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不可分立的四權
關燈
小
中
大
abasis）不僅記錄了在波斯帝國内的艱難征途，還有他返回希臘後的生活——對古希臘日常生活的珍貴記載。
《長征記》鼓勵了亞曆山大入侵波斯。
色諾芬是蘇格拉底（前469-前399）的朋友。
他的另一部著作是《回憶蘇格拉底》，記錄了蘇格拉底最後的日子……然後，他們讨論決定向北走到黑海。
到了海邊就會有希望，有他們熟悉的希臘語和船。
他們在波斯帝國之内行軍，路線大緻與底格裡斯河平行。
終于有一天，色諾芬聽到先頭部隊在山口上大喊：“Thalassa，Thalassa”。
他們到達了黑海的東南角，今天土耳其的特拉布宗附近。
色諾芬把整個征程記錄了下來。
由于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希臘人很早就對海上優勢有了明确認識。
兩場曠日持久的戰争讓他們獲得了經驗。
大約在馬漢之前2300年，一位沒有留下真實姓名的希臘作者說： 位于大陸上的非島民國家，較大的因為需要而被壓制，較小的因為恐懼而被絕對控制，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不依賴進口和出口，如果該國膽敢不聽海上霸主的号令，它就會被取消這些權利。
其次，一個海上霸主可以從事一些陸上強國無法做的事情。
例如，蹂躏一個更強大國家的領土，因為海上強國總能在海岸線的某一地點登陸，而那裡要麼沒有敵人的軍隊，要麼僅有一小支軍隊。
如果敵人預先在那一部分集結了力量，他們還可以上船後離開。
這樣的任務，與那沿着海岸線進軍并趕來救援的有經驗的軍隊比較，要更為容易。
複次，對一個海上強國來說，它還可以離開自己的領土，航行到它喜歡的距離。
而陸地強國因為行軍緩慢，在它的人民和它的領土之間，不過能離開幾天的距離。
這樣的一支軍隊，要麼必須穿過友好的領土，要麼必須用勝利打開進軍路線。
Pseudo-Xenophon，StateoftheAthenians，Ⅱ，2ff?轉引自威廉?弗格森《希臘帝國主義》，35頁，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
這位作者接着說，如果島民“還是海洋的統治者，那他們就有能力做出任何他們喜歡的壞事，而不會遭到任何報應”。
除了比馬漢早2000多年，這樣的話和馬漢說的沒有不同。
希臘人的勢力主要在東地中海。
西地中海的霸主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城市迦太基（今北非突尼斯境内）。
該城建立于公元前814年，但腓尼基人在此前400年已經到達西地中海，他們是航海的商業民族。
羅馬不是一個海上強國，它接受迦太基在西地中海的制海權。
迦太基支持羅馬驅趕意大利南部的希臘人。
随着後起強權羅馬的擴張，它們為争奪西西裡島爆發了沖突。
這就是兩次布匿戰争（前264-前241，前218-前201）。
“為了補救航海技術的不足，羅馬人發明了一種木闆鋪的坡道（綽号‘烏鴉’）。
把船隻換裝上作戰平台。
這樣它們可以有效地使用羅馬式的軍團，把陸地的戰術用到海上的作戰。
”H?帕姆塞爾：《世界海戰簡史》，20頁，海洋出版社，1986年。
羅馬初戰得勝。
海權的迦太基在陸地上不可戰勝，而陸權的羅馬控制了地中海。
最後迦太基失敗。
戰後，羅馬共和國後期和羅馬帝國擁有在地中海的霸權，把地中海變成了它的内海。
羅馬帝國之後，阿拉伯人在地中海建立起制海權，向北入侵。
然後基督教徒開始反擊。
在1096-1099年第一次基督教十字軍東征中，威尼斯和熱那亞為十字軍提供了一支供應艦隊。
這兩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海軍，支持對伊斯蘭教徒的征戰。
在此後的300多年中，這兩個貿易中心更為争奪地中海利益多次發生戰争，互有勝負。
1298年的那場戰争中，威尼斯慘敗，馬克?波羅被俘，在獄中講述了他著名的故事，鼓勵了後來遠離地中海的大洋探險。
在1380年的陸戰和海戰中，威尼斯取得最後的勝利，獲得東地中海的霸權。
在地中海時代，大西洋不是完全的平靜。
北歐海盜他們是今天挪威人、丹麥人和瑞典人的祖先，統稱為維京（Viking）。
富有侵略性。
他們的襲擊方向由北向南，目标從今天的英國、法國到俄國、北美。
他們的活躍年代不到百年，大緻在793-1066之間。
維京人也像遊牧者一樣，先是滋擾與掠奪，進而在他們入侵的地方落腳。
不同的是，海盜憑借航行在大海上的船，牧民則依靠奔馳在草原上的馬。
明朝時，倭寇其實大部分倭寇是中國的海盜。
他們原來是漁民，因海禁政策而流落為寇。
他們加入倭寇，或打着倭寇的旗号。
倭寇有些像是今天的中國本土公司，在海外注冊之後，就可以在國内享受超國民待遇。
像北歐海盜一樣在沿海地區燒殺，但沒能在大陸上獲得長期的立足點。
那時海戰的武器和陸戰的一樣。
上面提到的英法百年戰争的争奪起點是弗蘭德。
1340年，英國軍隊試圖在弗蘭德登陸，法國的軍艦列在港口前阻攔。
在海戰中，英國人的長弓像在陸戰中一樣威力強大。
在兩軍對壘中，英國人先以長弓射擊，再扔标槍和石頭，法國人死傷無數，估計在1?6萬到5?5萬之間。
這時，海權争奪重點還沒有從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
勒班陀之戰（1571年）是地中海上最後一場大海戰。
此戰發生在海權已經轉向大西洋之時。
西班牙已經建立了一個全球帝國。
戰争起因于奧斯曼帝國的擴張。
基督教世界（威尼斯、西班牙和教皇）組成聯軍，與伊斯蘭教争奪地中海，而法國則願意坐觀西班牙苦鬥。
奧斯曼帝國的海軍被基督教聯軍打敗，向歐洲的擴張勢頭被遏止。
此後，因為大西洋航運的興起，威尼斯的繁榮不再，但與土耳其的海戰又斷斷續續地持續了近百年。
在勒班陀海戰中，歐洲已經有了兩個多世紀使用大炮的曆史，可是戰鬥的目标還是靠近敵人，登上敵人的船艦搏殺，如同在陸戰中攻入敵人的堡壘。
富勒在評說勒班陀海戰時說： 在地中海的海軍戰術，是首先為争取位置的調動，接着為正面的突擊、迂回和登上敵船，與薩拉米斯等古代的海戰并無太多的區别。
總而言之，一切的意圖和目标，就是在水面上打陸戰。
J?F?C?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493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海戰就是水面上的陸戰。
在勒班陀之戰，基督徒的勝利是因為他們奪取了敵人的旗艦，殺死了奧斯曼的司令。
雖然雙方有裝備了火炮的雙層木帆船，仍在使用奴隸劃槳手——大約占全部人員的一半。
從薩拉米斯到勒班陀薩拉米斯在雅典以西，勒班陀在希臘的佩特雷灣北岸。
兩場海戰分别在伯羅奔尼撒半島的東北和西北。
，在長達2061年的時間裡，海軍戰術沒有大的改變。
到16世紀後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勢力已經進入大西洋彼岸和太平洋，後分了世界，但地中海的船隻還沿着海岸航行，海戰也在可以看到陸地的海面上進行。
布羅代爾說：“海岸的地位既然如此重要，海路因而與普通的河道幾乎沒有什麼不同。
”《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144頁。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歐洲大陸上最西的兩個國家，瀕臨大西洋。
葡萄牙首先開創了大航海和大西洋時代，西班牙緊緊跟上。
兩國是最早的世界帝國。
不過，從地中海轉向大西洋的過程并不容易。
“中世紀的地理學家認為，葡萄牙離地中海很遠，而那卻是唯一可以航行的海。
因此，葡萄牙在歐洲的海上國家中，處在最糟糕的地位。
