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美國與美洲人的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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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移民多是受到迫害的清教徒，北美的土地上沒有國王和貴族，教會的世俗勢力也不大。
在争取獨立時，美國革命追求當時歐洲尚為稀缺的自由、平等、民主，以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學說為理論基礎。
另一方面，由于墨西哥移民的大量湧入，美國現在正在成為一個西班牙語和英語并行的雙語國家，特别是在與墨西哥接壤的各州。
以至塞缪爾?亨廷頓發出了“我們是誰？”塞缪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
的提問，他要求保護美國的民族特性。
但是，新移民給美國帶來多元化的趨勢不能停止。
2004年，小布什為了競選連任（私利），宣布大赦200多萬來自拉美的非法移民。
不過，美國的上層精英仍然是歐洲思想家的信徒。
這與美國社會的文化多樣性形成了對照。
沃爾特?拉塞爾?米德把美國的外交傳統分為四個流派，分别代表商人、律師、軍人和傳教士的價值觀，并分别以一位美國總統命名。
其中傳教士一派被稱為威爾遜派，即人們通常理解的美國的理想主義外交傳統。
在這個理想中，基督教的色彩很濃，但不是基督教的基本教義，而是傳教、消滅異教、拯救世界的熱忱。
基督教對美國的影響遠遠大于其他西方國家。
美國和歐洲有相同的文明和曆史源頭，它們之間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也有一個差異：美國仍是一個宗教國家，而歐洲基本上是一個世俗社會了。
而且，美國的宗教色彩還在變得濃厚。
在宗教影響之下，美國還是一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國家。
這是美國在國際上可資利用的意識形态資源，也是美國可能給世界帶來危險的因素。
國際政治的實踐在人類各大文明中已經存在了數千年，積累了許多經驗；作為一個學科，國際政治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在歐洲發展起來的，以那些經驗為建立學科的基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由于歐洲的動蕩和戰争，許多學者和科學家（特别是德意志人）移民到美國。
歐洲文明第二次傳入美國，其規模非常之大，以緻湯普森感慨道：“在整個人類知識發展史上，如此規模的人才智力遷徙是罕見的。
”他認為：“從這次移民浪潮中收益最大的莫如國際研究了，甚至難以曆數這方面的一流思想家。
”肯尼斯?W?湯普森：《國際思想大師》，74、7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不過，湯普森還是給出了一個很長的名單。
歐洲傳統完全進入美國。
在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的思想背景方面，艾倫?布魯姆說： 我們幾乎要完全靠德國的傳教士或中間人，才能獲取有關希臘、羅馬、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知識；無論這些知識何等深奧，他們的解釋是唯一的解釋；我們所能學到的僅限于他們認為我們需要了解的。
艾倫?布魯姆：《美國精神的封閉》，110頁，譯林出版社，2007年。
布魯姆是德國第一代移民列奧?斯特勞斯的弟子。
斯特勞斯、漢斯?摩根索、亨利?基辛格都是德國移民，也都是在德國受到迫害的猶太人。
他們奠定了美國現在政治思想和外交思想的基本框架。
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說，美國戰後的國際政治是歐洲的、德意志的模式，至少是受到德國的極大影響。
像萊茵霍爾德?尼布爾、沃爾特?李普曼是德國移民的後裔，其中尼布爾是第二代移民。
