在制度建設方面遠遠落後于歐洲，原因是大一統的局勢使得統治者不再承受國内、國際的壓力。
武力是國家形成的基礎，但中國在秦朝時就已經超越了國家階段，早已不是歐洲意義上的國家。
現在，區域一體化不可避免，但這個過程卻不可使用武力。
中國應該借鑒歐盟的經驗，和平地擴展她的範圍，從而為東亞地區帶來持久的和平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