”茨威格：《麥哲倫航海紀》，8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
葡萄牙的曆史證明，在機遇到來時，國人如果有勇氣和遠見，地緣政治地位是完全可以改變的。
在勒班陀之後17年，西班牙無敵艦隊在英吉利海峽被英國消滅，海權重心徹底轉入大西洋岸。
在葡萄牙、西班牙之後，海上霸主先後有荷蘭（海上馬車夫）和英國，然後過渡到美國。
美國是一個兩洋國家，也是“島國”。
在馬漢時期，美國已經完成了在北美大陸上的陸地擴張并轉向海洋擴張。
美國在與印第安人作戰時不需要制海權。
在獨立戰争中，法國人在海上幫助美國人，抵抗法國的鄰居和夙敵英國人。
在美國人中間，通常是孤立主義（或其變種——單邊主義）占上風。
他們願意和平地生活在北美，不卷入歐亞大陸的事情。
可是，一旦出現擴張的機會，美國人從來沒有失去過，他們對時機向來抓得很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大西洋和歐洲是主戰場。
美國的珍珠港受到襲擊，仍把亞洲和太平洋戰場放在次要的地位，而英國放棄了印度以東的所有殖民地和利益。
英美的選擇是正确的，因為歐洲的敵人更強大。
美國在太平洋上打敗了日本，把整個大洋收入囊中。
冷戰期間，美國打的兩場大的熱戰都在東亞（東北亞的朝鮮和東南亞的越南），但它的戰略重心仍然在西半球。
冷戰之後，美國的戰略目标有些模糊，但在最近10年裡又清晰了。
美國把核潛艇等攻擊武器從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
這不僅意味着太平洋地區的熱點更多，也表明全球戰略重點在向太平洋轉移。
太平洋是世界最大的水體，其北部位于東亞和北美西海岸之間。
僅此兩點就足以說明太平洋戰略位置的重要性。
大西洋不是不重要了，而是因為美國在那裡不會遇到挑戰——蘇聯帝國已經垮台，今日的俄國不足為慮。
海洋的航行者不一定能夠建立強大的海權。
從古至今，西太平洋的島民“除極少數例外，都是航海專家和貿易專家。
他們擁有優良的大型航海獨木舟，用來進行遠航貿易、探險或征戰”。
布洛尼斯拉夫?馬淩諾斯基（一譯馬林諾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頁，華夏出版社，2002年。
書中研究的這些航海者在新幾内亞島以東的特羅布裡恩群島。
這些島民們不僅做貿易，還殘忍好戰。
他們在島内攻伐不已，還劃着獨木舟去進攻别的島嶼德裡克?弗裡曼：《米德與薩摩亞人的青春期》，139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年。
——簡直是哥倫布和麥哲倫的同行。
但他們一直處在原始階段，文化落後，沒有建立強大的國家，因此被西方殖民者輕易征服。
有些島民被殖民者大量虐殺，剩下的完全被邊緣化，如澳大利亞的毛利人；夏威夷群島上的土著人建立了國家，卻不能幸免于被美國吞并。
由此可見，如果沒有強大的武裝力量，海洋不能提供有效保護。
另外，根據湯因比的研究和分類，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亞屬于停滞的文明。
在各個島嶼上，後人們不僅失去了古人的雕刻技術（如複活節島的巨石人像），還失去了發達的航海術。
這是不能應對挑戰的後果。
文明成長的關鍵是成功地應對挑戰。
這個發現可以為那些一心推崇海洋文明的人引以為戒。
把責任推向地理和環境必将導緻放棄人的努力。
海權曾對陸權具有某種優勢。
海洋的空間更大，可以避開陸地上的天然險阻；海運的運載量更大。
在火車、汽車、高速公路出現之後，海上的優勢消失了很多，剩下的主要集中在運動空間大、運載量大。
不過，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是，人類中的絕大多數都居住在陸地上，這是陸權國家最大的天然優勢。
如果陸權國家有強大的空中力量，海權國家的優勢就會被進一步削弱。
這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就已經很清楚了。
那時，航空母艦（主要武器是航彈和航炮，不是艦炮）在海戰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另一方面，用來對付航空母艦的最有效武器還是飛機。
航母的目标太大，一旦被擊沉，損失太大。
航母将來的作用很可能限于用來威懾弱小的國家，而不是與其他強國作戰。
在國家整體實力不懸殊的前提下，有了強大的空中力量，陸權國家能夠與海權國家在海上一争雌雄。
c?制空權與戰略轟炸 意大利在1870年才完成統一，成為一個民族國家。
統一的時間與德國統一很接近，但與德國不同的是，在統一之後很長時間裡，意大利既非經濟大國，也不是軍事強國。
其軍隊缺乏鬥志，不堪一擊。
但這個國家卻有很大的雄心。
早在1895年，意大利軍隊入侵阿比西尼亞（埃塞俄比亞），被土著人打得慘敗，因此得出“不适宜經營殖民地”的結論。
但意大利并沒有接受這個教訓，于1935年再次入侵埃塞俄比亞，又被打敗。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意大利碰巧站在了勝利者一方，成為戰勝國。
在1918年的巴黎和會上，意大利是美、英、法三強之後的第四強一戰後，意大利在四強中的地位有些類似二戰後中國在五強中的地位。
因國力有限，隻能勉強維持大國地位……四國的領導人把持了和會。
在會議期間，意大利對其他問題都沒有興趣，一味對鄰國提出許多領土要求，卻沒有得到另外三強的支持。
為此，意大利總理V?E?奧蘭多在三國領導人面前失聲痛哭，意大利代表團還一度憤憤地退出和會。
制空權理論就是在這樣一個貧弱的西方“大國”中産生。
朱裡奧?杜黑（1869-1930）是空權理論的首創者。
他在炮兵工程學校接受教育。
在1912至1915年期間，擔任意大利陸軍第一個航空營的營長。
他曾因批評意大利陸軍司令無能被判入獄一年。
1918年，英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獨立空軍。
1921年，在意大利陸軍部的贊助下，杜黑發表《制空權》。
第二年，墨索裡尼和他的法西斯黨掌握政權，杜黑出任意大利航空部部長，但在一年後辭職。
制空權理論不是出自一個軍事強國或工業大國。
意大利也從來沒有建立起一支先進的、強大的空軍。
現代的陸權及海權理論建立在對曆史回顧的基礎之上，而杜黑的空權論更多的是對未來的預測。
同樣，一戰後出現的裝甲戰理論也是預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軍用飛機和坦克已經投入到戰場，但沒有對戰争起到決定性作用，飛機和坦克的技術還有待發展，空戰和裝甲戰的戰術還有待研究。
這兩大類武器将在下一場大戰中改變戰争的方向，唯有卓有遠見的戰略家可以預見。
在杜黑之後，以現實為基礎的預測取代了回顧，成為制定戰略計劃的必要準備。
早在1909年，杜黑就開始宣揚制空權。
他預言說，在陸軍和海軍之外，“天空也将成為重要性不次于陸地和海洋的另一個戰場。
”朱裡奧?杜黑：《制空權》，30頁，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
以上引文是杜黑在《制空權》中引用他發表在1910年羅馬《準備》報上的文章《航空問題》。
他那時是一名少校。
這時距離萊特兄弟成功發明飛機隻有5年多。
在1903年12月，兄弟倆的第一架飛機隻飛行了12秒。
杜黑說：“掌握制空權表示一種态勢，能阻止敵人飛行，同時能保持自己飛行。
”《制空權》，26頁。
制空權是唯一重要的。
“獲得制空權就意味着勝利。
反之，在空中被擊敗就是最終失敗。
”《制空權》，24頁。
黑體為原文所加。
在使用飛機之前，戰争中的國家分為前線和後方。
士兵在前線厮殺，後方仍可以維持和平生活，支援前線。
飛機改變了這一切。