這些塑造二戰之後美國外交思想的人，都有深厚的德意志知識儲備。
雖然美國早期的建國之父們非常蔑視歐洲的國家間政治之術，他們的國家最後還是向歐洲看齊了。
世界上最好的大學大都集中在美國。
大學不僅提供高等教育，還制造思想與科學。
美國有發達的科技以及與之相應的制造業。
在制造業中，反映美國競争力的不是鞋子、服裝等産品，也不是汽車這一類許多國家都可以生産的産品，而是波音飛機、航天飛船。
飛機的買主是航空公司，航天飛船不供出口。
這些生産商同時也制造世界上最有威力的武器。
可口可樂、麥當勞等日常消費品不需要現代技術，卻能夠暢銷全世界，它們實際上是美國的營銷和軟力量的産物。
這些産品廣告與美國的體育和流行文化密不可分，雖然現在多了一些本土化的明星。
盡管有許多優勢，美國硬力量的兩大支柱是軍隊和金融。
生産線需要的勞動力較多，而技術較低，因此更适合欠發達的國家。
在生産線上，發達國家受過良好教育、收入較高的勞動力是一個負擔。
即使更好的管理、更高的效率也不能彌補其劣勢，因為貧富國家的差距太大了。
欠發達國家則能夠輕易地通過更低的工資、更長時間的勞動來彌補較低的效率。
這是生産線與瑞士手表、意大利皮鞋、法國香水之類的制造業不同的地方，發達國家很難保持競争力優勢。
美國的這個制度與英國當年的類似。
英國殖民擴張以商人和傳教士為先導，以軍隊為後盾。
因為前兩者中有很多流氓惡棍，所以英國的戰争借口也常常是訛詐式的，顯得非常流氓與惡棍。
總而言之，英國是為了獲取利益，而不太在乎它得到的利益是否符合一般道德。
英國國内确實總有道德的呼聲，真誠的，卻經常是微弱的，不足以阻止無賴行為和強盜行為，卻可以顯出英國是多麼的講究道德。
這就使得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出現僞善化。
美國也在走這條路。
由于發達國家的比較劣勢，制造業商人不能成為擴張的先鋒。
如果把美國的金融業比作農業，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就是鴉片——有一些用處，但風險很高，很少受到監控。
這些衍生品侵入到世界各個地方，美國自己也不能幸免。
2008年的金融危機始于美國，擴展到全世界。
美國損失的不僅是美元，還有金融業的信譽——這是緻命的傷害。
當擴張先鋒受到抵制的時候，就該軍隊出場了。
鴉片戰争時的英國就是這個路子。
美國大概不會進攻出售美元的國家，它會選擇一個又軟又少争議的柿子。
戰争不能振興美元，卻可能敲山震虎，向全世界展示美國的力量，恢複人們對美元的信心。
戰争總是能夠帶動經濟的發展，提供産品需求和就業機會。
在2003年之後的兩三年内，關于帝國的讨論在美國甚嚣塵上。
在2003年，美國的一家期刊寫到：“僅僅在幾年前，使用這個詞（帝國）來描述美國将會自動給你貼上左翼成員的标簽。
今天，政治色譜從左到右的作者們都在用這個詞。
”TheNation，byAnatolLieven，July，07，2003?而右翼作家更是肆無忌憚，如《華爾街日報》。
不到一年，另一家美國期刊做出了回應。
2004年4月20日，《時代》周刊出版了一期特刊，列出了它評選出的全球100位最有影響的人物，從政界、娛樂界到學術界都有。
其中一位叫尼爾?弗格森，入選的理由是他的一本書：《帝國》（2003）。
這位年輕的教授是英國人，當時在紐約大學商學院教授金融史，名氣大漲後去了哈佛大學。
弗格森寫《帝國》是為了配合英國的一部電視系列片，為大英帝國的“自由帝國主義”辯護，并聲稱美國已經是一個帝國。
正如《時代》周刊所說，“時機就是一切。
”這本書生逢其時，立即在英國成為暢銷書。
當《帝國》出版時，帝國主義已經在美國知識界回潮。
這本書在書店上架時，正趕上美軍進入巴格達，于是立刻獲得成功。
此後，有影響力的弗格森慫恿美國成為一個帝國——他的祖國英國已經不再有這個希望了。
911襲擊之後的美國氣壯如牛，很有希望成為帝國，國内的許多學者也支持這個目标。
在《外交》2004年3-4月刊的一篇書評中，約翰?艾肯伯裡說：“美國現在正處在自由傳統和帝國傳統的鬥争之中，兩種沖動都深深植根于美國人民之中。
”他在這篇評論中提到了六本論述美帝國的書，全部在2003-2004年之間出版。
這六本書不包括弗格森的《帝國》，但有他的一本新書：《巨人：美國的帝國代價》。
财政是美國這個巨人的一隻泥足，軍事入侵和虐待囚犯引發的道德危機可以算作是另外一隻泥足。
世事無常。
僅僅兩三年後，喧嚣一時的“帝國”熱就消退了。
主要原因是小布什政府的好戰政策遭遇挫折。
美國的财政狀況也不佳，這一點在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中得到證明。
随着形勢的變化，哈佛教授弗格森也為之一變。
他提出了“中美國”（Chinamerica）的概念，這個提法以中美兩國的互補性為前提：中國生産，美國消費；中國儲蓄，美國消費。
這個前提是不牢靠的，他也認識到這一點。
弗格森呼籲召開G2首腦會議，比布熱津斯基提出的中美G2還要早一些。
但是，兩國的軟、硬力量相差實在太大。
2009年，弗格森又有一變。
他的新研究項目是“探讨西方文明在21世紀的衰落”。
德國《世界報》2009年6月26日。
轉引自《參考消息》6月30日。
與其說西方文明衰落，倒不如說是傳播得更廣泛了。
因為廣泛，所以特征和優勢都不突出了。
金融危機初期，中美兩國此長彼消的态勢比較明顯。
但中國面臨的挑戰還在後面，真正啟動國内消費必須涉及經濟以外的改革。
g?近20年來的中美關系 中國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但人口衆多，是世界上最有可能最接近美國實力的國家。
所以，美國最有可能把中國當作它的敵人。
這與中國的意圖無關，與中國的政治制度無關，與中國能否真正成為一個富裕國家也無關。
這将是美國單方面的選擇。
中國能做的很有限。
中美兩國的官方價值觀是不同的，但是兩國之間并沒有嚴重的意識形态沖突，至少中國一方并不再想改變美國的政治制度。
雖然中國官方沒有正式放棄冷戰時共産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态，卻已經不再要把它推行到世界其他國家。
對于本節，一個好的起點也許是《即将到來的美中沖突》理查德?伯恩斯坦、羅斯?芒羅：《即将到來的美中沖突》，新華出版社，1997年。
（1997年）。
這本書也許已經被大多數人遺忘了。
當年，在英文原版出版3個月後，這本書立即被翻譯成漢語，“内部發行”。
接着，像曆次國内政治運動一樣，中國一些小有名氣的“學者”被組織起來，義憤填膺地揭批兩位作者的錯誤和偏見，誠懇地保證中國不會與美國發生沖突。
其實，這隻不過是兩位前駐華（港）記者寫的一本書。
他們收羅堆積了繁蕪的事件報道、任何國家都可能出現的社會醜聞，沒有系統分析和理論架構。
這是記者的路數。
兩人不是美國重要智庫的成員，更不在決策圈子。
他們服務過的《時代》周刊雖很有影響，但他們早已離職，不代表雜志的立場。
這本書反映了美國當時尋找敵人的懷舊情緒。
中國反應如此過度，當然有官方運動的特點，但主要還是官方太注重美國的态度了。
在那一段時間，中國确實不太容易。
冷戰之後，美國的政客們突然發現他們失去了敵人。
他們“拔劍四顧心茫然”，一心一意要找出一個新敵人，而且許多人特别看好中國。
政治制度、國土面積、人口規模、GDP數字的增長速度，使得中國适合充當一個貌似強大的敵人。
同時，現實中的中國又虛弱到适合美國欺辱打擊的程度。
于是，美國的冷戰鬥士們挾勝利之餘威，把利劍指向中國。
“中國威脅論”甚嚣塵上，至今不息。
《即将到來的美中沖突》實際上是向美國大衆推薦敵人。
作者說：“人們看到，中國，一個幅員遼闊、終将變得十分強大的國家，而且是這個星球上尚存的一個共産黨大國，正在以有違于美國利益，有悖于美國價值觀的方式行事。
”《即将到來的美中沖突》，6頁。
——這是美國尋找敵人的标準、中國的罪狀。
這句話不是一家之言，大緻反映了美國當時的普遍觀點。
在1990年代，除了大量仿制的AK47、T59、Mig19、少量進口的俄制武器、幾十枚核彈頭之外，中國沒有别的利器。
作為經濟支柱的加工業嚴重依賴對外貿易。
因此，中國實在不願意扮演美國的對手。
缺了這個角色，對抗的大戲就演不起來。
面對美國人反複、盛情的邀請，中國一再謙恭謝絕，隻在台灣問題上表現得很強硬。
面對國外的各種指責，中國隻是極力否認和辯解。
美國炸使館、撞飛機，中國都低調回應。
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多考慮鄰國的利益。