飛機取消了前方和後方的區别，把整個敵對國家變成戰場，轟炸不設防的城市。
在奪得制空權之後，杜黑提出對敵人的後方目标實施戰略轟炸。
“這種戰争的結局必須建立在摧毀一國人民的物質和精神力量上。
人民時時處處陷入一種可怕的災難之中，直至整個社會組織最終崩潰。
”《制空權》，65頁。
整個國家将成為戰場，任何地方在任何時間都有可能遭受空中打擊。
很快，杜黑的理論得到應用。
首先是德國幹涉西班牙内戰，在1937年4月把一個小鎮格爾尼卡炸為平地。
畢加索畫了一幅畫，以這個小鎮為名。
他稱他的畫“格爾尼卡”為德國的傑作。
作為戰略攻擊，日本對陪都重慶的大轟炸第一次實現了杜黑的預言。
從1938年2月18開始，轟炸持續了5年半，日本飛機共炸死市民近1?2萬人。
然後，1940年9月到次年5月的倫敦轟炸、1940年11月的考文垂轟炸、1945年2月的德累斯頓轟炸、二戰後期的東京轟炸、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轟炸，給這些城市帶來了毀滅性打擊。
在越南戰争期間，美國實施“地毯式轟炸”，更是志在殺傷平民。
冷戰後，武器進步減少了敵國平民的傷亡，但這隻是精确制導技術的一個副産品，轟炸者并不在意平民的傷亡。
北約對南斯拉夫的轟炸，美國對伊拉克的轟炸，仍然沿用了杜黑的戰略，對城市和民用目标實施毀滅性打擊，以摧毀民衆的信心和敵國的戰争能力。
這些轟炸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物質損失，效果非常明顯，特别是二戰初期德國對波蘭、荷蘭、比利時、法國的空中閃擊戰。
但是，轟炸并不像杜黑預言的那樣，總是能夠決定戰争的勝負。
并不總是“很快，人民自己出于自我保存的本能，為了終止恐怖和痛苦，将會起而要求結束戰争——而這将發生在陸、海軍根本還沒有來得及動員之前！”《制空權》，62頁。
有時，轟炸激起了更強烈的反抗。
飛機也改變了海戰的模式。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海上空中力量的主要任務是搜索、偵查。
那時的飛機還很簡陋，攜帶的彈藥很少，不足以對海上目标發起攻擊。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空中力量（陸基或海基）已經能夠壓制住海上力量，小小的飛機比軍艦擊沉了更多的艦船，宣告了巨艦大炮時代的結束。
航空母艦戰鬥群成為海軍的中堅力量。
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的主要武器平台是航母。
1942年5月，兩國海軍爆發珊瑚海海戰。
這是美國和日本之間第一次大規模正式海戰，但雙方的軍艦卻根本沒有交火。
發起攻擊的是艦載機。
當時的美國海軍軍令部長（ChiefofNavalOperations）、海軍上将恩斯特?約瑟夫?金稱之為海軍史的“第一次”。
《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405頁。
日本在美國海空軍的攻擊下步步退守。
它防守本土的撒手锏是神風自殺飛機。
美國取得最後勝利的武器是飛機投放的原子彈。
在非洲和歐洲戰場上，美國的進展也得益于制空權。
大西洋的反潛作戰需要飛機，而盟軍的飛機出色地完成了這個任務。
德國潛艇開始是攻擊武器，後來成為被獵殺的目标。
在諾曼底登陸中，盟軍的空降兵雖然非常不順利，但還是在戰線之後牽制了德軍部署。
1948年，蘇聯以維修道路為理由，封鎖了通往西柏林的陸路和水路交通。
西方占領的大半座城市似乎成了蘇聯的囊中之物。
西方國家對西柏林的空運持續了1年，突破了蘇聯集團的阻斷。
蘇聯挑起争端，最終卻解除圍城，在冷戰中開局不利。
這場沖突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空中力量。
這是利用空權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較早例子。
西方的物質從空中進入西柏林，同時，東方的人員經陸地逃往西柏林。
在10多年中，數十萬人逃亡。
蘇聯和東德大傷腦筋，于是又出一招，于1961年8月修築了柏林牆，沿途埋設地雷。
加上古巴導彈危機，那段時間是冷戰的高峰期。
1989年，冷戰随着柏林牆的倒塌而告終。
在二戰之後很多年，擁有制空權能夠壓制地面部隊，大量殺傷地面部隊，卻不能擊潰或消滅地面部隊。
朝鮮戰争和越南戰争都是如此。
這兩個國家地形複雜，森林廣布，遮蔽了空中的視線。
美國對越南實施地毯式轟炸，慘無人道地轟炸所有目标，仍不能阻止北越的推進。
不過，飛機技術和制導技術進步很快，空中的優勢得到加強。
在科索沃、阿富汗和兩場伊拉克戰争中，空中力量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科索沃，盟軍持續轟炸，沒有動用地面部隊就迫使南聯盟撤軍。
在兩次伊拉克戰争中，美國的地面部隊主要擔任最後的清理工作。
在可預見的未來，空軍的作用仍将繼續上升。
但赢得民心仍将需要在地面上。
争奪制空權的目的，一是保證己方，二是打擊敵方。
擁有“制空權”的一方可以從空中調動軍隊和物質，或直接打擊敵人，而不必經過陸地或海洋，大大減少了地理環境的制約。
對飛行的主要限制是技術因素。
飛機的滞空時間和飛行速度相對有限。
因此，一國需要在陸地或海洋上建立基地，接近潛在的目标。
即使将來飛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旅行像乘坐公共汽車一樣快捷、便宜，但仍不能清除地理障礙，時差、語言、文化、宗教不會因飛行速度而改變。
美國在研制一種能夠不間斷飛行的環球轟炸機。
它可以從美國起飛，在幾小時内到達全球任何地方。
這種飛機可以威脅歐亞大陸的安全，但不會幫助美國融入歐亞大陸。
洲際彈道導彈沒有使美國成為歐亞大陸國家，同樣，新型轟炸機也不會。
d?對陸地的再重視 杜黑的理論不是憑空而出的。
他在軍校接受的是炮兵教育。
他實際上把空軍比作炮兵，從炮戰中汲取靈感。
英國軍官J?F?C?富勒認為，杜黑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炮主義，隻不過把發射（投擲）炮彈的角度從水平改為垂直。
《裝甲戰》，300頁。
在飛機加入一戰的時候，陸地上也有了新型武器——坦克。
因此，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制空權理論沒有一枝獨秀。
在《制空權》出版11年後，也出現了基于新的技術的陸戰理論。
1932年，富勒發表了《裝甲戰》。
富勒的“裝甲戰”思想起源更早，是他在1917年夏季看到英軍潰敗時産生的。
如這本書的副标題所示，它實際上是一本“野戰勤務條令”講義，側重于裝甲戰術運用。
富勒認為，可以用裝甲部隊來對付空中力量，“地面機械化與空中摩托化是密切相關的。
”《裝甲戰》，35頁。
富勒的理論在英國一度被忽視。
在二戰爆發之前，英國步兵學校隻有6位軍官借閱過刊登富勒“野戰勤務條令”講義的《步兵雜志》，《裝甲戰》，2頁。
這是别人所寫的前言介紹的情況。
還未必是為了讀他的文章。
不過，《裝甲戰》在德國和蘇聯都受到重視。
德國的海因茨?古德裡安将軍、蘇聯的鐵木辛哥元帥予以極高評價。
古德裡安是裝甲戰的另一位理論先驅。
他的書籍被翻譯成法文，卻沒有受到法國軍官的重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和蘇聯國家都集中使用坦克和裝甲車輛，把它們作為主要的地面攻擊力量。
一批名将在戰争中脫穎而出。
德國有隆美爾，蘇聯有朱可夫。
此外，美國有巴頓，英國有蒙哥馬利。
他們都是指揮裝甲部隊的将軍。
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的順利推進，得益于裝甲部隊與空軍的協同作戰。