美國政界強烈的反華、反共情緒始終沒有能夠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
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在他執政後期已經把中國當作戰略夥伴了。
但中國仍是美國政治圈和媒體圈内許多人選擇敵人時的主要候選國。
這些人從左到右，橫跨政治光譜的兩端。
2001年初，好鬥的小布什政府上台。
美國政府的一位辭職官員說，美國本來打算挑起對中國的戰争。
從白宮和五角大樓主事者的信仰及後來的行為看，這并非沒有可能。
當年的911事件替中國解了圍。
華盛頓猛然發現，這個世界上不按美國利益行事的人和國家實在太多了，不是非選中國為敵不可。
真正的敵人不請自來。
決策者和智囊們終于擺脫了迷茫。
他們沒有必要再另費心思尋找敵人。
雖然美國仍在軍事上占有明顯優勢，但在阿富汗戰争、伊拉克戰争、金融危機之後，再向中國挑釁已經有些費力。
在主動塑造敵人的時候，可供選擇的目标有限：既不能太強大，導緻對抗成本高昂；也不能太弱小，不能讓美國人同仇敵忾。
在小布什當政的8年中，中國已經發展到不太适合供美國選做敵人了。
這是中國的運氣，也是美國的運氣。
即便美國一再挑逗，中國仍主動向美國示好。
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中國沒有像法國那樣試圖挑戰美國的金融霸主地位，反而增持美國政府債券，幫助美國穩定貨币市場。
美國決定向阿富汗增兵，将達到6萬人。
美國在中國周圍的多個鄰國中駐紮重兵，幾乎形成一個包圍圈。
雖然美國可以提出理由，但這無論如何都不是一個友好的姿态。
不過，讓美國停止塑造敵人似乎不太可能。
這是權力的傲慢，也是文化差異。
在西方流行的政治文化中，“我”在對立中存在。
如果沒有敵人，“我”也就不能存在。
敵人與“我”同等重要——實在是太擡高敵人了。
在“階級鬥争”狂熱的時候，中國人也曾經到處挖掘敵人。
這是西化的結果。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我”是一個自在之物，不依賴敵人而存在。
中國現在對美政策的要點是：不接受挑釁，不挑戰利益。
其中關鍵之處在于抵制美國的誘惑，謝絕為敵的邀請。
美國對中國的警惕心并非全無道理。
每當大國的利益出現沖突，擴張遇到阻礙之時，就可能産生戰争。
對于利益，既得利益國不肯放棄，新崛起國卻志在必得。
國際關系與人際關系的道理其實相差不遠。
如果
在争取獨立時，美國革命追求當時歐洲尚為稀缺的自由、平等、民主，以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學說為理論基礎。
另一方面，由于墨西哥移民的大量湧入，美國現在正在成為一個西班牙語和英語并行的雙語國家，特别是在與墨西哥接壤的各州。
以至塞缪爾?亨廷頓發出了“我們是誰？”塞缪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
的提問，他要求保護美國的民族特性。
但是，新移民給美國帶來多元化的趨勢不能停止。
2004年，小布什為了競選連任（私利），宣布大赦200多萬來自拉美的非法移民。
不過，美國的上層精英仍然是歐洲思想家的信徒。
這與美國社會的文化多樣性形成了對照。
沃爾特?拉塞爾?米德把美國的外交傳統分為四個流派，分别代表商人、律師、軍人和傳教士的價值觀，并分别以一位美國總統命名。
其中傳教士一派被稱為威爾遜派，即人們通常理解的美國的理想主義外交傳統。
在這個理想中，基督教的色彩很濃，但不是基督教的基本教義，而是傳教、消滅異教、拯救世界的熱忱。
基督教對美國的影響遠遠大于其他西方國家。
美國和歐洲有相同的文明和曆史源頭，它們之間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也有一個差異：美國仍是一個宗教國家，而歐洲基本上是一個世俗社會了。
而且，美國的宗教色彩還在變得濃厚。
在宗教影響之下，美國還是一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國家。
這是美國在國際上可資利用的意識形态資源，也是美國可能給世界帶來危險的因素。
國際政治的實踐在人類各大文明中已經存在了數千年，積累了許多經驗；作為一個學科，國際政治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在歐洲發展起來的，以那些經驗為建立學科的基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由于歐洲的動蕩和戰争，許多學者和科學家（特别是德意志人）移民到美國。
歐洲文明第二次傳入美國，其規模非常之大，以緻湯普森感慨道：“在整個人類知識發展史上，如此規模的人才智力遷徙是罕見的。
”他認為：“從這次移民浪潮中收益最大的莫如國際研究了，甚至難以曆數這方面的一流思想家。
”肯尼斯?W?湯普森：《國際思想大師》，74、7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不過，湯普森還是給出了一個很長的名單。
歐洲傳統完全進入美國。
在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的思想背景方面，艾倫?布魯姆說： 我們幾乎要完全靠德國的傳教士或中間人，才能獲取有關希臘、羅馬、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知識；無論這些知識何等深奧，他們的解釋是唯一的解釋；我們所能學到的僅限于他們認為我們需要了解的。
艾倫?布魯姆：《美國精神的封閉》，110頁，譯林出版社，2007年。
布魯姆是德國第一代移民列奧?斯特勞斯的弟子。
斯特勞斯、漢斯?摩根索、亨利?基辛格都是德國移民，也都是在德國受到迫害的猶太人。
他們奠定了美國現在政治思想和外交思想的基本框架。
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說，美國戰後的國際政治是歐洲的、德意志的模式，至少是受到德國的極大影響。
像萊茵霍爾德?尼布爾、沃爾特?李普曼是德國移民的後裔，其中尼布爾是第二代移民。
這些塑造二戰之後美國外交思想的人，都有深厚的德意志知識儲備。
雖然美國早期的建國之父們非常蔑視歐洲的國家間政治之術，他們的國家最後還是向歐洲看齊了。
世界上最好的大學大都集中在美國。
大學不僅提供高等教育，還制造思想與科學。
美國有發達的科技以及與之相應的制造業。
在制造業中，反映美國競争力的不是鞋子、服裝等産品，也不是汽車這一類許多國家都可以生産的産品，而是波音飛機、航天飛船。
飛機的買主是航空公司，航天飛船不供出口。
這些生産商同時也制造世界上最有威力的武器。
可口可樂、麥當勞等日常消費品不需要現代技術，卻能夠暢銷全世界，它們實際上是美國的營銷和軟力量的産物。
這些産品廣告與美國的體育和流行文化密不可分，雖然現在多了一些本土化的明星。
盡管有許多優勢，美國硬力量的兩大支柱是軍隊和金融。
生産線需要的勞動力較多，而技術較低，因此更适合欠發達的國家。
在生産線上，發達國家受過良好教育、收入較高的勞動力是一個負擔。
即使更好的管理、更高的效率也不能彌補其劣勢，因為貧富國家的差距太大了。
欠發達國家則能夠輕易地通過更低的工資、更長時間的勞動來彌補較低的效率。
這是生産線與瑞士手表、意大利皮鞋、法國香水之類的制造業不同的地方，發達國家很難保持競争力優勢。
美國的這個制度與英國當年的類似。
英國殖民擴張以商人和傳教士為先導，以軍隊為後盾。
因為前兩者中有很多流氓惡棍，所以英國的戰争借口也常常是訛詐式的，顯得非常流氓與惡棍。
總而言之，英國是為了獲取利益，而不太在乎它得到的利益是否符合一般道德。
英國國内确實總有道德的呼聲，真誠的，卻經常是微弱的，不足以阻止無賴行為和強盜行為，卻可以顯出英國是多麼的講究道德。
這就使得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出現僞善化。
美國也在走這條路。
由于發達國家的比較劣勢，制造業商人不能成為擴張的先鋒。
如果把美國的金融業比作農業，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就是鴉片——有一些用處，但風險很高，很少受到監控。
這些衍生品侵入到世界各個地方，美國自己也不能幸免。
2008年的金融危機始于美國，擴展到全世界。
美國損失的不僅是美元，還有金融業的信譽——這是緻命的傷害。
當擴張先鋒受到抵制的時候，就該軍隊出場了。
鴉片戰争時的英國就是這個路子。
美國大概不會進攻出售美元的國家，它會選擇一個又軟又少争議的柿子。