德軍飛機實施縱深轟炸、裝甲部隊快速推進的閃電戰（閃擊戰），捷克、波蘭、法國沒有來得及組織有效的抵抗就失敗了。
在戰争最激烈的時候，盟軍和德軍多次出現坦克集群的對攻。
在庫爾斯克戰役，4000輛蘇聯坦克和2700輛德國坦克，以及大炮，在南俄大草原交戰。
因為鐵路的普及，大陸上的交通便捷了許多。
麥金德因此斷言陸權将超過海權。
但火車的載貨量遠遠不及遠洋貨船，而且成本高過海運很多。
現在有了高速鐵路，卻更适合客運，而不适合大宗貨物的運輸，因為成本太高。
空運也同樣存在着成本的問題。
現有技術仍不能大幅度降低陸地運輸的成本，不能提高運輸量。
就軍事行動而言，陸權對海權仍然處于劣勢。
但這個劣勢不是不可彌補。
在另一方面，在政治制度的優劣及道德号召力大緻相同的前提下，大陸國家占有優勢，因為它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更接近其他大陸國家，更易于争取到人心。
總體而言，在新技術條件下，大陸國家仍将具有地緣政治優勢。
美國有類似聲音，但角度不同。
米爾斯海默認為，“戰争靠龐大的陸軍而不是海上的艦隊和空中的飛機赢得勝利。
最強大的權力是擁有最強大陸軍的國家。
”《大國政治的悲劇》，121頁。
第四章是“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
在這一點上，他很可能是錯的。
掌握制海權和制空權的國家也掌握着戰場上的主動權，未必需要陸軍對決。
在軍隊嚴重依賴高技術裝備的時代，擁有優勢海軍和優勢空軍的國家一定也有發達的陸軍。
米爾斯海默是美國人。
他像另一個島國人麥金德一樣誇大了陸地力量。
他的出發點是從島國控制整個歐亞大陸，而大陸國家則是從大陸出發，保證海洋航行的暢通。
因此，米爾斯海默對陸海空軍力量的判斷标準與大陸國家有很大的差異，容易高估陸軍的作用。
比如，他的結論中有兩條是，“單有封鎖不可能迫使敵人投降”，《大國政治的悲劇》，130頁。
“從海上進攻大國的領土要比從陸上入侵來得困難”《大國政治的悲劇》，160頁……可以看出，米爾斯海默研究的是在向大陸國家攻擊時的困難；大陸國家考慮的是如何突破海洋封鎖，而不是等到敵人登陸入侵——已經有了主動與被動。
差異是由于海島國家和大陸國家的目标不同造成的。
不過，米爾斯海默有一點是對的。
他說：“即便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不可能征服隻靠船隻才能達到的遙遠地區。
因此，大國的野心隻能主宰它們所處的地區以及在陸地上能達到的毗鄰地區。
”《大國政治的悲劇》，120頁。
美國是一個例外。
美國曾經在短時期内征服了遙遠地區。
然而，它的全球霸權是世界大戰和冷戰的一個副産品，是在衆多盟國的支持下做到的。
這樣的支持隻有在極端條件下才能獲得。
冷戰結束後10多年，美帝國已經呈現頹勢。
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力量将更為分散，區域化的勢頭将更強勁。
原因就是大國投射影響的能力有限。
e?高邊疆與星球大戰 有史以來，人類從來沒有離開過武器。
在沒有武器的地方，他們會制造出适用的武器。
這個規則也同樣适用于太空。
人類進入太空不過數十年，近地空間已經布滿了各種軍事設施。
重返大氣層的洲際彈道導彈要經過空間。
“和平利用太空”隻是開發太空的一個方面，而且在開發初期隻是一個次要方面。
冷戰結束之後，“國際空間站”是各國在空間科學合作方面的一個好模式，但此一合作不會妨礙更多的空間項目被用于軍事目的。
人類進入太空的交通工具是火箭。
火箭始于軍事目的，是德國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發展起來的。
V-2是最著名的産品，在二戰中被用來攻擊英國。
戰後，美國和蘇聯的太空技術直接得益于德國的火箭研究。
在冷戰期間，美蘇的一個重要競争領域是太空。
取得空間優勢是他們發展空間技術的動力。
蘇聯在1957年10月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
1961年4月12日，蘇聯率先實施載人太空飛行，“東方”一号飛船距離地球表面302公裡。
這是人類首次進入太空。
蘇聯的太空技術領先于美國，美國受到巨大壓力。
蘇聯人進入太空一個多月後，美國總統J?F?肯尼迪宣布了載人登月工程。
與蘇聯的航天計劃相比，“阿波羅”計劃更複雜，也更宏偉。
1969年7月，美國首次把兩名宇航員送上38萬公裡外的月球。
此後美國宇航員又5次登上月球。
登月活動引起的轟動效應在遞減，當它不再能顯示美國的空間優勢時，就在1972年12月結束了。
人類進入太空的裡程碑事件都是冷戰的産物，是超級大國炫耀技術實力和經濟實力的結果。
兩國的宇航員被當作國家英雄（也是人類英雄）。
1960年代是人類走出地球，向太陽系擴張的開始。
空間被稱為高邊疆。
對比地球表面的邊疆開發曆史，這個詞本身已經隐含着軍事意義。
與以前的軍事理論一樣，在“高邊疆”理論上也可以找到一位代表人物。
他是美國陸軍中将丹尼爾?O?格雷厄姆（1926-1995）。
格雷厄姆畢業于西點軍校，擔任過美國中央情報局副局長（1973-1974）、國防情報局局長（1974-1976）。
在1976年和1980年的兩次美國總統大選中，他是候選人羅納德?裡根的軍事問題顧問。
在裡根當選總統之後，他們一起讨論過導彈防禦計劃。
在1979年秋天，在裡根的要求下，格雷厄姆提出了“高邊疆”的概念。
1981年9月，格雷厄姆成立私營的“高邊疆公司”（HighFrontier，Inc?），以推動太空動能武器的發展。
他是“戰略防禦計劃”（星球大戰計劃）的始作俑者之一。
自從蘇聯緊随美國擁有核武器之後，美國一直執行“相互确保摧毀”的核政策，對遭受的任何核打擊實施核報複，從而吓阻蘇聯使用核武器。
這個威懾政策是進攻型的。
1983年3月23日，裡根總統就國家安全問題發表演講，提出了防禦性的政策，其實是維護美國的核進攻優勢。
他說：“如果蘇聯加入我們大量減少武器的努力，我們将成功地穩住核平衡。
然而，仍然有必要依靠報複的恐懼、相互的威脅。
”有沒有辦法不采取報複呢？裡根宣布他找到了一條出路：“我們開始一項計劃，用防禦的方法來對付令人膽寒的蘇聯導彈。
讓我們求助于我們的技術力量吧。
正是這些力量生産出我們偉大的工業基礎，給予我們今天享受着的生活質量。
”裡根詢問道：“如果自由的人民能夠無憂無慮地生活，知道他們的安全不依靠美國即時報複的威脅來威懾蘇聯進攻，我們能夠在戰略彈道導彈到達我們自己的土地或我們盟國的土地之前就攔截并摧毀它們，那會怎麼樣？” 那會怎麼樣呢？結果是新一輪核軍備競賽。
因為蘇聯不願意看到自己的核力量成為無用之物，同時卻處在美國核打擊的威脅之下。
其實，當時蘇聯已經在莫斯科周圍部署了反彈道導彈系統，而美國人認為蘇聯已經領先。
遲至1986年，保守的傳統基金會在一篇文章中宣稱：“總而言之，在戰略防禦作戰經驗的許多關鍵領域裡，蘇聯都領先于美國，并保持反彈道導彈和雷達的生産線空閑，以便迅速擴大生産。
”WhileOpposingReagan?sSDI，MoscowPushesItsOwnStarWars，HeritageFoundationBackgrounder?No?540，October21，1986，KimR?Holmes?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ussiaandEurasia/bg540?cfm?美國總是傾向于高估對手，并從不隐瞞對方的優勢和自己的劣勢。
所以，任何頭腦清醒的競争對手都不會因為得到美國的較高評價而沾沾自喜。
這次也不例外。
在宣布“星球大戰”計劃前兩個星期，裡根在3月8日發表了關于蘇聯“邪惡帝國”的演講。
所以，1983年是冷戰後期美蘇的對抗小高峰期。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上台後，1986年10月與裡根舉行了雷克雅未克會談。
兩
《長征記》鼓勵了亞曆山大入侵波斯。
色諾芬是蘇格拉底（前469-前399）的朋友。
他的另一部著作是《回憶蘇格拉底》，記錄了蘇格拉底最後的日子……然後，他們讨論決定向北走到黑海。
到了海邊就會有希望，有他們熟悉的希臘語和船。
他們在波斯帝國之内行軍，路線大緻與底格裡斯河平行。
終于有一天，色諾芬聽到先頭部隊在山口上大喊：“Thalassa，Thalassa”。
他們到達了黑海的東南角，今天土耳其的特拉布宗附近。
色諾芬把整個征程記錄了下來。
由于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希臘人很早就對海上優勢有了明确認識。
兩場曠日持久的戰争讓他們獲得了經驗。
大約在馬漢之前2300年，一位沒有留下真實姓名的希臘作者說： 位于大陸上的非島民國家，較大的因為需要而被壓制，較小的因為恐懼而被絕對控制，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不依賴進口和出口，如果該國膽敢不聽海上霸主的号令，它就會被取消這些權利。
其次，一個海上霸主可以從事一些陸上強國無法做的事情。
例如，蹂躏一個更強大國家的領土，因為海上強國總能在海岸線的某一地點登陸，而那裡要麼沒有敵人的軍隊，要麼僅有一小支軍隊。
如果敵人預先在那一部分集結了力量，他們還可以上船後離開。
這樣的任務，與那沿着海岸線進軍并趕來救援的有經驗的軍隊比較，要更為容易。
複次，對一個海上強國來說，它還可以離開自己的領土，航行到它喜歡的距離。
而陸地強國因為行軍緩慢，在它的人民和它的領土之間，不過能離開幾天的距離。
這樣的一支軍隊，要麼必須穿過友好的領土，要麼必須用勝利打開進軍路線。
Pseudo-Xenophon，StateoftheAthenians，Ⅱ，2ff?轉引自威廉?弗格森《希臘帝國主義》，35頁，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
這位作者接着說，如果島民“還是海洋的統治者，那他們就有能力做出任何他們喜歡的壞事，而不會遭到任何報應”。
除了比馬漢早2000多年，這樣的話和馬漢說的沒有不同。
希臘人的勢力主要在東地中海。
西地中海的霸主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城市迦太基（今北非突尼斯境内）。
該城建立于公元前814年，但腓尼基人在此前400年已經到達西地中海，他們是航海的商業民族。
羅馬不是一個海上強國，它接受迦太基在西地中海的制海權。
迦太基支持羅馬驅趕意大利南部的希臘人。
随着後起強權羅馬的擴張，它們為争奪西西裡島爆發了沖突。
這就是兩次布匿戰争（前264-前241，前218-前201）。
“為了補救航海技術的不足，羅馬人發明了一種木闆鋪的坡道（綽号‘烏鴉’）。
把船隻換裝上作戰平台。
這樣它們可以有效地使用羅馬式的軍團，把陸地的戰術用到海上的作戰。
”H?帕姆塞爾：《世界海戰簡史》，20頁，海洋出版社，1986年。
羅馬初戰得勝。
海權的迦太基在陸地上不可戰勝，而陸權的羅馬控制了地中海。
最後迦太基失敗。
戰後，羅馬共和國後期和羅馬帝國擁有在地中海的霸權，把地中海變成了它的内海。
羅馬帝國之後，阿拉伯人在地中海建立起制海權，向北入侵。
然後基督教徒開始反擊。
在1096-1099年第一次基督教十字軍東征中，威尼斯和熱那亞為十字軍提供了一支供應艦隊。
這兩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海軍，支持對伊斯蘭教徒的征戰。
在此後的300多年中，這兩個貿易中心更為争奪地中海利益多次發生戰争，互有勝負。
1298年的那場戰争中，威尼斯慘敗，馬克?波羅被俘，在獄中講述了他著名的故事，鼓勵了後來遠離地中海的大洋探險。
在1380年的陸戰和海戰中，威尼斯取得最後的勝利，獲得東地中海的霸權。
在地中海時代，大西洋不是完全的平靜。
北歐海盜他們是今天挪威人、丹麥人和瑞典人的祖先，統稱為維京（Viking）。
富有侵略性。
他們的襲擊方向由北向南，目标從今天的英國、法國到俄國、北美。
他們的活躍年代不到百年，大緻在793-1066之間。
維京人也像遊牧者一樣，先是滋擾與掠奪，進而在他們入侵的地方落腳。
不同的是，海盜憑借航行在大海上的船，牧民則依靠奔馳在草原上的馬。
明朝時，倭寇其實大部分倭寇是中國的海盜。
他們原來是漁民，因海禁政策而流落為寇。
他們加入倭寇，或打着倭寇的旗号。
倭寇有些像是今天的中國本土公司，在海外注冊之後，就可以在國内享受超國民待遇。
像北歐海盜一樣在沿海地區燒殺，但沒能在大陸上獲得長期的立足點。
那時海戰的武器和陸戰的一樣。
上面提到的英法百年戰争的争奪起點是弗蘭德。
1340年，英國軍隊試圖在弗蘭德登陸，法國的軍艦列在港口前阻攔。
在海戰中，英國人的長弓像在陸戰中一樣威力強大。
在兩軍對壘中，英國人先以長弓射擊，再扔标槍和石頭，法國人死傷無數，估計在1?6萬到5?5萬之間。
這時，海權争奪重點還沒有從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
勒班陀之戰（1571年）是地中海上最後一場大海戰。
此戰發生在海權已經轉向大西洋之時。
西班牙已經建立了一個全球帝國。
戰争起因于奧斯曼帝國的擴張。
基督教世界（威尼斯、西班牙和教皇）組成聯軍，與伊斯蘭教争奪地中海，而法國則願意坐觀西班牙苦鬥。
奧斯曼帝國的海軍被基督教聯軍打敗，向歐洲的擴張勢頭被遏止。
此後，因為大西洋航運的興起，威尼斯的繁榮不再，但與土耳其的海戰又斷斷續續地持續了近百年。
在勒班陀海戰中，歐洲已經有了兩個多世紀使用大炮的曆史，可是戰鬥的目标還是靠近敵人，登上敵人的船艦搏殺，如同在陸戰中攻入敵人的堡壘。
富勒在評說勒班陀海戰時說： 在地中海的海軍戰術，是首先為争取位置的調動，接着為正面的突擊、迂回和登上敵船，與薩拉米斯等古代的海戰并無太多的區别。
總而言之，一切的意圖和目标，就是在水面上打陸戰。
J?F?C?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493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海戰就是水面上的陸戰。
在勒班陀之戰，基督徒的勝利是因為他們奪取了敵人的旗艦，殺死了奧斯曼的司令。
雖然雙方有裝備了火炮的雙層木帆船，仍在使用奴隸劃槳手——大約占全部人員的一半。
從薩拉米斯到勒班陀薩拉米斯在雅典以西，勒班陀在希臘的佩特雷灣北岸。
兩場海戰分别在伯羅奔尼撒半島的東北和西北。
，在長達2061年的時間裡，海軍戰術沒有大的改變。
到16世紀後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勢力已經進入大西洋彼岸和太平洋，後分了世界，但地中海的船隻還沿着海岸航行，海戰也在可以看到陸地的海面上進行。
布羅代爾說：“海岸的地位既然如此重要，海路因而與普通的河道幾乎沒有什麼不同。
”《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144頁。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歐洲大陸上最西的兩個國家，瀕臨大西洋。
葡萄牙首先開創了大航海和大西洋時代，西班牙緊緊跟上。
兩國是最早的世界帝國。
不過，從地中海轉向大西洋的過程并不容易。
“中世紀的地理學家認為，葡萄牙離地中海很遠，而那卻是唯一可以航行的海。
因此，葡萄牙在歐洲的海上國家中，處在最糟糕的地位。
”茨威格：《麥哲倫航海紀》，8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
葡萄牙的曆史證明，在機遇到來時，國人如果有勇氣和遠見，地緣政治地位是完全可以改變的。