戰争不能振興美元，卻可能敲山震虎，向全世界展示美國的力量，恢複人們對美元的信心。
戰争總是能夠帶動經濟的發展，提供産品需求和就業機會。
在2003年之後的兩三年内，關于帝國的讨論在美國甚嚣塵上。
在2003年，美國的一家期刊寫到：“僅僅在幾年前，使用這個詞（帝國）來描述美國将會自動給你貼上左翼成員的标簽。
今天，政治色譜從左到右的作者們都在用這個詞。
”TheNation，byAnatolLieven，July，07，2003?而右翼作家更是肆無忌憚，如《華爾街日報》。
不到一年，另一家美國期刊做出了回應。
2004年4月20日，《時代》周刊出版了一期特刊，列出了它評選出的全球100位最有影響的人物，從政界、娛樂界到學術界都有。
其中一位叫尼爾?弗格森，入選的理由是他的一本書：《帝國》（2003）。
這位年輕的教授是英國人，當時在紐約大學商學院教授金融史，名氣大漲後去了哈佛大學。
弗格森寫《帝國》是為了配合英國的一部電視系列片，為大英帝國的“自由帝國主義”辯護，并聲稱美國已經是一個帝國。
正如《時代》周刊所說，“時機就是一切。
”這本書生逢其時，立即在英國成為暢銷書。
當《帝國》出版時，帝國主義已經在美國知識界回潮。
這本書在書店上架時，正趕上美軍進入巴格達，于是立刻獲得成功。
此後，有影響力的弗格森慫恿美國成為一個帝國——他的祖國英國已經不再有這個希望了。
911襲擊之後的美國氣壯如牛，很有希望成為帝國，國内的許多學者也支持這個目标。
在《外交》2004年3-4月刊的一篇書評中，約翰?艾肯伯裡說：“美國現在正處在自由傳統和帝國傳統的鬥争之中，兩種沖動都深深植根于美國人民之中。
”他在這篇評論中提到了六本論述美帝國的書，全部在2003-2004年之間出版。
這六本書不包括弗格森的《帝國》，但有他的一本新書：《巨人：美國的帝國代價》。
财政是美國這個巨人的一隻泥足，軍事入侵和虐待囚犯引發的道德危機可以算作是另外一隻泥足。
世事無常。
僅僅兩三年後，喧嚣一時的“帝國”熱就消退了。
主要原因是小布什政府的好戰政策遭遇挫折。
美國的财政狀況也不佳，這一點在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中得到證明。
随着形勢的變化，哈佛教授弗格森也為之一變。
他提出了“中美國”（Chinamerica）的概念，這個提法以中美兩國的互補性為前提：中國生産，美國消費；中國儲蓄，美國消費。
這個前提是不牢靠的，他也認識到這一點。
弗格森呼籲召開G2首腦會議，比布熱津斯基提出的中美G2還要早一些。
但是，兩國的軟、硬力量相差實在太大。
2009年，弗格森又有一變。
他的新研究項目是“探讨西方文明在21世紀的衰落”。
德國《世界報》2009年6月26日。
轉引自《參考消息》6月30日。
與其說西方文明衰落，倒不如說是傳播得更廣泛了。
因為廣泛，所以特征和優勢都不突出了。
金融危機初期，中美兩國此長彼消的态勢比較明顯。
但中國面臨的挑戰還在後面，真正啟動國内消費必須涉及經濟以外的改革。
g?近20年來的中美關系 中國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但人口衆多，是世界上最有可能最接近美國實力的國家。
所以，美國最有可能把中國當作它的敵人。
這與中國的意圖無關，與中國的政治制度無關，與中國能否真正成為一個富裕國家也無關。
這将是美國單方面的選擇。
中國能做的很有限。
中美兩國的官方價值觀是不同的，但是兩國之間并沒有嚴重的意識形态沖突，至少中國一方并不再想改變美國的政治制度。
雖然中國官方沒有正式放棄冷戰時共産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态，卻已經不再要把它推行到世界其他國家。
對于本節，一個好的起點也許是《即将到來的美中沖突》理查德?伯恩斯坦、羅斯?芒羅：《即将到來的美中沖突》，新華出版社，1997年。
（1997年）。
這本書也許已經被大多數人遺忘了。
當年，在英文原版出版3個月後，這本書立即被翻譯成漢語，“内部發行”。
接着，像曆次國内政治運動一樣，中國一些小有名氣的“學者”被組織起來，義憤填膺地揭批兩位作者的錯誤和偏見，誠懇地保證中國不會與美國發生沖突。
其實，這隻不過是兩位前駐華（港）記者寫的一本書。