在勒班陀之後17年，西班牙無敵艦隊在英吉利海峽被英國消滅，海權重心徹底轉入大西洋岸。
在葡萄牙、西班牙之後，海上霸主先後有荷蘭（海上馬車夫）和英國，然後過渡到美國。
美國是一個兩洋國家，也是“島國”。
在馬漢時期，美國已經完成了在北美大陸上的陸地擴張并轉向海洋擴張。
美國在與印第安人作戰時不需要制海權。
在獨立戰争中，法國人在海上幫助美國人，抵抗法國的鄰居和夙敵英國人。
在美國人中間，通常是孤立主義（或其變種——單邊主義）占上風。
他們願意和平地生活在北美，不卷入歐亞大陸的事情。
可是，一旦出現擴張的機會，美國人從來沒有失去過，他們對時機向來抓得很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大西洋和歐洲是主戰場。
美國的珍珠港受到襲擊，仍把亞洲和太平洋戰場放在次要的地位，而英國放棄了印度以東的所有殖民地和利益。
英美的選擇是正确的，因為歐洲的敵人更強大。
美國在太平洋上打敗了日本，把整個大洋收入囊中。
冷戰期間，美國打的兩場大的熱戰都在東亞（東北亞的朝鮮和東南亞的越南），但它的戰略重心仍然在西半球。
冷戰之後，美國的戰略目标有些模糊，但在最近10年裡又清晰了。
美國把核潛艇等攻擊武器從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
這不僅意味着太平洋地區的熱點更多，也表明全球戰略重點在向太平洋轉移。
太平洋是世界最大的水體，其北部位于東亞和北美西海岸之間。
僅此兩點就足以說明太平洋戰略位置的重要性。
大西洋不是不重要了，而是因為美國在那裡不會遇到挑戰——蘇聯帝國已經垮台，今日的俄國不足為慮。
海洋的航行者不一定能夠建立強大的海權。
從古至今，西太平洋的島民“除極少數例外，都是航海專家和貿易專家。
他們擁有優良的大型航海獨木舟，用來進行遠航貿易、探險或征戰”。
布洛尼斯拉夫?馬淩諾斯基（一譯馬林諾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頁，華夏出版社，2002年。
書中研究的這些航海者在新幾内亞島以東的特羅布裡恩群島。
這些島民們不僅做貿易，還殘忍好戰。
他們在島内攻伐不已，還劃着獨木舟去進攻别的島嶼德裡克?弗裡曼：《米德與薩摩亞人的青春期》，139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年。
——簡直是哥倫布和麥哲倫的同行。
但他們一直處在原始階段，文化落後，沒有建立強大的國家，因此被西方殖民者輕易征服。
有些島民被殖民者大量虐殺，剩下的完全被邊緣化，如澳大利亞的毛利人；夏威夷群島上的土著人建立了國家，卻不能幸免于被美國吞并。
由此可見，如果沒有強大的武裝力量，海洋不能提供有效保護。
另外，根據湯因比的研究和分類，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亞屬于停滞的文明。
在各個島嶼上，後人們不僅失去了古人的雕刻技術（如複活節島的巨石人像），還失去了發達的航海術。
這是不能應對挑戰的後果。
文明成長的關鍵是成功地應對挑戰。
這個發現可以為那些一心推崇海洋文明的人引以為戒。
把責任推向地理和環境必将導緻放棄人的努力。
海權曾對陸權具有某種優勢。
海洋的空間更大，可以避開陸地上的天然險阻；海運的運載量更大。
在火車、汽車、高速公路出現之後，海上的優勢消失了很多，剩下的主要集中在運動空間大、運載量大。
不過，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是，人類中的絕大多數都居住在陸地上，這是陸權國家最大的天然優勢。
如果陸權國家有強大的空中力量，海權國家的優勢就會被進一步削弱。
這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就已經很清楚了。
那時，航空母艦（主要武器是航彈和航炮，不是艦炮）在海戰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另一方面，用來對付航空母艦的最有效武器還是飛機。
航母的目标太大，一旦被擊沉，損失太大。
航母将來的作用很可能限于用來威懾弱小的國家，而不是與其他強國作戰。
在國家整體實力不懸殊的前提下，有了強大的空中力量，陸權國家能夠與海權國家在海上一争雌雄。
c?制空權與戰略轟炸 意大利在1870年才完成統一，成為一個民族國家。
統一的時間與德國統一很接近，但與德國不同的是，在統一之後很長時間裡，意大利既非經濟大國，也不是軍事強國。
其軍隊缺乏鬥志，不堪一擊。
但這個國家卻有很大的雄心。
早在1895年，意大利軍隊入侵阿比西尼亞（埃塞俄比亞），被土著人打得慘敗，因此得出“不适宜經營殖民地”的結論。
但意大利并沒有接受這個教訓，于1935年再次入侵埃塞俄比亞，又被打敗。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意大利碰巧站在了勝利者一方，成為戰勝國。
在1918年的巴黎和會上，意大利是美、英、法三強之後的第四強一戰後，意大利在四強中的地位有些類似二戰後中國在五強中的地位。
因國力有限，隻能勉強維持大國地位……四國的領導人把持了和會。
在會議期間，意大利對其他問題都沒有興趣，一味對鄰國提出許多領土要求，卻沒有得到另外三強的支持。
為此，意大利總理V?E?奧蘭多在三國領導人面前失聲痛哭，意大利代表團還一度憤憤地退出和會。
制空權理論就是在這樣一個貧弱的西方“大國”中産生。
朱裡奧?杜黑（1869-1930）是空權理論的首創者。
他在炮兵工程學校接受教育。
在1912至1915年期間，擔任意大利陸軍第一個航空營的營長。
他曾因批評意大利陸軍司令無能被判入獄一年。
1918年，英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獨立空軍。
1921年，在意大利陸軍部的贊助下，杜黑發表《制空權》。
第二年，墨索裡尼和他的法西斯黨掌握政權，杜黑出任意大利航空部部長，但在一年後辭職。
制空權理論不是出自一個軍事強國或工業大國。
意大利也從來沒有建立起一支先進的、強大的空軍。
現代的陸權及海權理論建立在對曆史回顧的基礎之上，而杜黑的空權論更多的是對未來的預測。
同樣，一戰後出現的裝甲戰理論也是預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軍用飛機和坦克已經投入到戰場，但沒有對戰争起到決定性作用，飛機和坦克的技術還有待發展，空戰和裝甲戰的戰術還有待研究。
這兩大類武器将在下一場大戰中改變戰争的方向，唯有卓有遠見的戰略家可以預見。
在杜黑之後，以現實為基礎的預測取代了回顧，成為制定戰略計劃的必要準備。
早在1909年，杜黑就開始宣揚制空權。
他預言說，在陸軍和海軍之外，“天空也将成為重要性不次于陸地和海洋的另一個戰場。
”朱裡奧?杜黑：《制空權》，30頁，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
以上引文是杜黑在《制空權》中引用他發表在1910年羅馬《準備》報上的文章《航空問題》。
他那時是一名少校。
這時距離萊特兄弟成功發明飛機隻有5年多。
在1903年12月，兄弟倆的第一架飛機隻飛行了12秒。
杜黑說：“掌握制空權表示一種态勢，能阻止敵人飛行，同時能保持自己飛行。
”《制空權》，26頁。
制空權是唯一重要的。
“獲得制空權就意味着勝利。
反之，在空中被擊敗就是最終失敗。
”《制空權》，24頁。
黑體為原文所加。
在使用飛機之前，戰争中的國家分為前線和後方。
士兵在前線厮殺，後方仍可以維持和平生活，支援前線。
飛機改變了這一切。
飛機取消了前方和後方的區别，把整個敵對國家變成戰場，轟炸不設防的城市。
在奪得制空權之後，杜黑提出對敵人的後方目标實施戰略轟炸。
“這種戰争的結局必須建立在摧毀一國人民的物質和精神力量上。
人民時時處處陷入一種可怕的災難之中，直至整個社會組織最終崩潰。
”《制空權》，65頁。
整個國家将成為戰場，任何地方在任何時間都有可能遭受空中打擊。
很快，杜黑的理論得到應用。
首先是德國幹涉西班牙内戰，在1937年4月把一個小鎮格爾尼卡炸為平地。
畢加索畫了一幅畫，以這個小鎮為名。
他稱他的畫“格爾尼卡”為德國的傑作。
作為戰略攻擊，日本對陪都重慶的大轟炸第一次實現了杜黑的預言。
從1938年2月18開始，轟炸持續了5年半，日本飛機共炸死市民近1?2萬人。
然後，1940年9月到次年5月的倫敦轟炸、1940年11月的考文垂轟炸、1945年2月的德累斯頓轟炸、二戰後期的東京轟炸、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轟炸，給這些城市帶來了毀滅性打擊。
在越南戰争期間，美國實施“地毯式轟炸”，更是志在殺傷平民。
冷戰後，武器進步減少了敵國平民的傷亡，但這隻是精确制導技術的一個副産品，轟炸者并不在意平民的傷亡。
北約對南斯拉夫的轟炸，美國對伊拉克的轟炸，仍然沿用了杜黑的戰略，對城市和民用目标實施毀滅性打擊，以摧毀民衆的信心和敵國的戰争能力。
這些轟炸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物質損失，效果非常明顯，特别是二戰初期德國對波蘭、荷蘭、比利時、法國的空中閃擊戰。
但是，轟炸并不像杜黑預言的那樣，總是能夠決定戰争的勝負。
并不總是“很快，人民自己出于自我保存的本能，為了終止恐怖和痛苦，将會起而要求結束戰争——而這将發生在陸、海軍根本還沒有來得及動員之前！”《制空權》，62頁。
有時，轟炸激起了更強烈的反抗。
飛機也改變了海戰的模式。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海上空中力量的主要任務是搜索、偵查。
那時的飛機還很簡陋，攜帶的彈藥很少，不足以對海上目标發起攻擊。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空中力量（陸基或海基）已經能夠壓制住海上力量，小小的飛機比軍艦擊沉了更多的艦船，宣告了巨艦大炮時代的結束。
航空母艦戰鬥群成為海軍的中堅力量。
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的主要武器平台是航母。
1942年5月，兩國海軍爆發珊瑚海海戰。
這是美國和日本之間第一次大規模正式海戰，但雙方的軍艦卻根本沒有交火。
發起攻擊的是艦載機。
當時的美國海軍軍令部長（ChiefofNavalOperations）、海軍上将恩斯特?約瑟夫?金稱之為海軍史的“第一次”。
《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405頁。
日本在美國海空軍的攻擊下步步退守。
它防守本土的撒手锏是神風自殺飛機。
美國取得最後勝利的武器是飛機投放的原子彈。
在非洲和歐洲戰場上，美國的進展也得益于制空權。
大西洋的反潛作戰需要飛機，而盟軍的飛機出色地完成了這個任務。
德國潛艇開始是攻擊武器，後來成為被獵殺的目标。
在諾曼底登陸中，盟軍的空降兵雖然非常不順利，但還是在戰線之後牽制了德軍部署。
1948年，蘇聯以維修道路為理由，封鎖了通往西柏林的陸路和水路交通。
西方占領的大半座城市似乎成了蘇聯的囊中之物。
西方國家對西柏林的空運持續了1年，突破了蘇聯集團的阻斷。
蘇聯挑起争端，最終卻解除圍城，在冷戰中開局不利。
這場沖突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空中力量。
這是利用空權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較早例子。
西方的物質從空中進入西柏林，同時，東方的人員經陸地逃往西柏林。
在10多年中，數十萬人逃亡。
蘇聯和東德大傷腦筋，于是又出一招，于1961年8月修築了柏林牆，沿途埋設地雷。
加上古巴導彈危機，那段時間是冷戰的高峰期。
1989年，冷戰随着柏林牆的倒塌而告終。
在二戰之後很多年，擁有制空權能夠壓制地面部隊，大量殺傷地面部隊，卻不能擊潰或消滅地面部隊。
朝鮮戰争和越南戰争都是如此。
這兩個國家地形複雜，森林廣布，遮蔽了空中的視線。
美國對越南實施地毯式轟炸，慘無人道地轟炸所有目标，仍不能阻止北越的推進。
不過，飛機技術和制導技術進步很快，空中的優勢得到加強。
在科索沃、阿富汗和兩場伊拉克戰争中，空中力量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科索沃，盟軍持續轟炸，沒有動用地面部隊就迫使南聯盟撤軍。
在兩次伊拉克戰争中，美國的地面部隊主要擔任最後的清理工作。
在可預見的未來，空軍的作用仍将繼續上升。
但赢得民心仍将需要在地面上。
争奪制空權的目的，一是保證己方，二是打擊敵方。
擁有“制空權”的一方可以從空中調動軍隊和物質，或直接打擊敵人，而不必經過陸地或海洋，大大減少了地理環境的制約。
對飛行的主要限制是技術因素。
飛機的滞空時間和飛行速度相對有限。
因此，一國需要在陸地或海洋上建立基地，接近潛在的目标。
即使将來飛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旅行像乘坐公共汽車一樣快捷、便宜，但仍不能清除地理障礙，時差、語言、文化、宗教不會因飛行速度而改變。
美國在研制一種能夠不間斷飛行的環球轟炸機。
它可以從美國起飛，在幾小時内到達全球任何地方。
這種飛機可以威脅歐亞大陸的安全，但不會幫助美國融入歐亞大陸。
洲際彈道導彈沒有使美國成為歐亞大陸國家，同樣，新型轟炸機也不會。
d?對陸地的再重視 杜黑的理論不是憑空而出的。
他在軍校接受的是炮兵教育。
他實際上把空軍比作炮兵，從炮戰中汲取靈感。
英國軍官J?F?C?富勒認為，杜黑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炮主義，隻不過把發射（投擲）炮彈的角度從水平改為垂直。
《裝甲戰》，300頁。
在飛機加入一戰的時候，陸地上也有了新型武器——坦克。
因此，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制空權理論沒有一枝獨秀。
在《制空權》出版11年後，也出現了基于新的技術的陸戰理論。
1932年，富勒發表了《裝甲戰》。
富勒的“裝甲戰”思想起源更早，是他在1917年夏季看到英軍潰敗時産生的。
如這本書的副标題所示，它實際上是一本“野戰勤務條令”講義，側重于裝甲戰術運用。
富勒認為，可以用裝甲部隊來對付空中力量，“地面機械化與空中摩托化是密切相關的。
”《裝甲戰》，35頁。
富勒的理論在英國一度被忽視。
在二戰爆發之前，英國步兵學校隻有6位軍官借閱過刊登富勒“野戰勤務條令”講義的《步兵雜志》，《裝甲戰》，2頁。
這是别人所寫的前言介紹的情況。
還未必是為了讀他的文章。
不過，《裝甲戰》在德國和蘇聯都受到重視。
德國的海因茨?古德裡安将軍、蘇聯的鐵木辛哥元帥予以極高評價。
古德裡安是裝甲戰的另一位理論先驅。
他的書籍被翻譯成法文，卻沒有受到法國軍官的重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和蘇聯國家都集中使用坦克和裝甲車輛，把它們作為主要的地面攻擊力量。
一批名将在戰争中脫穎而出。
德國有隆美爾，蘇聯有朱可夫。
此外，美國有巴頓，英國有蒙哥馬利。
他們都是指揮裝甲部隊的将軍。
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的順利推進，得益于裝甲部隊與空軍的協同作戰。
德軍飛機實施縱深轟炸、裝甲部隊快速推進的閃電戰（閃擊戰），捷克、波蘭、法國沒有來得及組織有效的抵抗就失敗了。
在戰争最激烈的時候，盟軍和德軍多次出現坦克集群的對攻。