他們收羅堆積了繁蕪的事件報道、任何國家都可能出現的社會醜聞，沒有系統分析和理論架構。
這是記者的路數。
兩人不是美國重要智庫的成員，更不在決策圈子。
他們服務過的《時代》周刊雖很有影響，但他們早已離職，不代表雜志的立場。
這本書反映了美國當時尋找敵人的懷舊情緒。
中國反應如此過度，當然有官方運動的特點，但主要還是官方太注重美國的态度了。
在那一段時間，中國确實不太容易。
冷戰之後，美國的政客們突然發現他們失去了敵人。
他們“拔劍四顧心茫然”，一心一意要找出一個新敵人，而且許多人特别看好中國。
政治制度、國土面積、人口規模、GDP數字的增長速度，使得中國适合充當一個貌似強大的敵人。
同時，現實中的中國又虛弱到适合美國欺辱打擊的程度。
于是，美國的冷戰鬥士們挾勝利之餘威，把利劍指向中國。
“中國威脅論”甚嚣塵上，至今不息。
《即将到來的美中沖突》實際上是向美國大衆推薦敵人。
作者說：“人們看到，中國，一個幅員遼闊、終将變得十分強大的國家，而且是這個星球上尚存的一個共産黨大國，正在以有違于美國利益，有悖于美國價值觀的方式行事。
”《即将到來的美中沖突》，6頁。
——這是美國尋找敵人的标準、中國的罪狀。
這句話不是一家之言，大緻反映了美國當時的普遍觀點。
在1990年代，除了大量仿制的AK47、T59、Mig19、少量進口的俄制武器、幾十枚核彈頭之外，中國沒有别的利器。
作為經濟支柱的加工業嚴重依賴對外貿易。
因此，中國實在不願意扮演美國的對手。
缺了這個角色，對抗的大戲就演不起來。
面對美國人反複、盛情的邀請，中國一再謙恭謝絕，隻在台灣問題上表現得很強硬。
面對國外的各種指責，中國隻是極力否認和辯解。
美國炸使館、撞飛機，中國都低調回應。
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多考慮鄰國的利益。
美國政界強烈的反華、反共情緒始終沒有能夠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
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在他執政後期已經把中國當作戰略夥伴了。
但中國仍是美國政治圈和媒體圈内許多人選擇敵人時的主要候選國。
這些人從左到右，橫跨政治光譜的兩端。
2001年初，好鬥的小布什政府上台。
美國政府的一位辭職官員說，美國本來打算挑起對中國的戰争。
從白宮和五角大樓主事者的信仰及後來的行為看，這并非沒有可能。
當年的911事件替中國解了圍。
華盛頓猛然發現，這個世界上不按美國利益行事的人和國家實在太多了，不是非選中國為敵不可。
真正的敵人不請自來。
決策者和智囊們終于擺脫了迷茫。
他們沒有必要再另費心思尋找敵人。
雖然美國仍在軍事上占有明顯優勢，但在阿富汗戰争、伊拉克戰争、金融危機之後，再向中國挑釁已經有些費力。
在主動塑造敵人的時候，可供選擇的目标有限：既不能太強大，導緻對抗成本高昂；也不能太弱小，不能讓美國人同仇敵忾。
在小布什當政的8年中，中國已經發展到不太适合供美國選做敵人了。
這是中國的運氣，也是美國的運氣。
即便美國一再挑逗，中國仍主動向美國示好。
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中國沒有像法國那樣試圖挑戰美國的金融霸主地位，反而增持美國政府債券，幫助美國穩定貨币市場。
美國決定向阿富汗增兵，将達到6萬人。
美國在中國周圍的多個鄰國中駐紮重兵，幾乎形成一個包圍圈。
雖然美國可以提出理由，但這無論如何都不是一個友好的姿态。
不過，讓美國停止塑造敵人似乎不太可能。
這是權力的傲慢，也是文化差異。
在西方流行的政治文化中，“我”在對立中存在。
如果沒有敵人，“我”也就不能存在。
敵人與“我”同等重要——實在是太擡高敵人了。
在“階級鬥争”狂熱的時候，中國人也曾經到處挖掘敵人。
這是西化的結果。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我”是一個自在之物，不依賴敵人而存在。
中國現在對美政策的要點是：不接受挑釁，不挑戰利益。
其中關鍵之處在于抵制美國的誘惑，謝絕為敵的邀請。
美國對中國的警惕心并非全無道理。
每當大國的利益出現沖突，擴張遇到阻礙之時，就可能産生戰争。
對于利益，既得利益國不肯放棄，新崛起國卻志在必得。
國際關系與人際關系的道理其實相差不遠。
如果