在庫爾斯克戰役，4000輛蘇聯坦克和2700輛德國坦克，以及大炮，在南俄大草原交戰。
因為鐵路的普及，大陸上的交通便捷了許多。
麥金德因此斷言陸權将超過海權。
但火車的載貨量遠遠不及遠洋貨船，而且成本高過海運很多。
現在有了高速鐵路，卻更适合客運，而不适合大宗貨物的運輸，因為成本太高。
空運也同樣存在着成本的問題。
現有技術仍不能大幅度降低陸地運輸的成本，不能提高運輸量。
就軍事行動而言，陸權對海權仍然處于劣勢。
但這個劣勢不是不可彌補。
在另一方面，在政治制度的優劣及道德号召力大緻相同的前提下，大陸國家占有優勢，因為它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更接近其他大陸國家，更易于争取到人心。
總體而言，在新技術條件下，大陸國家仍将具有地緣政治優勢。
美國有類似聲音，但角度不同。
米爾斯海默認為，“戰争靠龐大的陸軍而不是海上的艦隊和空中的飛機赢得勝利。
最強大的權力是擁有最強大陸軍的國家。
”《大國政治的悲劇》，121頁。
第四章是“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
在這一點上，他很可能是錯的。
掌握制海權和制空權的國家也掌握着戰場上的主動權，未必需要陸軍對決。
在軍隊嚴重依賴高技術裝備的時代，擁有優勢海軍和優勢空軍的國家一定也有發達的陸軍。
米爾斯海默是美國人。
他像另一個島國人麥金德一樣誇大了陸地力量。
他的出發點是從島國控制整個歐亞大陸，而大陸國家則是從大陸出發，保證海洋航行的暢通。
因此，米爾斯海默對陸海空軍力量的判斷标準與大陸國家有很大的差異，容易高估陸軍的作用。
比如，他的結論中有兩條是，“單有封鎖不可能迫使敵人投降”，《大國政治的悲劇》，130頁。
“從海上進攻大國的領土要比從陸上入侵來得困難”《大國政治的悲劇》，160頁……可以看出，米爾斯海默研究的是在向大陸國家攻擊時的困難；大陸國家考慮的是如何突破海洋封鎖，而不是等到敵人登陸入侵——已經有了主動與被動。
差異是由于海島國家和大陸國家的目标不同造成的。
不過，米爾斯海默有一點是對的。
他說：“即便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不可能征服隻靠船隻才能達到的遙遠地區。
因此，大國的野心隻能主宰它們所處的地區以及在陸地上能達到的毗鄰地區。
”《大國政治的悲劇》，120頁。
美國是一個例外。
美國曾經在短時期内征服了遙遠地區。
然而，它的全球霸權是世界大戰和冷戰的一個副産品，是在衆多盟國的支持下做到的。
這樣的支持隻有在極端條件下才能獲得。
冷戰結束後10多年，美帝國已經呈現頹勢。
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力量将更為分散，區域化的勢頭将更強勁。
原因就是大國投射影響的能力有限。
e?高邊疆與星球大戰 有史以來，人類從來沒有離開過武器。
在沒有武器的地方，他們會制造出适用的武器。
這個規則也同樣适用于太空。
人類進入太空不過數十年，近地空間已經布滿了各種軍事設施。
重返大氣層的洲際彈道導彈要經過空間。
“和平利用太空”隻是開發太空的一個方面，而且在開發初期隻是一個次要方面。
冷戰結束之後，“國際空間站”是各國在空間科學合作方面的一個好模式，但此一合作不會妨礙更多的空間項目被用于軍事目的。
人類進入太空的交通工具是火箭。
火箭始于軍事目的，是德國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發展起來的。
V-2是最著名的産品，在二戰中被用來攻擊英國。
戰後，美國和蘇聯的太空技術直接得益于德國的火箭研究。
在冷戰期間，美蘇的一個重要競争領域是太空。
取得空間優勢是他們發展空間技術的動力。
蘇聯在1957年10月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
1961年4月12日，蘇聯率先實施載人太空飛行，“東方”一号飛船距離地球表面302公裡。
這是人類首次進入太空。
蘇聯的太空技術領先于美國，美國受到巨大壓力。
蘇聯人進入太空一個多月後，美國總統J?F?肯尼迪宣布了載人登月工程。
與蘇聯的航天計劃相比，“阿波羅”計劃更複雜，也更宏偉。
1969年7月，美國首次把兩名宇航員送上38萬公裡外的月球。
此後美國宇航員又5次登上月球。
登月活動引起的轟動效應在遞減，當它不再能顯示美國的空間優勢時，就在1972年12月結束了。
人類進入太空的裡程碑事件都是冷戰的産物，是超級大國炫耀技術實力和經濟實力的結果。
兩國的宇航員被當作國家英雄（也是人類英雄）。
1960年代是人類走出地球，向太陽系擴張的開始。
空間被稱為高邊疆。
對比地球表面的邊疆開發曆史，這個詞本身已經隐含着軍事意義。
與以前的軍事理論一樣，在“高邊疆”理論上也可以找到一位代表人物。
他是美國陸軍中将丹尼爾?O?格雷厄姆（1926-1995）。
格雷厄姆畢業于西點軍校，擔任過美國中央情報局副局長（1973-1974）、國防情報局局長（1974-1976）。
在1976年和1980年的兩次美國總統大選中，他是候選人羅納德?裡根的軍事問題顧問。
在裡根當選總統之後，他們一起讨論過導彈防禦計劃。
在1979年秋天，在裡根的要求下，格雷厄姆提出了“高邊疆”的概念。
1981年9月，格雷厄姆成立私營的“高邊疆公司”（HighFrontier，Inc?），以推動太空動能武器的發展。
他是“戰略防禦計劃”（星球大戰計劃）的始作俑者之一。
自從蘇聯緊随美國擁有核武器之後，美國一直執行“相互确保摧毀”的核政策，對遭受的任何核打擊實施核報複，從而吓阻蘇聯使用核武器。
這個威懾政策是進攻型的。
1983年3月23日，裡根總統就國家安全問題發表演講，提出了防禦性的政策，其實是維護美國的核進攻優勢。
他說：“如果蘇聯加入我們大量減少武器的努力，我們将成功地穩住核平衡。
然而，仍然有必要依靠報複的恐懼、相互的威脅。
”有沒有辦法不采取報複呢？裡根宣布他找到了一條出路：“我們開始一項計劃，用防禦的方法來對付令人膽寒的蘇聯導彈。
讓我們求助于我們的技術力量吧。
正是這些力量生産出我們偉大的工業基礎，給予我們今天享受着的生活質量。
”裡根詢問道：“如果自由的人民能夠無憂無慮地生活，知道他們的安全不依靠美國即時報複的威脅來威懾蘇聯進攻，我們能夠在戰略彈道導彈到達我們自己的土地或我們盟國的土地之前就攔截并摧毀它們，那會怎麼樣？” 那會怎麼樣呢？結果是新一輪核軍備競賽。
因為蘇聯不願意看到自己的核力量成為無用之物，同時卻處在美國核打擊的威脅之下。
其實，當時蘇聯已經在莫斯科周圍部署了反彈道導彈系統，而美國人認為蘇聯已經領先。
遲至1986年，保守的傳統基金會在一篇文章中宣稱：“總而言之，在戰略防禦作戰經驗的許多關鍵領域裡，蘇聯都領先于美國，并保持反彈道導彈和雷達的生産線空閑，以便迅速擴大生産。
”WhileOpposingReagan?sSDI，MoscowPushesItsOwnStarWars，HeritageFoundationBackgrounder?No?540，October21，1986，KimR?Holmes?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ussiaandEurasia/bg540?cfm?美國總是傾向于高估對手，并從不隐瞞對方的優勢和自己的劣勢。
所以，任何頭腦清醒的競争對手都不會因為得到美國的較高評價而沾沾自喜。
這次也不例外。
在宣布“星球大戰”計劃前兩個星期，裡根在3月8日發表了關于蘇聯“邪惡帝國”的演講。
所以，1983年是冷戰後期美蘇的對抗小高峰期。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上台後，1986年10月與裡根舉行了雷克雅未克會談。
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